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走向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开坛，征集各方人士题词时，我题的是：“我们提倡 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 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这就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
“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简单说，就是“交融”。蔡元培就提倡过“融通文理” 。但是，交融并不容易，从分隔、分裂，走向互补、交融，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在 不断争论中前进的不尽过程。
下面我准备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通过分析和评论几次著名的论战，来进一 步申述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这个主题。
一、“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科学与人文的分隔和争论，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泛。上个世纪中，斯 诺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又一次引起知识界的聚讼纷纭。
斯诺是上世纪的一位英国名人(1905—1980)。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两种文化与 科学革命》为题的著名演说，1963年发表《再论两种文化》，以后集为一本小书。据人 们评论，这本小书至少做成了三件事：一是抛射出了一个词汇、一个概念(“两种文化 ”)，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传播开来；二是阐述了一个问题(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 文化分裂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三是引发了一场争论， 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有人说：斯诺站在鼓吹 科学文化的立场，挑起了同人文知识分子的争论。又有人说：斯诺那个时候英国的潮流 是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潮流是重理轻文，今天在中国重新出版 斯诺的书会有负面作用。我看，不能这样说。斯诺其实是站在力求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 上，力促两者的交融，而不是交恶。
他那篇演说为什么从“科学革命”说起?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勃然兴起和迅猛发展，对人 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以及教育格局)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格局是以宗教、哲学、语言 文学为主导的，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奴婢、哲学的附属，技术进不了高层的文化视野。第 一次科学和工业革命，第二次科学和工业革命，或者说次数分不清那么清爽的一波又一 波交叉推进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和 教育的格局相应地也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学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 科学文化已经日益跃居主导地位。这是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但是，潮流是在激荡中向 前涌进的。这种激荡也势必反映为文化的隔膜、分裂和冲突。斯诺长期置身于自然科学 家和文学知识分子这两个圈子，深感这两部分之间在文化上的隔膜，于是发表了他那篇 著名的演说。
斯诺说：“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 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 。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
这个责难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斯诺说：“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 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 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
这个刻画也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斯诺将向后看的悲观主义态度同文学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将顺应现代化潮流的乐观主 义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那么，斯诺是不是单纯地为维护科学文化而斗争，却根本忽视 人文关怀呢?完全不能这样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斯诺为他的《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 一篇前言，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第一，我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走向极其危险的境地。危险之一是热核战争的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尽管是现实的，但概率小于另外两个主要危险：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 的鸿沟，人口膨胀以及所导致的苦难的前景。
其次，这些危险并不是由技术或我们现在所谓的应用科学带来的，这是我们理解、控 制和利用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能力问题造成的。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在全部历 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和祸。
第三，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 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
第四，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我们将永远看不 到行善或作恶的各种可能性。
能说这几条不是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吗?斯诺在他最后一次公众演说中说：“人们听 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他的回答是：“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 就是方向。”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将对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
所以，我认为：尖锐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斯诺，正是对科学发展作人文思考、 把人文关怀摆到了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一位深思的学者。今天在中国重温斯诺的这些思想 ，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
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是美国和欧洲知识界展开 的又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把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新的聚焦点上推 向了白热化。
索卡尔事件的近期背景应该从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说起。这种思潮引起一 些自然科学家的忧虑。1994年在美国，一位生物学家格罗斯，一位数学家莱维特，合写 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在此书的1998年版序言中，这两位科学家说得很明白：之 所以撰写《高级迷信》一书，是因为我们两人从各自独立而又极为相似的经验中感觉到 ：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已悄然渗进大学讲坛、专业期刊、学术著作以及教员间的闲谈中 ，这就是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此书就是他们对这种诋毁的公开回应。
回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科学大都持肯定态度，而反对意见大都来自受后现代思 潮影响的“科学批判(Science-critique)”学者或称“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 学者(即把科学作为对象进行诸多研究的学者)。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正是读 了《高级迷信》之后，引起共鸣，动了一个怪念头，就是模仿那些后现代学者们惯常的 思路和语言风格，试写一篇戏拟的文章，题为《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解释 学》，其中充满科学错误和逻辑错误，想看看这些错误会不会被编辑识破。他把这篇长 达20多页并附有109条详细注释(长达17页)和217篇出处无误的参考文献(长达18页)的洋 洋大文，投寄给颇有名气的文化研究刊物《社会文本》。而这个刊物正好在准备出一期 题为《科学大战》的专辑，以反驳《高级迷信》一书，正约了许多名人为这个专辑写稿 。
索卡尔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宣称：“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抱着 启蒙之后的理性主义的长久霸权强加于西方学术界的教条不放，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 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 在；这种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 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规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 的和试探性的认识。然而，20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 的革命变革，破坏了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 消除了西方主流科学中关于客观实在的神话。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物理‘实在’只 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远不具有客 观性……，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有其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或受排斥的团 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 。”
就是说，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作为自然科学存在基础的客观世界、唯物主义、理 性主义已经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要让位于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了。
大概是由于“投其所好”吧，大概编者认为这么一篇出自物理学家之手的文章，是一 块可以砸向科学界传统观念的石头吧，《社会文本》欣然接受了它，把它编入《科学大 战》这期专辑里，于1996年5月发表了。
可是，几天之后，在《弗兰卡语》这个刊物，索卡尔发表一篇自我曝光的文章，说他 送给《社会文本》的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旨在测试那批 喧闹一时的对科学作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够不够学术水准。”他说，他那篇文章在科学内 容上有明显的胡说八道，任何有能力的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都能识别这是一场 恶作剧，然而(a)它听上去很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结果，竟 瞒过了文化研究的著名教授和编辑。
这样一个戏剧性事情，不但引起学术界大哗，还蔓延到新闻界，蔓延到公众中，甚至 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舆论中自然认为那些被批评的后现代人文学者受了窘，丢了 丑。但是，一场论战不会由于一篇恶作剧文章而告结束。
索卡尔同比利时物理学家布里克蒙特合作，又写了一本《知识的骗局》，在法国出版 。其所以要拿到法国出版，是因为索卡尔批评的在美国流行的那种思潮，其源盖出于法 国的后现代大师们。他们就把科学大战的战场扩大到欧洲。
1998年在美国出版了克瑞杰主持编辑的《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 曝光》。克瑞杰是侧身于美国最古老的科学历史和哲学系的一位教授，自称与后现代主 义有相当长期的共同道路。以她这样的学术背景来主编这样一本书，自然分外引人注目 。她为此书写一篇序言，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从事对科学的研究的学者之间虽然岐见甚多 ，但有广泛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可以概括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 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自然规律)必须被视为 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 一种；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幻想；说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比另一种社会 中的科学更好，这并没有明确的意义，比起人类学家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和萨满 教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什么客观上的优越性；谈论欧洲的科学进步，也没有什么明确 的含义，相反，近代史中几乎所有的消极或压制人的方面，如日益增加破坏性的战争、 环境的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剥削、异化和帝国主义，无不以科学 为其同谋犯。她认为，许多在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领域中工作的严肃学者，一直都 忙于从事很好的研究工作，但是，上面概述的那种“解构”，则不值得“同情地放任” 。这就是她主编这本书的目的。
从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中，我们可以观察出一些什么迹象和动向呢?
第一，斯诺在《再论两种文化》中曾经乐观地预测过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之间 的隔阂将最终得到缓和。针对这种预测，索卡尔表示：“与一些乐观的言论相反，这‘ 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
这也许是激愤之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索卡尔事件引起的这场争论，主要是一些自 然科学家同受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影响的“科学研究”学者们之间的争论。所谓“科学研 究”，指的是对科学作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研究。中国的两本刊物，一本 叫《自然辩证法通讯》，一本叫《自然辩证法研究》，刊名下面都附上同这里所说的这 些研究相类似的课题。希望我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或者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文 化研究，在不忽视后现代思潮中那些引人深思的批判思考的同时，千万不要步后现代反 科学思潮的后尘，而要坚持和开创科学与人文相互沟通的健康格局。
第二，其实，在西方，在激烈争论扬起的尘埃落定之后，(甚至在扬起的尘埃之中)， 对立双方对对方的研究工作(部分工作)还是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这不能仅仅看作是论战 中的一种预防策略，也应该看作是其基本立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论争有助于双方澄清各自的立场。几位自然科学家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后现 代思潮中的知识相对主义，特别是指向其中持极端立场的观点。索卡尔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说了一句俏皮话，也是大实话：“许多貌似新颖激进的观点一经清晰的语言追问， 就变得不那么激进，而且很容易让人接受，但却不再是重要的了。”
还有些人明确地表示要力求通过辩论，使论战双方的立场得到调解，向某个共同的基 础靠拢。认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自然科学可以在不必背叛其学科的整个基础的情 况下，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主动地运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来获得新见解。”
第四，内行和外行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要克服自然科学 家对人文学家的傲慢与偏见，认为外行没有资格对自然科学问题说三道四。现代科学迅 猛发展，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谁敢说自己是各门自然科学都懂的自然科学家?在自己所 研究的专业之外，谁都是外行。自然科学家不能以“去去去!你懂什么科学!”来傲视探 讨科学问题的人文学者，同样，人文学者也不能以“你受到过多少哲学训练?”来傲视 探讨哲学和社会问题的自然科学家。
这个内行和外行的问题也困扰过恩格斯。恩格斯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但在哲学、政 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为了写作《反杜林论》，为了写作《自然 辩证法》，他不得不论述到一大堆自然科学问题。他花了八年的时间使自己在数学和自 然科学方面来了个彻底的“脱毛”(像雏鸟脱去绒毛长出能飞的翅膀)，以至于他能够自 豪地说：“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 公认的理论。”从事自然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人文学者，也应该努力实现这样一 个脱毛的过程，不要以为凭那雏鸟的绒毛就能振翅奋飞。
第五，学术左派问题。《高级迷信》明确地批评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什么是 学术左派?没有明确的界说，大体说来，总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站在进步的立场，对社 会上和世界上的弱势群体(受种族歧视的，受性别歧视的，受社会歧视的，受压迫和剥 削的)表示支持，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当局持批评态度的那些学术界人士吧。这样的人 士，总是值得尊敬的吧。《高级迷信》一出，立即有人怀疑是学术右派所为，以至于在 再版序言中作者们愤怒地否认他们有促成保守的政治目标的任何欲望。至于索卡尔，他 本人正是一位学术左派。他在《跨越界线：后语》中特别申明：自己是一位旧式的左派 人物，一直不能理解解构如何帮助工人阶级，是一位传统的旧式的科学家，天真地相信 存在一个外部世界，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他的工作就是去发现它们。他主要 关心的并不是保卫科学，而是担心主观主义倾向不利于左派的价值和未来。他还在《知 识的骗局》的英文本前言中宣称：“本书并不是反对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而是反对知识 上的混淆。我们的目的不是批评左派，而是不希望左派成为随波逐流的支派。”
三、中国近代思想中所谓的“科学主义”
现在把目光从国外转到国内，并且从追溯过去，延伸到当前的思潮。
在中国，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关系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科学，严格地说 ，是西方近代的产物，虽然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方古代，也可以追溯到东方和中国的 古代。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长期的摩擦。 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1923年由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说《人生观》和丁文江 在《努力》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而引起的论战 ，就是这种冲突和摩擦的两次大规模的爆发。
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郭颖颐，196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 主义(1900—1950)》。1989年出了中译本，1998年出了新版。因为谈的是中国近代的事 情，所批评的人有自然科学家，主要是人文学者，是中国那时极力呼唤科学知识和科学 精神的知识分子，那我们就从这本书来看看什么是作者认为该受指责的中国近代的“科 学主义”吧。
这本书开宗明义就宣称：“就科学的全面应用来说，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中国的各 种条件令人沮丧，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唯科学主义。 ”请看，对科学赞赏，就成了“科学主义”!书里面接着说：“简言之，唯科学主义认 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唯科学主义世界观的辩护 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价值观念和假说 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作为对这个定义的补充，书中批评 了所谓的“科学万能论”以及把科学当成新的神、新的宗教或替代宗教的思想。
由此可见，这里所要批评的“科学主义”，并不是特指哪一个或哪几个学术流派(那是 另外的研究课题)，而是泛指中国近代的影响广大的社会政治思潮，是泛指“中国许多 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巨大热情”，是泛指近代中国连续不断的中西文化论 战中主张用西方近代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去克服中国古代停滞腐朽的价值观念的中 国知识分子。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就把对“科学主义”的批评泛化了，过分地泛 化了。
近代中国备受列强欺凌和侵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深刻地进行反思，而反思的一个 共识，就是由于中国落后，最明显的是工业落后、技术落后和科学落后。于是，急起直 追，向西方学习，学工业，学技术，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为中国走向富强、走向 进步、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潮流。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两大口号：提倡科学、提倡民主(又称科学和人权)，欢迎赛 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这是陈独秀的名言，而为当时新潮人物所乐于称 道。这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来信仰，主张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吗?既然单独一个赛 先生不够，还要一个德先生，说明五四时代的思想先驱们并不认为科学万能，至少还得 要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民主、人权是不是人文目标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什么“ 科学主义”，而是引进科学思想和更新人文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婚姻观念、家 庭观念、文学观念、艺术观念)的新文化运动。
当然，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它的弱点：粗糙、绝对化、形式主义，在泼污 水时不留心泼掉了孩子。后来的人应该比前人更全面、更细致、更有分析。但是，五四 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没有它中国历史就不能前进。它开辟了中国历史发 展的新阶段。
随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又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 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 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 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 派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和胡适。胡适还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总共10条，传教士戏 称为胡适“十诫”)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 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以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 评价为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参战的还有一方，就是唯物史观派，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 表。他们支持科学派，又力图站到新的科学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阐 明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这是中国思想界的又一个进步。特别是瞿秋白参战 的几篇文章，显示了刚刚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青年，面对中国思想界的争 论，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管后人来看，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若干观点的论述还 有哪些显得有点稚嫩和简单的地方，从根本上说，他在重要的思想论战中介绍了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其历史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而不必说他有什么“科学主义”倾向，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什么“科学主义”的流弊 。
当然，影响于人生观的，除了科学，还有人文，如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 ，还有种种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并没有完全沉没 在历史文献的海洋中，而是在学术界、思想界不时引起回响，说明它所涉及的主题——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一个常论常新的主题。我们对论战双方的一些思考，都不能一概 抹杀。但是，通过这场讨论，更多的人明白了解决人生观问题不能把科学摒除在外，这 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一大胜利。
而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唯科学主义》这本书中，作者却把胡适、丁文江贬称为“经验 论的科学主义”，把陈独秀、瞿秋白贬称为“唯物论的科学主义”，由此扩而大之，引 而伸之，一方面，把中国最早的科学社团及其刊物《科学》杂志的创办者任鸿隽，贬称 为科学主义者，把在北京大学响应蔡元培“融通文理”的号召首先开设《科学概论》、 《科学方法论》课程的王星拱，贬称为科学主义者，把主张对心理现象作科学研究的唐 钺，贬称为科学主义者；另一方面，把三十年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历史、研究哲 学、研究社会科学的郭沫若、艾思奇、陈伯达、李达、何干之、胡绳，以及一切主张对 社会作科学研究、写《社会科学概论》、使用“社会科学”这个称谓的人，一概贬称为 科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这样的论点当然被认为是科学主义。甚至毛泽东 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也是科学主义；毛泽东写《实践论》、《矛 盾论》，还是科学主义。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 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说一句笑话，主张对社会思潮 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岂不正好是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吗!
总之，这样来反对中国近代思想中的“科学主义”，我是很难表示理解和赞同的。
在当代中国需要反对“科学主义”吗?
前面说的是近代中国的事。那么，在当代中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中 国，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中国，在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提倡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中国，情况又怎样呢?
偏偏在我们这里，近十来年中，反科学主义竟然成了一种时尚!
文学家对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的变动，是观察最细致，反映最敏锐的。王蒙发表了一 系列“玄思小说”，其中一篇题目叫《线索》。小说中说到1959年小说的主人公“老王 ”家中失窃，但是，没有作案的印迹，没有任何线索。折腾了许久，转而怀疑到“老王 ”本人：到底真有其事还是谎报案情，干扰专政机关的工作?不然为什么没有线索?“老 王”自己也纳闷：难道是狐仙给拿了去了?那年头“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彻底审查 了“老王”的政治态度、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都查清楚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失窃 的线索还是没有查出来。几十年过去，“老王”老了，醉心于阅读和研究《聊斋志异》 。忽然想起：“既然这年头科学不甚吃得开，懂科学的与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科学主 义，不如干脆研究狐仙。”于是，“老王”悟出来：“早在一九五九年，我的经验里就 充满了后现代的气味了，老王有点得意。”从研究狐仙，转而研究狐民俗学，或者径直 叫做狐文化，并且成立狐文化研究会……
这是用调侃的语言说出来的小说家言。但是，“这年头科学不甚吃得开，懂科学的与 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科学主义”，不能不说的确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中的一种 时尚。
怎样评价这种时尚?
我明确地表示：我不赞成这样泛化地来反科学主义；或者说得留有余地一点：我主张 慎言反科学主义。我的理由是，反科学主义这个术语，意义含混，极易引起误解，几乎 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反科学，特别是在中文的语境中。反科学主义，可以理解为反对 一种主义，一种叫做“科学主义”的主义。只反这种主义，并不反科学。现在讲反科学 主义的人在发表的文章中大都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不管在文章中作了多少说明和辩解 ，总是难免被理解为另一个意思，即，主张一种主义，这种主义就是反科学，反科学本 身成为一种主义，叫做反科学主义。如果不是意在张扬反科学主义，那么，与其在极力 辩解的情况下去反科学主义，何不避免用这个术语，而用清楚的语言去反对你所不赞成 的具体思想和观点呢?
据说，科学主义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缺省配置”。所谓“缺省配置”，据说就是 在不进行自定义的情况下，系统默认的参数或配置。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进行版本的升 级，“缺省配置”就决定了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是天生的科学主义者。这种说法，也许是 想说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天生不会反科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责难学习自然科学的人 的天生缺陷，那岂不是说，科学主义成了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原罪”!这样来反科学 主义，打击面不是太宽了吗?
热心于反科学主义，也许意在呼唤人文精神。呼唤人文精神，很切时要，我很赞成， 但是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科学主义”的靶子，把人文精神同崇尚科学当作相互排斥、此 消彼长的东西呢?它们不正是应该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吗?
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怎样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的负面后果?
科学家们历来对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的后果作两方面的分析，既乐于看到它的正面的 积极的后果，又担心着它的现实的或可能的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可怕的后果。20世纪后 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运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枯竭问题，人 口爆炸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人在自然界中生存条件的 许多方面，人和自然和谐协调的许多方面，有走向更加恶化的危险。工业发展起来以后 ，人在自然面前，主人的地位，主导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当人凭借科技和工业力 量在急剧地改变着自然的时候，上述一系列问题日益显现和尖锐起来。应当看到，正是 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先知先觉，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和呼吁。呼吁有两 种倾向：一种是向前看，一种是向后看。向后看，就是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作消极评价， 持否定态度，似乎科技和工业发展以前的人类状态，才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状态。向前看 ，则是清醒地研究我们面对的问题，相信这些问题总是能够在科技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中，在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的 进一步确立和贯彻中，得到解决。就是说，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取得科学和技术与自然、 与人、与社会的更加协调的发展。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将来；不是否 定科学和工业发展，而是否定工业的盲目发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关系的蒙昧状态，而 是要开辟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自觉的新状态，依托于科学和工业的更加健康、更加符合 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新的发展状态。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性 。怎样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运用的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为恶的那一面，这取 决于人们改进社会的努力，取决于人们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 。斯诺说：“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 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这里说“唯一武器”是说得绝对了，应该改 为“不可缺少的武器”。我们还要运用人文的武器，法制的武器，等等。但是，科学和 技术的武器，毕竟是不可缺少的。你难道能够不用科学和技术这个武器，而拿起反科学 反技术的武器吗?你难道真能退到近代科学和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去吗?更不用说退到原始 的伊甸园去了。
第三，怎样看待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影响下日益成为科学?
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列宁说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 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 更加强大了。”配第(古典经济学家)时代是17世纪，马克思时代是19世纪，列宁说这句 话是在20世纪初年。现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21世纪，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 流，不但比19世纪更强，比20世纪也更强，这是谁都看得到的越来越明显的历史潮流。
但是，历史潮流的前进，总是伴随着紊流，伴随着冲突，伴随着不同的倾向和趋势， 虽然这历史潮流终归要奔腾向前，不管人们看到了还是没有看到，不管人们是朝向它推 动它还是背向它反抗它。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把社会科学真正地奠基在对社会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社会科学 的真正发展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明确社会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科学认识的，这种认 识可以借助于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更要创 造适合于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从而 关心人的价值和命运，人类社会的价值和命运，因而又是人文的。马克思的理论，社会 科学的研究，都兼有科学和人文两种特征。
当然，我也知道，在是不是承认社会科学成为科学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另 外，在承认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人们中，又有人赞成称人文社会科学，有人只愿意称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不主张把人文学科称为人文科学。人文学科最主要的是文、史、 哲。有人不主张把哲学视为科学，有人则强调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门知识的概括 和总结的哲学就是科学的哲学。我以为，这都不必强求一致。在我看来，有科学的哲学 ，也有难以确定其科学性的哲学。文艺，自然不属于科学，但对文艺的研究即文艺学却 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的存在，这几乎是全世界的共识，不独我国、不独马 克思主义者这样看，其他国家的、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这样看。经济学、社会学 、人类学、语言学，无不被人视为各自成为一门科学，虽然这些科学部门的有些成果是 否有足够的科学性还常常成为争论。
在自然科学几个世纪以来加速发展的影响下，对社会的研究日益可能成为科学，虽然 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我认为，虽然我们还难以完全改 变把科学理解为仅指自然科学的习惯(在中文中如同在英文中一样有这种习惯)，但是在 现代，讲科学就应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把社会研究排除在科学之外。
当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有区别的。研究的对象不同：一个是自然界，无生命无 意识的和有生命低意识的自然界，一个是社会和人文，是有意识有能动性的人所组成的 人类世界。就是在自然科学内部，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无生命自然界的科学同有生命 的自然界的科学之间、低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学同高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学之间，都还是有 不同的，何况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之间呢?
但是，不能因为有不同就否认对社会的研究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社会的科学同研究自 然界的科学一样，都属于(或者说应该属于)科学；而各门社会科学，又都属于人文。这 样，社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就在科学同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担负着科学与人文的 交融和结合的重任，而用“科学主义”的贬义词把对社会的研究排除在科学之外，只能 加深科学与人文的隔阂和相轻。
第四，重理轻文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确实存在，也是我们现在要大力加以解决的，而且解决起来还不 那么容易。但这不是由于什么科学主义而产生的，用反科学主义的办法，造反科学主义 的声势，并不能帮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会出现重理轻文的情况呢?
马克思主义重理轻文吗?当然不是。毛泽东在延安就说过：“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 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他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是指马克思主义，是指用马克思主 义指导社会改造为自然科学发展创造前提。这应该说是重理更重文吧!
是建国以来就重理轻文吗?也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届人民政协召开，代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那时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界是平衡 的、并重的。参加第一届政协的组成单位，除了各党派之外，还有各界，其中就有“中 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和“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 ”这两大界，由这两个筹委会推出的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人数也相等。第一届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不久中国科学院又建立学部委员制度，都包括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院长还是社会科学家。
问题发生在后来。建国第二年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就正式召开了，在这次会 上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及科学普及协会，后来两会合并改组为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为同工会、青联、妇联、文联相并立的人民团体，而建国之后 ，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却迟迟没有召开，一直到今天也不再提起，全国社会科学联 合会当然也没有成立(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联倒是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第一届科学 奖，原来设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要包括，后来颁奖时，自然科学方面，华罗庚呀、钱 学森呀，好多人都得了奖，社会科学给谁奖呢，种种矛盾，种种顾虑，没法解决，结果 社会科学方面全部空缺。这些都是老早过去的情况了。
改革开放伊始，科学的春天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与中国科学院相并立。但是 ，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改称院士，并已多次定期增选院士，而社会科学方面，老的 学部委员现在只剩五人(最年长的陈翰笙，已经106岁!最年轻的于光远，也已过了88岁 的“米”寿!)，院士制度多次说过社会科学方面也要设立，却至今没有进行。自然科学 方面的国家奖励，已经规范、定型和立法，颁发了多次，社会科学方面只有地方奖、部 门奖和以个人命名的民间奖(如吴玉章奖、孙冶方奖)，国家奖也是付之阙如。总之，社 会科学工作在这些方面好像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这些都是从国家一级的制度来谈的不 平衡。至于现实生活中表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地位不平衡的现象，那就更多了。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多，也不是没有实际的困难和麻烦。根本的原因 ，我看是发生在领导思想上。
当然，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把它视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过去在大学 教育中，四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占 的课时比重也不可谓少。问题是，随着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重视马克 思主义，却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否定或贬低了 。而马克思主义又逐渐走向教条化、僵化，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丰富多彩的吸引力 和与时俱进的创造力。这才是实际生活中发生问题的真实原因和症结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在领导思想上，经过拨乱反正，克服僵化，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马 克思主义对它以外的社会科学成果，也采取了相互尊重、相互吸取、相互讨论的科学态 度，克服了故步自封的态度。现在中央又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强调两门科学 的各项工作都同样重要。领导思想上的问题应该说已经解决。当然，把这样的领导思想 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使之得到贯彻执行，那还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比如两只手，一手硬，一手软，比如两条腿，一腿长，一腿短，这种不平 衡的情况、不协调的情况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现在要改变那种不适应并重思想的习惯势 力和既成状况，的确是需要花很大力气的事情。
最后谈一个问题：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问题。
后现代思想影响下，极端相对主义流行，科学被剥夺了客观真理的内容，被当作只是 一种“叙事”、一种“社会建构”，其危害首先就是取消了科学与迷信、与伪科学的分 界，为迷信和伪科学的泛滥提供了理论的支持。所以，索卡尔说：“难怪大部分的美国 人不能分辨科学和伪科学。”这是有数据为证的。据美国民间调查，对心灵感应，相信 、不确定、不相信的，前两者分别为36%、25%；对魔鬼附身，分别为49%、16%；对星象 学，分别为15%、16%；对通灵术，分别为11%、22%(1990年6月调查)。对于人类起源和 发展的看法，相信上帝参与的为35%，相信上帝没有参与的为11%，相信上帝以目前的样 子创造了人的为47%(1993年盖洛普调查)。中国也有调查：对于算命，非常相信的为2.8 %，有点相信的为23.7%；有算命行为的为40%，比相信算命的多；日常行为或多或少受 算命结果影响的算命者为63.5%(2003年的中国科协调查)。
中美比较，有基督教背景的美国在上帝造人这一项上不如没有这种背景的中国，其他 各项，两国的情况各有千秋。总的说来科学昌明的美国，尚且如此，科学还不如美国发 达的中国，传播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的任务，更 是任重而道远。
科学与迷信，界线是分明的。有没有界线模糊的时候和地方?有的，正如真理与错误的 界线也有它的相对性一样。科学真理是一个过程，是无知到有知的无限过程，是把错误 从被认为是真理的认识中不断排除出去的无限过程，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前进的无 限过程。我们认为，科学与迷信、真理与错误之间的界线是相对的，这样才能避免把无 限的认识过程简单化和绝对化，为科学真理的不断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但是，它们之 间的界线又是绝对的，这样才能堵塞一切空隙，使各种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没有活动 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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