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泥泞的坦途——试论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坦途论文,泥泞论文,试论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04)04-0063-05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合理性延续和螺旋式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一样，一直是在与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密切关联中自主行进的。研究表明，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形成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从那时到现在，八十多年来，期间形成了三次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文论的高潮。而这三次高潮中，有两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思想学术界翻译和介绍国外文学理论的第一个高峰期。［英］温彻斯特著《文学批评之原理》（景昌极等译），［日］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日］本间久雄著《文学概论》（章锡琛译），［美］哈米顿著《小说法程》（华林一译），［美］卡尔弗登著《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傅东华译），［苏］柯根著《新兴文学论》（沈端先译），［法］伊可维支著《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戴望舒译），［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与社会生活》（雪峰译），［德］格罗塞著《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等，都是在20和30年代传播到中国来的。根据资料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编译的外国的文艺学著作，其品种和数量都相当可观。[1]
这一时期外国文学思想和文艺学著作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可以归结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急速转化；二是对于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建设起了示范作用；三是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彻底变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完全是在取镜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因为，中国从前没有将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所谓“文学”与“文章”是不分的，文艺学与文章学是不分的，故此前无法从中国原有的文学理论中产生出具有现代性文学理论。这样一来，移植外国文学理论，在外国文论刺激下形成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就成了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酝酿和出现，取镜西方既是它不可避免的特点，也是它的一个弱点。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相对的隔膜，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比较脱节，就是由于它完全取镜西方造成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期，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新兴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译介，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一则是历史唯物论思想和新兴文艺运动经验使中国进步的文艺学说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再则是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实——不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文学现实——的联系也更为有机、更为密切。回顾起来看，这一时期对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和与之交融沟通，为中国文学理论在40年代的趋向成熟，做了十分必要的准备。
二
客观地说，新中国的成立后的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我国自有现代形态文艺理论以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理论的第二个高潮期。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主要译介的是苏联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界也主要是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文学理论界进行交往与交流。新中国政权的初建，要求人们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向苏联学习、向苏联看齐一条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多以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教材为蓝本，是不难理解的。
这一时段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一个交流高潮期，是因为这一时期就其外国文学理论的翻译数量和它所造成的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尤其像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柯尔尊的《文学概论》、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等书，不论作为教材还是作为文学基本理论著作，都对当时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有相当大的覆盖面。同时，这一时期还有计划地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翻译了不少俄国和西方古典文论的名著，翻译了个别的西方当代文论论著。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不论是在体系框架、文学观念方面，还是在术语范畴、论述风格等方面，受苏联文艺学的影响最为明显。
我不赞成像有些人那样，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简单说成是“苏联模式”的翻版，然后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这种说法和做法是缺乏历史感，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精神的。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在与外国文学理论的交流方面，诚然存在诸多缺欠，尤其是日益“左倾”的文化政策，对当时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严重妨害。不过，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有其特殊的成绩和贡献。而对这些成绩和贡献，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和肯定的。可以说，这一时期通过交流和借鉴，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唯物史观的文艺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普及，文学理论在文艺活动和文艺事业中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狭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学风开始滋长，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和政策化倾向日见突出。面对这种情况，60年代初，国家通过组织编写《文学概论》（蔡仪主编）和《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两部教材，应该说局面有了很大改变。这一时期，学界对建设符合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文学理论研究也基本摆脱了苏联文学理论框框的束缚，并加速了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2]
中国文学理论同它的外部世界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几近无选择的交流和引进，应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发生的。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理论还处在这一过程之中。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学说接触的高潮。这次高潮，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中西方文艺理论交流、渗透和应合的极其宏伟的场景。这次高潮，不论就其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吸收的速度和力度，还是就其溶汇的密度和浓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这次高潮构成了新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次汹涌澎湃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次高潮的到来，其本质上具有拨乱反正的含义和性质，也饱含着追赶“新潮”的焦躁与渴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几乎只要觉得是理论上的“新”东西，就把它“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3]一些甚至注定找不到多少观念和方法之水的理论岩层，也有人热情高昂地挖掘。随着各种“新潮”学说的不断捅入，中国文学理论界也不时有人呼吁理论“转向”。短短的十几年，形式主义、新批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接受理论、解构主义，都演练一遍，直到张扬“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及“文化研究”，中国的文学理论——特别是它的舆论圈和宣传界——获得了某种同当代西方文论“接轨”、“同步”或“一体化”的感觉。中国文学理论的“受体”对“供体”的“排异反应”，已经变得十分微弱。在此，倘若援引荷兰文艺理论家佛克马的见解，那他的看法是尖锐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存在上的地理和社会局限，亦即适合发达的西方世界。“在中国出现对后现代主义的赞同性接受是不可想象的”[4]。
在这一次中外文学理论大面积地碰撞与汇流的高潮中，如果我们不被表面上的芜杂现象所遮蔽，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次高潮中，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是，中国文学理论家利用这次眼界大开、观念擅变、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好时期，借鉴一切有益的理论营养，紧密结合历史与文学变迁的实际，再一次勇敢地、坚定不移地、综合创新地展开了对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积极探索。在近十几年中国文学理论著作和教材的编写里，我们是可以把握到这一怦怦跳动的有力的脉搏的，是可以观察出这一艰难前行的清晰的足迹的。这是这一时期的真正的理论主流，或者说是被大量翻卷着的学术泡沫掩盖着的学术主航道。同前两次的高潮一样，追求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与科学化，依然是埋藏在大多数文学理论家心目中的神圣目标，依然是大多数文学理论家理论行动的准则。
三
由于特殊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语境，中国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理论的交往关系确乎形成了一些独有的特征。了解这些特征，是深入推进学科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观念、体系、命题、术语的发生和缘起来看，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故乡”确实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但是，除个别的例外，中国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使用这些观念和概念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偏重于自己的意向和理解。这不仅是因为“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普遍应用的形式”[5]，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自始至终都意识到西方文论需要“本土化”即“中国化”的重要性。八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五十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史，都清楚地表明，从取镜西方到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正是其经历的真实过程。
这一特点简单地归结为“理论旅行”观念是欠妥当的。赛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一书中讲，“理论旅行”有四个阶段：首先要有一个起点，或类似于起点的一个发韧环境，使观念得以生成或进入话语。第二要有一段距离，使概念越过文本压力，在时空中得以移动、穿行和凸显。第三要有一些条件，即接纳条件或作为辅助的抑制条件，这样才能使异样的理论和观念得以引入或容忍。第四要有一定改造，因为被容纳的观念，处在了新时空中的新位置与新用法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不可避免。[6]失去“故乡”的外国文学理论话语，在现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不仅经历了这四个阶段，而且关键是经历了新生。外国文论在中国，除非它不被思考，不被使用，只要一有汉语语境的思考和使用，这些外国文论话语就逃脱不了被“中国化”的命运。而真正使这些外国理论话语“中国化”的因素，还是它们以观念形式所参与的中国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实践过程。“物竞天挥，适者生存”，这一法则在外国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得到较完美的体现。
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学理论面对它的外部世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就是为了民族复兴，中国文学理论需要而且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种“向心力”的旋涡中，引进的外国文学理论不可能不发生分裂和变形，不可能不成为协助中国文学理论争取自身合法性的一股力量。就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引进外国文学理论的状况也是大体如此的。
在引进中，人们会发现，学者往往倾向于“批判借鉴”，即“借鉴”是经过“批判”的。比如，西方文学理论上的形式主义是针对实证研究的传统而出现的，它既排斥作者，也排除了社会现实，只注重于作品本体。中国学界引进西方形式主义，其目的却是为了冲击中国长期以来内容至上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获取形式批评的方法，它对西方形式主义彻底遗弃历史和作者，只讲系统内部关系而忽视系统与外部关系的做法，是难以认同的。又如人道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后现代文论等，在被中国学界引进和借鉴时，其最能体现各自理论个性的方面，往往也都被转化或淡化了。可以说，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变形，“批判借鉴”的思维习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批判借鉴”是中国文学理论“向心力”发挥影响的重要环节，是中国文学理论吸纳外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方式，也是外国文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中取得合法地位的有效途径。
四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长时期是外国文学理论的学生，但从来不是外国文学理论的附庸。面对纷繁复杂的外来学说与外部世界，立足于现实的需要，着眼于发展的前沿，既保持自身的特点，又汲取别人的长处，走自己的路，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从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理论出现时就形成了。比如，1924年上海出版的刘永济著的《文学论》，虽说还没有完全摆脱近代古典文学观念的束缚，却已承认了该书是“参稽外籍，比拊旧说”，其原因就是认为“翰藻之事”“心理玄同”。再如，1925年潘梓年著的《文学概论》，居然不引用外国文学作品也能讲清楚文学原理，既不依傍于某一翻译著作的体系，又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独出心裁。[8]“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力图保持独立性的有力证据。
上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蔡仪的《新艺术论》，朱光潜的《诗论》等著作，鲜明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在经历了第一次中外激荡之后的初步成熟。50年代，在学习苏联文艺学高涨的时候，文艺理论家杨晦便发出了“必须避免教条主义的搬用”的清醒之声。[9]60年代，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要求，直接进入高等学校教材编写的日程。进入80年代、90年代，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愿望，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可以这样说，追求“中国化”的这个传统，尽管有时受到干扰和轻视，但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确乎一直没有中断过。近些年，学界积极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也是这一传统再度张扬的表现。
客观地说，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包围和冲击下，坚持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取向是不容易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并不是任何时期我们都没有走过弯路，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有了这种自觉。个别文论家以文学理论“全盘西化”为能事者，亦不少见。这一切都是事实。况且，文学理论面对新变化、新矛盾、新课题、新情况，如何解决其“中国化”问题，也相当复杂。但是，透过历史和现实，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理论要想自立于世界文学理论之林，就必须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总是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或当“推销商”，或当“二传手”，那是不行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要有科学的“原创”意识，要努力实现贴近文学现实的“中国化”，这是每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文论家的惟一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是“泥泞的坦途”。
我们已经进入全球“交往”与“对话”的时代。中国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理论之间，理应搭建起一个真正“对话”的平台。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一些条件。而条件之一是不能在理论交往中推行“霸权话语”；条件之二是，不能在交往中信奉“尾巴主义”；条件之三是需要形成一个自主、活跃的“理论共同体”。众所周知，“学无中西”，“道通为一”。进行文学理论“交往”与“对话”的目的，是力求最终达到某种程度的“意见一致”。即便存在不一致，彼此也是平等的。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真理只能以那种意见一致来保证，即它是在没有控制、不受限制和理想化的交往条件下取得的，而且能够长久保持下去。”[10]“中国文学理论和它外部世界的交往，大概也不会违背这一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