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档案记忆重构的交互机制及演进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路径论文,重构论文,机制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70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2013年城市化率已逾50％，城市将在国家发展大格局中占据更为突出的位置。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是我国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包涵城市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作为城市居民共同持有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社会发展转型大背景下，每座城市对自身的城市文化定位与发展均处于思变、谋变之中，这势必对与之血脉相连的档案记忆产生重大影响。 1 城市视角下的档案记忆双元结构分析 1.1 档案记忆的双元结构 档案记忆理论兴起于20世纪末，属于档案学理论的前沿范式之一。该理论将档案置于社会记忆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理论建构与分析，注重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结构解读。档案记忆观认为，档案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体现了对社会记忆的选择、传承、构建、控制与保护。“档案在社会记忆结构体系中，可视其为刻写的记忆、冻结的记忆、文本的记忆或者说是一种存储的记忆。”[1]笔者所称的档案记忆，指以档案为外在表现形态的社会记忆。档案记忆有多种分类方式，丁华东教授从主体层次结构、客体层级结构和时间绵延结构对档案记忆作了划分[2]。笔者结合这一分类结构体系，从档案记忆建构的主客体角度加以分析。 一是从档案记忆建构的主体来看，档案记忆可分为官方档案记忆和民间档案记忆。“‘民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了一种社会的观念，在这一意义上，它所指称的可以是一个有别于‘国家’的社会。”[3]官方档案记忆包括国家各级各类机构形成的档案记忆，民间档案记忆主要是民间活动中形成的以私人组织和私人档案为代表的档案记忆。前者体现了公共权力，后者突出了公民权利。近些年，随着国家权力从若干社会领域撤出，民间活动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学界也认为“当前，我国如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在经历着这种档案理论和实践的范式变迁(从‘国家模式’转向‘社会模式’——笔者注)。”[4]民间档案记忆也得到更多的关注。 二是从档案记忆建构的客体即记忆的内容来看，档案记忆可依据是否得到有效采集和档案形态的呈现，分为显性档案记忆和隐性档案记忆。显性档案记忆主要通过档案保管机构的设置和档案管理制度的实施而得到存储与维护；隐性档案记忆是一些具有档案记忆的特点，但尚未转化为档案显性状态的记忆，如口述历史资料、流失到海外或保存在民间的档案、私人文件等。虽然数字档案记忆具有虚拟化的特征，较之于其他载体相对“隐性”，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档案记忆，仍可列为显性档案记忆。 这两种划分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并有相互转换的空间。这也可视为从形成—保管两个向度加以区分：一方面，国家—制度维度下形成的官方档案记忆以显性档案记忆为主体，部分显性档案记忆因流失国外、散失民间而造成官方档案记忆缺失的同时，转化为隐性档案记忆；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维度影响下形成的民间档案记忆以隐性档案记忆为主体，民间档案记忆中一些如私人组织形成的档案、私人形成的家庭档案等因表现为具体的档案形态，亦是一种显性档案记忆。一部分隐性档案记忆通过官方征集、挖掘等得以显性化，转化为显性档案记忆。 1.2 城市发展对城市档案记忆的影响 在人类发展史上，城市与乡村相对应，并以有别于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取得了文明的高度发展。“城市与乡村发展序列，是一个定向转移的过程”[5]，城市化是个方向。城市集聚了众多的机构、团体、文化场所及资源等，在文化中居于主宰地位。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发展呈现一种“现代—后现代”的转变。城市在社会结构、治理方式、生态环境、文化形态等方面的深刻转型变化，对档案记忆的生成产生本源性的影响。 城市档案记忆长期以来以官方档案记忆为主。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各类机构形成的档案成为城市档案记忆的主体，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以城市为基点的各级档案机构确保了对这部分显性档案记忆的积累和维护。社会转型期新的社会元素不断涌现，更多在档案制度设计之外反映社会新领域、新群体、私人空间、隐蔽角落的记忆，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城市民间档案记忆及隐性档案记忆呈现新的特点，近些年民间各式记忆热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思性和认同性回应。这部分记忆纷繁芜杂、更新频繁，更为隐秘和难控，有时甚至稍纵即逝，捕捉不及。它们全方位记录了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心理、情感等，是弥足珍贵的时代记忆，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2 城市文化与档案记忆重构的交互机制 城市文化与城市历史、城市记忆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爱默生指出“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6]，档案记忆作为城市文化的凝结与体现，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作用。“记忆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忠实重现，不如说是对自那同一个(过去)以来不断更新的重新建构。”[7]本文采用“重构”而不是“建构”，旨在现有实体和信息建构体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档案记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交互机制。 2.1 档案记忆重构对城市文化的媒介呈现 文化是无形的，有形的载体是文化得以保存、传承的主渠道。从以构筑全球记忆为主旨的“世界记忆工程”中可以看出，人们更加青睐以有形的载体或存储方式作为过去的客观明证。档案记忆是城市记忆的重要内容，蕴含了城市的文化基因。城市文化多方面的内容均可通过对档案记忆的重构得到实在的媒介呈现。城市文化的发展常体现为选择性的积累，可以被称为积淀，但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得到完全积淀。显性档案记忆因制度实施的差异性存在着“失忆”情况，隐性档案记忆更是因倚重个体的文化自觉而处于自发形成与离散状态。步入信息社会，信息网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以实体管理为指向的档案管理网络逐步联结为以信息共享为目标的档案信息资源网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结合城市文化的主题进行档案记忆尤其是数字档案记忆重构成为可能。据此，我们可以档案记忆为媒介，梳理城市文化的文脉，记录城市文化嬗变的文化谱系。 2.2 城市文化对档案记忆重构的价值动力 城市文化对档案记忆重构的价值动力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档案记忆重构的文化价值引领。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公民以及社会组织在记忆表达与保存方面有着现实的需求。城市文化的类型、特点、走向，均可对档案记忆建构的目标、途径、内容和形式发挥引领作用，档案记忆重构本身也是对城市文化的价值认同。二是对档案记忆重构的文化结构塑造。依据城市文化的核心要素和发展要求，档案记忆重构可采用不同方式的记忆组合，据此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形成以文化为内核的档案记忆空间。三是对档案记忆重构的文化效应凝聚。在档案记忆重构的过程中，可通过文化的凝聚作用实现档案与文献、器物、仪式、活动等其他各类文化记忆的整合，实现文化效应最大化。诸多城市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也是着眼于文化工程的角度。 2.3 两者以文化记忆库为交互中介 多元的城市文化为文化记忆库的建设确立了前提和基础，档案记忆重构则为文化记忆库的建设注入实质性内容。结合档案记忆的构成与特点，城市文化导向下的文化记忆库实现了两方面内容的整合：官方档案记忆和民间档案记忆的整合；提取的显性档案记忆和显性化的隐性档案记忆的整合。依照前述城市文化的不同层次、类型，在具体内容上档案记忆也有着多元化的记忆组合，如历史档案记忆与现实档案记忆，社区档案记忆、企业档案记忆与家庭档案记忆等。档案记忆的表达形式包括文本、影像、实物等多种类型。这一文化记忆库与国家档案资源库相比，突破实体、信息层面，深入到内容、文化层面，不仅关注信息资源组织，更关注信息所承载的城市文化记忆，着重于文化资源的主题聚集、共建共享，并以数字文化记忆库为建设重点。它是开放的、动态的，既是一种资源库，也是一种导航库。通过这一文化记忆库，城市文化与城市档案记忆获得最大程度的契合，前者的文化效应与后者的记忆能量均可实现最大化。 3 城市文化导向的档案记忆重构路径 档案记忆重构涉及多个社会系统，是项牵涉各方的复杂工程，有必要从城市文化的特色、传承、创新与价值实现出发，站在整体城市文化记忆的层面上去分析，努力实现二者的实质互动和良性循环。 3.1 集聚化 城市文化的特色由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因素综合决定。城市文化与城市空间等密切相关，具有特定的地域指向性。作为一种城市区域范畴的文化形态，基于地域差别的本土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例如，北京与上海这两所城市的迥异之处就在于“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区别。在现代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和迁移加剧，城市风貌、社会结构、生态环境有着同质化的倾向，原有的一些文化传统受到冲击，城市的精神空间大量流失。如何彰显城市的本土化文化特色成为重构档案记忆的基点。 具有一定量的积累是资源之所以成为资源的条件之一。档案记忆建构必须围绕特定主题进行一定程度的集聚，方能构筑起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系统性的城市特色文化记忆库，这也是重构档案记忆的价值所在。当前，在国家大力推进城市群和区域城市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城市间的交流加快，城市功能定位处于转型调整阶段。在档案记忆重构过程中，有必要针对这一本土化城市文化发展趋势，从更广的区域文化角度来谋划。这是提升城市文化记忆库的建设成效，并最终指向国家文化记忆库的客观需要。 3.2 机制化 为确保实践的可行性、可持续性和有效性，需给予档案记忆重构以相关的机制保障，其中又以项目化实施机制最为重要，这既可运用于政府主导实施的项目，也可运用于组织甚至个人开展的项目。档案记忆重构作为一项关乎文化传承的系统工程，可以结合已有的文化记忆项目进行。各类文化记忆项目包括方兴未艾的“世界记忆工程”、“城市记忆工程”，其他有关项目如2012年国家图书馆着手启动的“中国记忆”项目、中国科协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等，以及一些个人或组织自发开展的项目。由于项目实施的主体不同，“各项目缺乏对项目资源长期保存的规划与标准，项目间开放合作的标准规范研究和开发机制也尚未建立”[8]。这些都有待深化探索与实践。 在图书馆等机构积极承担相关责任的同时，档案机构也需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加快相关机制的推进。诚如冯惠玲教授所言，“我们倡议全国档案机构开展大型数字资源建设工程——‘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各地区、各行业可分别以本地区、行业记忆命名建设子库，经日积月累，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的数字资源体系。”[9]项目化运作过程中特别要注意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明晰有关的责任、权利与义务。一些隐性档案记忆还可仰赖于社会组织与基金等的介入与支持。 3.3 多元化 城市是文化创新的中心，创新是城市文化的题中之旨。城市文化从来源、形式、构成都是多元化的，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间、城市与乡村处于动态交流之中，形成由各文化群落构成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随着城市管理模式的转变，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逐步让位于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加之个人公民意识的增强和公民身份的认同更加强化了社会与个体的存在与记忆表达。这些都将对城市文化的演变发生重要作用。 可考虑从城市文化的不同主题和不同组合进行多元化的档案记忆重构。城市文化从文化形态上，既包括城市主流文化，也包括各类城市亚文化；从文化层次上，既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从文化时间上，既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当代文化、新兴文化；从文化作用区域上，既包括组织文化，也包括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等；从文化内容上，存在工业文化、商业文化、艺术文化、建筑文化、消费文化、饮食文化等多种类型。此外，档案记忆本身有纸质、电子、实物等多种表达方式，存在初始记忆、加工记忆、组合记忆等不同层次的记忆。实现多元化组合，具有重要意义。 3.4 数字化 随着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种全新的数字文化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2012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全国掀起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潮，城市文化面临着新一轮城市发展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10]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智慧服务、智慧治理、智慧人文和智慧生活。智慧理念对城市文化的渗透和重塑作用不容忽视，对城市档案记忆的生成与重构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媒体和全媒体的兴起强化了公众社会记忆的多元化表达，公众通过微博、微信、博客、播客、维客、新闻聚合、论坛、即时通讯等社交媒体可实现对信息与记忆的自主提供与分享。档案记忆重构最主要的手段和表达途径将是数字化。档案记忆重构的数字化不仅是档案记忆形态的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树立起数字化的理念，实现包括档案、图书等各种社会记忆形态的数字化整合、城市档案记忆重构的网络化融合、城市文化记忆成果及其传播的全媒体化等。智慧城市下，还有望通过新媒体终端等提供在线文化产品服务。 3.5 成果化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理论范畴，对资本从非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考察。有学者指出，文化资本“一般是指能带来价值增量效应的文化资源，或指以财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11]这一资本不仅包括客观化形态的文本、物品等各类文化表达形式，还包括精神化形态的知识、素养、技能等，体现了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融合。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与增值，实现城市文化资源向城市文化资本的转化，是城市文化价值实现的重要渠道。 由此，档案记忆重构的目标不能止于文化记忆库的建设，还应开展整合性成果的开发和传播。一方面，从开发角度形成具有经济或社会效益的文化产品，实现档案记忆“从引导、规约经济人活动的文化形态转变为一种服务性、建设性的资本形态。”[12]另一方面，从传播角度发挥文化“以文化人”的功能，提升公民的文化素养。根据传播学之父、美国学者韦伯·施拉姆提出的媒体“施拉姆公式”，即选择几率(P)=产生的功效(V)/需付出的代价(C)，可以发现，前者着力于解决以档案记忆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记忆成果的价值问题，这是城市文化资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力图解决多种文化成果传播方式、渠道的可获得性问题，这是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积累的途径和保障。城市文化的软实力由此得以彰显。 重构档案记忆任重而道远，但这也是档案工作发展的新机遇和档案职业重塑的新契机。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档案记忆乃至中国档案记忆，将是档案工作者参与城市文化创新的有效途径。城市文化为魂，档案记忆为根。在这种档案记忆新格局下，相信城市一定会让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