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经济学论文,古典论文,思想论文,幸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6)01—0098—07 前古典经济学指的是世界公认的近代经济学开山鼻祖斯密以前的经济学。这个时期主要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逐渐形成过程，并在研究中开始寻找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在财富观、为谁致富以及致富途径方面提炼出一系列理论问题。这在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中都是以这种观点来梳理和挖掘前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本论文基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围绕财富与幸福来探讨前古典经济学的幸福思想。它们所处的时代虽然跨越了将近二千年的时间，但对其幸福经济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挖掘为当下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依然富有启迪。 一、色诺芬的幸福思想 色诺芬在幸福观上致力于探寻人如何才能称为“高尚人士”的人。他把“高尚人士”的人定义为，懂得了幸福的含义、掌握了实现幸福的途径并且实践了幸福的人。[1]21其在《经济论》中指出，经济思想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的幸福及其实现，并据此考察了通过财富的生产和管理来实现幸福。首先，在财富管理上，色诺芬通过对妻子、子女和管家的管理来实现其“高尚人士”的人的幸福。如：“妻子……对于家庭幸福的贡献和她丈夫是完全一样的。”[1]12又如“儿女……我们将来共享的幸福之一。”[1]23色诺芬在讨论“高尚人士”的人的幸福中，暗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把经济学当成是改善家庭幸福的艺术；二是认为财产管理的目的是不断增加财富，有了财富就能增进每个人的幸福。这与主流经济学的财富增长自然会带来幸福的观点是一致的；其次，在农业生产管理上，色诺芬力图证明农业是最幸福的行业。对于一个“高尚人士”的人的幸福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在色诺芬看来，农业培养人的一切美德，是一种享乐。如：“我觉得你应该享受你的幸福……是因为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1]16色诺芬由此得出结论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1]18因此，农业是农家的幸福源泉，也是最愉快、最光荣、最好和最幸福的行业。这一思想与其后的重农学派、斯密以及凯恩斯都一脉相承。 色诺芬的幸福经济思想，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体现。色诺芬致力于“高尚人士”的人的幸福和农业是最幸福的行业的观点在伦理哲学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近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化日益偏离其人文本源，色诺芬关于以人为本的伦理经济思想被经济学长期忽略，这使得经济学很少去挖掘色诺芬理论的经济哲学思想特别是关于幸福经济方面的思想。实际上，色诺芬所处的时代大致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人本主义和系统哲学时期，该时期的世界观不是商业中心说，而是人类中心说。“人”成为研究的中心，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古希腊人极其重视个人做出合理决策，并使人类幸福最大化的自我管制能力。[2]10色诺芬正是基于该时期的幸福思想以及继承导师苏格拉底的人类幸福思想探讨人类幸福最大化问题。这是古希腊时期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反映，也是色诺芬经济思想的灵魂。正是有了色诺芬，才有了西方经济学“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开端。希腊人“不仅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4]3正是希腊人对这一领域的涉猎，在历史上成为近代经济科学理论的出发点，成为西方经济哲学思想的开创者，成为幸福经济学的最早先驱者。 二、曼德维尔的幸福思想 曼德维尔认为人类“被赋予的激情和本能，全都服务于某种明智的目的，往往趋向于其自身或其物种的生存繁衍和幸福”。[5]295“回顾古希腊，回顾古罗马帝国，回顾那些在它们之前就繁荣起来的伟大的东方国家，我们会发现……其目标总是指向获取现世的幸福。”[5]344因此，他说，个人对自身利益和幸福的追求，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为此，曼德维尔将人类社会设想为蜜蜂社会，将其比喻成一个巨大蜂巢，把人比喻成这个蜂巢中的蜜蜂。他通过蜜蜂的寓言表明其基本思想是：各种卑劣的成分聚合起来，便会构成一个健康的混合体，即一个秩序井然的幸福社会。“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质，才恰恰是最不或缺的造诣，使人适合于最庞大……最幸福与最繁荣的社会。”[5]1同时，曼德维尔指出公众利益和幸福之源可以从私人的恶德中萌生。“没有我们所说的‘恶德’的帮助，要将任何群体提高为一个人口兴旺、富裕繁荣的民族，亦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绝不可能维持下去。”[5]200“娴熟地管理每一个人的恶德，将有助于造就全体的伟大及世间的幸福”。[5]3《蜜蜂的寓言》一书试图证明的是：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普遍幸福，只有顺应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得以实现。相反，如果想以道德说教为手段并以“公共精神”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纯粹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只有人的利己心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行为，才能建成一个繁荣的幸福社会。其次，18世纪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建造一座桥梁，以解释自利的经济人与“社会福利”或“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并表明在强制性的行为限制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和幸福。曼德维尔就是这其中的主要建筑者之一，但曼德维尔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和幸福造成社会繁荣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政府要发挥其调节作用。“私人的恶德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益。”[5]236为此，健全的政府是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基础上的，其最重要职能之一是，帮助人们发展一种能释放出所有激情的制度结构。这类制度的发展将有助于每个人都会使公众的幸福臻于完美，也会使坏人也可为大众的福祉服务。因此，国家在利用制度结构调节“个人之恶”与“公众之福”中的作用时必须形成一种既能促进又会合理引导利己冲动的制度结构，才能使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由追求自身利益和幸福的行为产生出促进公众利益和幸福的结果。 《蜜蜂的寓言》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杰作。进入18世纪初的西欧，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世纪被禁锢的人身自由和致富动力得以释放，个人追求“凡人的幸福”冲动和愿望十分迫切。与此同时，在对宗教和严肃主义的批评中，围绕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经济和道德伦理的关系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思潮和主张。曼德维尔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主张迎合市场经济之势，极端推崇“私人恶德即是公众利益”之说。他在该书的核心思想是证明人类是追求现世幸福的，并在追求现世幸福的道路上，曼德维尔论证了“私人之恶”能成为“公众之福”的“蜜蜂寓言”。他把原本被中世纪道德主义者视为罪恶的动机恰恰是推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动力、推动人类幸福的原动力。实际上，曼德维尔关注了人的本性、本能、激情在制度结构的保证下追求财富以实现人类幸福所扮演的角色。他关于人类幸福的思想是曼德维尔经济哲学思想的灵魂，其思想启发了经济学如何追求财富以实现幸福，启发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建立。其中，作为世界公认的近代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就从曼德维尔悖论即“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中获得了关于“幸福社会”的根本概念：如果让每个人合理地追求其自身利益，那将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幸福。也会看到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的萌芽。 三、重商主义的幸福思想 重商主义的幸福思想主要涉及配第、范德林特以及尤斯蒂。首先，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配第视“贸易就是……幸福的根源。”[6]71其实，在配第之前，托马斯·孟也论述了贸易“与公众财富、国家实力和人民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7]15他关于贸易与幸福的思想成为重商主义的指路灯。配第还论述了贸易处于停止状态时，我们“不仅要以肉身的闲适作为根据，而且要以肉体的快乐为根据。这种工作就是人类在现世中的自然目的。……我们享有这种快乐越多，我们就越能够使精神活动无止境地发展下去。”[8]114在配第看来，贸易并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类的快乐和幸福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这一思想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停滞状态”这一章也有论及。穆勒认为，如果人类不是更好的或者更幸福的状态的话，财富的增加或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话，人类还不如早一点满足于停滞状态。配第在《政治算术》一书中还认为，“出版本书的目的，是在于进行陛下治世的福祉”。[9]4这种福祉和幸福可以通过“政治算术”达成。他说：“凡关于……人民的幸福……有极大关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9]4为此，配第在《政治算术》中通过阐述十点主要结论来阐明他所说的政治算术是什么，并通过此可以“每个人的幸福都有巨大的效果。”[9]88在经济学说史上，配第在《政治算术》中用“算术”来表示幸福的思想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素养，为幸福经济学的数学化首开先河。 其次，范德林特认为，“发展我们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降低现行的劳动价格……以造福于我们整个社会”。[10]5在《货币万能》中，范德林特希望把“维护贸易的利益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它们是人类幸福康乐的重要基础)”，作为世人理解自己的思想。范德林特认为，土地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垦便决定了一国的财富、实力和声誉，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派生出来的产物。“因为唯有万物充裕，人民才能幸福……因为人类的……一切幸福的源泉便是生活必需品的丰裕”。[10]11-47如果每个国家都孜孜追求这个目标，那么，不仅谁也不会危及谁，而且各国都能对全人类的幸福有所建树。同时，范德林特还认为，发展贸易促进幸福要具备两个条件：和平和丰裕以及货币的流通。“人生在世，理应享受的全部幸福，便在于和平与丰裕。众所周知，正是和平与丰裕构成了人间的幸福。……正因为和平在任何国家都是幸福的唯一的自然基础，而贸易则是便于人民找到职业、谋取生计的特殊手段，所以，应该不断地促进贸易，改善贸易，在有利于贸易的和平时期更要如此”。[10]23倘若物品富裕了，结果必然是人民中往来的贸易和就业的机会同时增加，一般人民获得人人追求幸福的最终目标。所以，“当我提议的方法一旦付诸实行，幸福和自由便会逐渐地扩散传播”。[10]97-98范德林特还认为，一个国家金银充盈丰裕，抑或货币寥寥无几，倒是无足轻重的，只要千方百计大规模地努力生产各种物品，充分扩大现在货币的流通，推动各行各业贸易的进行，就必将人人幸福。只有“采纳这种方法，万物就会充裕，从而人类也都可以安享幸福”。[10]46不言自明，这种办法必定会将财产分配到各阶层人民中去，而且会带来事物的本性所能赋予人类的一切幸福。由此，完全由货币决定贸易的涨落，不可避免地会提供出为人类的社会状态所能提供的一切就业和幸福。于是，“政府便与人类结合成群，组织政府、创立社会，以使明智地竭诚追求的幸福目标趋于一致。人类的这一追求幸福的向往决不可能失败，除非世界结构本身存在缺陷，无法实现这个理想”。[10]132那时，国家将允许人类自然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以追求幸福，而他们一旦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就可以消除世上的种种不幸，同时，知识、德性和节俭的风气的传播也就远远地超过今天，幸福也就自然来临了。 第三，尤斯蒂认为，国家由人们彼此联合组成的社会团体，目的在于求得共同幸福，为此目的，国家需要巨大支出。因此，国家为了支出必须课税以维持其生存，但课税不得有害于国家的繁荣和臣民的幸福。“国家和人民的福利是一切社团的主要目的。因此，国家一切重要的制度和组织必须从这一主要目的出发……任何税务制度绝不能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福利……这一自由权当然是包括在人民的福利和幸福之内的，没有它就无从想象，人民怎么会得到幸福。忽视了自由权这一条，是同样有损于国家的福利的。”[11]390尤斯蒂的学说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和实施管理的目标，不仅要使国库充裕，而且要增进包括君主和臣民在内的整个国民的福利与幸福，否则就不能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可见，尤斯蒂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适当征税及其管理，以增加国家财产，并以维护和提高人们的共同福利为目的的科学。 自十六世纪起，在大多数国家，君主都变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君主成功地使各阶级服从于自己的权威。毫无疑问，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是政策目标：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公共收入，对外政策的目标则是征服。对于这种社会体系赖以生存的阶级的福利的关心，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在重商主义看来，国家的福利就是国民的福利，追求公共幸福和国家利益，也就能使国民个人得到幸福和利益。因此，良好的国家管理和计划被看做是国家的致富之路。重商主义的内外政策都试图增加国家本身即统治者的福利。在对外政策上，孟、配第、范德林特都主张通过贸易获致幸福，在对内政策上，尤斯蒂主张通过财政税收获致幸福。重商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坚持一个人的苦难就是另一个人的福利。也就是说，一个人或国家的幸福是建立在另一个人或国家的苦难之上的。这在配第、范德林特和尤斯蒂的论述中尤其明显。这与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所熟知的各方都会从交易中获益这一基本真理相对立。重商主义者还在哲学上同正在兴起的18世纪的启蒙时代是不相容的。重商主义者只考虑国家，而启蒙哲学提倡个人权利，并根据对个人的幸福作出的贡献来估价所有的人类机构。实际上，在重商主义看来，贸易是真正的恩惠：它能极好地完成，以便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满足彼此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连成一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平等地交易使人愉悦的物品以及那些必需品，这样人们可以因快乐而使生活更加甜蜜、更加优雅、更加精致、更加幸福。一句话，重商主义把国民财富看作是可用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全部商品。 四、重农学派的幸福思想 重农学派的幸福思想主要涉及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首先，法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在批判重商主义思想基础上认为社会经济所以处于如此严重的困境，主要是起因于人们对财富和货币概念的错误理解，以及由此采取了重商轻农错误政策的结果。他坚决反对“将金银当作财富和幸福生活的惟一的源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学说。”[12]133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钱币只是手段和方法，而对于生活有用的各种货物才是目的和目标”。[12]51“将金银奉为监护生活的神，认为人们的幸福与不幸，只是按照他们狂热地追求的贵金属拥有多寡来决定”。[12]135这使货币变成“商业交易的专横暴君”，成为主宰人们幸福生活的神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祸害。所以，在社会中“使用金钱，至多只是作为交易和相互让渡的保证，这就是金钱的唯一职能。每一步背离这个职能并为人们所容忍，就是对国家幸福的损害。”[12]132布阿吉尔贝尔从货币不过为便利商品交换而产生，其自然职能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观点出发，正确地指出了货币在人们幸福中的地位和作用。布阿吉尔贝尔还指出，“为了保持幸福的境界，就必须使一切事物、一切商品，继续不断地处于平衡状态，并保持一个在商品之间、按照一定比例的价格，以及使这个价格能偿付生产商品的费用。”[12]156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保持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与均衡是增进财富、促使社会普遍富裕和幸福的唯一维持者。这为其后的福利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来源，福利经济学也认为国民福利与幸福应建立在其上。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在他看来，上帝已经为世界和社会创立了一套自然法则，理解和按照这些法则获得个人利益和幸福，是人类理性的任务，无论哪个国家，何种习俗，这种理性普遍存在。正如奥恩对布阿吉尔贝尔的总结：只要我们不干预自然的运行，我们的努力将收获的足够多，因为我们在长期内将使每一个人的幸福最大化。[13]426 其次，魁奈认为，“人们的福祉，其根基在于来自土地即农业的收入”。[14]56“在一切收入有保障的职业中……没有比农业更幸福的生活了，不仅从有利于整个人类所履行的义务来看是这样，而且从它给人类提供的适合于人性……也是这样”。[14]192魁奈曾把色诺芬的“农业繁荣，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一旦土地荒废下来，无论从事水上工作或陆地上工作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作为《经济表》的题词。魁奈深受启发，他也认为农业是最愉快、最享乐的事业，是幸福的真正源泉、根基。魁奈还认为，“以尽可能小的支出得到尽可能大的享乐这条公理，受着自然秩序中至高无上的君主和不可违抗的法则的调节，而这种秩序对社会中相互结合的人们是最有利的。如果你能彻底了解经济学原理的相互关系及其运用，你就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矛盾了”。[14]329虽然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形的出现，但魁奈无疑是功利主义思想的积极贡献者。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魁奈用以提出这一原理的享乐主义的外衣，其重要性在于，从时间上说，它使他在功利主义社会哲学史中占据显著地位；毫无疑问他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虽然他没有用很多话来阐述这个最大幸福的原理。”[15]361-362这一思想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边沁和穆勒加以发扬，成为西方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赖以存在的哲学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功利主义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心照不宣的前提”，“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16]479 重农学派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安排的秩序，而农业是其自然秩序的体现。“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在人类社会，自然秩序都处于统治地位，人类的幸福就存在于这种自然秩序之中。”[14]303所以人类最高福利的获得要按自然秩序行事，要遵从自然秩序的统治，这是最能实现人类幸福的自然本质，它提供人类一种“幸福的科学”，指引人走向真正的幸福。实际上，重农学派就是一种主张依据自然秩序规划经济生活的学说体系，就是一种主张建立幸福生活的体系。重农学派针对法国实行柯尔贝尔式的重商主义政策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在布阿吉尔贝尔的反重商主义以及魁奈的重视农业市场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为人类谋幸福的蓝图。重农学派就曾宣称资本主义是符合上帝旨意，是上帝为人类幸福而安排的“自然秩序”理论，并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人们“得到一切最大快乐和幸福”的制度。[17]316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学派承认资本主义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制度。这为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看作既定的永恒制度提供了思想佐证。 幸福问题是一个深沉的、广泛的、多样的、凝重的、极具历史感和哲学感的命题。它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统计学的研究领域。单从经济学来说，它涉及到财富的增长、分配和消费以及市场制度、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的道德性、资源稀缺性、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前古典经济学家只是受当时人类知识和现实的限制，仅注重和围绕财富与幸福的某一方面展开讨论。在幸福的内容和形式上，前古典经济学把幸福的内容和形式仅仅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古希腊的色诺芬把幸福界定在物品的有用性上，从物品的有用性和可交换性上来解释幸福问题，即拥有财富就是幸福。启蒙运动时期的曼德维尔在“只追求凡人的幸福”口号下倡导人性的解放，并认为对财富的一切追求都必须在使人的本性、本能和激情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才能改善和促进人类的幸福。重商主义把金银货币作为财富，关注商业财富的生产特别是对外贸易促进人类幸福的作用。重农学派认为重商主义政策会破坏人类的自然秩序进而主张重视农业，因为农业才是改善和促进人类幸福的真正财富，把财富界定在农业纯产品上。从幸福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来看，幸福理论的内容和形式在逐渐扩大，包含着不同的内涵，从贤明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到管理整个国家为全社会谋幸福。在幸福源泉的认识上，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同，人类获得幸福的途径是不同的，古希腊时期的色诺芬从当时农业社会的背景出发，提出了使用幸福观，但没有解释幸福的来源。重商主义从商人的角度出发，利润来自交换而非生产，提出从流通中获致幸福的思想，将幸福的源泉归结为流通领域。重农学派从农业的重要性出发提出农业幸福论。从幸福理论的演变来看，关于幸福源泉的认识在不断扩展。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斯密以前的二千多年时间里，这些关于财富促进和改善人类幸福的思想观点，对人类的幸福和进步是相当有限的，它使人类幸福的步伐举步维艰。从古希腊到18世纪上半叶这一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辛苦劳作，为生存而斗争。只有少数运气极佳的人过着一种幸福的生活。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把人的生活恰当地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兽性和短暂”，这是当时人类发展的真实写照。[18]12可见，经济学家对于观察世界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阐述人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幸福问题，没有从全面的观点来阐述人类问题，因而对于促进和改善人类幸福来说，都是片面的，不足的，没有起到太多作用。如亨特所言：“并非智力或理论缺陷导致重商主义作者将流通而非生产视为利润的源泉，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现实。”[19]17色诺芬处于农业时代，所以得出农业是最幸福行业的结论。曼德维尔针对宗教对追求财富和幸福的禁锢，所以他提出依人的本性追求自己的财富和幸福，而不管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重商主义认为商业资本对自己发展极为有利，所以认为对外贸易才是幸福的源泉。重农学派则认为遵循自然秩序来发展农业才能获致幸福。我们看到幸福观的认识在不断扩展，内容逐渐扩大，形式逐渐多元化，但都是从人类谋求幸福的不同侧面来论及的，都是从分散的观点来阐述人类幸福问题。 实际上，从现代的观点来，人类幸福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集人类一切知识来共同解决，不单是某一知识能解决的。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学在解决人类幸福问题上，也面临许多不同途径，需要集经济学各方面的知识来解决。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受时代的限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斯密集大成，将当时一切经济科学知识之成就融会贯通而建立起来并创立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他把色诺芬、曼德维尔、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以及哲学、伦理学的这些分散知识集合起来，并结合时代条件提出了自己庞大的经济理论体系。正如苏联政治经济学史学者卢森贝所作过的比喻，斯密的学说好比一条宽广的大河，许多大大小小的支流都和它汇合在一起。正是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系统阐述，关于为人类谋求幸福的系统阐述，为斯密构建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商业社会蓝图打开了一扇窗。标签：色诺芬论文; 重商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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