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潘佩珠论文,梁启超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3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4)06-0135-07
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全国已陷落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下，封建集团的统治已衰落，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随着勤王运动等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民族武装起义接连失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阶层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时候，分化于封建阶级的进步士大夫阶层已站出来领导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越南史学家一贯把当时的进步士大夫划分为两个派别，即以潘佩珠为代表的主张暴动的激进派和以潘周桢为代表的主张改良的温和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越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都是由潘佩珠、潘周桢直接或间接参加领导的。
潘佩珠(Phan 
，1867-1940)，原名潘文珊，别名潘汉，号巢南。他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其父是长期教授儒学的宿儒。他出生时，越南南圻六省已陷落在法国殖民者手中已五年，而他死于1940年，距1945年越南8月革命胜利还有5年时间。因此，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国破家亡的环境之中，正如他在《年表》中所说：“予生之年，为我国南圻亡后之五年。呱呱一啼声，已若警告曰：汝且为亡国人矣。”[1](P376)
潘佩珠是越南维新会(Duy 
)（注：维新会于1904年5月上旬在越南中圻广南省（今属广南一岘港省）成立的。当时未定正式名称，亦未制定正式章程。1906年2月，在中国广州开会，才正式定名为越南维新会，并制定章程，以“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为政纲。）、东游运动(Phong trào 
Du)（注：东游运动是由潘佩珠发动并领导的振遣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学的运动。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得到当时越南等许多亚洲国家的敬佩。越南的进步士大夫曾推尊日本为“黄种老大哥”，对它寄予殷切的希望，希望它能把越南从白种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于是到日本去求学成了一种风气，潘佩珠就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1905年，潘佩珠及其同志出洋到日本，开始了东游运动。到1908年年底，日本军阀与法国殖民者勾结起来驱逐越南留学生出境，东游运动结束。）、越南光复会(Viêt Nam Quang Phuc 
)（注：1912年6月19日，潘佩珠及其同志在广东刘永福家开了大会，决议取消维新会，而另组织一新机关以代之，即越南光复会。其章程记述：“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的领袖，曾参加成立东京义塾( Kinh Nghia Thuc)（注：“东京”是河内以前的名称，“东京义塾”是模仿日本福泽谕吉(Fukuzawa)创立的庆应义塾(Keio-Gijuku)。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学校范围里，而已成为一场运动，主张教新的学习方法和内容，反对过去科举的那套学习方法。教学重实业，废除乡饮、排除陋俗，按照新的方法生活如穿短衣、剪髻、不染牙齿，采用国货等等。除正课之外，学校还组织一些演说，借以激励爱国心、团结精神。东京义塾于1907年3月在河内成立，是年11月遭到法国殖民者的镇压而被封闭。）。潘的政治思想和革命主张是以暴动的手段来推翻法国殖民者的统治，注重反帝任务。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30年间越南民族革命运动的灵魂，代表着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潘所领导的运动最终都遭到失败，但笔者认为，他是领导越南革命走上世界革命轨道的第一人，为胡志明时代的革命运动开启了先河。
1905年，因国内民族民主革命的改革方案不能实行，潘佩珠决定出洋到日本求援，计划向日本求援武器和请日本派军队到越南帮助打倒法殖民者。一到日本，潘立即到横滨(Yokohama)去见正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其间，潘在横滨还同中国革命民主派领袖孙中山会见。此后，潘与梁、孙结成了良好的关系。这对潘后来的思想及革命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潘佩珠与梁启超的关系
据潘佩珠的《潘佩珠年表》及《狱中书》所记，潘1905年东渡日本之前，在国内曾读过梁启超的著作并很钦佩梁启超：“予在国内，曾得读戊戌政变记、中国魂及新民丛报两三篇皆为梁启超所著者，极羡慕其人。”[1](P411)潘在《年表》里只说读这些著作是“在国内”，而没有说具体的时间。笔者认为，是在1902年至1904年间（注：《中国魂》是辑录梁启超1899年至1901年论著而成，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排印（《中国历史大词典》上卷，第450页）；《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中国历史大词典》下卷，第3065页）；《戊戌政变记》也是在戊戌政变后不久成书（《中国历史大词典》下卷，第699页）。而潘在《年表》中说，他读这些著作是在他出洋（1905年）之前，因此潘只能是在1902年至1904年间读这些著作。）。越中两国的这两位著名士大夫之良缘可以说是从此时开始的。
不能确定，到日本之前潘佩珠是否知道梁启超正在日本。按逻辑分析，潘在国内所读的梁的著作应该都有标明出版于日本。那么，潘至少也知道梁正在日本。据《潘佩珠年表》，潘当时不知道梁具体在哪里：“适上海船中遇留美学生周椿君回国，为予道梁先生住所，则为日本横滨山下町梁馆。予大喜，于一到日本则必先谒见梁”[1](P411)。有趣的是，在香港期间，潘曾知道中国改良派及革命派有尖锐的矛盾；“予晤赵君（注：中国留日学生，名字叫赵光复。），知君为革命党人，故予将谒梁之事不敢谈及。盖革命与保皇互相冰炭”[1](P412)。另外，这时期，潘曾跟这两派的机关报有接触，并跟革命派的《民报》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潘到日本后第一个想见的是改良派的梁启超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潘对梁的钦佩；二是潘东渡日本的目的是跟日本政界联系，说服他们向越南援助武器和军队，而梁启超跟日本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他来与日本政界接触。潘在《狱中书》曾表白：“予闻梁久客日，颇熟日事，拟先谒梁求介绍于日人”[2](P333)。这时，主义问题在潘的思想中还没形成。
潘佩珠一到日本便“修一书自介绍于梁启超。书中有句云：落地一声哭，即已相知，读书十年眼，遂成通家云云。梁得书大感动，遽请予入。酬应语多曾公（即曾拨虎）译之。心事之谈多用笔话。梁公欲悉其词，约予次日再会。笔谈可三四点钟，略记其最有深意之词如下：一，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而但患其无独立之民。二，谋图光复之计划有三要件。(1)贵国之实力；(2)两广之援助；(3)日本之声援。贵国内苟无实力，则其下二条皆非贵国之福。公又附注云：贵国实力为民智、民气与人才，两广之援为军兵饷械，日本声援为外交上，亚洲强国首先承认独立之一国。三，时因予谈及求援日本之事，公乃云，此策恐非善，日兵一入境，决无能驱之使出之理，是欲存国而益以促其亡也。四，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机会，而只患无能承认机会之人才。德与法宣战之时，则为独立之绝好机会也”[1](P414-415)。在潘请梁介绍日本政客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军事援助越南时，梁建议：“故援革命党以倒政府乃万国政府之所无者。苟有之则两政府互宣战之时耳。今法与日尚无宣战之机会，彼政府安肯以军械助公等。再思其次，惟民党阴为援助则或有之。日本现时民党进步党最有力，大隈伯、犬养毅其党魁也。公等欲见此二人，予能为之介。”[2](P334)此后，潘在日本期间，曾得到这两位日本政要的一些帮助。
经过笔谈，潘佩珠向梁启超陈述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南人不屈斗争精神，使得梁启超十分感动，曰：“哀哉伤哉！客言信耶？果尔尔者，我国其犹惭诸！有人如此，国其能终亡？”[3](P510)便向潘佩珠建议：“现时只有二策为能贡献于君者。其一，多以剧烈悲痛之文字，摹写贵国沦亡之痛状与法人灭人国种之毒，宣布于世界，或能唤起世界之舆论，为君策外交之媒介，此一策也。君今能回国，或以文书寄回国内，鼓动多数青年出洋游学，藉为兴民气、开民智之基础，又一策也。……予此时脑界眼界为之豁然，深悟从前思想及所径营皆孟浪荒唐，无足取者。于是首述越南亡国史一书”[1](P419-420)。同梁会见回去后，潘便撰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注：该著作于1905年9月在梁启超的帮助下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成书，并在《清议报》第19期［明治三十年(1898)九月十九日］起连续刊登。先被收集在（越）章收编《潘佩珠全集》第2卷；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十九，误将此书作为梁启超著作收入；中国史学会编的《中法战争》第7卷也将此书作为梁著收入。）。这是越南第一部革命史书，也是越南第一部国际宣传资料。
可以说，潘佩珠在日本的初期，梁启超对潘佩珠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梁的劝说和影响下，潘出洋的目的从求援武器到培养人才，并第一次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在1905年之前，在潘佩珠的思想中出版自己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03年，他曾撰写了《琉球血泪新书》一书，但这只是流传在少数人中的手写文本。因为，在当时的殖民统治之下，公开出版具有抗法性质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只有到日本这样的地方，潘才有机会出版自己的著作。当时，正在日本居住的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等人已经发行了很多自己的著作和报刊，因此日本的印刷厂已习惯于处理汉语的技术。潘所撰写的《越南亡国史》（1905年）等许多著作都是在日本出版的。另外，也是通过梁的介绍，潘才结识了日本政要以及在日的中国云南籍留学生。这时期潘佩珠的世界观和国际关系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梁启超在这段时间与潘佩珠的接触，对潘的印象及感情相当好。第一次见到潘佩珠，梁“望而知为异人也”[3](P508)。在同潘佩珠跟日本政要交谈时，欣赏潘佩珠的汉学才华，梁赞叹地写道：“此人大可敬”[1](P418)。
上面所述，在国内期间，潘曾读过梁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但到了日本之后，潘才大量地阅读梁的著作。因此，这时期潘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受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问题：
1.危机论 1900年底，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在1901年3月至5月的《清议报》上连续刊载。在文章中，梁启超从传统文化、国民心理、封建统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积弱的根源，介绍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民权观念，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其善而可全贵者固不少，其误而当改者亦颇多。”其中“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表现在：“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4](P15)。即视吾国之外无他国，遂生二弊：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弱而不与他国竞争。“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4](P15)。梁指出“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作深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梁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为一国之民是也……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4](P16)。
潘佩珠在日本领导东游运动时，曾撰写了《海外血书》一文，于1906年在《云南杂志》第4、5、6期连续刊载。潘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越南亡国的三个原因：“呜呼！国亡矣，请先陈其所以亡之积弊。其一是向来国君之不知有民；其一是向来国臣之不知有民；其一是向来国民之不知有国”[5](P414)。虽然这里潘佩珠所用的“国君、国臣、国民”概念与梁启超的“国家、朝廷、国民”概念是不相同的，但潘梁所采取的把越南的亡国与中国的积弱根源都归于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潘佩珠在《海外血书》中论述的是越南亡国之原因，而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分析的是中国积弱及亡国危机的原因。
2.进化论 进化论，由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于19世纪创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对中国哲学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在19世纪70年代，中文读物就介绍过达尔文的作品。而进化论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是从严复开始的。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达尔文的进化论至此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进化论被严复等人介绍到中国之后，成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接受了这种新观点，形成了各自的哲学思想[6](P165,166)。
梁启超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步形成了较系统的进化思想，他的许多言论无不以进化为出发点，进化论是其维新变法总思路的哲学基础[7](P75)。梁启超曾多次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介绍和分析达尔文进化论的文章。其中，梁启超于1902年3月10日在《新民丛报》第3号发表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一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介绍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梁启超在文中称之为《中源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认为：“生物变迁之原因，皆由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公例而来。”达尔文认为，“万物同竞争，而异类之竞争，不如同类之尤激烈。”“而其争愈剧，则其所谓最适者愈出焉。”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并非只是指个体的生存，而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他把从物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人类也是在亿万年时空中遵循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从低等动物渐渐进化而来的。梁启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视前此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下自小学校之生徒，上至各国之大政治家，莫不口习之而心营之。其影响所及也，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于学与学之关系，而综合哲学出焉。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8](P12)
越南学者及外国学者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潘佩珠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渠道是通过梁启超的著作[9](P451)[10]。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新书（注：“新书”是越南近代史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泛指介绍不同于儒家经典中旧知识（旧学）的新知识（新学）的书籍。这些新知识包括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主要是从西方书籍或日本的译书翻译过来的，有时只是翻译主要的内容，以介绍“泰西文明”的民权、民主思想等。这些“新书”大多数是由中国思想家及翻译家翻译成汉语后传到越南。当时中国思想家所撰写的著作传到越南后也被视为“新书”。早在19世纪中叶，“新书”已经传到越南了，但到20世纪初“新书”才大量传入越南。当时，东京义塾是越南北圻购买并传播“新书”的中心。）大量地传到越南。这时期的新书大部分是中国维新派的著作及译著，而梁启超的著作为数最多。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很有感染性的文章对越南进步士大夫的影响很大。作为当时社会思潮的先锋，潘佩珠当然不是旁观者。潘在《年表》中亦说，他曾读过梁的《中国魂》、《戊戌政变记》、《新民丛报》等，而梁在这些著作中曾比较多地论述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无疑，潘当时所接受的是梁式的达尔文进化论。
有一点要说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进行侵略的过程中已利用达尔文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等思想来为殖民主义作辩护。但越南士大夫同亚洲其他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一样，不把达尔文进化论视为一个定命性的失败学说。换句话说，他们不承认法国人生于优种，而越南人生于劣种，因此必定被法国人统治之不可抗拒的必由之定命。他们认为，各国家、民族之强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弱小国家只要不断努力学习、改变自己，就一定会强大起来的。对越南人来说，达尔文进化论已成为一个解释为什么越南失去国家主权，并警告他们如果仍保持现状、不改革国家，将会在生存竞争的世界里落伍的理论依据。潘佩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潘佩珠在《海外血书》中指出：“其一曰，法人之处心积虑，必欲尽灭我人种乃止。其二曰，我人若因循观望，必至我族类尽绝乃止。”“莫如及今之时，我国人甚愚且甚弱，乘其方愚弱而锄剪之，绝后患之萌芽，保无穷之福利。法人胜算，有过此乎。”[5](P405，407)并警告国民如果只会袖手旁观，不站起来作斗争，那么越南将来一定会被灭种的。潘把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视为强者统治弱者之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规律的结果：“我人种而果尽绝，我不敢怨法人。枕席千万里风涛，牺牲数百万枪炮，以购此二十七万零方里之地，乃容此五十兆饱饱甜眠，至愚至弱之我国人种，蠢蚀而風喷之。”[5](P413)但潘不认为这是命定，而呼吁“如我辈于此喘息尚存，举国同奋，外招雄邻之声援，内起文山之英灵。积沙可以成山，衔石亦能填海。法欲绝我，我只不肯绝何。”[5](P412)潘强调民族之存亡取决于国民之“自强”、“自救”意识，这无疑带有进化论“生存竞争”说的色彩。
在《新越南》（1907年）中，潘佩珠描述一个恢复国家主权之后的“新越南”：“内治之资格由我陶铸，外交之权利由我抱持，文明事业愈日愈进步，势力范围愈日愈扩张……派遣公使于欧美列强，日美德英皆结我越南为优等同盟国，暹罗、印度及南洋诸岛国皆奉我越南为主盟。亚洲最大国若支那者，则为我越南之亲密兄弟国。仇国之法兰西，怯然自命，惟愿受保护于我越南。”在潘看来，在当今的力量对比，法胜越南败，而在将来，越南反过来会去保护法国。这是潘佩珠理想中的“新越南”[11](P437)。
另外，在潘佩珠的不少著作中，曾多次使用“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竞争世界”等词语。这明确地证明潘佩珠受进化论的影响。
根据《年表》，从1908年年初，潘佩珠就不再提到梁启超了，而其实早自1906年年初潘梁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虽然潘于1909年年初离开日本，而梁于1912年才回中国。那么为什么潘佩珠不再跟他曾尊重的梁启超联系呢？众所周知，潘佩珠到日本之后，不但跟改良派的梁启超有来往，并且还跟孙中山等中国革命派接触：“予自到日本后……多与中华同志结合”[1](P537)。另外，到日本后潘不但跟梁启超、日本政要接触，而且还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尤其是潘在日本的后半段时间，经常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并且还当《云南杂志》的编辑。潘的最终目的是说服他们帮助越南的革命、恢复越南的独立。再者，潘以前对梁的了解只是通过梁的一些著作，到日本经过实际的接触后，潘也许才发现两个人政治主张的不同。潘佩珠是越南激进革命派的领袖，自从参加革命活动到去世时他始终主张采取暴动的革命手段。潘在早年深受勤王运动（注：即由越南文绅发动和领导的支持皇帝救国的运动。1884年6月6日，顺化朝廷与法殖民者签订最后的卖国文契《巴德诺(
)条约》，承认了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保护权。1885年7月13日，朝廷中以尊室说(
Thāt Thuyēt)为首的主战派以咸宜(Hàm Nghi)帝的名义下勤王檄文，同各地文绅掀起了抗法起义。这次运动持续了12年（1885-1896年），以香溪起义（
nghia 
Khê,1885-1896年）的失败而告终。）的影响，继承勤王运动武装斗争的传统，因此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上该运动某些印记。潘的政治思想虽然复杂多变，但都是出发于爱国主义精神，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而基本上是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在国内活动的时候，潘对国家的政体、革命组织的主义等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只设想“恢复越南，设一独立政府，除此外尚无若何之主义”[1](P387)。1906年到日本之后，潘才确定要“建设君主立宪国”[l](P436)，明确选择君主主义。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潘又转向民主主义并主张“建立越南共和民国”[1](P538)。到晚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潘还向往着社会主义学说。但中间他思想也经过一个曲折，1918年，潘突然撰写了《法越提携政见书》，其主要内容是：法国和越南因该“提携”阻止日本人，呼吁法国人停止虐待越南人，而越南人也不该再把法国人视为仇人。这标志着潘思想的一个后退。后来潘对此事非常后悔，并曾尽力做解释，说被他组织中的两个叛徒欺骗。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总体上讲潘思想仍一直是向进步的方向转变的。
梁启超是中国改良派的领袖，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梁启超政治思想是复杂多变的，且因时而异，前后矛盾。1890年，梁启超与康有为结识，这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使他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在“百日维新”期间，梁成为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无论办报或教学，梁都竭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并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但梁未醒悟过来。尽管在日本初期，梁一度与革命派接近，曾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但他最终仍坚持改良立场，并公开提出“保皇”口号。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1898年12月，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1902年2月，梁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但这时候梁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梁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袁世凯上台以后，梁曾在袁组成的“责任内阁”、“第一流人才内阁”当过司法部次官和司法总长。袁世凯死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梁很快成为段的支持者。梁在段的新内阁曾当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段政府被迫辞职后，梁也递送了辞呈。从此结束了梁的政治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还是时代的先锋者，那么戊戌政变失败后，他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变化，但归根到底他始终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藩篱。
因此，笔者认为，潘佩珠在国内期间对世界革命的了解只是通过包括梁启超著作在内的新书，所以其眼光很有限。刚到日本，潘仍怀着对梁启超的钦佩之心，敬而见之。不可否认，潘佩珠在日本发动东游运动初期，得到了梁启超的不少帮助。但随着在日本所见所闻的日益增加，对梁的更多了解，特别是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后，使潘的眼界扩大了，潘逐渐意识到其思想与梁启超思想有很大分歧，梁不能再帮潘解决越南革命正面临的难题了。潘梁的关系因此而结束。
二、潘佩珠与孙中山的关系
先来看一下潘佩珠在《年表》中描写其第一次是怎么跟孙中山见面的：
又一日犬养毅以一书招予至宅，为予介绍于孙逸仙先生。孙，中国革命之大领袖，时方由美洲回日，为组织中国同盟会事，逗留横滨。犬养毅谓予曰：“贵国独立，当在革命党成功之后，彼党与君同病相怜，君宜见此人，豫为后来地步。”越日予持犬养毅名帖及其介绍辞，诣横滨致和堂谒孙，时夜八点矣。孙出笔纸与予互谈革命事。孙曾读越南亡国史，知予脑中未脱君主思想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而其结束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予所答词，则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而其主意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予与孙辩解相持有数点钟之久。夜十一点，予起辞别，孙约予以次夕再会谈。越后日复在致和堂会孙，再申明前夕所谈之意。其实予与孙此时两皆谈会，予实未知中国革命党内客如何，而孙亦未知越南革命党真相如何，双方谈解，皆隔靴搔痒耳。结果俱不得要领。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1](P431-433)
关于潘佩珠与孙中山会见的时间，潘在上面的陈述中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按文章的脉络是在1905年。而按《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说，孙中山是于1905年7月19日才从欧洲抵达横滨，并于10月7日由横滨赴越南，期间经常往返于横滨、东京两地[12](P338-358)。那么，笔者认为潘佩珠只能是在这段时间同孙中山会见的。
通过这两次会面，可以明显看出潘佩珠与孙中山都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看问题，二者都想优先解决其民族革命问题。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而潘“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在谈到“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问题时，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潘“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但潘当时不主张采用民主共和政体，是因为潘认为越南民智未开，且“因予初出发时，固以君主主义旗帜取信于人，设使局面尚存，则手段未敢更改”。在潘看来，那段时期“君主”还是“民主”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尽力争取各种条件及帮助越南达到“驱逐法贼、恢复越南”之目的。潘此时跟孙会面也是出于这一目的的。另外，当时孙正忙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事宜，而潘亦忙于东游运动，因此对各自提出来的建议不大在意，“结果俱不得要领”。那么，在日本初期，潘思想基本上未受孙思想的影响。潘只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才受孙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潘孙这两次会谈，据潘“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
除了1905年的两次会谈外，潘佩珠子1912年还与孙中山会一次面：“壬子年（1912年）二月下旬，上南京谒孙中山……予抵南京时，实为新旧交乘之
，政府事务纷如乱麻，孙亦应接不暇，予但晤谈得数分钟”[1](P541)。可以说，潘佩珠与孙中山的关系应结束于1912年。
上面所述，潘在思想上真正受孙的影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其主要表现在越南光复会的成立及其章程。越南光复会于1912年6月19日成立，其章程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1](P538)。会的组织分为三大部：(1)总务部；(2)评议部；(3)执行部。对比一下孙中山等人所创立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13](P290)。据章收的研究，“光复会在组织形式和活动纲领方面与同盟会有点相同。但是如果深入到它的内容方面，则越南的光复会未能达到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的水平……还达不到像同盟会所提出‘平均地权’纲领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水平……同盟会的纲领提出了‘平均地权’的问题，因此已把占中国人口的80%的农民吸收到革命队伍里。至于光复会则对于‘农民’的作用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识。占越南人口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被列入维新会时期的十万‘同人’的行列。因此，二十世纪初叶的越南革命运动缺少了一个极其重要基层组织来作为革命的靠山。”[14]越南光复会的成立无疑体现了潘佩珠受孙中山的影响。越南光复会的成立标志着潘佩珠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潘彻底摆脱君主立宪思想，而走向民主共和思想。
在越中两国关系的历史长河中，两国人民在各领域的交流是很频繁而丰富的。动荡的近代又使两国的爱国志士走在一起，共同商讨救国方针，互相帮助各自国家的革命运动。这是历史的好榜样，是非常可贵的。
［收稿日期］ 2004-05-10
标签：梁启超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越南总理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历史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达尔文论文; 清议报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