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法兰西独特性——访法国著名史学家莫娜#183;奥祖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西论文,独特性论文,史学论文,著名论文,奥祖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于1931年出生于布列塔尼一个小学教师家庭，1952年进入巴黎高师读哲学，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后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出版了一系列影响深远、具有原创性的历史著作，其核心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公立学校。作为弗朗索瓦·孚雷(Fran
ois Furet)的挚友和长期合作者，她和孚雷共同主编《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1988)、《吉伦特省和吉伦特派》(1991)和《共和政体降临的世纪》(1993)，更新了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开创了相对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史学的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她论法国大革命的专著《大革命的节日》(1976)、《新人：论法国大革命》(1989)和《瓦伦：君主政体的覆灭》(2005)在学界亦有较大影响。作为法国公立学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她出版的著作有《小学、教会和共和国：1871-1914》(1962)、《法国的小学：论法国大革命、乌托邦和教育》(1984)，还和同为历史学家的丈夫雅克·奥祖夫一起出版了《小学教师的共和国》(1995)。进入晚年以来，莫娜·奥祖夫仍旧笔耕不辍、新作迭出。她通过文史哲跨学科研究，对女性地位、法国大革命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等问题进行了卓越的研究，这方面出版的著作有：《女人的言辞》(1995)、《民主的缪斯》(1998)和《小说的见证》(2001)。莫娜·奥祖夫的《瓦伦：君主政体的覆灭》一书获得参议院奖(Le prix du Sénat)，《小说的见证》获得吉佐—卡尔瓦多斯奖(Le Prix Guizot-Calavados)。2004年，她的所有历史著作获得法兰西学院年度大奖——戈贝尔大奖(Le Grand Prix Gobert)。
2008年11月7日，我利用在法国访学的机会在巴黎6区莫娜·奥祖夫家中对她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访谈。
问：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先从您的家庭出身谈起，您出生在布列塔尼一个小学教师(instituteur)家庭，这是否对您后来从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学校和小学教师的研究有些影响呢？
答：没错，是有些影响。我父母在布列塔尼一个乡村当小学教师。20世纪30年代，布列塔尼的乡村由于学校战争(la guerre scolaire)①一分为二：一边是公立学校，一边是天主教学校。两个世界互相为敌而又互不相知。公立学校传授共和国价值观，共和国正是多亏小学教师的工作才在法国扎下根来。我就是在学校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度过童年的。因此，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学校、教会和共和国的关系②并不是偶然的。
问：但您的父亲除了是小学教师外，还是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正如您刚才说的，共和国是靠小学教师立足的，那在他身上不是有些矛盾吗？这种矛盾对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答：的确有两种互相对立的传统：共和国传统主张的是普世主义，而布列塔尼传统强调的是地方主义。我在学法语之前先学的是布列塔尼语，前者用于公共生活，后者用于私密场合。还有两个图书馆：家里的书房摆放着三个布列塔尼法语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拉梅内(Lamennais)和勒南(Renan)——的全集；学校的图书馆则收藏着保罗·玛格丽特和维克多·玛格丽特(Paul et Victor Margueritte)、埃克多·马洛(Hector Malot)、阿尔封斯·都德、法朗士、雨果的作品。家里和学校讲述两种版本的故事，推崇各自的名人，呵护各自的高傲。两边说的不是同一类事，翻开的也不是同一类书。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③在学校被尊奉为布列塔尼英雄，在家里我们却只叫他叛徒(an Trubard)。相反，家里把爱尔兰新芬党成员(Les Sinn-Feiners)看作爱尔兰独立的英雄，学校却贬低他们。所以我的童年充满困惑，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我正在写一本书④，谈的是法兰西民族的构建以及法国人接受多样性的过程中经受的种种挫折。
问：作为小学教师的孩子，您的求学路线沿着普卢阿(Plouha)—圣布里厄(Saint-Brieuc)—雷恩(Rennes)—巴黎一路走来，成绩优异；工作后，您著作等身且广受好评，先后获得几个大奖。法兰西共和国“量才录用”(la méritocratie)的体制是否在您身上发挥了作用？
答：当然了，小学教师的孩子在学习上欠了一笔债，取得优异成绩就像枷锁一样难以逃脱，做好学生是本分。的确我这一代不少历史学家都出身于小学教师家庭，比如阿居隆(Maurice Agulhon)、伏维尔(Michel Vovelle)、让·尼古拉(Jean Nicolas)。
问：我知道您大学学的是哲学，那您是怎么从哲学家转变成历史学家的？
答：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我总是在文史哲三门学科的十字路口做研究。我曾在中学教过哲学，我之所以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原因很简单，就是哲学老师每星期只给同一个班的学生上9小时课，这是很大一个优势。
问：您是否只有阿方斯·迪普龙(Alphonse Dupront)一位老师？
答：不是，我在哲学领域还有其他老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和亨利·古耶(Henri Gouhier)。但是在历史领域，给我教诲最多的是阿方斯·迪普龙。他是宗教史学家，这一点尽人皆知，但他的另一个兴趣点是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比如朱尔·费里(Jules Ferry)。此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文本和图像的评注者。
问：您这一代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有“从地窖到顶楼”⑤的转变，在您的经历中是否也有过这种转变？
答：根本没有这种转变，因为我从来没有搞过经济史，尽管我一度对社会史感兴趣，比如我曾研究过第三共和国小学教师这一社会群体。
问：您和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有师承关系吗？
答：由于我没有学过历史，所以也从来没有上过拉布鲁斯的课。但我所有历史学家朋友都把他看作是最值得尊敬的老师。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让·尼古拉、弗朗索瓦·孚雷，还有我丈夫雅克·奥祖夫，他们几乎人人都跟拉布鲁斯做过研究。
问：您能说一下《大革命的节日》⑥的写作背景吗？
答：一些人猜想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1968年5月的局势和那个时代的节日氛围，根本没这回事。实际上我是1970年代初开始动笔的，它花了我不少时间，因为我当时既要带孩子，又要教书。但我对法国大革命感兴趣，而且新史学的研究对象吸引了我，在我看来，节日就是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况且，我在这个时候认识了阿方斯·迪普龙，他的授课对我影响很大。最初我本来是去征求索布尔的意见，他告诉我应该根据年代把主题分成三部分：资产阶级节日、雅各宾党人节日和热月党人节日。这个方案让我很泄气，因为我是打算把节日当作一个整体研究，迪普龙很快领会了我的想法，建议我把“心理—社会学研究”作为著作的副标题。
问：根据拉布鲁斯的“抽屉理论”，依次是经济、社会、文化和心态，文化可见是位于第三层次。那么在您的研究中，您又是如何定义文化的呢？
答：我认为这三个层次理论没有效力。在我看来，文化就像政治一样，并不是步经济和社会之后尘而开花结果，它本身就是一切要素的统一体。
问：您怎么界定您后来写的书，是文化史还是政治史？
答：我没打算把两种研究分割开。我很多著作既可以当作政治史著作读，也可以当作文化史著作读。《大革命的节日》就是这样的例子。我在研究第三共和国的小学教师群体时，既给他们的政治传统留足了位置，又在他们的文化知识上用尽了笔墨。
问：我读过日本历史学家近藤和彦对林·亨特的访谈——《关于母亲／政治文化／身体政治：林·亨特访谈录》⑦，其中林·亨特说她每年暑假来法国时都会见您，你们相互产生了影响？
答：没错，她经常来法国，尽管近几年我见她少了。我俩有很多共同兴趣点，比如表象、图像和象征物。她在评论拙作《女人的言辞》⑧时显现出了宽容大度的品质，发现了其中一些连我本人都没注意到的观点。我俩之间的确心智相通，交往充满友情。
问：您怎样看待林·亨特的新文化史研究？
答：林·亨特以《新文化史》为标题，极其聪慧地收集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它们又一次证明了历史学的灵活性，令我感兴趣的是，它们相对于解构主义是一种退却。但这个标题在我看来是一个太宽泛的标签，从而无法真正有效。我认为历史学家针对现实的理论思考有时疏远了研究对象。相对于林·亨特的理论篇什，我更喜欢她写的关于大革命在特鲁瓦和兰斯的情况⑨或关于法国大革命家庭罗曼史⑩的精美著作。
问：您是孚雷的挚友和合作者。我们知道孚雷一生思想在不断发展，由此一些学者认为有“三个孚雷”。“第一个孚雷”是1965年和1966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11)一书的作者，“第二个孚雷”是1978年问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12)一书的作者。
答：《法国大革命》是孚雷和德尼·里歇写的书，仍旧受拉布鲁斯启发。尽管本书的语调别出心裁，但在解释方面创新很少。尽管如此，此书对孚雷的思想发展功不可没。大学对该书充满敌意，这引发孚雷进一步阐明思想，坚守立场。这有助于他抛弃二重革命假说，即一场革命是另一场革命的侧滑。正是从《思考法国大革命》起，孚雷与双重革命说决裂。他开始认为自1789年革命起，激进的种子尤其是透过与过去决裂的意识形态就已经萌芽了。我们可以把这说成是“第二个孚雷”。
问：“第三个孚雷”是在柏林墙倒塌后，孚雷认为法国大革命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母体。
答：没有，孚雷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完全不赞成这样一个所谓的“第三个孚雷”。孚雷经常说，如果把古拉格的债算到启蒙运动、卢梭乃或法国大革命身上，这种说法太简而化之了。他向来抵制这种粗糙的解释。如果说有第三个孚雷的话，应该在别处寻找。他曾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中说道，他很遗憾大革命史家常常认同革命者的言谈、情感、意图，要想撰写法国大革命史，就应该与革命者的论说保持距离，避免情感同化。相反，在孚雷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他更多地相信革命者本人对其行为的叙述。您会想到马克思的一句话：“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知道。”思想成熟时期的孚雷认为，如果说人们创造历史，实际上并不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但他们起码知道很多。换句话说，我们仍然可以凭借他们的文字、言谈从内部理解法国大革命。您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第三个孚雷”，但并不是那个把极权主义归结到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大革命自身的意识形态上的孚雷。对他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大革命的本质。即便是在恐怖统治时期，大革命也没有完全脱离个人主义原则。
问：难道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和极权主义之间就没有关联吗？
答：实际上恐怖统治和与过去决裂的意识形态有关，和再造新人的计划有牵连，我们在其他革命中也可找到类似计划。但由此到做出法国大革命孕育了极权主义的论断，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孚雷从来没有越过。
问：20世纪80年代，您和孚雷筹备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同时，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所长米歇尔·伏维尔教授受政府委托也在筹备200周年庆典。您怎样看待这两个团队？
答：的确有两个团队在筹备庆典，但目标不一致。伏维尔转变成法国大革命的旅行推销员，几乎想在世界各地传播大革命的福音。孚雷想写几本书。这两种活动很不同。
问：两种不同的活动，但两者之间是否也有些矛盾呢？
答：这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但并不一定敌对。打个比方，孚雷和我依次在芝加哥、牛津和巴黎组织了三场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成果由帕格蒙出版社(Pergamon Press)结集分几卷出版(13)。伏维尔参加了第一场国际会议，但拒绝参加后两场。此后他着手筹备以“法国大革命的图像”为主题的世界大会(Le Congrès Mondial)(14)，会议主旨与我们的迥然不同。凡是对法国大革命有些想法的人都被邀请参加，这种组织方式给人好感，但缺少固定的主线。相反，我们聚集起的编纂《法国大革命批评词典》(15)的团队成员构成很单一。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做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吸收一小批趣味相投的人参加。
问：但为什么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有冲突呢？比如，孚雷曾对一个记者说：“我赢了！”伏维尔为此很不高兴。
答：这是一个荒谬的故事。孚雷去意大利做报告，看到当地媒体对伏维尔的大篇访谈，标题是《打倒孚雷！》，这极有可能是记者的发明。他们总是乐意夸大对立。孚雷因此回应了一句：“我赢了！”这本是句玩笑，但进行采访的记者又掉过头来将它炒作了一番。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争论。伏维尔对“大革命的图像”感兴趣，选择的主题比较炫目，也更能兼收并蓄，但与我们的主题相比，缺少论战性，可能也不太明确。
问：一些文章提到两个团队为争夺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正统地位展开了一场竞争，弗朗索瓦·孚雷最后在大众传媒的支持下取得了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权。
答：纯属无稽之谈，一个彻头彻尾的离奇故事。说真的，在媒体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伏维尔。他曾是世界大会的主席，在索邦大学当着共和国总统的面发表了一场盛大的演说。在媒体露面的是伏维尔。的确，是有人把孚雷塑造成“大革命200周年庆典学术王”、“媒体王”。完全不是这回事儿，如果说有人讨厌电视，至少没有把最好的一面在电视上展现出来的，这就是弗朗索瓦了。如果说他看上去主导了媒体，这不应归因于他本人，而应归因于他的著作，因为他与古老的史学史一刀两断。我认为实际上是这种断裂发挥了作用。弗朗索瓦对大革命的解释新意连篇，极具说服力，再加上思想的原创性，很可能这些使他开玩笑说：“我赢了！”
问：学界的通常说法是两派的论争持续了30年左右，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把论争推向了高潮，故事的大结局是弗朗索瓦·孚雷赢了。
答：我们可以这样叙述这段历史，但把它描写成一场三十年战争则用了漫画手法。的确柏林墙的倒塌使孚雷的论点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主变成了革命的未来，而在雅各宾派史学的论述中，革命是民主的未来，民主仅仅是一张草图。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从此之后不能从民主走向革命，而应从革命走向民主。历史背景让孚雷的论点显得更有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弗朗索瓦·孚雷赢了。
问：这么说来，这场争论是在相对友好的气氛下展开的？
答：友好，我不能这么说，毕竟还是有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对立。但不要忘记，双方介入论争的这些人熟识已久，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之间有一种东西，可以说是交战者的默契(une complicité belligérante)。斯蒂文·卡普兰(16)在美国臆想出来的这场戏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问：您怎样看待200周年庆典过后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研究成果？
答：我有一种印象，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有点陷入停滞状态了。当然一些有意思的著作不断涌现，但论战已经被耗干了。学者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兴趣有所降温，而且编辑们也不那么倾向于出版这方面的著作。
问：我发现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同样对研究历史的新方法敞开了大门，比如他们从事图像史、文化史和心态史的研究。
答：没错，您说得对。近些年来，法国大革命史学接纳了一些新对象，比如节日、家庭、女性、谣言和边缘人群，而从前在他们对革命事件的分析中，是没有这些对象的一席之地的。
问：您一直是左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孚雷也是左派？
答：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左派，即使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赞成那些居于左派和右派中间的人。孚雷习惯于说他在右派面前感觉自己是左派。他对左派有一种家庭式的忠诚。左派像是他的家庭，他的出身。但人往往对自己的家人缺少宽容，更为苛刻，左派的人更容易对左派失望而不是对右派，因为他对后者并不抱多大期望。孚雷仍旧是左派，只不过他对左派要比对右派更严厉。右派人身上一个主要特征是带有社会恐惧心理，害怕民众上街，孚雷身上绝对没有这个特征。
问：请您谈一下您和孚雷在学术研究上的异同。
答：我起初和孚雷一同研究法国大革命、编纂《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时，他绝对比我博学得多，对于法国大革命这一主题，他是无可置疑的专家。因此我过得并不是很自在。但由于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接受赌注和他一块主编《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我们互相阅读对方写的东西，提出修改建议，有时甚至让对方重写一个词条。他认为我写的关于国王诉讼案的词条不好，让我重写，他有道理。我呢，反过来也让他重做关于路易十六肖像的词条，在我看来没有着重细微差别。在我们共同打造这本词典的过程中，我们只有一点点分歧。举个例子，我们只想给少数几个人物做肖像描写，弗朗索瓦想把圣茹斯特纳入进来，我不赞成，因为在我看来，圣茹斯特是大革命中心智最混乱的人物。弗朗索瓦依了我。但后来我们因为没有吸纳圣茹斯特而受到严苛批评，以至于我们出袖珍本时决定给他一席之地，弗朗索瓦对我说：“既然你该为少了圣茹斯特负责，那么就由你写一个词条补救吧。”我这样做了，但毫无激情。您看，我们有这样的争辩，这么说吧，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在关乎词典的大方向上，尤其是给词典加上“批判的”这样一个修饰语上，我们没有任何分歧。
问：您和年鉴学派有关联吗？
答：我和年鉴学派的关联显而易见，因为让我小有名气的《大革命的节日》一书的主题正是年鉴学派青睐的典型样式，这么说吧，它选取的研究对象非同寻常，但难以辨认，多重旋律交织，位于人类学、集体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交汇处。我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无疑是受到了我经常交往的历史学家圈子的影响。后来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使我更倾向于政治史，我的好奇心远离了年鉴学派的关注点。实际上我很少关心方法论问题，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每个主题都有自己的方法。笛卡尔认为同样一个主题，在理性引导下可以探究所有问题，与此不同，帕斯卡主张每一主题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认为他说得对。
问：那孚雷与年鉴学派有关联吗？
答：既有，也没有。他在《历史学的作坊》(17)中解释过这个问题。如果说有的话，那是因为年鉴学派坚决主张历史学具有开疆拓土、将未知领域一网打尽的能力，年轻历史学家从中获得了奇妙的自由感。另外也是因为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朋友。当有人问孚雷关于年鉴学派的事时，他总是开玩笑地说：“年鉴学派，我在电梯里遇见他们。”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是因为孚雷也说过，这些年轻历史学家就历史编纂并没有达成一致看法。他认为年鉴学派既不是一个思想学派，也没有创立一种学说。他们只赋予历史学科一种有益的弹性。
问：您和福柯有交往吗？您怎么评价他论历史的著作？
答：我当初打算研究法国大革命节日时曾去见过福柯，想听听他的建议。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除此之外，我和他就没有私人联系了。当然了，和我这一代的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读了他很多书，曾带着激情读他的《疯癫史》，后来又读了《词与物》。但读到马塞尔·戈舍(Marcel Gauchet)对《疯癫史》的批评文字时，我的感情起了变化。戈舍解释说19世纪关于疯癫的医学的普及根本不是福柯所说的规范式倒退(une régression normative)，而是对疯子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在旧制度时期，人们认为疯子与正常人迥异，可以嘲笑、愚弄他们，但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不一样的人。大革命后，人们开始把他们视作与正常人同样的人，既然他们与我们一样，而不是与疯子一样，这种相似的人受到一种医学治疗，受到另一种形式的禁闭，福柯轻率地称之为一种新型的压制(répression)。对于福柯的另一本书《监视与惩罚》，我有同样的保留意见：福柯指出，大革命后废除酷刑是为了引入一种或许比旧制度的惩罚更可怕的规范(norme)，比如学校、兵营和监狱；所有监禁与监视个人的方式在他看来都是等同的。福柯认为所有权力，不管是温和的暴力还是粗鲁的暴力，都是一种惩罚，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正是这一点让我脱离了他。
总之，我对福柯著作的欣赏限于文学层面，它们很有爆发力，但福柯并没有很强的自由意识。在我看来，他给人类创造力留的间隙太小了。在他的思想里，还有一种深层的反法制主义(antijuridisme)倾向，这表现在他对大革命某些事件的解释方式上，比如他把9月大屠杀解释成一系列的拯救事件。
问：我发现您很大一部分著作都是退休后写作和出版的。
答：没错，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的时间多了。您知道女人的问题就在于她在一生中不能写得太早，因为她要照顾孩子、丈夫、老父老母和整个家庭。确实我是在人生比较晚的阶段才找到时间为自己工作。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现象。
问：但您退休后比较自由了，您可以写些更个性化的书，比如《女人的言辞》、《民主的缪斯》和《小说的见证》(18)。
答：并不总是这样，我最近出的一本书是《瓦伦：君主政体的覆灭》(19)，仍旧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分场合。我目前在写的一本书又是个性化的著作。这总是由机缘决定的，机会、别人的建议以及与朋友的相聚，都起了很大作用。我从来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构思缜密的职业规划。
问：这么说来，社会交往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您的社交圈子，孚雷、诺拉、勒华拉杜里这些朋友，还有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的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以及圣西门基金会对您的事业发展影响很大了？
答：的确是这样，但不要把机构和朋友分开，因为圣西门基金会和雷蒙·阿隆中心都是与朋友碰面的场合。朋友们对我的事业是起决定作用的，我认为如果我没有朋友的话，我将一事无成，什么也写不出来。最初，往往都开始于友好的请求：“你可以给我们写15页关于什么或什么主题的东西吗？”为什么不写呢？
问：我觉得您像个混合体：您哲学科班出身，却成了历史学家和杂志记者(20)，有人说您是哲学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您还写了一些探讨小说、文学的书。那么您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什么？
答：我不喜欢一些标签，我也从来不喜欢身份定位，我讨厌这些东西。我总有这种印象，我写的书都是漂泊流浪之作，是在几个学科之间走私来的产品。
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您有何建议帮助他们理解您的著作？因为它们即是历史著作，又有文学色彩，更有些哲学的启迪。
答：我认为大学的学科通常是人为划分的，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将它们分割开来。打个比方，我深切地体会到要想理解19世纪的社会生活，如果说小说家不比历史学家更重要的话，他们至少也和后者一样重要。因此为什么不参考一下小说家的作品呢？为什么不看看艺术史的东西呢？我不是一个专家，尽管我主要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我同样也对文学史，对妇女在法国社会的地位感兴趣，我还有一本书是写美国一个小说家的。成为历史学某一个分支领域的万事通，从来都不是我的抱负。就这一点来说，我大学没有学过历史大概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一切：我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放在历史学的思考框架内。
问：探究法兰西独特性是不是您研究工作的一个主线？
答：完全正确。如果把我著作的所有主题集中起来，会发现都是围绕着一种研究，即什么构成了法兰西的独创性。法国大革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象征性事件；学校制度是我们国家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点外国人有时很难弄明白；我们还可以说文学占据中心地位；男女在法国社会维持的关系在我看来也是独特的。我所有的著作就是围绕着法兰西的这种独特性展开的。
注释：
①是指在赞成和反对世俗学校的人之间引发的冲突。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教会掌管的，法国大革命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国家有义务组织教育，但这项原则在19世纪推行起来非常艰难，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876年，40%的小学教育仍是由神甫提供。随着反教权势力的壮大，要求教育摆脱教会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朱尔·费里(Jules Ferry)的推动下，政府通过1881年和1882年关于学校的法令，确定了免费、世俗和义务教育的原则，小学教师(instituteur)开始取代神甫。这自然引起了天主教势力的反对，后者以“自由”为旗帜，对抗国家的世俗教育，一些支持私立学校的报纸成为他们论战的阵地，学校战争(la guerre scolaire)随之爆发。最激烈的一步是激进主义者埃米尔·孔布(Emile Combes)政府颁布1904年7月7日法令，决定消除天主教会私立学校，禁止教会团体办教育。关于世俗学校的争论在整个20世纪持续了下来，1984年，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支持者之间又引发了一场“学校战争”。
②Mona Ozouf,L'Ecole,l'Eglise et la République 1871-1914,Paris:Armand Colin,1962.
③盖克兰于1320年出生于布列塔尼的一个贵族世家，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被查理五世任命为法国陆军统帅，帮助法国国王驱散英军，让法国得以夺回战争初期失去的领地，被誉为“布列塔尼之鹰”。但他被20世纪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者视为布列塔尼的叛徒，在二战中，亲纳粹的布列塔尼社会—民族工人运动组织(Mouvement ouvrier social-national breton)炸毁了他在雷恩的一座雕像。
④此书已于2009年3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名为：Composition fran
aise,retour sur une enfance bretonne。
⑤这是米歇尔·伏维尔一本书的题目：《从地窖到顶楼》(De la cave au grenier,un itinéraire en Provence au XVIIIe siècle：de l'histoire sociale à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Serge Fleury éd.,Canada,1980)，用来指他们这一代历史学家学术历程的转变，他们大都在50、60年代受拉布鲁斯的引导研究社会经济史，进入70年代以后转向心态史、文化史研究。
⑥Mona Ozouf,La Fêr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9 ,Paris,Gallimard,1976.
⑦近藤和彦：《关于母亲／政治文化／身体政治：林·亨特访谈录》，荒井夌、蒋竹山译，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⑧Mona Ozouf,Les Mots des femmes.Essai sur la singularité franaise,Paris,Fayard,1995.
⑨Lynn Hunt,Revolution and Urban Politics in Provincial France:Troyes and Reims,1786-179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⑩Lynn Hunt,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11)Franois Furet,Denis Richet,La Révolution,2 vols,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1965,1966.
(12)Franois Furet,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éditions Gallimard，1978.此书已有中译本，见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泽，三联书店2005年版。
(13)Keith Michael Baker,ed.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que Culture,Volume 1,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held in Chicago on September 11-15,1986),Oxford,New York:Pegamon Press,1987; Colin Lucas,ed.,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que Culture,Volume 2,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held in Oxford on September 5-9,1987 ),Oxford,New York:Pegamon Press,1988; Franois Furet and Mona Ozouf,eds.,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que Culture,Volume 3,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1789-1848 (Conferenc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heldin Paris,Sept.14-18,1988 ),Oxford,New York:Pegamon Press,1989.
(14)指作为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的一个组成部分，1989年7月6日—12日在索邦大学召开的世界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法国大革命的图像”。大会是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200周年庆典历史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de Recherche Histofique pour le Bicentenaire)、法国大革命史国际委员会(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和巴黎一大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的共同建议下召开的。会议成果由帕格蒙出版社以《法国大革命的图像》（三卷本）为标题于1989年结集出版。
(15)Franois Furet et Mona Ozouf,éds.,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Flammarion,1988.
(16)Steven L.Kaplan,Adieu 89,Paris,Fayard,1993.
(17)Franois Furet,L'Atelier de l'histoire ,éditions Flammarion,Paris,1982.
(18)Mona Ozouf,La Muse démocratique,Henry James ou les pouvoirs du roman,Paris,Calmann-Lévy,1998; Les Aveux du roman.Le 
entre Ancien Régime et Révolution,Paris,Fayard ,2001.
(19)Mona Ozouf,Varennes.La mort de la royauté,21 juin 1791,Paris,Gallimard,2005.
(20)莫娜·奥祖夫为《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等杂志写过很多稿子，他们这一代历史学家中很多人都是兼历史学家与杂志记者于一身，比如孚雷、雅克·奥祖夫、勒华拉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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