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行政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学院院长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采访者简称▲，下同)：顾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现在担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首席专家，最近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书。在此，我们想请您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谈看法，好吗？
●(被访者简称●，下同)：好的，我们就当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一些交流。
▲：首先，请您简单谈一下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整体状况。
●：应该说，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不断地发展，但其中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一二级学科发展还相对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成熟度。是否有完整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实际上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立，或者说是一个学科发展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思想史、没有学术史的学科，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甚至可以说还不构成一个成熟的学科。思想史、学术史，能把一个学科理论与学术及其体系发展的“历史路标”展现出来，表明这个学科经历过哪些重要的过程和阶段，出现过哪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的传承、创新关系怎样等等，存在着揭示这一学科内涵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可能这些问题之间没有很多内在的联系，但确实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有的可能意识到了，但是不知道对问题本身怎么表达。
▲：请您具体谈一谈，目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从来就没有脱离社会历史发展这一大背景，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一开始就应该搞清楚的问题。这就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
我们先看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期间大概是360年，这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360年，也是我们讲的近现代史的360年。对这一360年，我们可以划分为三个120年。第一个120年，从1640年到1760年，就是从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经过120年到18世纪中叶。这一120年，是英国封建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阶段，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经过这一阶段，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得到了巩固。第二个120年，就是1760年到1880年。这一120年，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开始不断激化。第三个120年，就是从1880年到现在的2000年。这一120年，我们把它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每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细分。第一个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中的前60年，即1640年到1700年间，英国封建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比较激烈，胜负难解。1700年之后的60年，资产阶级的政权相对稳定起来，或者说逐步得到巩固，封建贵族复辟的力量渐次薄弱，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能力增强了。
第二个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60年。前一个60年，可以说是工业革命推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阶段。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过一句名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这句名言，肯定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这一历史阶段所起到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这句名言所指的“不到一百年”，就是指18世纪60年代到1848年这一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段。这中间，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已经遇到极大的麻烦，出现了制度性的和体制性的障碍。1825年出现了第一次资产主义式的经济危机，即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其后一个60年，资本主义每隔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不断地在周期性的危机中前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原来通行的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过渡。
第三个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1880年以后的120年，可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60年。从1880年到1940年，这是前一个60年，以私人垄断为特征。后一个60年，是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过渡、国家垄断又向国际垄断过渡的阶段。后一个60年中的前40年，即从1940年到1980年，是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后20年，即从1980年到2000年，是以国际垄断为特征的。
▲：如您所述，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然后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最后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呢？
●：资本主义社会也像其他社会一样，在它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只是在政治上谋取政权，在经济上还只是因袭在封建社会母体内成长起来的现成的生产力，还没有建立或获得与生产关系自身相适应的生产力。一直到176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才得到大力发展。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而且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政权之后才有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在这里，有的西方学者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欧洲的“18世纪学”研究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资产阶级的文明引起了工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带来了资产阶级的文明？显然，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造就的，而是历史馈赠给资产阶级的，它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一样。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科学—技术革命，不是科学引领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工业革命，而是纯粹的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就不一样了，它才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革命，是由电学、化学和物理学的科学革命引导的工业革命，所以，这两次工业革命是不一样的。
要看到第二个120年中的1825年这一标志性年份的重要性。正是在1825年，即我们说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遇到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冲突。从这之后，欧洲的很多思想家、理论家，都对1825年及其后的经济危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时的思想界，有两个突出的问题引起广泛讨论。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有的认为没有矛盾，有的承认有矛盾，这存在一个重要的分界。如1825年之前，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没有矛盾，他们严格遵循在1825年之前两年去世的李嘉图的“遗训”，按照“萨伊定理”的思路往下走，一直延续到马歇尔，都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动地平衡供求关系，经济能够自发地达到均衡状态，断然否定矛盾的存在。但是，在1825年之后，经济学家之外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认为是有矛盾的，这一矛盾引起了社会思想和政治的冲突。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家，比如讲19世纪40年代出生的尼采，到60年代出生的马克斯·韦伯，在他们中青年时期的著述中，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在伦理观念上和经济社会上是存在严重冲突的，如尼采所说的：“上帝已经死了！”马克斯·韦伯对掠夺式的、欺诈的、混乱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新教伦理的价值追思，对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吁求等等。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有矛盾，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在那个年代，凡是认为有矛盾的理论家、思想家，必然会提出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有些人认为，通过资本主义内部关系的调整来解决，最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形成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的“方案”。资产阶级对自身的生产关系确实作出了调整，在1880年以后，适应当时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要求，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开始走向私人垄断。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显著特征。但是，这种制度性的调整、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成功，反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最后只能利用战争的手段来缓解自身的矛盾。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制度上的矛盾又凸现出来，这就爆发了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实际上是大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经过“罗斯福新政”，对古典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最后，通过再一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强行地平抑下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调整的结果，是从私人垄断走向了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这种调整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就是，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为了寻求自身生产关系的调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再次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就了这一段历史！
同时，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在这360年的历史发展中，既遇到过制度性的矛盾，也遇到过体制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和体制性的矛盾不会经常同时爆发出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矛盾也会同时爆发。如果同时爆发，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大的动荡，甚至是大的社会革命。我认为，这一360年中，资本主义制度性的矛盾和体制性的矛盾同时爆发的次数有三次：第一次是1825年，第二次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第三次就是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
▲：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身调整来解决，那么其他学者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另一类学者面对资本主义矛盾，提出的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调整，而是改变这种制度，寻求社会变革或社会革命。1825年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开始在社会上活跃起来，最为活跃的，就是我们后来称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们。他们用自己的思想，也用自己的实践，对当时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假如从词义学上来看，19世纪20年代，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的英文名词“socialist”，在当时的社会批判者的文献中得到使用，有人已经开始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来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认为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同时，“资本主义”的英文词“capitalist”作为新名词，也在这个年代开始使用起来，大概也是在1820年之后的一个时期。在这里，“capitalist”这个词出现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是在17世纪中叶，但是按马克思的观点，14世纪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已经依稀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所以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三四百年的发展。回首历史，当时人们才对这个已经生长了几百年的社会加以定义，给它一个准确的名称，叫做“资本主义”(capitalist)，因为它是以“资本”(capital)为核心的社会。“社会主义”这个词，一开始是作为一个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形态的称谓出现的，这种社会当时并没有实际地出现，是人们在批判现实社会时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愿景，称之为“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是需要人们去研究、探索和实践的。因为先有社会主义这个愿景，然后才有社会主义这个社会现实。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因为有了这个词才出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继而科学的理论又向科学的实践转化。就是说，人们是在一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来建立和发展这个社会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照人们的理念，按照人们的理想，按照人们的理性认识来建设的一个社会。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新社会建设成本最低的一个社会。但同时，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最容易碰到的，就是固守已有的“原理”、“原则”，甚至当这些“原理”、“原则”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还是用“原理”、“原则”来修改实践，而不是用实践去推进“原理”、“原则”的发展。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讨，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且也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假如固守已有的“原理”、“原则”，不顾现实的发展，脱离实践的进展，就可能窒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机活力。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能遇到的最为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具体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爆发、资本主义矛盾已经显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为探索和解答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后来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与时俱进，推进自身理论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同别的学科的学说史、思想史的区别就是，它是密切地和社会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从来没有脱离过社会的现实进展、社会的历史演进。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纯粹作为一种学术的发展历史来研究，它必须和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同其他学术思想无关的理论来对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对这个社会解释和理解的时候，面对的是众多思想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必须通过批判地吸收其他的学术思想，在与各种思想理论潮流的交锋、交流和交融中作出自己的科学论断。
我们现在看到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有些研究，往往是局限于从理论到理论发展历史的研究，缺少时代的变迁和时代的特征。对一些重要思想的研究和问题的探讨，也是脱离时代发展的，其中难免出现一些偏误。如果讲到资本主义在调整自身的制度和体制的时候，就不能不谈两次世界大战，因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调整，最终就是用战争这种野蛮的办法来强制地解决的。直到现在，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矛盾最终缓解的可能出路时，也不能忽视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过的某些方法的重现。这也难免是一种强制性的、以牺牲人类文明进步为代价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设想，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力量的存在，危机的后果、危机的恶化程度会是什么样的？中国能够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保持自己经济的发展，对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可能对人类文明带来的更大的摧毁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成为经济危机蔓延和扩大的一种抵抗力量。应该说，这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
伴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重大主题的形成及其适时的转换。
第一，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自由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思考中，才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思考中，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科学论断，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主题。
第二，在19世纪70年代—90年代，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调整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出现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是否和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争论。伯恩施坦、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先后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在“能否取代”和“如何取代”的问题上，列宁不仅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观点，而且也反对民粹派的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对时代变化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社会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十月革命就是其集中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转换为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因此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第三，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到了5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自身的调整，我们遇到的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这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回答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历史命运的解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个解答就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还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
▲：在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并存的时代，如何看待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在这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并存的时代，有人看到并存中的合作与交流，而否认了并存中的对立和冲突。也有人看到了并存中的对立和冲突，而否认了并存中的交流和合作。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中，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并存中发展和完善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也有过曲折的经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才有了较为全面的看法，肯定了并存，看到了并存中的交流和合作，同时并不否定或者并不轻视并存中的对立和冲突。现在应该说，对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事实，不会再有多大的疑义。但是，如果只看到并存中的交流和合作，没看到对立和冲突，甚至否认对立和冲突，最后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了。这两种态度都是存在片面性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交流和合作，但是从来没有否定和轻视对立和冲突。我想强调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与资本主义的交流、合作与对立、冲突关系时，我们的事业就会走得快一点、走得顺一点。当我们只看到交流和合作，对于对立和冲突轻视，弱视，甚至否定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发展中的曲折，甚至出现发展中的失误。同样的道理，如果只看到对立和冲突，否定的交流和合作，也会出现发展中的曲折，会走向另外一面。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必然取代，到列宁主义的如何取代，再到中国共产党在并存中怎样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主题的转化，我想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理论主题，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时代特征的嬗变而不断地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主题并不是对前一主题的否认，而是在前一主题基础上的延续和拓展。假如仅仅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而否定了“必然取代”，那么，这个并存的理论基础就消失了，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对于并存的理解，是建立在“必然取代”的基础上的理解，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今时代的变化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话”，得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理论原理。因此，要从科学社会主义对重大主题的解答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经常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划分若干阶段，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阶段划分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显著的学术倾向，就是重视和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忽视或轻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出现某些“碎片化”理解的倾向，有的人出于一种需要，故意作出“碎片化”的解释。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通常的习惯是，把思想历史的发展生硬地划成若干个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又往往以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标志、为依据。这实际上是思想史研究的误区，其偏误就在于断定思想的历程与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同步的、甚至认为完全是同时的。实际上，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能超前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可能滞后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思想历史的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变化同步是偶然的，异步是常规的。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把握思想发展的脉络，当然要关注社会历史事件，但是不能认为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思想历史就发生了变化。不要因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新的思想没有出现，就认为思想发展好像就落后于现实了。也没有必要因为新思想的先行，而后出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认为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这一先行思想的结果或结晶。仅仅依照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其他历史事件划分思想史发展阶段，不符合思想史过程本身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过程”的描述或者概括。没有对“过程”的理解，就难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及其科学内涵作出准确的判断。我认为，对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概述和叙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最为基础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重要的并不是刻意地划成几个阶段，而是描述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轨迹和脉络，从这一轨迹和脉络中，探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过程、主要特征及其“历史路标”。我刚才提到，对于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不能刻意地追求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思想发展的对应关系。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阶段划分要更复杂一些，其标准和依据也要更丰富一些。我不太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精力，过多地花在阶段划分问题的探讨中。重要的是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史的脉络，思想理论不可能在某一凝固点就出现巨大的变化。我的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要形成重视“过程”研究的学术氛围，淡化阶段划分上的一些争论。
▲：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是否划分阶段？又是如何划分阶段的呢？
●：基于上述的看法，我认为可以进行阶段划分，但是这个阶段的划分可以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在对“过程”贯通一气研究的基础上，作出阶段划分的判断。
我们通常讲，19世纪3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阶段。为什么这一阶段截至90年代中期，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在1895年去世。也有学者把这一阶段划到1883年，因为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显然，以1883年为界的划分，容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割裂开来，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的整体思想“碎片化”、片断化。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理论上有没有差异，当然是有的，有些方面的差异还比较大。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他们在思想体系上是高度一致的，不能肆意地夸大他们思想上、理论上的差异。当然，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12年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现巨大的变化，恩格斯面对时代的新的变化，会有一些新的理论结论。这些新的理论结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大多是没有的，在恩格斯晚年的文本中可以读到。不能因为恩格斯提出了这些新的理论结论，就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一阶段，同马克思主义在它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之交的理论分野联系在一起。国内学术界很少用马克思主义“分野”、“流派”的说法。实际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思想理论的流变，之后形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不同形态。概括地说，有三种主要的流派或形态。
第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东方化”，就是我们讲的列宁主义的产生。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过列宁把它“东方化”。我们所接受的就是“东方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经过列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的思想来源。
第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到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流变。沿着这一传统，就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线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斯、葛兰西产生了重要影响，卢卡奇的总体思想、葛兰西和科尔斯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业自治等主张，可以追溯到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因此，依据罗莎·卢森堡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传统。
第三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修正”的伯恩施坦主义。伯恩施坦自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人，自称是恩格斯的“正统”的学生，但正是所谓的最为“正统”的继承者，最后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修正”者、反叛者。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主要继承的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由“修正”马克思主义而走到“反叛”马克思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学者好像不太习惯用学派进行区分？
●：是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学者不习惯用“分野”和“学派”这些词。我们往往认为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用我们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判别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以为只有赞同时下我们认可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我们时下认可的观点和理论有异议的，就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我们接触的有些国外学者，当我们不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也质疑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视野，不能说赞成我们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赞成我们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遭遇最大的学术尴尬的，不是对方，而可能是我们，我们自己可能被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术界所“边缘化”。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对美国著名学者保罗·斯威齐的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情结。我们知道，斯威齐和巴兰在1966年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这本书和斯威齐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一起，在西方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在西方学术界，如果谁认为斯威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他可能是一个“学盲”，是学术上的无知者。我们对斯威齐的评价几经微妙变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认为斯威齐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斯威齐在《每月评论》上写了许多赞成“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我们还把《垄断资本》一书介绍到中国来。粉碎“四人帮”之后，斯威齐与我们的一些理论观点相左，对我们有些理论观点多有异议，我们就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很少搭理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遇到严重挫折，世界上几乎没有重要的思想家对中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表示赞赏，斯威齐站了出来，在1990年的《每月评论》上连续几期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我记得很清楚，他在有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共产党的作为将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一样，要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抵制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颠覆。那时，我们再次认为斯威齐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斯威齐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表示异议，写了一些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文章，我们就不高兴了，也不愿意把他划入我们认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行列。应该说，在西方社会背景下，斯威齐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倒是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研究，同其他学科建设一样，要有开放包容的学术风格和气度。这在国内学术界应该这样，在国际学术界也应该这样。对其他学科应该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应该这样！对国外那些在学术观点上、理论主张上，同我们不尽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有更多的宽容和包容。在国际学术界，不要用我们确定的政治的、理论的标准来评价别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要用赞成不赞成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评价国外学者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我们应该这样做。否则的话，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就不会有我们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更不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和亲和力。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大的圈子内应该有流派，应该有不同的学术形态，应该有学术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假如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还要互相贬低、互相指责、互相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和发展就没有希望了。
▲：您刚才谈到十月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后面的阶段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前面讲了，是一个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时期。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时的时代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
第四个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阶段，在并存中如何处理好对立、冲突与交流、合作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过曲折的经历，前面讲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处理这二者关系上也有过曲折的经历。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大力度的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调整，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特征。
第五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国际共产运动遇到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发展也出现了曲折。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它的发展历史的第二个世纪之交。第二个世纪之交同第一个世纪之交几乎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受到了严峻考验。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存不存在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并存中发展和完善自己？等等。在诸如“历史的终结”等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冲击中，世界发现中国共产党正在写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
▲：请问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具体的着眼点是什么？
●：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我认为，要着眼于“过程”中的事件、人物、著作、思想、思想流派及其演进等基本要素。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比较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个是经典著作。有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其他方面，我们可能没有作更多的研究。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我们还要研究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及其著述。如果我们对这些理论家不研究，就难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全貌。
像我刚提到的，对于伯恩施坦的思想，如果搞得不清楚，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伯恩施坦思想能够蔓延？为什么伯恩施坦思想当时能够占上风？而且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伯恩施坦思想为什么又“复活”了？当时，第二国际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等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是1898年以后一直站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最前沿，但她在思想理论上没有能够最后战胜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原因是什么？伯恩施坦自己认为，他对社会的细微的、零碎的变化有特别的敏感性，而对综合性问题理解不够。也许正是他的认识上的这种敏感性，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新变化。但他看到的仅仅是一些“碎片化”的现象，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给否定了。他的结论很简单：时代变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当时，罗莎·卢森堡在思想理论上不乏深邃之间，但她论证的方法却是：因为时代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的不能改变的指导思想。
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很多情况和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第二国际的革命者们也都看到了时代的许多新变化，认为时代没有变化的说法就难以说服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据此而占了上风。
列宁的方法就与卢森堡和伯恩施坦不一样，列宁首先肯定资本主义时代发生了变化，但同时他也坚信，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解释功能，而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在时代变化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和发展，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新的理论视野、理论判断，产生新的解释功能。这就是列宁主义的精髓。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我们除了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外，还要理解罗莎·卢森堡和伯恩施坦。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列宁主义的意义所在，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时代内涵。
另外，我们在分析和研究思想流派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也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流派、不同形态，否则就不能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历史及其内涵。正如社会主义有着多样性一样，你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你就要承认各种国别化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如同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展了。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极为丰富的思想体系，存在着多种流派，也存在着多种形态。要研究各种流派和形态之间的相互交流、交融和交锋，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思想理论流变，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放到人类思想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加以研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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