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琨[1]2001年在《徽州乡村祠堂礼俗音乐——古筑村和彭龙村的个案调查与研究》文中认为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少兵燹之虞。自东汉以来，迁入此地的数百年世族人家比比皆是，百姓安土重迁，且名臣辈出，巨贾不鲜。明清以来，徽州大兴建祠设祭之风，定礼仪，详品秩，积渐成俗。现在，徽州村落中仍有保存完好的豪祠巨宅，有的至今还是礼俗活动的重要场所。本文以微州古筑、彭龙两村宗族祠堂丧祭仪式中的礼俗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期阐述礼俗音乐在不同的历史背景、阶层格局中的传承关系、表现形态及社区作用。 第一章根据文献和口碑资料，记述二十世纪五十年前，古筑村的祭祖、祭神的仪式过程、描述仪式中的用乐类型、乐谱、乐人、乐器配置、音乐传习等内容。第二章记述2000年彭龙村祭神和丧礼的过程，描述仪式中的用乐类型、乐谱、乐器、套曲结构、现行调名等内容。第叁章从文化理解的角度，对上述两个案中反映出的音乐文化现象，作相应分析。
钟益君[2]2013年在《乡村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文中研究说明祠堂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国史、方志、宗谱等,经纬交错,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脉络。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集体化的结束和社会经济发展,宗族在乡村社会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一些家族通过重修祖坟、祠堂、宗谱,认祖归宗,重新寻找认同的基础,对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产生影响,祠堂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不可小视。为此,开展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选取金华市境域的祠堂为研究对象,分析金华市境域祠堂文化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围绕政府在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角色,对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提出一些探索性的建议。本文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首先分析本选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然后在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基础上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最后结合香港文化保育运动,探讨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主要分析金华市境域祠堂的概况、现状,具体分析祠堂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总结祠堂文化在乡村社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集中讨论了金华市境域祠堂保护现状以及地方政府在祠堂保护中角色定位存在的问题。第叁部分为对策建议部分,在前文基础上,结合香港文化保育运动及政府职能,明确地方政府在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角色定位。通过文献查阅,运用比较方法及长时段观察法等对金华市境域祠堂文化进行研究,分析得出当前地方政府在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过程中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以及宗族群体行为问题、个人文化保护意识问题与祠堂建筑保护资金问题等,提出构建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保障体系。在这一保障体系中,地方政府是引导者的角色,应发挥引导作用,重点是做好相关祠堂文化管理办法的制订,以保障各宗族及其成员在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主体地位,让各宗族成员成为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保障体系的组织者、建设者、管理者,祠堂文化资源的活化者。该体系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把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同乡村民生建设、乡村文化建设相结合,将传统家族祠堂祭祀仪式与族规祖训的内核——忠、孝、礼、义、信等与时代先进文化相融合,将个人、家族的认同与地域文化的认同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村庄精神文化的坐标,以此重构乡村文化价值秩序,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本文撰写过程中,适逢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于2013年初展开。文化礼堂建设中,许多地方政府对村落原有宗族祠堂进行修缮改建成为文化礼堂,通过“文脉传承、文明传播,真正让文化成为群众的精神寄托,打造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本文认为这实际上创建了一条活化祠堂文化的新路径,是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一个创举。
李小兵[3]2009年在《祠堂的教化功能研究》文中提出祠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人们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进入二十一世纪,曾经受到打击甚至遭到摧毁的祠堂在农村特别是在江西吉安的广大农村复兴起来了,这是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有人认为,祠堂的兴建是封建残余在当代的“抬头”;也有人认为,祠堂的兴建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方法。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祠堂的复兴,已成事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祠堂复兴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关系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问题,也关系到和谐农村的建设问题。笔者利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已有对祠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已有研究认为祠堂的主要功能是祭祀,而以祠堂为核心,包括祠堂建筑艺术、堂号堂联、族谱族规、仪式活动等内容所形成的祠堂文化对农民具有教化的功能。但是,已有对祠堂的教化功能的研究还是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笔者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对江西吉安青原区新圩镇A村进行实地考查,分析祠堂兴废的过程和A村祠堂兴建的主要原因。并定位:祠堂,作为农村的象征与标志,在当代对农民仍承载着重要的教化功能。通过个案研究,笔者认为祠堂在当代的兴建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分不开的。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的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推行的“惠民政策”,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日益富裕,这为祠堂的兴建奠定了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农村实行“乡村政治”的村民自治体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农民当家作主的“农权意识”越来越强,这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物质文明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特别是文化发展相对缓慢,农民在物质文明得到提高的同时精神文明却提高不快,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宗族文化成为农民精神信仰的主要支撑,这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温床”;农村“精英领导”促成了祠堂的兴建:祠堂作为农村的“核心场域”,它的兴建也是农民的心理需要。祠堂的“原生性”功能是祭祀,同时也承载着“次生性”功能——教化。祠堂教化功能的载体,包括祠堂建筑、仪式活动、堂号堂联、族谱和村规民约等。这些载体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昭示着集体记忆、民族认同、个体社会化、文化传承、道德情感和法治的教化功能。不可否认,祠堂在当代的兴建,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传统文化为符号、为依托,来争夺“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一种表现。从调查过程中可以看到每修建一幢新祠堂都要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但是,判断当代祠堂的兴建现象是否具有破坏性,其关键是看对社会、对大多数人有无危害性,维护的是否是合法利益。祠堂的兴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回归,是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因此,发展乡村农民教育的出发点应该遵循教育与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相一致的原则。
廖松清[4]2010年在《宗族认同下的吹打乐》文中研究说明吹打乐是我国以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为组合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它自明清时期逐渐发展,如今已成为中国传统民间器乐中最为普遍的演奏形式之一。本文是对浙江奉化和富阳地区吹打乐的研究。与以往对该地区吹打乐的研究多关注音乐形态方面不同,笔者将该地区的吹打乐置于宗族仪式中的祭祖仪式和丧葬仪式中,在关注吹打乐是如何活用于民间的同时,结合宗族认同阐释其为何能够活用于民间的原因。同时,文章透过对浙江两个地区以村落为中心的宗族社会的吹打乐在不同仪式中用乐的个案研究,来探讨在历史的变迁中,局内人是如何构建不同仪式中的不同吹打乐类型,从而把握宗族认同是如何影响吹打乐的音乐建构,以此来观照他们是如何透过音乐活动塑造并维系宗族社会生活。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指向“音乐如何作用于文化”,讨论吹打乐是如何运用于宗族仪式之中；一方面指向“文化如何塑造音乐”,讨论以村落为中心的宗族社会是如何影响吹打乐的传承和延续。对于前者的讨论,是对浙江地区吹打乐在历史变迁中所呈现的变化进行分析,把握局内人音乐建构的方式；而对后者的关注,则为宗族文化及其音乐传统的理解提供另外种视角和起点。本文由绪论、四章正文及结论组成。绪论论述了浙江地区吹打乐的研究现状、本论题的研究思路、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和第二章则分别是以奉化和富阳两地宗族仪式之祭祖仪式和丧葬仪式程序及吹打乐的用乐为对象,通过对不同仪式的文献文本、现场文本和口述文本的对比,对仪式及吹打乐在历史变迁中的变化进行梳理；同时,对两个地区的地理背景、信仰背景等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简要的分析,为解释其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变”与“不变”提供一定的背景研究依据。因此,前两章是对吹打乐如何活用于民间进行的描写。第叁章则是对奉化和富阳两地吹打乐的音乐建构进行分析,从音乐形态的角度对吹打乐以怎样的方式活用于民间进行论述。第四章是对前叁章所描述的音乐文化现象进行解释,笔者认为：宗族社会用身份地位以及聪慧程度等标准来对应不同的吹打乐类型；同时,在宗族的名义下,通过各种标准来划分等级,从而形成各自小的群体,达到维系宗族认同的功能。然而,并非一成不变的宗族认同又影响着仪式及吹打乐的发展,从而在历史变迁中呈现出“变”与“不变”交互的传承。
杨真颖[5]2017年在《乡土饮食与礼乐探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婚礼仪式为考察对象,深入探究了闽东村落蛋民文化与乡土风俗融合下,饮食与音乐的变迁、发展及其互动关系。婚礼仪式中的音乐与饮食文化是对中国古村镇礼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自古“民以食为天”,饮食行为作为人生仪式中的重要环节,承载着百姓对生活的美好期望和对祖先神明的感激,且始终与音乐相伴随。随着“礼”的内涵不断改变,礼乐和饮食行为共同构建的婚礼仪式也在与时俱进、发展变迁。本研究一方面通过对仪式音声和饮食文化的深层分析和阐释,解读连江地区婚礼仪式的礼俗性;另一方面,从婚礼仪式礼俗变迁看乡土社会文化变迁,指出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对“礼”的理解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又反作用于不同族群、区域的人民对礼乐与饮食的选择,并最终影响人的身心和谐。本文由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组成,论文的研究思路如下:绪论论述了研究对象的地域、族群特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现状等。第一章从婚礼仪式的饮食与音乐传统文献及其地方发展的角度阐释婚礼仪式中饮食与音乐代代相传、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特点。第二章则在连江婚礼仪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该地区婚礼的仪式与音声景观进行由浅入深地多层次解读与探索,也是对饮食与礼乐在特定族群与区域中发展的进一步阐释。第叁章从仪式音声的视角,对婚礼仪式过程中的音声体系进行深入分析,从人声、器声两个方面呈现婚礼音乐的程式化展演,其中十番音乐的音乐学分析是本章的重点,通过对曲调旋律、节奏、曲体结构等音乐要素的的分析,展现音声的内在秩序。此章是对婚礼仪式景观中音声景观的深入探究。第四章从以上章节的分析探讨其变迁的本质在于社会礼俗观念的改变,并从这些传承和变迁中找寻地方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独特性。第五章则从音声和饮食的角度试图解读乡土社会婚礼仪式中文化元素、社会环境与人民健康之间的联系。
李卫[6]2006年在《鲁西南鄄城县王家乐班的民族音乐学追踪》文中研究表明鲁西南鼓吹乐作为一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鼓吹乐形式,以其实力雄厚、曲目丰富、技艺高超、风格独特的艺术魅力闻名遐尔,在山东鼓吹乐以及全国各鼓吹乐形式中独树一帜,鲁西南地区也获得了“唢呐之乡”的美誉。对于鲁西南鼓吹乐的研究从上个世纪中叶至现在为止,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研究从起步到发展、从片面到全面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凝聚着几代人为之奉献的心血。时至今日,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回顾历史,却发现研究有着其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遵循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以一个民间乐班为视角,将鲁西南鼓吹乐置于礼俗的土壤之中,使其社会、实用功能还原;置于文化的背景之中,综合考察、审视,试图更深入、全面地把握鼓吹乐的实质。 本文的研究对象——王家鼓吹乐班,是一个生活在鄄城县的乐人群体。由他们演奏的音乐无不渗透着乡土的风情、闪耀着生活的光彩、折射出文化的痕迹。因此,对乐班生活、礼俗等文化背景的研究将是揭示音乐实质的有效途径。 本文在借鉴许多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努力做出自己的特色: 在2004—2006年近两年的时间里以5个较为集中的时期跟随乐班作跟踪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完整记录了乐班在“淡季”和“旺季”期间仪式活动的全部情况,力图真实、全面地反映乐班的生活面貌;记录了乐班的“生活日志”,这是深入了解乐班、艺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刻意关注经济在乐班生活、音乐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在记述仪式活动时,除了运用双窗口视察、实录的记述方式外,还运用了日志的形式;通过对一个相对传统、完整的丧葬仪式的实录,引发出对音乐许多新的认识;全面、深入地记录了新时期乐班传承的主要方式——学校教育;提出“乐班文化”概念,以一个视角比较山东省其他地区与本地区乐班文化的异同;通过历时与共时的梳理,以及在田野工作中的感触,认识到鼓吹乐在当今是一个大的体系,鲁西南鼓吹乐是鼓吹乐的一个下属分支,一种地方特色的凸现;音乐的实用功能性使得音乐与礼俗依附共生;今天的丧葬仪式与几千年以前的“周礼”居然有着诸多的一致性,古老的叁献礼在今天依然有它的生存土壤。 通过对这个乐班音乐现象作个案分析,可透视到整个鲁西南地区以至更广范围内民间乐班发展的原动力、内在机制和风格特色。同时,鲁西南音乐又是鲁西南乃至整个山东地方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对于了解山东地方民间音乐的发展规律,充实山东地方文化的研究内容,发掘并发扬山东地方音乐文化的特色与优势,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民族器乐发展的历程离不开不同地区民间乐种的发展,对鲁西南乐班进行的区域性研究,将有利于对我国各地鼓吹乐班的的发展与现状的微观认识与宏观把握,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乐种研究体系。 民族音乐学虽然是一个学科,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把音乐研究的目光拓宽至整个文化的氛围内。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启发我们如何全面、综合的看问题,对音乐我们不能老是强调它的特殊性,这实际上是在强调了他的局限性,而是要把音乐融入大文化的背景之中综合考察,这样,往往会有新的收获、发现一片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徽州乡村祠堂礼俗音乐——古筑村和彭龙村的个案调查与研究[D]. 齐琨.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1
[2]. 乡村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地方政府角色[D]. 钟益君. 浙江工商大学. 2013
[3]. 祠堂的教化功能研究[D]. 李小兵. 西南大学. 2009
[4]. 宗族认同下的吹打乐[D]. 廖松清. 上海音乐学院. 2010
[5]. 乡土饮食与礼乐探究[D]. 杨真颖. 厦门大学. 2017
[6]. 鲁西南鄄城县王家乐班的民族音乐学追踪[D]. 李卫.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