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与《鲁诗》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论论文,鲁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8)12-0130-08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简称《诗论》)面世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但研究多集中在《诗论》与《毛诗》的关系上，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形成了间接影响说、②直接传承说、③兼容并蓄说、④不同体系说⑤等观点。与这一研究相比，《诗论》与《鲁诗》的关系研究则相对薄弱。
汉代《诗》学的主流是“四家诗”，鲁、齐、韩三家早出，《毛诗》晚出。《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⑥申培传《鲁诗》恪守经义，有疑存阙，学风谨严，在汉“四家诗”中独树一帜。遗憾的是，自东汉郑玄采鲁、齐、韩“三家诗”笺《毛诗》以后，盛于两汉时期的《鲁诗》遂处于消亡的状态。清中叶以后，陈寿祺、陈乔枞、王先谦等在宋人辑佚鲁、齐、韩“三家诗”旧说的基础上剔抉梳爬，使后人对《鲁诗》有了新的了解。鉴于此因，本文就《诗论》与《鲁诗》的关系谈一些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诗论》编次与荀子及《鲁诗》之关系考
马承源先生整理楚简《诗论》时，将《诗》的编次梳理为《讼》、《大夏》、《少夏》、《邦风》四类。“讼”通“颂”，“夏”通“雅”，“邦”通“国”，避刘邦讳。马承源先生指出：“简文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简的第一道编线之上和第三道编线之下都留白，文字书写在第一道编线之下，第三道编线之上，每简大约三十八至四十三字。这种上下端留白的简相当特别，《诗论》其他的简文完整者上下端都写满，所以这一部分得以与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在这类简辞中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讼》、《大夏》、《少夏》和《邦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孔子所列诗篇名的序列和今本《毛诗正义》(后文概称《毛诗》)的前后序列颇有不同，但是述及《讼》的内容是可以单独区分的，不与《大夏》、《少夏》诸篇内容相交叉，所以论《颂》数简单独列出。”“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纯粹是《邦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邦风》、《大夏》，《邦风》、《少夏》等并存的。”“以上第一类属于诗序言性质。第一简残缺较多。第二简辞文先概论《讼》，再论《大夏》，这前后次序非常明确，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这些情况说明诗各编的名称，在孔子论诗之前已经存在了。其中《诗》各编的排列是前所未见的新的重要资料，以后，整理《诗论》简序亦依此排列。《诗论》二十九支简就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列次序，本文采用了序中所提供的新编列。若要恢复《毛诗》的原有编列，这四种相对独立的部分第二类第三类按《毛诗》编序倒换过来也是可以的，但第四类则不可能。”⑦
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它表明，先秦时期楚国曾有一个不同于子夏、荀子的传《诗》系统，这一系统与近袭荀子的鲁、齐、韩、毛《诗》学系统有很大的不同。据测定，楚简《诗论》属战国晚期的作品。⑧然而，《诗论》记录了孔子授《诗》的言论，留有孔门弟子记录的痕迹，因此，这一著作流传的年代应与孔门嫡传弟子子夏论《诗》的年代大体相当，并对子夏及荀子《诗》学产生影响。
荀子《诗》学上承子夏，远绍孔子。由此可知，《诗论》与荀子《诗》学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荀子早年接受流传在楚地的儒学，晚年又有入楚的经历，这一事实表明，荀子之学与楚文化息息相关。具体地讲，吴起“尝学于曾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又“受业于子夏”(《史记·儒林列传》)，可谓是孔子的再传弟子。《经典叙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铎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况。”《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儒学入楚后，楚国先后出现了陈良、铎椒等著名的儒生，这些楚国的大儒反哺北方及中原的儒生，不但扩大了楚国习儒者在各诸侯国的影响，而且使楚国成为儒学的重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荀子为楚人铎椒的再传弟子，铎椒精通《春秋》及《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引《诗》论《诗》的重要著作。以此推论，荀子《诗》学应包含楚国《诗》学的内容。如果再考虑到荀子上承子夏，楚人铎椒为子夏的再传弟子，这一师承关系也可说明楚国《诗》学是荀子《诗》学的上源。此外，《诗论》作者有可能是子夏或与子夏有密切关系的人，⑨据此也可推测，荀子论《诗》也应与《诗论》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诗论》第二简：“《大雅》，盛德也。”第三简：“(《小雅》)多言难而悁怼者也，哀矣少矣。”第三简：“《邦风》其内(纳)物也，尃(溥)观人谷(俗)焉，大敛材安(焉)，其言文，其圣(声)善。”⑩《荀子·大略》：“《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11)《荀子》对《国风》、《小雅》的评价与《诗论》有相通之处。《鲁诗》上承荀子，荀子与楚国儒学及《左传》学有诸多的联系，汉文化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12)楚元王与《鲁诗》传人申培同为浮丘伯的学生，浮丘伯又是荀子的学生，再加上《诗论》的某些观点或语言结构与《鲁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详后)，因此，《诗论》极有可能对《鲁诗》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鲁诗》毕竟不同于《诗论》，因此，对《诗》的理解不仅反映到内容上，而且还反映到《诗》的编次上。
入汉以后，申培开创了《鲁诗》学派。《史记·儒林列传》云：“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弗传。”(13)申培受《诗》于浮丘伯，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汉书·楚元王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荀子又是子夏的再传弟子。《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诗类一》论《诗序》云：“观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篇之序，皆只有首二句，与毛序文有详略，而大旨略同。盖子夏五传至孙卿，孙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苌，是《毛诗》距孙卿再传。申培师浮丘伯，浮丘伯师孙卿，是《鲁诗》距孙卿亦再传。故二家之序大同小异，其为孙卿以来递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只首二句，而以下出于各家之演说，亦可知也。且《唐书·艺文志》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是《韩诗》亦有序，其序亦称出子夏矣。而《韩诗遗说》之传于今者，往往与毛迥异，岂非传其学者递有增改之故哉？”(14)在前人的基础上，刘师培指出：“四家同出一源，窃疑子夏传《诗》所闻最博，所传之说亦最多，凡作《诗》之人，庚《诗》之事，兼收并采。观《毛诗大序》为子夏所作，而《唐书》亦载‘《韩诗》，卜商序。’则《大序》为四家所同。子夏之时，四家之说实同列一书，观荀卿于《毛诗》、《鲁诗》为先师，兼通《韩诗》之说，则荀卿之世四家之《诗》仍未分立，嗣由荀卿弟子所记。各偏各本所记相教授，由是《诗》谊由合而分。”(15)夏传才先生亦指出：“西汉初开始传授的今文《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和西汉中期开始传授的古文《毛诗》，据考其传授源流，追溯本源，可以说都是荀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16)这一传授系统道出了“四家诗”同源异流，《鲁诗》远绍子夏、近袭荀子的情况。
楚国《诗》学的形成与孔门弟子有直接的联系。在孔门弟子的推动下，儒学掀起了南下入楚的浪潮。我在《儒学南渐考》中指出：“自楚子受封南方以后，楚文化遂表现出与周文化分离的特征。进入春秋，楚国为争霸中原，开始了向中原学习的历程，在这中间，儒家学派的异军突起，为楚人接受新的文化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7)孔子以后，孔门弟子有澹台灭明(字子羽)、商瞿、子贡等入楚。当时，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声势浩大震动了各国诸侯。“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史记·儒林列传》)儒学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重镇。这一时期，楚国作为儒学在南方的重镇，接受了子夏的《诗》学思想。据上海博物馆出版公布的楚简文献，在楚国流传的儒家著作起码有《孔子诗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中(仲)弓》等。这表明，楚国《诗》学在上承孔子论《诗》的同时，亦关注到子夏等人的《诗》学思想。儒学入楚后，在楚国形成了引《诗》论政的局面。《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楚令尹孙叔敖引《诗》，《昭公七年》记载了楚芋尹无宇引《诗》，等等，这些情况均表明，儒学入楚后给楚国的政治、文化等带来了新变化。申培传《鲁诗》，《鲁诗》以“四始”为编次。汉代司马迁师承《鲁诗》。《史记·孔子世家》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据此，《鲁诗》的编次为《国风》、《小雅》、《大雅》、《颂》。按，这一编次正好与《诗论》相反。
编次是形式，是内容的载体，承担了作者的思想。从内容看，《诗论》的编次应该是儒学楚国化的产物。《诗论》的编次是《颂》、《大雅》、《小雅》、《国风》，这一编次思想突出了《颂》的中心地位。“颂”是宗庙祭歌。楚人重祭祀。《汉书·地理志下》：“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综合这些情况，似可作大胆的推测，《诗论》的编次与楚人重祭祀有直接的关系。
二、《诗论》与《鲁诗》“四始”之关系辨析
《诗论》总论《诗》云：“寺也，文王受命矣。《讼(颂)》坪(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屖，其诃(歌)绅(壎)而篪，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雅)》盛德也，多言也。多言难而悁退(怼)者也，衰矣少矣。《邦风(国风)》其内(纳)勿(物)也，尃(溥)观人谷(俗)安焉，大敛材安(焉)。其言文，其圣(声)善。”(第二简、第三简)这一编次对《鲁诗》“四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鲁诗》有“四始”，“《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史记·孔子世家》)。《鲁诗》的观点是“《关雎》之乱”具有《关雎》、《葛覃》、《卷耳》“三篇连奏”的特点，这一说法同时暗示了《小雅》、《大雅》、《颂》之始亦有“三终”的情况。对此，魏源有精辟的论述：“盖尝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连奏，皆上下通用之诗，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所特定。义至深，道至大也。曷言皆三篇连奏也？古乐章皆一诗为一终，而奏必三终，从无专篇独用之例。故《仪礼》歌《关雎》，则必连《葛覃》、《卷耳》而歌之，《左传》、《国语》歌《鹿鸣》之三，则固兼《四牡》、《皇皇者华》而举之；歌《文王》之三，则固兼《大明》、《绵》而举之……此乐章之通例，而四始则又夫子反鲁正乐正《雅》、《颂》，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于四部之首，固全诗之裘领、礼乐之纲纪焉。故史迁不但言《关雎》为《风》始，而必曰《关雎》之乱者，正以乡乐之乱，必合乐《关雎》之三。故特取夫子师挚之言，以明三终之义。”(18)从“乱”这一音乐形式追究“三篇连奏”的深意，魏源发现了《鲁诗》以“乱”突出“述文王之德”的思想。
《鲁诗》“述文王之德”上承《诗论》。《诗论》论《周颂》有《清庙》、《烈文》、《昊天有成命》。《诗论》云：“《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乍(无)竞维人……不(丕)显维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又(有)城(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也。”(第五简、第六简)这段话通过强调宗庙之礼，称《清庙》宣扬了周文王之德。《鲁诗》认为，“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班固《汉书·王褒传》引《四子讲德论》)两者在表述上虽有不同，但思想认识有一致之处。
那么，《清庙》宣扬“王德”，与《鲁诗》建《清庙》为《颂》始有怎样的关系？东汉蔡邕为《鲁诗》的传人，其《独断》云：“《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19)又云：“《维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又云：“《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何为象武(舞)？《白虎通·礼乐篇》云：“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以《清庙》为《颂》始，以“三终”连奏的方式联系《维天之命》、《维清》，并突出祭祀文王的内容，据此可知，《鲁诗》建《清庙》为《颂》始，遵循了“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的原则。《鲁诗》以《清庙》为《颂》“之乱”，从音乐上讲，“乱”要求三篇连奏，《清庙》与《维天之命》、《维清》连奏为“三终”，“三终”辞断意连，在表达上透露出《鲁诗》遵循《诗论》原则的痕迹。
《诗论》论《周颂》又有《烈文》、《昊天有成命》。按照《鲁诗》“三终”的原则，《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亦为“三篇连奏”之歌。蔡邕《独断》云：“《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又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之所歌也。”又云：“《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蔡邕对《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三篇连奏”之辞的诠释，完全可以上溯到《诗论》“文王受命”之中。《诗论》论《清庙》有“吾敬之”，论《烈文》有“吾悦之”，论《昊天有成命》有“贵且显”，从“吾敬之”到“吾悦之”，再到“贵且显”，在表达上三者辞意连贯，可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这一整体的连贯性给《鲁诗》论《诗》提供了依据。如蔡邕阐释《烈文》为“成王即政，诸侯助祭”，释《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从其论述中可见《鲁诗》是以“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为根本的。
先秦用《诗》，引用频率最高的诗篇是《大雅·文王》。《诗论》云：“《文王》吾美之，清之……《文王》(曰)：‘(文)王才(在)上，于邵(昭)于天。’吾美之。”(第二十一简、第二十二简)这段话出自孔子之口。针对《文王》，孔子先用“吾美之”概论《文王》，随后就“文王在上，于昭于天”一语，再次用“吾美之”表明对其诗旨的赞赏态度。在这里，“美”的前提是“文王受命”和“《大夏》盛德”(第二简)。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曾倡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文王》为赞颂周文王之作，受到孔子的高度重视。
《鲁诗》编次以“《文王》为《大雅》始”(《史记·孔子世家》)。服虔《左传注》：“《大雅》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之下，至《凫鷖》是谓，正《大雅》。”(20)针对《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句，贾山《至言》云：“《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天下未尝无士也，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文王好仁，则仁兴；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21)从《鲁诗》传人论《文王》的话语中可知，《鲁诗》认为《文王》“陈文王之德”的思想来源于《诗论》。《诗论》第五简：“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吾敬之。”第七简：“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将这些观点联系起来看，《诗论》论《诗》重视《文王》，对《鲁诗》强调《文王》在《大雅》中的核心地位似有渗透。换言之，孔子以“吾美之”评价《文王》，对《鲁诗》认识《文王》的思想内涵是有提示作用的。
《诗论》涉及《小雅》的篇目仅次于《国风》，可知《小雅》是《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论》第二十三简：“《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冬(终)乎不厌人。”《诗论》论《诗》将《鹿鸣》视为乐诗。“以乐词而会”道出了《鹿鸣》在宴会时演唱的特点，“以道交见善而效，冬(终)乎不厌人”传达了欢宴以后留下的美好回忆。周王朝取代殷商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取之现成，《诗》成为表彰礼乐制度的艺术载体，并在特定的礼仪场合下演奏。如《仪礼·乡饮酒礼》、《燕礼》记载了款待嘉宾时乐人演唱《鹿鸣》的情景。
《鲁诗》以“《鹿鸣》为《小雅》始”(《史记·孔子世家》)，《鹿鸣》在《小雅》中具有特殊地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仁义凌迟，《鹿鸣》刺焉。”蔡邕《琴操》：“《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酒食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歌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兽得甘美之食，尚知相呼，伤时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鸣》也。”《鲁诗》以《鹿鸣》为“刺”与《诗论》借助《鹿鸣》倡导礼乐明显不同。换言之，《鲁诗》以《鹿鸣》强调“刺”，《诗论》借演奏《鹿鸣》强调礼乐带来的和谐。尽管两者在所追究的诗旨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但联系《诗论》论《小雅》其他篇目的情况，应该说，《鲁诗》宣扬的“刺”与《诗论》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如《诗论》第九简：“《祈父》之责，亦又(有)以也。”王符《潜夫论·班禄》：“班禄颇而《颀甫》刺。”“责”与“刺”同义，可见《鲁诗》论《诗》注重“刺”与《诗论》有一定的联系。
《关雎》是《国风》重要的篇什，孔子论《诗》十分重视《关雎》。《诗论》云：“《关雎》之改(怡)……《关雎》以色喻于礼，情爱也。《关雎》之改(怡)，则其思益……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怡)乎？……其四章则愉矣。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及其人。”(第十简、第十一简、第十二简、第十四简、第十五简)简文反复使用“改(怡)”，(22)李学勤先生指出：“‘改’训为更易。作者以为《关雎》之诗由字面看系描写男女爱情，即‘色’，而实际要体现的是‘礼’，故云：‘以色喻于礼。’……‘琴瑟’、‘钟鼓’都属于礼。把‘好色之愿’、‘某某之好’变为琴瑟、钟鼓的配合和谐，‘反内(入、纳)于礼’，是重要的更改，所以作者说‘其思益矣’。”(23)《诗论》论《关雎》强调了礼乐化情功能，这与孔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观点一脉相承。
《鲁诗》以“《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史记·儒林列传》：“周室衰，而《关雎》作。”《汉书·杜钦传》：“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冀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王充《论衡·谢短》：“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袁宏《后汉纪》载杨赐语：“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后汉纪·皇后纪论》：“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分析《鲁诗》后学的言论，以此对照《诗论》以礼乐评论《关雎》，可知《鲁诗》强调《关雎》“刺”的内容是对《诗论》以礼乐论《关雎》的发挥。
综上所述，通过《诗论》与《鲁诗》之间的对比，特别是在揭示《清庙》、《文王》、《鹿鸣》、《关雎》等诗题旨之间的对比，基本上可以理清《诗论》与《鲁诗》的异同。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无法认定《诗论》已认识到《风》、《小雅》、《大雅》、《颂》四类首篇在《诗》中的特殊意义，但通过寻求两者运动变化的轨迹，可知《诗论》对《鲁诗》“四始”编次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力的。进而言之，《鲁诗》“四始”思想的形成与《诗论》有密切关系。
三、《鲁诗》以史论《诗》与《诗论》之关系考
《诗论》发现以前，孔子论《诗》的重要文献是《论语》。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以“无邪”论《诗》强调了教化的力量。孔子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从《诗》中看到了为政和做人的道理。这一论《诗》的方法同样反映在《诗论》之中。质言之，《诗论》与孔子论《诗》一脉相承，形成了以《诗》谈论教化、以《诗》论政、以《诗》说事的特点。
《诗论》云：“《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盖)曰：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第十简)……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第十五简)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立(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第二十四简)”《甘棠》为《召南》中的篇目，《诗论》论《甘棠》有三次，这在《诗论》中较为罕见，那么，《诗论》是如何论述《甘棠》的呢？
先看第十简，“保”为报答，是说甘棠曾是召公休息过的树木，为报答召公的恩情，请大家不要砍伐。如此，才能“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即最后的结果将好于当初。第十五简意为，老百姓因爱戴召公而爱护他休息过的树木，今后的报答必然是丰厚的。第二十四简意为，从《甘棠》中可以体会到祭祀宗庙时的敬仰之情，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尊敬一个人，必然会敬仰他停留过的地方；爱戴一个人必然会喜爱他的作为；反过来说，讨厌一个人也必然会讨厌他的行为。这段话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重视。一是通过挖掘甘棠这一树木的象征意义，使《甘棠》生发出以《诗》论政、论事的内容；二是将《甘棠》与召公事迹联系在一起，将《甘棠》描述的对象视为历史。
这一论《诗》方法对《鲁诗》论《诗》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入汉以后，《鲁诗》特别注意挖掘以史论《诗》或以史证《诗》的内容。《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刘向《说苑·贵德》：“《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伯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白虎通·巡狩》：“言召公述职，亲税舍于野树之下也。”应劭《风俗通义》：“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百姓各得其所。寿百九十馀乃卒。后人思其美德，爱其树而不敢伐，《诗·甘棠》之所为作也。”与《诗论》对比，可知《鲁诗》以史论《诗》的方法来源于《诗论》。
《诗论》论《诗》有六十首，在这中间，以《诗》论政，以《诗》说事，强调《诗》在教化中的作用是《诗论》的思想路线。《诗论》论《甘棠》虽然涉及历史，但思想路线不是以史论《诗》或以史证《诗》。与之相比，《鲁诗》论《诗》更注意强调以史论《诗》或以史证《诗》的内容。
在《诗论》中，曾两次提到隶属《邶风》的《燕燕》，第十六简：“《燕燕》之情，以其蜀(独)也。”马承源先生解释是，“蜀”为“独”，“独”字假借为“笃”，“‘笃’乃言情之厚”。(24)那么，怎样才能落实“言情之厚”呢？《列女传·母仪篇》承《鲁诗》观点这样写道：“卫姑定姜者，卫定公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归于野，恩爱哀思，悲以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归泣而望之，又作诗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谓定姜为慈姑，过而之厚。”(25)通过索隐《诗》本事，突出了《鲁诗》以史证《诗》的特点。
问题是，《鲁诗》以史证《诗》和以史论《诗》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以为，这一特点的形成有对《诗论》以《诗》论政的吸收。《诗论》第八简：“《小弁》、《考(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诗论》紧扣文本，就事论《诗》表现出对世风浇薄的愤懑之情。这一方法与《论语》载孔子论《诗》的内容一脉相承，没有大的变化。然而，《鲁诗》论诗别出心裁，有意识地把《小弁》所说的社会现象落实到实处，使其有针对性。赵岐《孟子章句》：“《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诗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蔡邕《琴操》：“《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放之于野。伯奇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见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于宣王，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遂射杀后妻。”赵岐、蔡邕为《鲁诗》的传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鲁诗》的观点。从其论述中可知，《诗论》是就事论事，是针对已有的社会现象进行概括。《鲁诗》则从概括中索隐出具体的事件，使所述事件有针对性。这一方法作为《鲁诗》及汉代《诗》学的特点，从本质上讲，与《诗论》论《诗》侧重论政、论事的思想是相通的。《毛诗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又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毛诗》索隐本事虽与《鲁诗》不同，但都有以史论《诗》的特点。
《诗论》第二十六简：“《北(邶)·白(柏)舟》，闷。”马承源先生认为“闷”是指“诗人愠郁忧愁之叹”。(26)如何阐释作品郁闷的情绪呢？刘向《列女传·贞顺篇》承《鲁诗》观点这样写道：“卫宣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愿请同庖。’夫人曰：‘惟夫妇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诉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悯，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颂曰：齐女嫁卫，厥至城门，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后君欲同女，终不浑，作诗讥刺，卒守死君。”(27)刘向从信史的角度阐释《柏舟》，与《诗论》言“闷”有相承之处，从中似可发现两者间的嬗变轨迹。
综上可知，其一，《鲁诗》编次上承《诗论》，其实现的中间环节是荀子的《诗》学思想；其二，《鲁诗》“四始”虽与《诗论》编次不同，但《诗论》的编次思想对《鲁诗》“四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三，《鲁诗》以史论《诗》或以史证《诗》的思想源于《诗论》以《诗》论政的思想。进而言之，《诗论》是楚国《诗》学的重要著作，这一著作的面世为进一步了解先秦《诗》学面貌，了解楚国《诗》学的情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人们重新认识汉代《诗学》补充了必要的环节。
注释：
①1994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文物市场收购了一批战国楚简，这批楚简经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孔子诗论》出版于2001年。本文引用《孔子诗论》的文字皆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不再另外注明。陈燮君《战国楚竹书的文化震撼》认为，《孔子诗论》问世后，“将对中国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解放日报》，2001年12月14日)。
②李学勤认为：“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有《诗论》的影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相似的观点可参见方铭《〈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晁福林《从王权观念变化上看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年代》(《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姚小鸥、任黎明《关于〈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等。学界大都认为，《诗论》与《毛诗序》有《诗》学渊源关系。
③江林昌认为：“竹简《诗论》可能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子夏《诗序》”，“竹简《诗论》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此后，又在《由古文经学的渊源再论〈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中再次证明其观点。
④陈桐生认为：“汉代《诗》学有两大来源：一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北方《诗》学，其理论旗帜是以史说《诗》、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另一是以《孔子诗论》为代表的南方《诗》学，其特点是就《诗》说《诗》、整体概括诗旨和倡导‘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模式。汉代《诗》学就是战国南北《诗》学的融合。”(《〈孔子诗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0页)
⑤郑杰文认为：“(《诗论》)主要是接受春秋官学‘以《诗》为史’的《诗》学论说的作者所作。”(《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又指出：“(汉代‘四家诗’)所继承的是孔子奠定‘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先秦〈诗〉学观与〈诗〉学系统》，《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⑥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⑦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1-122页。
⑧参见陈燮君：《战国楚竹书(一)·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⑨详细论述参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简帛网站》2002年5月22日；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彭林《关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
⑩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7-129页。
(11)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1页。
(12)李长之指出：“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载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3页。
(13)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20-3121页。
(14)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7页。
(15)刘师培：《左盦集·诗分四家说》，载《刘师培全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16)夏传才：《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关于荀子传〈诗〉和阜阳汉简〈诗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17)张强：《儒学南渐考》，《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
(18)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载中国诗经学会主编《诗经要籍集成》第36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19)参见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载中国诗经学会主编《诗经要籍集成》第39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以下引蔡邕语皆引自《鲁诗遗说考》。
(20)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载中国诗经学会主编《诗经要籍集成》第39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21)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载中国诗经学会主编《诗经要籍集成》第39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22)马承源先生将此字释作“怡”。参见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李学勤释为“改”字。参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23)李学勤：《〈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第91页。
(24)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25)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载中国诗经学会主编《诗经要籍集成》第38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26)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27)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载中国诗经学会主编《诗经要籍集成》第38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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