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良知论研究——以《四书反身录》为主要文献基础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知论文,文献论文,基础论文,李二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5)05～0120～10 李颙(1627～1705)，字中孚，陕西盩厔(今作周至)人，世称“二曲先生”。李二曲为清初著名理学家，与孙奇逢、黄宗羲被并誉为清初“三大儒”①。关于二曲之学的定位，学界素有歧说，从总体上看，除了认为二曲“确宗程朱家法”②、“折中朱、王，补其缺失，开出理学的第三条路线”③的观点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学“本于姚江”④。其自述学问门径亦云“‘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体，‘居敬穷理’、‘涵养省察’以做工夫”⑤，即在本体论建构上将良知作为其思想的根荄。然而，就大陆近三十余年的李二曲研究现状而言，仍鲜有学者深入系统梳理二曲的“良知”思想，整体停留于宏观认识层面。本文拟立足于二曲著述，系统揭示其良知论。 一、二曲良知论的内涵 二曲认为，王阳明针对陆象山于“本体犹引而不发”的现象，“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⑥。二曲将阳明“致良知”视之为“千载绝学”⑦，其学亦以“致良知”明本始，故在平日立说讲习中倡导良知说，期以使人契大原、敦大本。其著述中广泛存在的良知论，突出集中于以下几个命题。 (一)“良知即良心”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谈及形而上本体，往往具有道德属性。宋明以来，儒家学者在描述本体时，常常用道体、性体与心体来言说。道体就天道而言，指创生万物的宇宙本性(天道、天命)。这种宇宙本性附有道德性，其下贯到个体之中，就客观方面说则为性体，这也是人的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从主观方面说则为心体，即为内在于人而又能够产生道德行为的形上本心，而非血肉之心、心理学之心，也不是认知之心。道体、性体、心体三者虽异名但实为一，这也是二曲阐发良知论的重要思维理路。 二曲认为：“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圣。若以良知为非，则是以良心为非矣!”⑧可见二曲将良知、良心、性视为异名同实的概念。良心即本心，为心体，乃是着眼于人之为人的主观方面言说；良心为性，即从性体言说，就客观上阐发人之道德实践的超越依据；“不失良心便是圣”则就人的体现说，圣人能尽其性故为“圣”。 二曲又云：“‘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为之点破，阳明先生不过从而申明之耳。”⑨可见，二曲良知论至少有以下来源： 其一，源自孟子的性善论。其云： 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良心发现处。良心即善也，非由学而然，非拟议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圣之统明矣，所以开万世之蒙，而定万世论性之准者，端在于斯。⑩ 在二曲看来，性善论乃是儒家“至当归一”，万世论性不变之理。此处以“良心发现处”论“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则视良心为人之天然善性，此“善”实为“至善”，而非经验世界之“善”。故二曲明确提出：“孟子道‘性善’，而《鱼我所欲章》则指为本心，‘心体’即本心也。本心者，‘道心’之谓也。‘道心’即善性也，但异其名称耳。”(11)明确将道心、本心与善性视为同实异名，即对良知不同维度的表述。 其二，源自阳明心学。二曲认为：“周子谓‘无极而太极’，阳明谓‘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言异，其旨一也。”(12)“无极而太极”就道体而言、“无善无恶心之体”就心体而论，道体、心体言异旨一，二曲融通濂溪、阳明之说。事实上，二曲论学多承继阳明学。关于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其弟子王畿云：“善与恶，相对待之义。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至善者，心之本体也。”(13)龙溪之说符合阳明本义，将无善无恶视为终极至善。而在阳明学中，“心”往往指“良知”，“心之本体”即是“良知本体”(14)。此“至善”存于形上的超验世界(良知世界)，若善恶相对则沦入了经验界。阳明此说在于表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道德规范都应来自良知本体(心之本体)。良知虽至善至“无”，但又蕴藉着价值之“善”。换言之，至善为“善”的根源，而非“善”本身。二曲进一步阐发道：“有善无不善者，性也；拘于气，蔽于物，而不能无不善者，情也。情本乎性，性无不善，故善与恶不可对也；情不能不拘于气而蔽于习，故性虽善，而情不能无善不善也。”(15)性为超越“至善”，感物而动为情，情动为意，已落入善恶相对的经验界，即阳明所谓“有善有恶意之动”，已与至善相去甚远。总体看来，在二曲上述论述中存在以道体、性体论心体的倾向。 总之，就上述而言，二曲视道体、性体、心体同实异名，深得阳明学真髓，尤其突出对性体、心体的阐发，即所谓“良知即良心，良心便是性”，这也是二曲良知论的典型特征。 (二)良知即明德 二曲阐释《大学》“明德”时，提出了良知即明德的命题： 问：“明德”、“良知”有分别否?曰：无分别。徒知而不行，是“明”而不“德”，不得谓之“良”；徒行而不知，是“德”而不“明”，不得谓之“知”。(16) 可见，二曲将“良知”、“明德”等同看待，并不作分别。事实上，用“良知”阐释“明德”，肇端自朱子。朱子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7)又云：“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个止处。”(18)朱子明确以“良心”释“明德”，实为天理。其后阳明则云：“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19)可见阳明抛却了朱子视明德为天理的客观义，而将明德视为良知，为人性所固有。换言之，在寻找道德本源时，朱子采取了向外寻求的理路，而阳明则向内转化，其良知本体具有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的先验能力。二曲承袭阳明之说，将“明”、“良”与“知”、“德”并举，其义在于既防止良知的先验能力为形气所使、物欲所蔽、习染所污而无法彰显，也避免因缺失良知而造成行无头脑、率意冥行、随俗驰逐。可见，二曲云“明德”与“良知”无分别乃是就道德本心而言，即所谓“‘明德’即心”(20)。事实上，在实际的阐述中，二曲亦对二者关系作了进一步说明： 就其知是知非、一念炯炯、不学不虑而言，是谓“良知”；就其着是去非，不昧所知，以返不学不虑而言，是谓“明德”。曰“明德”，曰“良知”，一而二，二而一也。(21) 可见，此处二曲谈良知侧重言说道德本心的本原状态，是消极地说，强调的是“心本至灵”；明德侧重说明德性的本质规定，是积极地说，强调的是“不昧其灵”，为“明明德”工夫提供了入手处。 (三)“良知之外再无知” 基于上述心学理路，二曲进一步将《大学》中的“致知”释为“克全固有之良知”，并云： “知”则中恒炯炯，理欲弗淆，视明听聪，足重手恭。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万善皆是物也。否则，昏惑冥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茫乎无以自持，即所行或善，非义袭，即践迹，是行仁义，非由仁义，此诚、正、修所以必先“致知”也。(22) 二曲上述文字立足于阳明学，将良知视为人性固有的至善的形上保证和日常行为具有道德性的根源所在，因此仁义是良知的内在要求，非外在的义袭。“‘由仁义’，是从性上起用；‘行仁义’，则情识用事矣。”(23)可见，“行仁义”、“由仁义”涉及心性与情识之分、理欲之别，故诚、正、修的工夫必然以“先立乎其大”的“致良知”为前提。 二曲在诠释孔子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时，又认为：“‘知之’只是‘知良知’，‘良知’之外再无知。若于此外更求知，何异乘驴更觅驴!”(24)据孔子原义看，“知”乃为“知道”、“了解”义，而二曲却谓“知”为良知。良知为人人所固有，因此不假外求。既然良知为人人皆有，即“知止一知”，那么如何诠释《论语》中的“生知”、“学知”、“困知”及“民斯为下”四等?二曲作出如下解释： 知之在人，犹月之在天，岂有两乎?月本常明，其有明有不明者，云翳有聚散也，云散则月无不明。有知有不知者，气质有清浊也，气澄则知无不知。学也者，所以变化气质，以求此知也。(25) 二曲认为，如同云、月的关系，人之“有知”、“不知”受所禀气质的清浊不同所致。因此，变化气质乃是恢复良知本性的重要途径，即所谓的“学”。如此便将“知”之“上”、“次”、“又次”及“民下”原因归结于“人自为之耳”。显然，二曲以“良知”诠释“知”有悖于孔子本义，乃是心解，但置于其理论中则揭示出良知本性受到遮蔽的现实根源为人所禀有的“气质之性”。 再如，二曲诠释孔子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时云：“‘知及’者，识己心，悟己性，良知本体炯炯不昧是也。知及此，便是本领，便是得，守者守此而已。”(26)孔子所论的“知及”本义当为“智力得之”，为治国方略；而二曲则将其视为体认良知本体的过程，即从工夫的角度来看待。在二曲看来，“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本诸身，征诸庶民”(27)，即当体认了良知本体，便可以去欲复礼，仁自能守，以之推之于民，教化于民，民斯治焉。 (四)“真知”与“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 二曲在以“良知”释“知”时，又强调“真知”与“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的区别。在诠释孔子语“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时，二曲云： 子路勇于为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无所谓知，然不过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夫子诲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独觉之“良”，指出本面，令其自识家珍。此“知”既明，则知其所知，固是此“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盖资于闻见者，有知有不知，而此“知”则无不知，乃吾人一生梦觉关也。(28) 就孔子本义，此处的“知”为“知道”、“了解”义，其本义在于劝诫子路学习知识时要持守实事求是的态度，虚心向学。二曲则另辟蹊径，认为孔子告诫子路学务求得“良知”，先立其大，学有所主，以良知支配见闻，即不仅将“良知”之知与“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进行区分，也指出二者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在二曲看来，“千圣相传，只是此‘知’。吾人之所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者，惟求此‘知’”(29)。如果所学的知识离开了良知，则陷入“不明”的境地。换言之，纯粹的“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为无本之知识，终非“真知”。 何谓“真知”?二曲认为，“真知非从外来，人所自具”(30)，并云： 夫所谓“真知”非他，即吾心一念灵明是也。天之所以与我，与之以此也。耳非此无以闻，目非此无以见，所闻所见非此无以择、无以识，此实闻见择识之主，而司乎闻见择识者也。(31) 可见，二曲所谓的“真知”、“灵明”，均为“良知”的代称。“真知”源自天道本体，其超越且内在化，下贯于人，即为性体、心体，即所谓“天之所以与我，与之以此也”，“‘真知’非从外来，人所自具”。这种超越且内在的心性本体就是人之为人的形上保证，也是耳目等实践行为的道德根据。在二曲看来，为学就在于求识良知本体，“此‘知’既明，才算到家”(32)。 值得注意的是，二曲虽然侧重学识良知，但并未完全否认“闻见之知”的作用，其云：“‘多闻’善言，‘多见’善行，藉闻见以为知，亦可以助我之鉴衡，而动作不至于妄，然去真知则有间矣，故曰‘知之次也’。知闻见择识为‘知之次’，则知真知矣。”(33)在二曲看来，闻见之知虽非“真知”，但有助于体证“真知”，即在“此‘知’未明”的情况下，“藉闻见以求入门”，而在“此‘知’既明”的情况下，“则本性灵以主闻见”，即“良知”与“闻见择识之知”为体用关系。 事实上，在宋明儒中，最早提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的为张载，张载尝言：“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34)。其后伊川、朱子等延续此说，至阳明则进一步提出：“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未，而已落在第二义”，“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35)。据此可知，阳明以“良知”为“德性之知”，强调作为第一义的道德实践的优先性，显然和二曲强调“必先‘致知’”、先立乎其大的思路一脉相承。 此外，二曲揭示良知时，除使用上述“良心”、“明德”、“真知”、“知”外，又采用了“灵原”、“性灵”、“圣胎”、“本面”、“虚灵”等加以言说。诸如，“人人具有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36)，“自识性灵，自见本面，日用之间，炯然焕然，无不快然自以为得”(37)，“天赋本面，一朝顿豁，此圣胎也”(38)。“灵原”、“性灵”、“本面”侧重道德本原，而“圣胎”则侧重德性本质。总之，二曲对良知本体的众多描述，乃在于为人性提供至善的形上保证，从思想理路上看一本于阳明。如上述对“灵原”的分析似乎便是转化了王阳明的“灵明”说：“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39)，“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40)。在阳明看来，灵明既是人心至善境界的展示，又是良知良能的体现。当人的主体精神扩充至万事万物，与之融为一体时，主体之外的事物则不无受良知良能、道德本心的支配与涵摄了。显然，二曲以“通塞天地万物，上下古今，皆次灵原之实际”(41)的言论描述“灵原”，与阳明思想并无二致，都是对良知本体的有效揭示。可见，二曲良知论渊源有自，且具有随处言说的特点。其门人王心敬云：“先生生平之学以尽性为指归”(42)，若在“尽性”的意义上，二曲所用阐发良知本体的词汇不过是起到“言诠”的作用而已。 二、二曲良知论的理论特色 由上述可知，注重阐发良知本体是二曲学说的主要特色。事实上，与以往的宋明理学家相较，二曲对本体的阐发是十分充分的，也是其自信自得之处，诸如所言：“先哲口口相授，止传工夫，未尝轻及本体，务使人一味刻苦，实诣力到功深，自左右逢源。今既言‘体认’，若不明白昭揭，倘体认一错，毫厘之差，便关千里之谬。以故和盘托出，斯固不容己之苦衷也。”(43)在二曲看来，以往的儒家学者重视以“体认”为主要特征的工夫讲习和传授，忽略对本体的阐发；而自己则和盘托出，“吐人不敢吐之隐，泄人不敢泄之秘，无非欲高明直下，敦大原，识本体耳”(44)，这也是其“不容己之苦衷”。因此，有效地阐发良知本体应然成为二曲良知论的鲜明特色，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强调“学贵敦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主观道德实践上强调“先识本体”。在二曲看来，“今人所以支离葛藤于语言文字之末，而求诸外，原自己不识自己也”(45)，甚至一些人“志在气节，则必以客气为气节，其害事尤复不浅”(46)。如何克服上述现象?二曲提出“学贵敦本”之说。何谓“本”?二曲云： 即各人心中知是知非，一念之灵明是也。此之谓天下之大本。立者，立此而已，无他肫肫，此即肫肫；无他渊渊，此即渊渊；无他浩浩，此即浩浩。时出者，由此而时出也；朝闻者，闻此也；夕死而可者，既觑本面，一证永证，一了百了，生顺死安，无复余憾也。(47) 可见，二曲所谓“本”，乃是灵明、良知，不仅是天地万物之原，也是道德性命之原。事实上，二曲在强调“学贵敦本”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的相即关系，而在保证本体优先性的前提下，突出二者的关系。诸如其云：“所谓识得本体，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才不失本体”(48)，“诚识本体，循下学之规，由阶级而进，则收摄保任，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才算本体”(49)。先识本体即立乎其大者，为工夫昭揭方向，循级而进。 其二，在客观的道德实践上强调“明体”先于“适用”。在二曲的学履中，其思想成熟较早，约在三十岁左右即提出了终身持守的“明体适用”思想，认为“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50)，后又阐发说“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真用。……苟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则‘体’为虚体，‘用’为无用”(51)。可以看出，二曲所说的“体”乃是“明道存心”，“用”则是“经世宰物”。换句话说，体证超越的良知本体、修心养性是“明体”，为儒家的“内圣”工夫；本体的现实呈现，经世宰物则为“适用”，即儒家的“外王”实践。显然，二曲明体适用说采用的是儒家传统的“体用”思维模式，表达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强调儒家“全体大用”的修为与实践。换句话说，当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的实践相结合时，道德实践便具有客观性，内圣与外王有效地融为了一体。但是，二曲又并非是将体与用(明体与适用)置于同等的高度，而是认为“大本立而道行，以之经世宰物，犹水之有源，千流万脉，自时出而无穷”(52)，强调“明体”的优先性。只有先立乎其大，实证实修，才能有效地推动经世宰物的适用实践，并使之永获道德精神支撑，常驻生命力。 其次，注重对本体的描述。二曲除了广泛运用各种词汇言说良知本体外，也注重本体特征的细致描绘，尤其往往以“大圆镜”拟喻无限而又圆满的灵原本体(良知)，揭示其“无声无臭、廓然无对”、“寂而能照，应而恒寂”的特征。就“无声无臭、廓然无对”而言，“无声无臭”源自《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原指天道玄奥深远，虽默言无味，但化育万物；《中庸》则喻指为君子德性，其后更被宋明理学家所吸收：或被视为道体，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53)；或视为心体，若“无声无臭独知，此是乾坤万有基”(54)。二曲云：“无声无臭，浑然太极矣。‘所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逐四时凋’是也”(55)，又云：“无声无臭，此本体之约也”(56)。可见，二曲论灵原本体的“无声无臭”乃袭承宋明理学家思想，不仅指道体言，也指性体而言，附之“廓然无对”则揭昭出一个无善无恶、理欲全泯的“至善”世界。 就“寂而能照，应而恒寂”言，其与《易传》“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阳明之“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随应，无物不照”，“寂而恒照，照而恒寂”等言论意义相通。“照”、“应”为本体“寂”的描述，在二曲的诠解中具有“虚明寂定”四种特征：“虚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岳”(57)。“虚”即所谓“事不累心，心不累事，恒若太虚，毫无沾滞，即此是性，即此是圣”(58)，承续阳明“本体只是太虚”(59)义，指本体的“虚灵无滞”特征；“明”即其所谓“自虚生白，天趣流盎，彻首彻尾，涣然莹然，性如朗月，心若澄水，身体轻松，浑是虚灵”(60)义，指本体的“光明”特征；“寂”指本体的“寂静”特征，“定”指本体的“永恒、稳定”特征。可见，二曲所论灵原本体并非寂静不动，而是像镜子般能不将不迎，即照即寂，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具有“活泼泼”的特征，这也是对良知本体“寂感”作用的形象描述。 事实上，二曲之所以揭示灵原本体(良知)具有无声无臭、虚明寂定等特征，无非是想提醒世人，人生本原、人之本性原是无滞、无执、无累于心，只有察悟本体，时时提撕，才能达到安身立命。据此看来，二曲以“灵原”论“人生本原”，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与自己生平境遇攸关。明亡清兴，社会动荡，人生如浮萍，思想无定主，如何在易代之际贞定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家贫而困顿不堪，因声名而招致众人嫉恨，因持节而屡被征辟，又如何在这些困境中不动其心、安身立命呢?显然，这些攸关身心性命的问题，促成了二曲对人生本原的探讨。 三、二曲良知论的学理指向 作为立本于阳明学的学者，二曲言论中的“良知”与“心”异名同实，即其所谓“良知即良心也”(61)。二曲亦是在这种意义上阐发了诸多关于心的言论，并提出“学道原为了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以‘养心’为本”等命题，这些命题也是二曲良知论的学理归宿。 (一)心之涵义 1.“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我者，此心是也”。这是二曲在《四书反身录·论语·子罕篇》中提出的重要命题，其中“天与我者”本就性体而言，即其云“天之所以与我，而我得之以为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62)，但对立足于心学传统的二曲而言，在表述道体、性体、心体时往往不作严格区分，如其云：“夫‘天良’之为‘天良’，非他，即各人心中一念独知之微。天之所以与我者，与之以此也。炯炯而常觉，空空而无适；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孩而知爱，长而知敬，乍见而恻隐，嘑蹴而羞恶，一语穷而舌遁，一揖失而面赤，自然而然，不由人力，非天良而何?”(63)“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之所以与我者，即身、心、意、知之则，而家、国、天下之所以待理者也。”(64)可见，二曲所谓心为不仅作为先天赋予人的道德规定，也具有虚灵不昧、感而遂通等特征，称之为性体、心体亦可。二曲这种思维理路，当源自阳明。阳明云：“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65)，将性、天看作心的本源，性至善则心必至善；道体本是天理，心体亦然。只不过二曲在表述时，很少作区分而已。 2.“心者，身之主。有心则有身，无心则无身”(66)。二曲此命题亦源自阳明。阳明云：“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67)，“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68)，“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69)。阳明所论乃是释《大学》“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时，“正诚致格”为工夫，“心意知物”为对象，而其中修身为最基础的环节，修身必须从“身之主”——心上入手，需要正心，使至善本心彻底呈露。二曲节引阳明语，彰显了主体实践者和道德规范的关系，突出了道德主体的自由性与自立性。 3.“心同太虚”。二曲云：“夫子自谓‘无知’，此正知识尽捐、心同太虚处。有叩斯竭，如谷应声，未叩不先起念。既竭，依旧忘知，虽曰‘诲人不倦’，总是物来顺应”，“夫子惟其‘空空’，是以大而能化，心同太虚。颜子惟其‘屡空’，是以未达一间，若无若虚”(70)。儒家学者使用“太虚”一词最著名者为张载，他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命题，其云：“由太虚，有天之名”，“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71)。又云：“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72)。在张载看来，太虚即形上之天，为气之本体，也是价值的源泉。“太虚即气”之“即”为“不离”、“不二”义，言指太虚在气化过程中起创生作用。据此看，二曲此论似有张载学说的痕迹，但更类似于王阳明。阳明云：“良知之虚，便是天之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73)阳明认为，良知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具有虚无状态及敦化川流的作用。所谓“虚无”，乃是“良知本无知”的表述。吴震指出：在阳明学说中，“‘无’绝不是单纯的什么也没有的意思，正是在这个‘无’中，包含着一切的‘有’，蕴含着一切‘有’的可能性”(74)。可见，阳明借用“太虚”喻良知，乃是强调良知既内蕴着无，又存在有的趋向，本无知又无不知。二曲所谓“知识尽捐、心同太虚处”，乃指通过主体的体证涵养，剥落闻见之知、利欲之心等，而呈现良知本心。良知本心湛然虚明、廓然大公，有如镜子一般，物来顺应，此便是“无知”的太虚状态；同时，因其无知无形，遂也成为“有”发用的策源。 (二)学道原为“了心”、“放心”、“养心” 1.“学道原为了心”。良知本心为二曲本体论的根荄。如何把握本心?二曲提出了“学道原为了心”的思想，其云：“学道原为了心。一事系心，心便不了。心苟无事，一了百了。”(75)二曲将学道的归宿指向“了心”。显然，此“心”为道德本心，即良知。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二曲以“无事”论“了心”，此论乃是从人性本来面目上去论说，其云：“人性本来无事。知人性本来无事，方是知性。能行乎其所无事，方是率性。静而无事，不起炉作灶，‘廓然大公’；动而无事，不拟议安排，‘物来顺应’。”(76)人性本来无事，指人性本面乃是无善无恶，不拟于安排，不累于心。显然，这种人性本然状态类似前儒所谓的天地之性，与现实中牵于情感、纷于物诱的气质之性相对应而言。因此，当由“知性”而“率性”时，即进入二曲所描绘的“事不累心，心不累事，恒若太虚，毫无沾滞，即此是性，即此是圣”(77)的圣境，达到学道的目的。故二曲云：“识得识是谁识，便知率是谁率。识得良知便是‘性’，依良知而行，不昧良知，便是‘率性’，便是‘道’。”(78)可见，学道不仅要洞彻良知本心，而且要由承体起用，左右逢源，义袭于内。 2.“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二曲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学问断案、千古学问指南也。”(79)“求其放心”为孟子的重要思想。在孟子看来，学问之道在于寻求放失的仁义之心。而二曲在理解“求放心”时则分而言之：首先，二曲认为“放心不一”，即“放于名、放于利、放于声色、放于诗酒、放于博弈、放于闲谈、放于骄矜，固是放。即数者无一焉，而内多游思、外多惰气，虚明寂定之体一有昏昧渗漏，亦是放。虽清浊不同，其为放则一”(80)。可见，二曲所谓的“放心”，已经不再是孟子所寻求的放失之心，而是要放下名利、声色、诗酒、博弈、闲谈、骄矜等欲心。其次，为克制“欲心”，二曲重新诠释了“求”，认为“求之”之要在于“要在识得真心。能识真心，自然不放，即放亦易觉”(81)。如何方是真心?即二曲所谓的“惺惺不昧，天然一念是也”(82)。据此，在二曲看来，只有去掉欲心遮蔽，方能呈现本心，求得真心。当真心呈现，则其他一切欲心杂念消除，故云：“一切放下，方是不放。杂念不起，则正念自存。存则居仁由义，动无不臧。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操纵如意，‘允执厥中’”(83)。 3.“学以‘养心’为本”。二曲云：“学以‘养心’为本，‘养心’以‘寡欲’为要，以‘无欲’为至。”(84)此论乃是对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诠释。孟子本义在于通过节制人的欲望保守仁义本心。就二曲所论而言，其诠释理路并未悖于孟子，但其所谓的“欲”已经不全是孟子所谓的“声色臭味安佚”之物欲。其云：“欲不止于声色臭味安佚，凡人情逆顺、世路险夷，以及穷通得丧、毁誉寿殀，一有所动，皆欲也，皆足以累心。累寡则心存，累尽则心清，心清则虚明公溥，耳目口鼻虽与人同，而视听言动浑是天理。”(85)二曲强调克制“一有所动”的累心之欲，实为对阳明心学的发挥。阳明云：“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86)可见，在阳明那里，凡心有所发便有意，物与意形成意向性关系，物不是客观存在物，为事。自“意”开始已落入经验世界，有善有恶。二曲此处所论恰发挥了阳明的思维，“一有所动”即“心之所向”。为了克制“一有所动”之欲，二曲诠释孟子“养心”时，并没有停留在“寡欲”，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无欲”。“无欲”即“不动心”，“累尽心清”，恢复了虚明公溥的良知本心。可见，二曲的“养心”说与“求放心”，目的也均是为了“了心”。 四、余论 事实上，作为注重躬行的思想家，二曲阐发良知本体时并不是停留于类似“无欲”、“无念之念”的光景，而是不离日用实际来克欲操存，注重本体与工夫合一。诸如所言：“识得‘良知’，则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调理脉息，保养元气，其与治病于标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否则，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存甚?养甚?谁省?谁察?”(87)“识得本体，若不继之以操存，则本体自本体。夫惟继之以学，斯缉熙无已。所谓识得本体，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才不失本体，夫是之谓‘仁’。”(88)“自性本体原无为，原无欲。‘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复其原来本体，才算工夫。”(89)据此看，二曲上述对良知本心的揭示，对“了心”、“养心”、“放心”的阐发，不仅是由工夫至本体，还需要由本体至工夫，即本体即工夫。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二曲思想，方不陷于一偏。这种思致，典型地展示了清初思想家对阳明心学的有效理解与继承。 注释： ①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云：“当是时，北方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二曲)，时论以为三大儒。”见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②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版，第309页。 ③林继平：《李二曲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④诸如，认为“容(颙)之学本于姚江”(秦瀛：《己未词科录》卷五)、“其说皆仍本王守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6页)、“其趣颇近乎姚江”(钱林辑、汪藻编：《文献征存录》卷一)、“其学亦出姚江”(阮元：《国史·文苑传稿》卷一)、“王学后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大本皆宗阳明”(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9页)、“其实质乃为阳明心学”(刘学智：《儒道哲学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2页)。 ⑤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下·尽心》，张波编校：《李颙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6页。 ⑥李颙：《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9页。 ⑦李颙：《二曲集》卷三《常州府武进县两庠汇语》，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1页。 ⑧李颙：《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30页。 ⑨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下·尽心》，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4页。 ⑩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上·滕文公》，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90页。 (11)(12)李颙：《二曲集》卷十八《书三·答朱子绿》，张波编校：《李颙集》，第210页。 (13)王畿：《与阳和张子问答》，《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14)秦家懿：《王阳明》，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1页。 (15)李颙：《二曲集》卷十八《书三·答朱子绿》，张波编校：《李颙集》，第210页。 (16)(20)(21)李颙：《四书反身录·大学》，张波编校：《李颙集》，第390，389，390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18)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19)王守仁：《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页。 (22)李颙：《四书反身录·大学》，张波编校：《李颙集》，第393页。 (23)李颙：《四书反身续录·孟子下·离娄》，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17页。 (24)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季氏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75页。注：原文中“良知”为“本性”，据石泉彭氏本、静海闻氏本《二曲集·四书反身录》改。 (25)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季氏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75页。 (26)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卫灵公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73页。注：原文中“良知”为“洞见”，据石泉彭氏本、静海闻氏本《二曲集·四书反身录》改。 (27)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卫灵公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73页。 (28)(29)(32)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为政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20页。 (30)(31)(33)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述而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40页。 (34)张载：《正蒙·大心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页。 (35)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71页。 (36)李颙：《二曲集》卷二《学髓》，张波编校：《李颙集》，第31页。 (37)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下·尽心》，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3页。 (38)李颙：《二曲集》卷五《锡山语要》，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1页。 (39)(40)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07，124页。 (41)李颙：《二曲集》卷二《学髓》，张波编校：《李颙集》，第31页。 (42)王心敬：《丰川续集》卷二十五《泾周新创二曲先生祠记》，清乾隆三年恕堂刻本。 (43)李颙：《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张澹庵》，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45页。 (44)(49)李颙：《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张敦庵》，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40页。 (45)(48)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述而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36页。 (46)(47)李颙：《二曲集》卷四《靖江语要》，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6页。 (50)李颙：《二曲集》卷十四《盩厔答问》，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22页。 (51)李颙：《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顾宁人先生》，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48页。 (52)李颙：《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附授受记要》，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36页。 (53)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13册，第72页。 (54)王守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王阳明全集》，第790页。 (55)李颙：《二曲集》卷三《两庠汇语》，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2页。 (56)(58)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下·离娄》，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96，497页。 (57)李颙：《二曲集》卷二《学髓》，张波编校：《李颙集》，第33页。 (59)王守仁：《年谱三》，《王阳明全集》，第1306页。 (60)李颙：《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张澹庵》，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45页。 (61)李颙：《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30页。 (62)李颙：《四书反身录·中庸》，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07页。 (63)李颙：《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张澹庵》，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44～145页。 (64)李颙：《四书反身录·大学》，张波编校：《李颙集》，第392页。 (65)(68)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34，47页。 (66)李颙：《四书反身续录·孟子下·告子》，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2页。 (67)王守仁：《大学古本傍释》，《王阳明全集》，第1193页。 (69)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47页。 (70)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子罕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48页。 (71)张载：《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7页。 (72)张载：《张子语录中》，《张载集》，第326页。 (73)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06页。 (74)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75)(76)(77)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下·离娄》，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97页。 (78)李颙：《四书反身录·中庸》，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00页。 (79)(80)(81)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下·告子》，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1页。 (82)(83)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下·告子》，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1页。 (84)(85)(87)(89)李颙：《四书反身录·孟子下·尽心》，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5，505，504，504页。 (86)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6页。 (88)李颙：《四书反身录·论语·述而篇》，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