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与中国马克思哲学创新论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1)06-0049-07
谈到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意味着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历史发展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针对这种新现象、新问题需要马克思哲学的审理、剖析和回答；另一方面，这种审视和阐释要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是马克思哲学时代主题的延续、丰富和深化。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主题和基本的理论指向。资本在其发展中不断创新存在的具体形式，从而不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空间生产在当代日益成为资本生产的主导历史形态，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对当代资本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的历史性批判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任务，这也构成了当代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论域。
一、资本批判：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主题与理论中心
论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首先需要明晰马克思哲学的中心主旨与理论指向，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理论创新保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道上。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面貌来看，资本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中心主题与核心指向。事实上，马克思几乎倾其一生致力于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分析，指明了资本的历史本性，诠释了资本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逻辑，并努力寻求和指明最终消灭资本关系的历史路径。马克思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价值首先是与资本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其固有矛盾充分暴露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哲学是对资本生产方式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思和批判的产物。“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考察的结果。”[1]355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产物的社会主义思潮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发展形态。但是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程度的限制，空想社会主义无法真正完成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任务。如同恩格斯指出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1]608。随着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完成，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日益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资本关系的固有矛盾日益充分暴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日益显露出其荒谬性的一面。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哲学诞生了。“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365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观念与本真精神。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这些“新的事实”批判反思的结果。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先天”地决定了马克思哲学资本批判的历史任务。
其次，马克思哲学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实质决定了马克思哲学必然把资本批判作为理论主题和时代任务。马克思哲学在诞生一开始就明确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观念与理论代表。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2]278-279。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资本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是资本的天然批判者和革命者。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和阶级意识的反映，马克思哲学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性质内在地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和时代任务，这就是在理论方面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并在实践中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离开了资本批判，马克思哲学也就难以真正体现其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性质。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标示了自己的资本批判的中心任务和理论立场。
再次，强调资本批判在马克思哲学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不仅缘于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阶级基础，更主要的是依据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指向所做出的判断。就其理论内容和理论指向而言，马克思哲学一方面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资本关系的反思而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这种结论一经获得马上就反过来用于指导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或者说对现实的资本关系的批判。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3]32，随后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念的概述。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批判的理论成果，而这种理论成果又为进一步的资本批判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事实上，阐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现实的落脚点上正是基于资本批判的需要，表明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4]22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说唯物史观的发现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大理论基石。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现实落脚点和理论指向。
最后，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使命。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资本的时代，其本身就是资本批判的产物，针对资本关系的历史发展状况不断地展开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任务，也是马克思哲学最基本的历史职能。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资本关系存在的历史限度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限度。当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资本生产关系最终消亡以后，当资产阶级被真正消灭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从而阶级本身真正消亡以后，马克思哲学的时代历史使命也就最终完成，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将不复存在，也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最终消亡。当然，这里的“消亡”不是指消失，而是指不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社会生活，并不否认其在思想史上的理论价值。正如黑格尔哲学消亡了，但在文化思想史上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样。因此，反过来说，只要资本还存在，只要资本还在发展，马克思哲学就会焕发出强大的活力。马克思哲学的“幽灵”是与资本关系的“魅影”相伴出现的。资本的存在状况既不能以人们的观念为依据——人们的观念中没有资本的存在并不等于实际生活中没有资本的存在，也不能因为一个社会暂时消灭了资本，就认为资本永远消亡了，关键在于这个社会是否还存在产生资本的历史条件，只要这种历史条件还存在，资本就会死灰复燃。因此，马克思哲学对资本的批判最终指向对这种历史条件的批判，消灭资本最终是要消灭产生资本的历史条件。
总之，资本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主题和理论中心，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哲学走向现实的根本落脚点。当今时代依然是资本关系绝对统治的时代，不仅如此，资本关系利用时代的进步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造就了资本存在的新的历史形态。因此，一方面，当今时代依然是全面展现马克思哲学历史价值的时代；另一方面，针对资本的新发展进一步展开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又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当代创新的基本理论论域。
二、空间生产与资本关系的当代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视角来看，由于资本的历史本性，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是资本发展的基本逻辑，空间生产本身在当代日益成为资本生产的主导历史形态。空间资本化的发展一方面使资本获得了更为灵活的积累方式，从而资本得到了新一轮的创新性存续；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历史狭隘性，空间资本化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发展的单面性与消极性。对这种现象的深入剖析和反思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理论当代创新的一个基本论域。
空间生产是通过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重置或重构创造出符合人的现实需要的空间产品的过程。空间生产不是客观物理空间从无到有的创造，其实质是改变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分配和结合方式，创造出特定的空间状态以满足人的特定生活需要。简单的空间生产如住宅建造，复杂的空间生产如城市的规划与建构。人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产出自己的生存空间，就此而言，整个人类发展史也就是空间生产的历史，是空间生产不断拓展和扩张的历史。空间生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生产：一方面，空间产品不仅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它同时又构成进一步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因而空间生产的状况制约着其他社会生产的状况，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从这方面来看，空间生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的基本途径和表现方式。另一方面，空间生产既受到现有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制约——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状况就会有什么样的空间生产，同时又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根本路径，是社会生产关系建构和发展的基本方式。空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关系后果，怎样生产和消费物理空间就会形成怎样的社会关系。
资本的本性在于获得最大限度的增殖，这要通过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最大限度的消费(交换)来获得。由于空间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基础性作用，资本在其发展中必然要求促进并利用空间生产，空间化发展和扩张就成为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从生产方面来看，第一，作为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扩大再生产首先表现为生产的空间扩张。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含义是在一定生产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空间规模的扩张来获得更多的产品。第二，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产品的生产都需要持续一个过程，分为各个生产环节和阶段。如果把这些生产环节和阶段在更大的范围内由不同的生产主体来同时进行，就能够大大提升生产效率。通过生产的空间扩张，以空间换时间成为资本促进生产效率的首要选择。因此，资本总是不断促进和创新劳动的结合，从而不断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不是同单个的劳动，而是同结合的劳动打交道”[5]21。从交换和消费方面来看，空间不仅影响生产，也影响交换和消费。因此，实现自身的本能促使资本不断地扩大交往空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276。正是由于这样，我们说资本空间化是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从人类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来看，虽然空间生产总的趋势是在不断提升和扩张，但只是到了资本时代才获得了显著的和充分的发展。
资本的空间化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同质性的扩张，即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途径和方式的总体不变性，表现为空间建构的相同性或一致性。在资本生产中，空间是生产的器皿、条件，空间生产的投资是为其他社会生产服务的，空间生产本身并不是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才是资本利润的直接源泉。因此，资本一方面重视并促进空间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进一步的更高层次的空间产品的追求又缺乏足够的动力，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更倾向于同质化复制。在这样的前提下，资本增殖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然和历史的界限。就生产而言，最大限度的生产也必然是对自然物质资源最大限度的消耗，由此带来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物质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必然是对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限制。就交换和消费而言，资本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市场的界限。虽然资本能够通过创新不断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从发展国内市场到开拓国际市场，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以武力占有市场到以技术争夺市场，但是资本始终都逃不脱市场最终走向饱和从而追求无限利润的本性遭到遏制的宿命。在这种状况下，创新的本能和冲动促使资本开始从单纯对具体生产的关注转向了对生产条件的生产，即对空间生产的关注。空间生产对于资本而言不再仅仅是为具体的社会生产提供基础和条件，其本身就成为资本增殖的直接途径和手段。当空间成为资本生产的直接途径和手段，空间就被资本化了，正如物质资料在资本运动中是资本存在的具体形式一样，空间也成为资本存在的具体形式。空间资本化意味着一切空间要素都被纳入资本生产的逻辑，一切空间生产都成为资本生产的直接手段。空间资本化极大地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进程，空间生产越是发展，资本越是能满足自身最大增殖的本性。空间资本化使得空间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空间资本化的重大后果是，较之于此前的历史形态，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积累方式的局限而获得了更加灵活的积累方式。空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也就是现实的生活过程，空间资本化的发展使得生活本身成为资本增殖和积累的途径与手段。生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使得资本具有了更加多样和丰富的积累方式与特点。由此，资本不仅获得了新一轮的繁荣，而且越来越摆脱了早期发展中周期性爆发危机的特征。在西方理论界，哈维较早地明确指明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方式的出现，与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的‘时空压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6]1。
从资本的历史进步性方面看，空间资本化发展是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价值的。资本的历史本性决定了资本要不断变革现有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从而在客观上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925-926。空间资本化发展一方面把一切空间要素都纳入资本运动之中，以资本生产的方式规划和利用这些要素，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这些要素的功能效度；另一方面空间资本化发展也必然要求并促进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与空间有关的一切技术活动在更大的逻辑上都是空间生产的一部分，从而技术投资和技术革新在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意义上展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摆脱了资本原有增长方式的局限，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和化解原有增长方式下日益增长的生态和环境危机。空间资本化暗示着，不排除在资本关系下建构起生态相对和谐的生存状态的可能性。生态和谐的空间产品的创造本身就可能成为资本利润的源泉。从社会关系建构方面来看，空间生产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根本路径，空间资本化的发展造就了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从唯物史观视角看，只有在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中，人才会获得多方面的规定性，成为日益全面的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空间资本化的历史进程在客观上是对人的发展的促进，显示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价值。
三、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空间资本化意味着空间生产本身成为资本增殖的主导手段而不再仅仅是为资本生产提供条件。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空间资本化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狭隘的历史本性，空间资本化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发展的单面性与消极性。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就要求既要肯定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并批判其消极的、狭隘的历史性后果的一面。这种消极后果在于：从生产方面看，资本的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这使得资本条件下的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服从于资本的最大限度地占有，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单纯按照资本的需要去组织，空间资本化进程中生产能力被片面突出和强调，使人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一目的却被忽视和压抑。空间建构中只讲生产不讲“生活”，生产成为唯一根本目的，空间建构只是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和进步，一方面来看为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创造和积累着条件，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为占有而进行的社会生产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又是对人的发展的伤害，是对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的背离。从社会关系建构方面看，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一方面造就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社会生活关系的物化。物质财富和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创造成为目的，与此对应，人的力量成为物的力量，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人的个性也成为物的个性。一句话，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表现为物的关系的丰富性。
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要求能够辩证地看待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发展的二重历史价值。但是，空间资本化的发展不仅为当代资本的创新性存续寻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和存在形态，同时也造就了资本发展的新的意识形态神话，在这种意识形态神话中空间的资本化发展不仅祛除了狭隘性特征，而且戴上了人的发展的神圣光环。空间资本化的结果是一切空间要素都被纳入资本生产的逻辑，所有空间生产都成为资本生产的直接手段。空间不仅是资本存在的条件，同时也成为资本存在的形式。资本追求的不是具体形式的财富，而是一般财富。“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8]174因此，空间产品作为资本存在的具体形式最终还要转化成为一般形式的财富。这样，空间产品最终还要经过消费领域的过滤和转换。正因为如此，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考量。而由于空间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空间生产的发展意味着生产力的提升与进步，当单纯把功能价值作为考量空间生产的唯一视角的时候，肯定性评价也就成为唯一的必然结果。由此造就了空间资本化的意识形态神话：空间资本化意味着空间生产的发展和提升，而空间生产的发展则昭示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亦即人的发展，因此空间资本化是人的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对于人的发展，不仅要从人的自然生存方面去理解，更要从人的社会性生存方面去理解。人的发展，不仅在于自然生命的进化，更在于社会关系的变革。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判了那种“撇开历史的进程”去抽象地理解人的哲学观念。因此，一方面，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的后果在于，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仅仅服从于最大限度地占有的需要，与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的要求是分离的；另一方面，空间生产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途径和表现方式，而且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根本路径，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一方面造就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社会生活关系的物化。空间资本化的意识形态的要害在于突出空间资本化对于人的自然生存的价值，而遮蔽和掩盖了这一进程的社会关系实质及后果。
这样，基于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就可以辩证地分层梯次展开。由于空间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顺应、促进并利用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资本关系主导下空间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消极的社会后果。就其积极的历史价值而言，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的发展既造就了空前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丰裕，又创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并积累着条件。就其消极的社会后果而言，一方面，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的要求是分离的，是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不是人的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所造就的丰富社会关系又是物化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非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相反，人们受到这种社会关系的控制。与此同时，资本的意识形态神话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发展的历史价值，却掩饰和遮蔽了其消极的社会后果。因此，对空间资本化发展消极后果的批判，或者说对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的历史狭隘性的批判就可以从三个基本方面展开：首先，在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上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尽管资本有顺应、促进并利用空间生产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面，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二者也有一定历史阶段的重合发展，但是二者遵循着不同的历史逻辑。其次，对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的现实消极后果的批判。例如，当代城市建构中单纯从功能价值视角考量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导致城市生活中人们社会关系的格式化和社会流通渠道的堵塞。这方面的批判是多样化的、多视角的，随着具体社会生活的发展会有更多的现象和例证呈现。再次，对空间生产方面的资本意识形态神话的批判和消解。这既包括对人的抽象发展理念——把人的发展等同于自然生命的发展——的批判，也包括对与此相联系的关于空间绝对中立性的神话和被意识形态化的单纯技术建构的理念的批判。
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极大地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性。一方面，从空间生产与资本发展的关系的现实状况来看，空间生产摆脱了先前仅仅为资本生产提供条件的从属性地位，其本身直接成为资本增殖的根本途径和手段，空间不再仅仅是资本存在的条件而直接成为资本存在的形式，空间生产在当代日益成为资本生产的主导历史形式。空间资本化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从而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空间资本化的发展使资本摆脱了此前主要依靠具体生活资料的生产来获得自身增殖的相对单一的增殖形式，而获得了更为灵活的积累方式。这不仅使资本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而且在现实表现上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先前的周期性发生危机的特征。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克思哲学中现有的对资本的批判性分析，特别是对资本原有的积累方式和危机特点的分析，再用来分析当代资本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时代特点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提出了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时代任务。另一方面，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当代丰富和深化，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论创新。这不仅因为这一理论分析延续着马克思哲学的资本批判的时代主题和理论指向，更主要的是资本批判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包括对资本历史本性的透视、对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和实现条件的澄明等。当然，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关于空间生产问题分析的基因，但缺少从空间生产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系统叙述，因而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尚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建构来支撑。这也构成了当代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任务。总之，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就在于，立足于当代资本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具体特点展开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分析，并以此丰富和深化马克思哲学理论，实现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当代出场。
四、资本批判、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语境
从人类一般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讨论空间生产与资本发展的关系、社会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应当说思路是比较清楚的，结论也是非常明晰的，但是一旦把这种讨论放置于当代中国语境，问题的讨论就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讨论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时候，经常出现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与交锋。究其根源，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当代中国语境的二元性。
较之于西方发达世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即使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实践发展的领先性仍然存在。这种状况造就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诸多带有自身特点的二重性质和二重任务。例如，当西方社会开始普遍反思现代城市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既努力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又尽可能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后果成为我们的现实要求。再如，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既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又要使这种现代化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这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选择。这些情况都增加了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切艰巨性和复杂性归根到底首先在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性，因此在当代，中国明智地选择并确立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国社会发展强化经济的中心地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的发展不强调经济的中心与基础地位，而是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语境下，我们对于突出经济的中心地位有着异乎寻常的要求，突出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不仅是一般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当代更成为我们的中心政治任务。首先，作为后发国家，努力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尽可能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双重要求，迫使我们不是一般地重视而是强化经济的中心地位。缺乏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无论是规避发展中的风险、治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应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技术优势转嫁风险和危机的状况，都会显得力不从心。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经济中心有着更为突出的要求，因为工业化的资金基础只能在工业化本身发展进程中获得，而不能外在地获得。总的来说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必要资金前提是外在地获得的，而这对于中国是行不通的。再次，从社会主义这个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这个“格”首先就是指物质技术基础。正因为如此，强调经济的中心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突出经济的中心地位上升为政治任务。
发展背景、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还必须利用资本关系、市场机制来推进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如同前文所分析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资本关系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价值，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依然有重要的体现。既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和迫切性，利用资本在发展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来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就成为我们的客观选择。所谓“中国特色”，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促进并利用资本关系。
然而，中国社会当代发展的这种特殊语境不仅造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哲学与“原版的”马克思哲学的某种差异，更造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分歧、争论与交锋。
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人类历史时代状况的反映。因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必然要求立足于时代实践的制高点上。当年马克思创立其哲学理论的时候正是基于对当时发展最为先进、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最高水平的西欧社会实践状况的考察。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创新不仅要延续资本批判的理论主题和理论指向，而且需要结合当代资本关系发展的新状况、新形态和新特点进一步展开创新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对当代资本发展的消极后果及其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这应当成为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核心视阈。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也不例外。当然，这样也就使得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带有了当年德国哲学与英、法社会实践之间关系的那种特点。当年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是相对落后的，却在哲学理论上拉第一把小提琴。在当代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问题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具有相对落后性，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却是对世界历史实践水平的反映和反思。在这样的意义上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也为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世界其他哲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了统一的平台。
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哲学不仅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更为重要的是，理论来自于实践的同时又为具体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语境，要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和根本要求。而当代中国语境的现实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我们在谋求经济发展时还必须利用资本、促进资本、发展资本。由此，无论是立足于世界性视角的马克思哲学创新，还是立足于民族性视角的马克思哲学创新，在总体观念上都强调要辩证地看待资本发展的二重价值。但是，立足于世界历史实践视角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更侧重于对当代资本发展的消极后果及其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而着眼于中国现实发展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则需要一定程度地淡化这个方面，而相对侧重对资本现世价值的说明。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另一方面又要规范资本、限制资本，把资本活动圈囿于经济领域。但是，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资本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是密切相连的。意识形态的过多批判必然是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与禁锢。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困境的根源所在。
从实质而言，当代中国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两种思路反映的是普遍与特殊、长远目标与近期任务之间的关系。以长远目标的要求取代当前发展的需要，或者以当前发展的需要遮蔽长远目标的价值取向都是不可取的。正如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最终却是为了消灭专政一样，当代中国社会对资本关系的利用与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并不是根本冲突的。相反，这种批判一方面不断给我们警醒，有利于我们在发展和利用资本时尽可能防范和化解资本发展的负面效应，减少和降低社会发展的风险与代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保持明确的终极价值指向，避免卢卡奇所批判的那种阶级意识的物化。对于我们而言，资本只是手段而绝不是终极目标。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当然要服务于现实生活，关注现实一直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立足点，只是要避免那种以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名义流窜出来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以狭隘政治实用主义的理念来探究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只会把马克思哲学理论变得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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