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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1)03-0035-05
为了从理论底层消解说谎者悖论，塔斯基开创了关于真理的语义学研究。毫无疑问，塔斯基的理论对于理解悖论（尤其是在与日常语言相关的情况下）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塔斯基的真理概念中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本文是改进真理的语义模型的尝试。一种合理的真理的语义模型是理解和消解悖论的基础。语义模型的价值在于对真理的概念加以限制，而对真理概念的不加限制地使用恰恰是产生悖论的原因。[1]
1 理论模型与现象世界的相对独立性
在展开关于真理模型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理论模型与现象世界的相对独立性，即一个人采取什么样的真理模型（或者根本没有理论化的真理模型）可能对他的经验生活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如同G·瓦诺克所言，一种新理论所引起的变化并不是发明一种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而是得到一种不同的解释世界的方法。[2]从一个特定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世界与以往没有任何差别，改变的只是描述技巧、观察角度以及思想方法。如果一个理论模型确实导致经验生活的变革（比如热力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交通方式），那么这种变革仅仅是间接地改变了经验生活的样式，现象世界依然不受理论模型的干扰。
两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论模型解释现象世界的方法可能有巨大的差异，但二者观察到的现象是相同的。对于一辆汽车的运动状况而言，经典力学与相对论有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释系统，但是就可观察的结果而言，全部差别都消失了。即使所有工程师都相信相对论是比经典力学更精确的理论，但理论出发点的改变并不引起现象世界的变化，工程师仍然以经典力学的原则设计汽车。在哲学界，问题更加明显。贝克莱对“心外之物”的怀疑和休谟对“关于观察的知识”的怀疑使得他们对现象世界的理解与普通人的观念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就经验生活的事实而言，这种差异不直接产生可观察的结果——贝克莱从来没有闭上眼睛跳下任何悬崖，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休谟曾经把一壶水放在火上烧而指望得到一壶冰。虽然从生活常识出发，我们会发现贝克莱和休谟的观念不正常，但是这种不正常不带来任何经验生活中的不方便，相反，甚至可能引起理论上的简化。至于科学哲学经常强调的“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所改变的并非可观察的结果，而是对可观察结果的解释。比较而言，可观察的结果是不变的，而解释是多变的。
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模型与现象世界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人类在面临理论模型的选择时，选择标准相当的复杂。通常以为，选择的标准是真理性（或真实性），即在不同的理论模型中，我们选择真实地描述现象世界的理论。但是，认真反省人类选择理论模型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选择的标准更主要的是功利性的。我们认同一个理论，往往不是因为其真实，而是因为其有效。[3]如果以真实反映现象世界为标准，各个理论模型往往同样地好（或同样地不好）。请注意，这里不是在本体论的背景下讨论问题，因为我们不涉及对“反映论”的辩护和反驳的问题。一旦讨论过多地涉及到本体论，将会遇到许多不可解的哲学问题。
就真理的语义模型而言，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模型（或者不选择任何固定的模型）并不构成对经验生活的干扰。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的理论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理论，而是关于语言结构的理论。一种好的理论可能引起理论上的巨大简化，一旦这样的理论固化为多数人日常语言中的一个习惯部分，就可以使许多假问题消失（而不是被解决），同时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可以进入讨论的视野。因此，研究的目的不可能是发现关于真理本身的真理性规则，唯一的可行性只在于调和日常语言和人工语言，[4]使得我们的理论既能顺应日常语言的习惯，又能反映人工构造的优势。毕竟，我们关心的是真理的语义模型，而非真理的本体论模型。
2 真值判断与T型表达式
一个真理的语义模型的中心任务（也许是全部任务）在于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语句，判定其是真的或假的（或不可判定）。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逻辑学家往往采用递归方法：
(1)对于任何一个形如“并非P”的语句，其为真当且仅当P本身假；
(2)对于任何一个形如“P或Q”的语句，其为真当仅当P和Q中至少有一个为真；
(3)对于任何一个其它形式的复合语句，如“P并且Q”、“如果P那么Q”等，应还原为(1)和(2)的情况，特别地：
(4)一个形如“对于所有X,P(X)”的语句，应还原成联言判断的形式；
(5)一个形如“存在一个X,P(X)”的语句，应还原成选言判断的形式。
经过以上处理，所有语句的判定问题转化（还原）为基本语句（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原子命题）的判定问题，因此，理论上的全部困难集中于对基本语句的判定。
塔斯基的策略是借助于一种特殊的关系：“满足”[5]。对于一个语句P（如“X是白的”）和一个个体词X（如“雪”），X满足P即可定义为“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至于如何定义“满足”，这个任务直接交给经验生活，逻辑学和语义学对此无能为力。如果在理论体系内继续追问“满足”的定义，必然会面对亚里士多德追问“第一质科”时产生的困难——解释的无穷倒退。[6]
以此为基础，塔斯基提出著名的T语句（严格的说法为“T型表达式”，塔斯基本人认为此表达式本身仅为语句范式而非语句）[7]：
(T)X是真的，当且仅当P。
其中P为一个作为判定目标的语句，而X是P的名称。换成一个具体的例子即
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以上技巧的目标在于说明真理的来源：对于复杂的语句而言，语句可以被还原成更基本的结构，基本语句为复杂的语句提供真理的来源；对于基本语句而言，T型表达式把判定的标准放在语义学和逻辑学之外，真理模型由此保持完整性和不封闭性。塔斯基反复强调，T型表达式仅仅是真理的部分定义，所有类似于“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的语句放在一起才构成真理的一般性定义。
由此，所有问题转化为对“雪是白的”这样的语句所表达的事实的判断，而对于事实的判断，语义学和逻辑学既不关心也无法处理，而这正是真理的来源。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生活问题。从罗素的观点出发，它可能还原为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标准[8]；从卡尔纳普的观点出发，它可能还原为可观察陈述的验证问题[9]；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最一般的理解而言）出发，它可能还原为反映论的实践检验标准。总之，问题已摆在模型之外，一个关于真理的语义模型只负责处理对真与假的判断，而不关心真理的来源。塔斯基理论的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把人类面对真理概念时的困惑分成两部分，并且把不适合讨论的部分放在讨论范围之外。
3 模型的相对稳定性
“真的”和“得到验证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0]前者不依赖于时间，后者依赖于时间。由于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普遍接受哥德尔定理，存在着不可得到验证的真命题已成为共识。从理论上说，区分这两个概念是必要的，但是就真理的语义模型而言，这两个概念往往是同义的，对二者之间的区别的有意忽略并不构成理论本身的缺陷。这是因为一个真理模型的目的就在于针对一个语句集合判定其中的各个元素的真理性，真即意味着被判定为真。
具体地说，塔斯基的理论中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针对复合命题，其真假由其子命题的真假决定，例如：“雪是白的并且碳是黑的”是真的，根据是“雪是白的”为真而且“碳是黑的”为真；另一个标准针对简单命题，其真假由T语句决定，例如“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这两个标准之间有根本性的区别，前者以语句为标准，后者以事实为标准。如果以卡尔纳普的术语表示这种差别，则前者是“陈述与先前已经接受了的陈述对照”，后者是“陈述与观察的对照”。第一个标准的使用假定了模型的稳定性，对于一个新语句的真假的判断要参照于先前已接受了的语句，真理性实质上还原为命题间的逻辑关系（可导出性、矛盾性和独立性替代了真、假和不可判断[11]）；相反，第二个标准的使用直接破坏了模型的稳定性，陈述与观察的对照使得模型内部增加了新的内容，而且新内容可能与先前已接受了的陈述相矛盾（这是极常见的现象）。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希望一个模型准确地反映人类思维和表达的历史，那么这个模型就必须是动态的，只能具备相对的稳定性。这恰恰是塔斯基真理理论中最根本的错误。塔斯基的真理模型是静态模型，它需要绝对的稳定性。虽然塔斯基坚持语义系统的开放性，但是从对象语言到元语言再到元元语言的层次的上升不能增加系统中的经验事实，显然这种模型不适合模拟人类的日常语言。
塔斯基理论中的某些细节性的错误根源于其模型的静态特征：
错误一：塔斯基的语义模型中允许出现无穷多个T型表达式。[12]这意味着塔斯基的系统中包含对无穷多的经验事实的断定，我认为这一定是错误的，因为这要求人类的思维中包含无穷多的经验知识，而人类的经验实际上是有限的。
动态的真理模型如何解决人类经验的有限性与认识能力的潜在的无穷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在某一时刻，真理模型中只包含有限多的经验内容，此时主体的经验范围是有限的；然而主体可以不断地引入新的经验内容，其途径即卡尔纳普所说的“陈述与观察的对照”。每一次对照即拓展经验范围的一次经历，其结果是破坏原来的真理模型的稳定性，新的经验事实（可能与已有的经验事实相矛盾）被引入知识范围。从理论上说，这种对照过程可以无限重复，反映在真理模型上即一个有限的系统可以无限地自我超越，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实现潜在的无穷。
这个模型与人类对语言和思维的日常理解相符。更重要的是，它与哥德尔定理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塔斯基在说明语义系统的开放性时以哥德尔定理为基础，语义开放性实际上是哥德尔定理的一个不严格的推广，[13]而在奎因以集合论的概念体系重新描述塔斯基的真理模型之后，哥德尔定理与真理模型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从哥德尔定理出发可以有两个结论：其一，一个真理模型中必然存在不可判定命题；其二，通过增加真理模型中的初始命题可以使以前不可判定的对象得到判定，但是系统中依然会产生新的不可判定命题。塔斯基的真理模型只能解释第一个结论，动态的真理模型则有可能导致对哥德尔定理的更深刻理解。
错误二：塔斯基的真理模型缺乏对一致性的限制。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不仅表现为知识范围的不断扩展，而且表现为已有知识范围内的某些成分被历史淘汰。在静态的真理模型中，“陈述与事实的比较”在系统中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整个系统具备绝对的一致性，不允许有相互矛盾的命题。显然这与人类知识的本性相悖，人类经验范围的扩展和深化的过程是不断发现错误的过程，表现在真理问题上即以前被作为真命题的陈述变成假命题，一致性不断被破坏。因此，一个能够准确反映人类知识特征的真理模型应当包含对一致性的限制。
以“说谎者悖论”为例，可以区分两种模型对一致性的不同理解。在为“命题X不是真的”这样的命题分配真值时，静态的真理模型的解决方案是在同一判定系统中划分不同的判定层次，即一个命题可能是L1真或L2真或L3真等，[14]系统整体的一致性得以保全。其实在分析“命题X不是真的”这样的语句时，有两种判定标准并存：一是以意义分析为标准，即一命题是否真取决于其表达的意义；一是以逻辑分析为标准，即一命题是否真取决于与整个系统的一致性。严格说来，每一次意义分析的过程都是一次扩展系统内部知识范围的努力，结果即对原来系统稳定性的破坏，所以从动态的真理模型出发，没有必要在一个稳定的系统内区分不同层次的L1真、L2真等等，因为整个系统事实上是不稳定的。
就人类思想史的整体而言，人类的知识是不一致的，而悖论的精彩之处在于提供一种巧妙的追问方式，使得相互矛盾的结论同时展现在我们面前。从动态的真理模型出发理解这种追问方式，悖论的基本原则在于在系统的一致性刚刚被破坏时比较两个不同的系统中的形式上完全相同的命题。值得一提的是，分析“命题X不是真的”这一命题的真值的意义分析过程与卡尔纳普所说的“陈述与事实的对照”不同，前者对应于观念世界，后者对应于对象世界，但就破坏系统的一致性而言，二者是一致的。这两个过程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以原子命题为基础但不对原子命题的真值产生影响，而后者往往是给原子命题分配真值的过程。前者主要属于语法学，后者构成一个语言体系的知识背景。这个区分涉及到许多认识论中的底层问题。
错误三：塔斯基把语言分层的必要性理解为对语义学词项的使用背景的限制。为了使人类的语言结构可以被理解和表达，语言分层的观念是绝对必要的，但塔斯基的理解显然过于粗糙。事实上，语言层次的变换过程中可能完全没有语义学词项的出现，普通谓词的用法的变化也可以完成语言层次变换的功能。一个不易被察觉的例子：我可以指着一枝花说：“这枝花是红的”；而后我可以指着一个花瓶说：“这个花瓶是红的”；最后我可以说“这枝花的颜色与这个花瓶的颜色一样”。如果塔斯基把前两个句子放在对象语言的层次里，那么第三个句子就属于元语言的层次，因为它表达的并非两个对象的颜色属性，而是一个语言系统对两个属性的表达的同一性。第三个句子中没有语义学词项，但是语言层次的变换已经发生了。换一个例子：一个人有两副眼镜和一块手表，他可以说“我的眼镜的数量是手表的数量的二倍”，塔斯基在确定这句话所属的层次时会感到尴尬。
塔斯基在分层标准上的错误在于他的真理模型所对应的是一个静态（虽然是无穷的）语言系统，而事实上语言本身具有生命，它存在于不断的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奎因把“哥德尔配数法”的原则引入对语言分层理论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元语言的语句系统可以完整地翻译到对象语言的层次上。[15]这说明，在语义学词项缺席的情况下，语义学词项的功能可以通过普通谓词的特殊用法完全实现。真正使元语言的丰富程度高于对象语言的不是词项本身的丰富程度，而是词项的用法的丰富程度。所以，我赞同语言分层的观念，但反对以某种具体的标准为语言划分层次，因为导致导次变化的是词项的用法，而用法的灵活性几乎无法用任何确定的标准表达，它的标准是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和习惯。
4 真理模型的结构及其演进
一个真理模型的功能在于判定某个作为对象的陈述的真理性。当判定的原则是陈述与模型内已接受的陈述相比较时，模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动态真理模型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
(1)词法系统
这部分规定了模型中可以合法出现的主词和谓词，为了保证人类知识的可扩充性，这个系统应当可以扩张，所以系统内部存在定义新的主词和谓词的机制。
根据我们对悖论的了解。几乎一切悖论的生成都以身份可疑的主词和谓词为基础。因此有理由相信，一旦我们给出一个严谨的递归生成主词和谓词的形式系统，一切悖论将迎刃而解。很遗憾，我不相信这样一种数学模型是可能的，作为替代物的只能是一些功能较弱但切实可行的经验原则。所有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时间秩序的正常。几乎所有悖论中都有挑战时间秩序的情况，而如果我们可以保证，对每一个新词项的定义都没有用到尚未取得意义的词项，即可以有效地抑制悖论。
关于什么样的词项是合法的，有两条不严格但有效的规定：
第一，一个主词是合法的，当且仅当它可以还原为根据经验明确的个体词；
第二，一个谓词是合法的，当且仅当它与任何已存在的主词（或主词组成的有序集）结合后产生的语句都是可判定的（真、假或无意义）——至少在理论上是可判定的。
(2)基本的经验真理系统
这个系统的成员相当于维特根斯坦的原子命题，是对基本的经验事实的直接描述，其可靠性根源于经验生活。如果用塔斯基的T型表达式理解这种陈述，则它们相当于直接对应于T型表达式的知识。
这个系统是活跃的。在某一特定时刻，它的内容保持稳定，但是随着主体的实践范围的扩展，它的某些内容会产生变化。一种情况是一些新的陈述会作为基本的经验真理增添到系统中，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先前被作为真理接受的陈述被新的经验事实证明为错误，从而被排除到系统之外。
词法系统的变化往往是由这个系统的变化引起。新的经验事实的发现对应着新概念被引入人类的语言中，于是新的主词和谓词在词法系统中产生；另一方面，某些以前经常被使用的主词和谓词被新的经验事实证明不再适合用来描述人类的知识，于是逐渐被淘汰。
(3)逻辑真理系统
这部分内容对应于人类对逻辑知识的直观理解，更准确地说，它是人类在学习和使用日常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语言的变形规则的知识。
如果把这个系统理解成所有逻辑上的真命题的集合，可能不合适，因为这样会使系统内包含无穷多的命题，例如一个像"A=A"这样的简单陈述就是无穷多个命题的缩写。而事实上，人类的知识范围总是有限的。这个系统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形式化的表达。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对语言的研究从来都是针对语言的用法而非语言本身，这个问题如果搞不清楚，很容易引起心理学或人类学知识与逻辑知识的混淆。
与基本的经验真理系统相比，逻辑真理系统有更强的稳定性，因为经验知识是多变的，而逻辑直观是不变的。但情况不总是如此。20世纪的许多哲学和数学上的发现实际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逻辑知识的理解。如果一个人在日常语言中实践克里普克的非协调逻辑，或者在数学研究中贯彻直觉主义逻辑，他对逻辑学的理解就会与普通人迥然不同。逻辑真理系统的变化实际上等同于人类语言习惯的根本变化，虽然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这样的大规模变化尚未发生，但是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显露。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改变人类的语言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以语言为对象的哲学研究都是一次破坏逻辑真理系统的稳定性的尝试。
(4)复合命题的真值判定系统
这个系统的功能相当于卡尔纳普所谓的“陈述与先前已经接受的陈述对照”。根据真理模型中已接受的基本的经验真理和逻辑真理，我们有能力判定新的陈述的真假，比如根据“雪是白的”、“火是热的”（这两个陈述的真理性直接来自生活经验）和关于联言判断的规则（依赖于逻辑直观和语言习惯），可以得出一个判定的结果：陈述“雪是白的并且火是热的”是真的。
以上模型的基本原则是把人对应于一个真值判定系统，当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类的知识状态时，人与真值判定系统在功能上说完全等价。这个思路与前文分析的知识模型非常相似，主要差别在于知识模型关注于某个个体的知识状态和认识结构，而真理模型关注于社会性的、历史性的知识状态和认识结构。
下面说明真理模型的演进如何发生。
一次真理模型的演进过程即一个模型的稳定性遭到破坏，随即生成了一个新的模型，两个模型之间保留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事实上，一个悖论的产生往往基于这种情况：在模型A中一个陈述为真（或假），而悖论内部的推理机制造成了模型的演进并生成了新模型B，在B中此陈述则为假（或者真）。如果缺乏对真理模型的稳定性加以限制的观念，则此陈述的真值变得不可解释，此即悖论。
有两种情况可以引起真理模型的演进：
其一是经验领域的扩张。这种情况对应于基本的经验真理系统的变化。比如说，在某一天，你发现某棵树的高度是2米；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它的高度变成了3米。经验对象本身的属性的变化引起了原子命题的真值属性的变化。相反的例子是经验对象并未改变但人的认识能力发生变化。比如一个生物学家以为两个细胞的内部结构一样，但是显微技术的进步可能改变他的看法。
在以上例子中，旧模型中的真（或假）命题在新模型中变成了假（或真）命题，但词法系统没有受影响。词法系统受经验领域扩张的影响而改变的例子也很常见。词法系统可能产生新的词项，这样的旧系统中无意义的陈述在新系统中会变成可判定的。在19世纪的语言中谈论“克隆”、“卡拉OK”之类的词项会得到无意义的陈述，现在则不同；相反的例子是词法系统中的某些词项逐渐失去活力，这样在旧系统中可判定的陈述在新系统中会变成无意义的。事实上，在人类语言史上已经有太多的词项被淘汰了。还有一种情况，即词项在形式上（语音或记法）没有改变，但是意义和用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同样足以破坏真理模型的稳定性。
第一种可能引起真理模型演进的情况是经验领域保持稳定但真理模型本身发挥自我扩张的能力。
假设我们的经验知识范围包括对100只乌鸦的颜色的了解，于是词法系统中包括100个主词A1、A2……A100（表示100只乌鸦）和一个谓词B（表示“……是黑色的”），在基本的经验真理系统中包括100个陈述B(A1),B(A2)，……，B(A100)。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有能力根据这些材料概括出一个真命题：“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命题不是先前的100个陈述的合取的结果，它已经引入了一个新的主词：“所有乌鸦的集合”。人类的概括能力使词法系统的稳定性遭到破坏。此前，如果一个陈述涉及到“所有乌鸦的集合”，它是无意义的；此后，它变成可判定的。
更复杂的情况是对已有的陈述的陈述。比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一陈述包括10个音节”。此前，“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是一个陈述但并非一个主词，所以不在词法系统中；此后，词法系统中增加了一个主词。
第一个例子涉及到罗素的简单类型论，第二个例子涉及到塔斯基的语言分层理论。二者都与“分层”有关（或是在集合论意义上，或是在语义学意义上）。我们目前所知的所有悖论都与分层上的混乱有关，所以罗素与塔斯基的反应很容易理解：为了避免悖论不允许不同层次的命题在同一系统中出现。这种策略的代价是使语言的应用远离日常的使用习惯，因而相当不方便。其实没有必要作出如此严格的限定，为什么一个系统中不能同时包含“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和“‘所有乌鸦都是黑的’是真的”这两个真命题呢？为什么“‘所有乌鸦的集合’包含‘所有乌鸦的集合’”不可以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呢？事实上，引起悖论的并非语言层次上的混乱本身，而是由语言层次的混乱导致的时间秩序的混乱，只要禁止混乱的时间秩序就可以阻止悖论产生。最根本的原则在于每一个陈述中的各个词项都应当是词法系统中已产生的词项，不允许用尚未产生的词项定义其它词项，如此即可避免悖论。
面对动态的真理模型应当小心一个问题：我们面对两个不同的真理模型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最常见的回答是“真理性标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真理模型本身就是真理性的标准，怎么可能以一种真理性标准评价其它的真理性标准呢？唯一可行的答案是“生活的标准”。在我们真实地面临选择时，许多社会历史因素会发生作用：功利的影响，强权的威慑，习俗的干扰，权威的教化，如此等等。这些复杂的、与逻辑学和语义学不直接相关的因素造就了选择的结果，而我们每每把生活的标准误解为真理性标准。所谓“真理性”的标准往往是伪装起来的陷阱，需要以深沉的反省体察。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非先有了选择的标准而后做出选择，而是恰恰相反，先做出了选择，而后发现选择的标准。
5 预言的真理性
日常语言中广泛地允许预言存在。比如在2001年4月1日我可以预言：“2100年4月1日地球上将发生一场海战”。在科学中预言也非常普遍，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提出“好”的预言。那么，预方的真理性如何确立？
塔斯基的真理模型已经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以T型表达式为依据，则语句“2100年4月1日地球上将发生一场海战”是真的当且仅当事实上2100年4月1日在地球上将发生一场海战。结果是不确定的。就动态的真理模型而言，词法系统要求模型内的所有词项都必须是已经产生并且意义确定，而一切预言都涉及到尚未被经验确定其意义的词项，因此真理模型不能判定预言的真理性。相比之下，动态的真理模型比静态的真理模型更具优势，因为前者假定模型的演进会使一个先前无法判定的陈述变成可判定的。预言本身的真理性不可判定——这个结论并非难以接受，事实上，人类的许多语言是不可也不必判定真假，可判定的倒是少数。
在真理模型以外，如何对预言进行评价？在人类的词典里，除“……是真的”以外，还有一个词“我相信……是真的。”如果允许对真值加以概率性的解释，并且以一定标准对预言的真值加以概率性的表达，问题可能会在真理模型内部处理。当然，这会使真理模型变得极其复杂，归纳逻辑范围内的某些悖论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16]。有一个区别必须明确：“预言是正确的”与“预言是真的”是两个完全不的概念，科学和常识能给人类以正确的预言，但仅仅是正确预言，这个差别正如“我相信某陈述是真的”并且事实上此陈述确实是真的并不等于“我知道某陈述是真的”。[17]
这里还有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关于未来的分析性命题是真的吗？比如说，我在2001年4月1日预言：“在2100年4月1日地球上或者发生海战，或者不发生海战。”这个预言是否具有真理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排中律保证的逻辑真理，所以它是真的。[18]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那么真理模型中就应包含这类预言，这在技术上有问题。无论从塔斯基的真理模型出发还是从动态真理模型出发，一个选言判断是真的当且仅当至少有一个选言支是真的，可是这个预言中的两个选言支都不能判定。困难似乎在于虽然我们相信其中有一个选言支是真的，但并不确知哪一个选言支是真的。实际上，困难并不存在。困惑产生于错误的表达，正确的表达是“我们相信其中有一个选言支是正确的”，正确与真是两个概念。
从动态的真理模型出发，关于未来的分析性命题不是真的。这个结论可以这样解释：“在2100年4月1日到来时，地球上发生海战”这个陈述有可能既非真又非假，而是无意义的。比如说，“海”已在地球上消失，“海战”成为无意义的词项。仅就可能性而言，这种情况不可排除。康德考虑过一个问题：“纯粹的先天判断是否可能？如果康德是正确的，那么本文的观点就是错误的。但是我不相信康德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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