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与困惑：胡绳学术中期面临的思想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困惑论文,迷茫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4－0118－06
胡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一生笔耕不辍、勤于著述，写了大量宣传、阐释、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文章，成为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一个重要的领导人。但纵观胡绳的写作生涯，并非像长安大道那样平坦，而是与党的奋斗历程一样，跌宕起伏，呈现出3个不同的学术时期：锋芒毕露的学术早期（1932－1956）、迷茫困惑的学术中期（1957－1978）、奋追“班马”的学术晚期（1979－2000）。这3个阶段在时间上各占三分之一，但就其学术影响而言，却远非伯仲之间。早期与晚期是胡绳学术的高潮期，胡绳之所以成为“胡绳”，主要是在这两个时期。其中间22年，他与同代的绝大多数学者一样，遭遇了难以避免的历史厄运，经历了学术上的低潮。不可否认，在这一时期，胡绳在学术上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如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和《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撰写了关于如何读书、写文章等方面的论学文章；发表了一系列有深度的文化思想评论文章，并提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但尽管如此，仍难掩他在此间面临的迷茫与困惑的思想困境。
一
1957年以后，面对思想理论领域中不断发展的“左”的指导思想，胡绳在思想上感到愈来愈困惑，在写作上也逐步陷入茫然的困境。几十年后，胡绳这样反思道：“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1](P27)这种矛盾的状况使胡绳逐渐步入他自己所说的“四十而惑，惑而不解”的历史时期，这种状况反映到学术上，则是，胡绳在学术中期论著不断减少，思想不断“左”化，观点不断僵化。
（一）写作量不断减少，直至最后放弃写作
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写作，发文章，不发文章，不就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怎能显现一个学者的存在？当然不能就此说，隐于书斋中做学问的就不能成为大学者，实际上，有些人在象牙塔内默默地耕耘，其学术研究成果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方为人知晓；更有人者，在其死后才声名显赫。如顾准，生前默默无闻，但在其去世20年后，他写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等经典名篇的价值才为众人所推崇，被认为比他的同代人整整超前了10年，他的精神更是令人赞叹不已，有学者赞叹道：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而胡绳则与这两类学者不同，他是入世的，是用他的学问来经世的，正因如此，他的文章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性。停止写作，或不就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实际上就等于否认了自己作为学者的存在。不幸的是，胡绳在学术中期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胡绳只在头5年从事过写作，剩余的四分之三多的时间里竟是个空白，再和其前后学术时期相比，这种差距会显得更为突出。
在学术中期，胡绳发表的文章只是其他学术时期所发文章的零头，这在下面的表格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这个表格是根据《胡绳全书》第一卷中“胡绳重要论著年表”，并结合他在此前后写作的具体情况制定的，虽不是很确切，但也大致反映出胡绳在3个学术时期写作的“马鞍型”变化曲线。
（二）学术观点的偏差乃至错误
学术中期，胡绳不但发表的文章少，而且更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么少的文章中，也都存在着“左”的历史痕迹，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轻的还能保留，重的在收录《全书》时，不得不删去。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期间胡绳发表的带严重缺陷的文章还是很突出的，如《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争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彻底胜利》、《关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札记》、《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等文章。
1.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破产
胡绳认为，在旧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提出的种种学说之所以始终受不到广大群众的欣赏，是因为这种学说中，有一部分是公开地、直接地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做啦啦队，当然只能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而另外一部分，虽然好像是要为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出路，但也只是用一些改良主义的空谈来模糊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其实也还是在另一种形式下为反动统治当辩护士。而当时广大群众所最关心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的出路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是评价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标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早已宣告了它的彻底破产。”[2](P202)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近代史上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还是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积极作用，胡绳对其进行全盘否定是不对的。
2.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实质
胡绳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来，还是反科学的。因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学者从来不能在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关系中看到决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从来不能实事求是地考察阶级斗争的发展历史而承认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的所谓社会科学，在根本上说来，不过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把一些谎话加上了科学的伪装，用以反对真正的社会科学——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2](P204)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近代史上有两面性，但过分夸大它的消极作用，尤其是把它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则是偏颇的。
3.关于中国近四十年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现代最革命的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思想界的基本状况就是，凡真正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都逐渐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凡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或者和反动势力妥协的人，就反对马克思主义或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接受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来写中国近四十年的思想史，其基本线索即在于此。”[2](P219－220)胡绳在此以是否拥护马克思主义作为划分五四运动以后政治主张进步与反动的标准，这是不公允的，因为不接受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定就是反动。
4.关于“兴无灭资”
胡绳认为，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处于资产阶级的事业灭亡、而无产阶级的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的时期。我们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灭资产阶级而兴无产阶级，在思想上也是同样。在我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消灭了，只剩下了一点尾巴，然而人们头脑中还有资本主义思想，这是因为思想常常是落后于实际的缘故，所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社会上还有不小的市场，“但总的趋势是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天天灭亡，马克思主义一天天兴隆。这也是客观事实，客观的必然的趋势。”[2](P220)“兴无灭资”，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情感问题、一个价值判断命题，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一个事实判断命题，因此，胡绳在这里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
5.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关系
胡绳认为，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来是生长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中，而处于在根本上互相对立的地位的。一个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面临危机的时候，竭力要挽救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剥削制度；一个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要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阶级剥削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并不是‘绝无关系’，而是有着尖锐对立的关系的”[2](P276)。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在批判地吸取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面临危机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也不是尖锐对立的关系，而是既联合又存在矛盾的关系。更何况后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并未到崩溃的边缘，这种把资产阶级社会学看作科学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认识就更显极端了。
胡绳上述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思维方式，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全盘否定的理论观点，其错误性已不言自明。如果说，胡绳起初的认识是真理向前跨了一小步，对论敌的批判有失偏颇，有欠公允，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倾向，但其论证的根本点还是有道理的；那到后来，胡绳的认识便是从真理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对论敌思想的全面否定已使自己论证的立脚点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慢慢陷入到了错误的泥潭，胡绳想挣脱，但由于不能辨析“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故也未能抓住正确的思想发展趋向走出泥潭。
（三）“文革”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钳制，胡绳学术中期思想趋于僵化
“文革”开始，胡绳作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几乎一夜之间就从领导高位上跌落下来，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并因为1965年12月参与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和1966年2月参加“二月提纲”而罪加一等，以后的日子就在被别人批斗和自己奉命写“交待材料”中度过，1969年被下放到石家庄干校劳动，1973年调回北京，参加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1975年7月调入邓小平新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被任命为7个负责人之一，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和《思想战线》的筹建工作，在不久后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批挨斗。
粉碎“四人帮”后，胡绳继续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由于受所在单位领导人“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他对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采取了不赞成的态度，他的这一错误认识在该年度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表现出来。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11月25日，中央对陈云提出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平反后，会议于27日转入讨论经济问题，胡绳在东北组发表意见说：“毛主席主张平等，对少数同志的意见也要尊重。我读了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包括各省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文章……我只想指出一点，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我不赞成，旁敲侧击，引导我们去反对毛主席。”[3](P291－301)
由于胡绳所在单位的负责同志，是“两个凡是”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从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许多思想很解放的同志就盯着他们，看他们如何表态，可以说他们是会议注目的焦点。胡绳本不是焦点，他至多处于焦点的边缘，因为与会同志不知道他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发表过怎样的意见，并且大家对他本来也没有太多的意见。但由于胡绳缺乏政治敏锐性，自己主动发言，招致各方的严厉批评。
胡绳发言的本意是针对周扬的。1978年7月24日，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召开的全国性理论讨论会的闭幕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明确指出了当前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他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3](P168)周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大意义的这一论断很快取得大家的认同，高级领导干部的表态讲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胡绳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在于，发言的主旨是“维护毛主席”，但由于不能分辨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有正确与错误的成分，实际上是维护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他的发言是“箭”指周扬个人，但实际上却否定了整个持正确思想的与会同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省委书记听到胡绳的发言后都说，这一棒子把我们都打了。于是，与会同志对胡绳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样，经过面对面的交锋，代表正确思想的一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潮，其影响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因此，为进一步弄清是非、统一认识，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对“凡是派”进行了批评，使其认识到思想上的错误。胡绳分别于1月22日、2月8日作了两次发言，坦诚地讲了自己思想认识的过程和对“两个凡是”思潮危害性的进一步认识。他自我批评道：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两种对立的思潮中，自己基本上是站在错误方面。我曾不赞成《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现在在报刊上片面（当时我认为有片面性）强调实践的权威。胡绳同时说，马列也有错误，毛泽东也有错误，闸门一开，会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纷乱。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担心是错误的：“自以为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其实是政治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是思想路线上的错误，也是政治上的错误。按照这种思想来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是本本主义，也维护不了。”至于犯错误的原因，胡绳说：“不能不承认我在思想上是有‘四人帮’的遗毒的。”[3](P356－357)胡绳真诚地检讨与其他“凡是派”的发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此赢得与会同志的欢迎与谅解。
二
胡绳在学术中期面临的迷茫与困惑，决非什么个人独特的历史遭遇，而是那个时代中国学术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对他最终陷入“两个凡是”的迷雾，主要还是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来分析。“两个凡是”是一种思潮，决非是几个人的思想状况，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党内或多或少的存在，“文革”后只是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而已。胡绳之所以会附和“两个凡是”的思想，具体说来有以下原因：
（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传统心理
中国曾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国家，皇帝在社会上处于至尊的地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也寄望于明君。到现代中国，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便很自然地成为了“人民的大救星”，受到群众的衷心爱戴。如果说在1959年之前，由于领导者的清醒，个人崇拜还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话，那到1959年之后，由于党内民主遭到严重损害，个人专断开始盛行，再加上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推波助澜，使个人崇拜迅速泛滥，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一种普遍心理，什么事只有毛主席说了才算准，因此出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直至出现“两个凡是”的现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势
“左”在历史上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有两次竟把革命与建设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不仅如此，“左”也是党的一个顽症，久治不愈，可谓根深蒂固，更有甚者在党史上竟有4次把“左”的错误当作右倾来批判，如把“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的林彪集团在其覆灭后，毛泽东竟错误地认为林彪集团不是极左，是极右，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再加上党内实际形成的“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观念，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左”、惟恐不“左”，你提得高、我比你提得更高的风气也就盛行起来，“两个凡是”就是“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势的典型。
（三）所在单位的影响
“文革”后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老同志大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理论及实践的错误，而新上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出于各种考虑都坚持“文革”的理论，在当时的北京，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红旗》杂志社等中央单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主要阵地。胡绳当时在毛著编委会办公室，他的领导及同事有不少是“两个凡是”的坚定支持者。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再加上胡绳的老实本分、谨言慎行等性格局限，其附和“两个凡是”的思潮也就不足为怪。
综上可知，胡绳在学术中期的迷茫、困惑甚至错误都是可以从客观的、主观的方面得到解释，但更深一点，胡绳之所以不能辨别“左”的思想潮流，而对其采取盲从的态度，还是应归结于党的理论创新机制出现了问题。正如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的错误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4](P333)。政治上的错误如此，思想上的错误也应从体制方面来分析。
我党各阶段的基本理论创新机制，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党在初创时期，一切重要决定都由远在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遥控指挥，中国共产党只能执行，这种党的革命理论创新的倒金字塔型，阻碍了实际情况的反映，出现挫折便是迟早的事。1935年遵义会议，使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毛泽东成为事实上的领导核心，党的革命理论创新机制转变为正金字塔型，党的领导集体通过不断总结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尤其是概括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结果，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形成了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但到1957年，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骄傲自满的情绪下，开始不是从实际而是从意志、理想出发来判断理论的是非，提出了超越阶段的“左”的思想主张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面对“左”的理论的日益盛行，党内大多数人虽有困惑，但大都采取了紧跟的做法，这就使得指导思想错误的发展趋向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最终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10年动乱的浩劫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党内民主的恢复，使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机制迅速转换成正金字塔型，在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滋养下，党形成了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理论——邓小平理论。
由此可见，党的理论创新机制的极端重要性，它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同时，也要看到即使党的理论创新机制正确时，也存在一些缺失，它经过慢慢的量的积累，最终抵达质变——党的理论创新机制的倒金字塔型。所谓缺失，是指在党的指导思想发展上，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权往往集中于党的领导集体，甚至最高领导人一个人，广大的理论工作者都处于接受、领会、宣传、阐释的地位；一种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落实机制只依赖最高领袖个人主观地总结众人的思想观点，而没有一个切实的集体参与创造新理论的实践机制，这一缺失在我党历史上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民主革命的节节胜利，人民发自内心地认同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的认识在党内逐步成为主流，这在毛泽东的思想正确时能加速我们事业的成功，但在他犯错误时，也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伤害，1957年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人并不理解，但基于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的认识才是正确的，便只好从自身错误中找原因，仍想不通后，迷茫、困惑甚至苦恼也就成为必然了，胡绳在学术中期的困境就是那一特定历史时期学术理论界的一个缩影。因此，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党的理论创新的正金字塔型机制，充分发挥广大理论工作者“思想库”的智囊作用，使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使新的理论认识不仅在内容上而且也在形式上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正是我们分析胡绳学术中期困境最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收稿日期：201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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