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以色列国防军面临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色列论文,国防军论文,新形势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以色列国防军是支撑以色列国的三大支柱之一。
以色列军队不仅对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无可比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色列军队塑造了以色列社会，军队的观念、原则以至它的组织模式给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笔者在以色列学习的几年中，处处感受到了军队的这种影响。我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服过兵役的人，服兵役对以色列青年来说犹如上学、结婚、生儿育女，是一生中值得庆贺的喜事。难怪以色列前总参谋长加尔·亚丁说：以色列男性居民只是“每年休假11个月的士兵”。有这么一件事，或许能说明服兵役在以色列的重要性：现总理希蒙·佩雷斯一生中最大憾事之一是没有服兵役，参加战斗部队。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当时24岁的佩雷斯曾两次请求他的导师本—古里安要他去美国，秘密采购前线急需的军火。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参加部队。而他党内的伙伴和对手伊扎克·拉宾戎马生涯27年，从排长、旅长到总参谋长，战功赫赫。在一个由枪杆子造就的国家中，扛过枪的军人在人民中和党内能赢得更多的尊敬和威望。佩雷斯虽然一直是本—古里安的亲信，但在与拉宾的较量中，总是稍逊一筹。军队对以色列社会影响之深，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时，为防御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以色列居民组织得很好，整个国家犹如一座大军营，一声令下，全体居民，老弱病残妇幼，统一行动，带着防毒面具，秩序井然地进入地下工事。这样高度的组织水平和一致行动令人叹服。
二
以色列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以色列国的建立为大量吸收移民敞开了大门。二战后，欧洲的犹太幸存者和阿拉伯国家中的犹太人如潮水般涌向巴勒斯坦。国家刚刚建立，政权不稳固，经济水平低下，以色列国被迫面对吸收几乎与其人口总数相等的60多万移民和与阿拉伯国家作战两项任务，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刚刚起步的以色列经济被纳入战时轨道，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由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经济带有很强的军事化色彩，集体化程度很高，因此顺利地度过了难关。其实，犹太经济在巴勒斯坦形成之初，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时经济”。“基布兹”既是劳动生产组织，又兼有军事组织的性质。30年代，犹太人的“围墙和塔楼”定居活动的军事色彩更为强烈。今天以色列总工会的前身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联合会，既是当时犹太劳动者的工会福利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劳动者几乎都在总联合会组织下，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从教育到医疗保险的各种福利。
既然以色列经济有这样的基础，又是在极其困难和特殊情况下起步的，因此，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是它显著的特点之一。正因为如此，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军事冲突中，以色列经济为保证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以色列经济也得到了突飞猛进发展的机会。
半个世纪过去了，以色列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上，世界大多数国家已与以色列建立了关系，1995年底， 建交国家已达152个，它的国际地位已经稳固。以色列国际地位的变化还在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自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后，阿以双方逐步认识到：阿以都不可能消灭对方，阿犹两民族必须在中东共处。军事解决阿以矛盾逐步让位于政治解决。于是有萨达特耶路撒冷之行、戴维营会谈、埃以签订和约，等等，中东和平进程的车轮转动起来了。90年代初的马德里和会把阿以间的和平进程推进到新的阶段，1994年以约签订了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巴也互相承认，签订了奥斯陆协议。虽然消除阿犹两民族间的仇视与不信任尚需时日，但国家间的关系已有了新的变化。在国内，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政治制度最稳定的国家，虽然党派斗争激烈，但都在民主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以色列人民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今天以色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36 万美元， 在全世界国家排名榜中居第 21 位。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740亿美元，较建国初期增长了19倍。 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以色列的综合国力，以色列已成了中东的地区强国。
三
在新形势下，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人民心目中的份量正在逐步发生变化。诚然，阿以关系缓和，阿以间似乎不再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以色列国防军不必长期占领“被占领区”，去对付几乎不间断的巴勒斯坦人的起义；随着和平进程的发展，以叙、以黎问题终将解决，以军不必忙于应付黎南部地区对以色列的袭扰，凡此种种，确实给人造成以色列国防军的作用下降的印象。然而，（一）阿犹两民族间的仇恨远未消除，如果说大规模的战争有可能避免，那么局部性的冲突和对抗可能难以避免；（二）以色列周边的某些阿拉伯国家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以色列，很难保证不再会出现1991年的“飞毛腿”导弹袭击事件；（三）作为犹太人祖国的以色列，自以为对保护世界犹太人的安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以色列的政治家认定：以色列所以能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并有今天的局面，就是因为它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色列国防军始终作为一支保卫以色列安全的军事力量，它的重要性和地位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在形式和任务上有若干调整。造成今天以色列军队地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国内。
以色列社会正经历着自建国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原先占有这个犹太国家政治意识和社会活动主导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念，正逐步让位于要求个人自由发展，主张福利享受的个人主义思想原则；过去以色列人关注的是这个犹太国家的“集体安全”，今天以色列人考虑的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安全”。这种变革远没有完成，过渡也刚刚开始，然而1995年11月4 日特拉维夫以色列国王广场一声枪响，对以色列社会的这种变化竖起了警告牌；“以色列向何处去？”阿米尔的一枪表达了奉《圣经》为不可更改经典的极端犹太教徒的意志：巴勒斯坦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永久为业”的财产，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把它交给阿拉伯人，即使因此与整个阿拉伯世界交恶，被孤立在世界大家庭外也在所不惜。而拉宾政府奉行以上帝“应许之地”去换取以色列国与邻国的和平，换取以色列人的安全。以色列社会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变革是历史的进步，不是倒退。认清这种变化的历史必然，就可理解变化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思想、新规范、新原则的出现是极其正常的了。以色列社会与以色列军队关系的变化，只有放到这一范畴中去考察，才能看到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与军队关系的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相互关系的位置发生了颠倒。半个多世纪来，军队塑造着社会，影响着社会；今天关系开始颠倒了，社会以它强大的力量迫使军队接受和适应正在变化着的社会。这或许就是现总统埃泽尔·魏茨曼在20多年前告诫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不要成为一个拥有国家的伟大军队，而要成为一个拥有伟大军队的国家”。军队造就了国家，功不可没；但在国家建立后，军队只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执行国家赋予它的特殊使命的工具。这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尽管有一些以色列人对此还没有思想准备。这种关系的转变，不论对军队，还是对社会，都不是能被轻而易举接受的，因为以色列人太熟悉军队的一套了，它的兵役制度、行动准则、管理模式，乃至上下级关系等等。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舆论的导向更使公众议论纷纷。但是不管以色列人持什么态度，变化却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着。
有人把几年前军营大门向社会打开视为社会影响进入军队的第一个征兆。原先，青年应征入伍后，一切费用由军队承担，士兵的生活和思想只与军队发生关系，与家庭暂时“脱离关系”。几年前，军队考虑到在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由军队承担一名士兵的全部费用，要么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要么降低士兵的生活水准。为不增加军费，又不降低生活水平，决定动用社会力量（主要是父母、家庭）共同“赡养”义务兵，家庭分担士兵生活中非战斗部分的费用，如一部分旅费、部分服装费、食品与生活零用费，军队还暗示家长负起对士兵精神鼓励的责任。军队的原始想法并不希望在军内发展与集体主义思想相悖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更不允许家庭干预军队事务，如士兵的分配去向、专业分工、执行任务方式，以及士兵与指挥官间的关系，各种条例、条令的执行，等等。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一旦营房大门向家长打开，各种问题随之产生，家长似乎在每一件事上都要与指挥官讨价还价。只要家长可以与指挥官接触并申诉自己的要求，“不公正”就产生了。因为不是每一个士兵的家长都有同等的机会与指挥官接触的，一般说来，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者他本人在军队中的经历与这种接触的广度和深度成正比。虽然军队不希望家长对军队事务进行干预，但是只要有这种接触存在，干预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变化也是近年发生的。原先，应征入伍的青年入伍后，征兵部门也会问及他的志愿和爱好，以及希望在什么部队服役等，在顾及全局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个人的志愿。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应征者在入伍前一年，就收到部队发出的一张详细调查表，调查表中列举了军队各种专业和职务，分配的去向等等，要求应征者填写后寄回部队。军队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部队建设的需要，使每个士兵能在自己爱好的岗位上，更好发挥自己的才能，也可以克服以往在分配工作中的硬性分配所产生的弊端。然而这种做法最直接的后果是把社会的因素引到了部队的分配工作中。应征者在填写调查表过程中，第一位受咨询者是父母（如果不说他们是决定者的话）。应征青年可能还考虑自己的爱好，那么父母首先考虑的是孩子服兵役后的工作与生活，将来在社会上的发展。这样，一些技术性强的专业和职务成了热门，而那些艰苦的，甚至有危险的纯勤务性工作就很少有人问津了。
四
军营的围墙挡不住社会的影响，社会通过各种渠道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军队。最近，一名士兵在以色列南部进行的一次军事演习中身亡，军队追认他为烈士，并为其树碑，表彰他的事迹。但是烈士父母提出要在墓碑上表达他们的失子之痛，因为军队的碑文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哀思。他们的请求遭军队拒绝，然而舆论界从人权、民主等观念出发一致支持父母的要求。烈士父母上诉最高法院，要求军队承认他们有权在碑文中表达他们的情感，并获胜诉。最高法院指示国防部：寻找一种表达方式，允许在这位烈士的碑文中表达家庭悲痛的感情，同时又要表达这位烈士的业迹。这是一篇奇妙的碑文，它把军人为国捐躯的豪情与家庭失去亲人的悲哀揉合在一起了。有人评论说：这虽然只是一块有象征意义的烈士墓碑，但它恰是以色列由不朽的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过渡的里程碑。
但更典型的例子是巴尔—纳坦事件。1992年底，巴尔—纳坦在一次军事作业中不幸丧生。军队作了调查，并按惯例作了处理。但纳坦的家长不服，争取舆论界的支持。报纸进行了各种调查，并发表大量调查文章，结论是：巴尔—纳坦的丧生是由于他的指挥官——一名排长工作疏忽，指挥不当造成的。按照以色列的法律，这名排长应以渎职罪受到审判。但是军方认为：由于事后才知道事先判断失误；而在事先并不知道存在这种失误，因此要指挥官承担罪责，那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这个先例一开，指挥官今后就很难指挥，特别是在瞬息万变的战斗场合。迫于舆论压力，政府的法律顾问作出决定：这名排长应提交审判。如果这位排长真的出庭受审，那么这在以军历史上则是第一次由于指挥官判断失误而受审。
社会深深地干预军队，但是却出台了几项似乎与此相矛盾的措施，令人费解。首先是国家文官考试委员会正式作出决定：今后欲在公共部门任职的人员无需出示他在服役期间的档案材料。这就是说：（一）今后在文职官员的竞争中，当过兵的与没有当过兵的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展开竞争。（二）在军中表现优秀的（立功、受奖、有英雄称号）与一般退伍者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展开竞争。一句话：“在求职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项措施是：原先国家保险部门规定，服现役的军人，其家庭中的孩子可享受生活补贴，现正式取消这一规定。这样一来，军人未成年的弟妹或者军人的子女，他们的生活补贴被取消了。这就是“在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整个以色列国正从相当极端的集体主义、全民动员、全民皆兵的状态向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加个体化的方向过渡。这种过渡要求军队真正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而是融合在社会之中；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在法律面前，军队不应享有特权。“军人优先”已在一些方面被取消。但是正如上文所说，不论将来在本地区将形成何种格局，以色列军队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军队是以色列安全的基石。问题是：军队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把自己融合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
1994年以色列国防军军事研究所在中学生中作了一次普遍的调查，志愿服兵役的人数由1988年的94%下降到88%。如果扣除调查的合理误差和大量自独联体来的移民，那么志愿者的比例还要低得多。军方对此大为震惊，认为，由于以色列社会的个人主义蔓延，致使青年参军热情下降。其实，青年自愿当兵人数的减少，并不能完全说明他们缺乏保家卫国的精神，因为今天有更多事业吸引着他们，这未必不是一种社会进步。要改变军队缺乏吸引力的唯一办法是进行军队改革，改革一直实行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这种义务兵役制已不适应今天以色列的国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兵源状况。以色列建国之初，犹太人口在100万左右。 为了应付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必须全民皆兵，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然而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犹太人已超过400万， 且由于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大规模的战争已不是预料之中的事，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已不合时宜。因为义务兵役制是双向的，适龄青年有义务服兵役；军队有义务动员、安置每一个合格青年，而不管军队是否需要。7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在90年代都将走进军营，加上苏联解体后的移民高潮，军队面临兵源过量的局面。
（二）经济发展状况。军队的发展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社会。以色列经济高速度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新生力量投身到经济领域，更需要有足够的青年去掌握尖端的高科技。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扭曲现象：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国家法律则保证这些劳力首先流向已经过量的军队。这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军队建设。在以色列兵役制中还有预备役人员服役的规定，即一个士兵在完成义务兵役后进入预备役部队，男性预备役人员在51岁前，每年服役30天。这就是说，以色列43万预备役人员，不管他是企业经理、大学教授、工人还是农民，每年都要放下一个月的工作去服预备役，社会每年要损失1000多万个劳动日，这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三）军队建设的需要。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军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军人学习和掌握专业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人曾建议用缩短服役时间来解决兵源过量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即使男子正常服役3年，也很难熟练掌握专业，更何况缩短到2年。军队要现代化， 使越来越多的军、兵种要求延长服役期，改义务兵役为职业军人。现在在空军、海军和边防军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职业军人。从另一方面看，目前的义务兵役制也不利于军队的组织现代化。兵源充沛，固然给军队以更大的活动余地，但也会造成人浮于事的弊端。以色列国防军的建设目标是精兵强将：最合理、最有效地利用拥有的人力，大幅度裁减非战斗人员，把一部分工作任务移交地方，如国内安全的相当大部分移交警察部门，并把有限的军费用在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现代化上。
以色列兵役制的改革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提出的要求，势在必行。但是笔者认为，改革将是缓慢的、逐步的，不太可能由普遍的义务兵役制一步跨到西方通行的志愿兵役制。因为在以色列对完全的志愿兵役制有不同看法：志愿兵役制将使军队质量下降，因为它不能保证把优秀青年都吸引到军队中来；实行志愿兵役制，军队将是小型的，它不能保持足够的数量，以应付规模较大的战争；不是“全民”服兵役便会造成军队与社会“断层”，没有社会监督，军队易滋长军阀主义，危及以色列的民主制度。最根本的担心是：一支雇佣的军队将不会有高度的战斗力，而人民军队则是无敌的，这是已被以军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今后以军兵役制度改革可能集中在：减少义务兵役的比例，增加志愿兵和职业军人的比重，把目前义务兵占“大头”，志愿兵占“小头”的比例颠倒过来，逐步由有选择的义务兵役取代普遍的义务兵役；改革预备役制，缩短服预备役的年龄（目前男性服役到51岁，单身女性到24岁），减少服预备役的天数（目前每年服预备役30天），扩大豁免服预备役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