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技术、报纸媒介与晚清时期的民意表达
——基于《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的分析
王 东
摘 要： 20世纪初，国内民众开始利用电报技术，直接向清政府拍发联名公电，表达他们对于内政外交的看法。预备立宪后，社会言论环境更为宽松，每有重要事情发生，清政府多会收到外界来电。随着民众来电增多，清政府采取一些限制措施，逐步切断民众直接拍电给政府的渠道。一些人转而致电报馆，借助报纸媒介传播自己的意见。上海的一些报纸还辟出专栏，用以登载社会各界来电。《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发电者主要为各界民众，内容多样，诸如揭露社会不公、表达诉求、发布通告等。电报技术与报纸媒介的结合催生出晚清民意表达的新途径，为人们提供了高效率匿名传播平台，拓展了晚清社会言论空间。
关键词： 晚清；电报技术；报纸；媒介；公电；民意
清末新政时期，民众向政府拍发联名公电，是当时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谕旨后，国内政治空气变得更为宽松，以绅商学界为主体的民众频繁向政府拍发公电，发表他们对于内政外交的意见。面对源源不断的外界来电，清政府愈感不满，进而采取措施，限制民众借助电报技术获取的话语表达权。于是，一些民众直接向报馆拍电，借助报纸媒介传播自己对某些内政外交事务的看法。目前，将电报技术、报纸媒介结合起来探究晚清民意表达的研究不多(1) [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尹松波、石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研究了清末公电在政治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但没有探究清廷限制外界直接拍电政府后，民众公电传播的详细情况。易兰《作为社会革新力量的电报——电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从观念、媒介和技术角度研究了电报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观念、新闻业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基本没有涉及民意表达的内容。 。本文通过分析晚清上海三份重要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探究电报技术、报纸媒介与民意表达的关系。
一、清政府对外界来电态度的转变
庚子事变后，绅商界部分人士开始积极参与内政外交事务，发起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社会运动，诸如拒俄运动、抵制华工禁约运动等。在这些社会运动中，电报技术为人们传递信息和发表意见提供了极大便利。直接向政府拍发联名公电，逐渐成为时人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2)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 。面对日益增多的外界来电，清政府自然不会放任这种情形任意发展下去。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因不满外界来电中时有诋毁官员的内容，提出以后各官员不准代奏此类电报(3) 《本馆专电》，《新闻报》1907年7月1日，第1张。 。《新闻报》刊文予以批评，称数百年来，国人处于专制统治下，任由庸臣误国殃民，贪吏敲骨吸髓，而不敢发表言论和意见。现在受西方影响，民众政治知识稍有进步，渐关心国事得失，因而“云南有电请代奏督臣误滇之文，福建有电请代奏另易督臣之文，留学生有电请代奏使臣办事不善之文”。民众本不敢诋毁大员，有时为地方和国家权利考虑，不得不据实电陈。明知会开罪于大员，也只能义无反顾，迎难而上。庆亲王此番举动，一则可以结好诸位大员，使他们不为人所攻讦；一则可以钳制诸大员，使他们不能额外有所陈奏(4) 《论诋毁大员电不准代奏》，《新闻报》1907年7月3日，第1张。 。庆亲王不允许有上奏权的官员代奏外界发来的不利于高官的电报，体现出清政府高层不满民众任意拍电指摘官员，进而借机限制和剥夺民众的意见表达权。庆亲王此举只是针对官员代奏民众臧否大员的电报，一般人直接拍电给政府部门或官员发表意见，并未受到限制。此后，时人向政府拍电，发表意见，参与政事的情况仍层出不穷。
江浙铁路借款及广东西江缉捕权问题发生后，在电争利权的队伍里，除有绅商外，学界也积极参与。此外，学生还会利用拍电给清政府的方式参与其他事务。如光绪三十三年，留日学生以留学生副总监督王克敏不称职，大起冲突，特拍电给学部，表达众人对王的不满，请求撤去其职务。学部接到电报后，并未商议出解决办法。于是，留学生又拍长电给学部，举出王克敏十余款劣迹，仍请速撤王的职务(5) 《留学生电催学部》，《大公报》1907年4月18日，第3版。 。该年，因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对外交涉中的种种失败，东三省留日学生大动公愤，从东京联名拍电给清政府，弹劾徐世昌。由于东京电局不为代发，众人改向营口电局发报，又不为代达，最后改用德文译发，才将电报拍至北京。清廷枢府大员见到电文后，特谕徐世昌小心谨慎。徐世昌获悉此事后甚怒，指责学生干预内政，立饬提学司革退数名官费留学生(6) 《京师近信》，《时报》1907年9月24日，第2页。 。同年，福建学生会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我国利权丧失殆尽，兹又闻陕督有卖矿事，不胜骇绝，恳迅查明阻止。间岛及日僧传教事，尤乞坚持到底。”(7) 《福建学生会上政府电》，《申报》1907年9月25日，第4版。 从这些事例可见，当时学生直接向清廷拍电，发表意见，所涉内容既有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也有关涉地方利权及国家外交的事情。新式学堂学生是当时利用拍电方式发表意见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
何王庙这片水域，周家喜非常熟悉，即使在雾天航行也不会迷失方向。捕了46年的鱼，周家喜“变身”江豚卫士，开始禁渔了。
在清政府看来，学生动辄向政府拍电，已发展到严重地步，故严令禁止。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称近年以来，学堂学生多不能专心学习，“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以致一些无知民人随声附和，奸徒游匪借端煽惑。又称“即如近来京外各学堂，纠众生事，发电妄言者，纷纷皆是”，让各省督抚、提学使等认真管束各学堂学生，不得任意拍电言事(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0～301页。 。光绪三十四年初，民政部咨行各省督抚，转发巡警高等学堂申文，规定“嗣后如有学生呈递条陈，干预外事及擅发京外电信，攻诋时政者，概将原件咨回本省督抚，札行本学堂严行究办。如系本人自行呈递者，一并将该生等送交本部，听候查办立案”(9) 《禁止学生呈递条陈》，《新闻报》1908年3月2日，第1张。 。
借助电报通信的便利，在一些外事交涉中，“海外侨民及留学生等往往遇事电诋政府及指斥外务部”(10) 《电报一》，《时报》1907年12月22日，第2页。 。清政府也不满侨界动辄拍发联名公电的做法，光绪三十三年年底，邮传部所颁限制电报局收递电报的章程中，就有限制华侨向国内拍电发表意见的条款(11) 《电报章程十条》，《顺天时报》1907年12月22日，第7页。 。清政府限制华侨向国内拍电，是通过驻外使臣操作的。外务部咨行驻欧美日本各国使臣，谓“公使驻扎各国，既有保护华侨之责任，即可加以限制。以后该华侨等如有电致政府等事，须有公使或须领事代为传递，即可于校核之中加以限制之法”(12) 《外部咨行各使限制华侨传电》，《盛京时报》1908年4月18日，第2版。 。对于清政府此举，《新闻报》刊发论说，指出政府既严禁学生拍电发表言论，又进一步限制华侨发电给政府，手段可谓节节推进，面面俱到，不仅欲使国内民众遭到严酷法律束缚而绝口不谈政治，而且欲使在海外谋生而又关怀祖国的人永无只字片言来烦扰中央政府。文章接着称：“华侨寄人宇下，于本国之官吏，无所用其爱憎。其所以有时致电政府者，特发于不忘故乡，效忠祖国之挚意。以故，近来电告，如电贺立宪，请派公使，求添领事，请拒借款等事，大都希望之意多，责备之意少。政府亦何所惧于彼而必禁限之。且侨民久居外洋，受外界之激刺最深，于他国之情势尤熟。苟有关心政界，随时忠告于政府中人，则阅历之言，亦自足以资借镜。乃不惟不欲其通告，且欲仗公使、领事之力，夺其自由发电之权。吾不知政府又何所忌于侨民，而必深谋远虑，加以限制之法耶。”(13) 《论政府制限华侨发电》，《新闻报》1908年4月13日，第1张。 该文表达了对清政府限制华侨发电言事做法的不满，认为政府不应剥夺华侨向政府拍电、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海外侨民是最早利用拍电给政府的方式，参与国内事务的一个群体，此时也遭到清政府变相禁言的限制。
宣统元年(1909)，执掌国柄的摄政王载沣曾说，“欲求民隐，非广开言路不可”。但有大臣认为不可行，谓“现今朝廷已定九年立宪，将来国会一开，代表到京，下情自可上达。若此急图广开言路，恐议论横生，有百害而无一利”(14) 《言路缓开之原因》，《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2月5日，第1版。 。该年中葡交涉澳门勘界时，广东民众因不满外务部妥协退让姿态，激于义愤，“联名公电政府，参劾外务部，请治其媚外丧权辱国之罪”(15) 《专电》，《时报》1909年9月29日，第2页。 。如此激烈言论，显然会引起清政府不满。之后，清政府将限制对象推及海内外拍电给政府的民众。宣统二年，清政府“因查各省及侨居海外之绅民人等常有联名发寄政府公电等事，兹闻从中难免以一二人私见，竟行罗列多人。此等举动实非正大光明者，而所禀事件亦必多欺饰之言”，规定“嗣后若有此项电文，当加详细查察，俾昭慎重”(16) 《慎查联名之公电》，《顺天时报》1910年4月17日，第7版。 。对此，《大公报》刊发论说《政府不喜内外商民发电之怪象》，指出政府不应怀疑民众拍电言事的初衷：
生态旅游促使了区域传统旅游形式向自然、社会和经济协同发展转变，这种重生态性、亲自然性和软文化性的旅游模式日益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旅游选择取向，成为当代旅游市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增长极。中俄界江地区是指沿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向两侧延伸，以当壁镇—龙王庙一线为分界，南北各属中国与俄罗斯的总面积4 380 km2多的广袤地带。该区域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我国疆土的最北端与最东端，同时与俄罗斯的三大州和两大区接壤，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全面分析界江地区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及其分布表征是其发展生态旅游的先决条件。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三报所刊内容相同的公电有3封，一是七月二十二日，安徽宁国府绅商学界来电，抵制贵福到宁国府任职：“各报鉴：贵福残暴，社会不容，被逐于绍，谋调衢州，衢人不纳，贵知皖弱易鱼肉，因之皖。宁人不幸，首蒙其害，宁人闻贵将至，惶恐异常，除合郡开会筹抵制法，祈诸君子设法援助。宁国府绅商学界同叩。”二是七月二十五日来自北京，报告浙江国会请愿代表到京时间、住所及呈递请愿书日期的电报。三是七月二十八日来自杭州，署名“学商界柯怿琛、方承澍、吴汝明、李宝林等”的公电，通告桐庐革职官吏亏蚀库款，栽赃学务总董和商务分会总理，金华、衢州、严州三府旅杭同乡开会，决议联名上控抚宪暨学、商部，秉公查办，还决议致电北京同乡官、日本留学界同伸公论(47) 见1908年8月18日、21日、24日《申报》《新闻报》《时报》。 。《申报》所刊另外4封公电，分别为苏州商会通告苏州没有铜元折九之议；皖民不愿安徽巡抚冯煦开缺，将派代表进京具呈挽留；来自烟台，报告浙江国会请愿代表行程的电报；汉口《江汉日报》同人因该报被封，请求同业及社会伸张公论(48) 这4封公电分别见1908年7月28日、30日，8月17日《申报》。 。这4封公电，《时报》全都刊载。《时报》比《申报》多出的3封来电，一是福建铁路公司报告第二次股东会召开结果，二是来自新加坡的辟谣电，三是南昌吴震元等揭发南昌士绅梅台源劣迹的电报(49) 见1908年8月4日、16日、23日《时报》。 。
据了解，《意见》与哈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哈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统筹考虑，从维护老年人权益出发，着眼于老年人生活诉求和实际需要确定了9项重点任务，重点关注贫困、高龄、失能、空巢、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及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内容涵盖老年人医、食、住、用、行、娱等各个方面。
最后，该文援引某西报议论中国推行宪政过程中出现的三种现象，即约束报馆、严防谘议局和钳制言官，进而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行与言违，不能掩外人耳目，并不能箝外人口舌也。若是今更不喜内外商民发电，倘外人闻之，则所谓宪政进行之现象者，必并此而四矣。”(17) 《政府不喜内外商民发电之怪象》，《大公报》1910年5月13日，第1版。
清政府将限制拍电言事的对象推及一般民众，作为向政府拍电发表意见主力军的绅商学界和海外华侨，全都成为清政府限制的对象。民众直接拍电政府，发表意见，参与政治的渠道变得越来越不通畅。此外，即便电报能传递到政府官员手中，当局也可置之不理，使民众所发公电无法发挥作用。不过，一些民众很快又找到新的发表意见的途径，即直接向报馆拍电。
二、晚清报纸“公电”栏出现的条件
清末最后几年，民众直接拍电给政府的做法受到打压，一些人便将舆论阵地转向报纸，从而促使不少报纸开设“公电”专栏刊登各界来电。而晚清报纸生存状态，政治人物对报纸的关注及电报通信服务的改善，是报纸“公电”栏出现的重要客观条件。
(一)20世纪初中文报纸的生存环境
晚清时期，国内电报定价过高，深为时人诟病(34) 邓绍根：《论晚清电报兴起与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据光绪三十四年的调查，中国电报每字收费是英属印度的12倍，京津往来电报费用要比伦敦至圣彼得堡还贵。因此，邮传部尚书陈璧提出降低电报价格(35) 《决计减收电费》，《大公报》1908年6月22日，第3版。 。随后，邮传部议定自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起，将电报资费减收二成(36) 《邮部定期实行减收电费》，《新闻报》1908年9月23日，第1张。 。因恐边远省份一时难以周知，反致出现浮收之弊，邮传部决议从次年开始，各地电报收费一律减收二成，日后再逐年分减，以与世界各国电报收费办法一律(37) 《电报减费定期实行》，《新闻报》1908年10月29日，第1张。 。之后，邮传部正式咨行各省督抚并札饬各电报局，按照现行电报价格核减二成收费，从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日起实行(38) 《邮部核减二成电价》，《申报》1908年11月7日，第4版。 。
光绪三十四年颁行的《大清报律》，是中国历史上首部比较规范的近代新闻法规，除基本囊括前述各部新闻法规内容外，还参考日本新闻法，增添许多新内容，涉及报刊的创办手续、编辑、稿件审查、出版发行、禁载、违禁处罚等内容(22)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第59页。 。《大清报律》颁行后，报界一片哗然，一些报章纷纷刊文抨击。为此，民政部又修订《大清报律》，经资政院复议，改名为《钦定报律》，于1911年初颁行全国(23)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9～43页。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灭，《钦定报律》实际发挥作用的时间很短暂。
阿强送走了警察。回到书房，他吓了一跳，放在书桌上的那支金笔不见了！书桌上有一张纸条：“阿强先生，你没想到我们会化妆成警察吧，第二回合我们又赢了。江城神偷。”
新政时期，清政府新闻法规日渐完善，中文报刊受到的约束也愈多。这就使得报刊在刊载论说、新闻等内容时不得不更加慎重。清末最后几年，清政府也查禁了一批中文报刊。不过，这些新闻法规对那些在租界出版，挂着洋商牌子的报刊约束力有限。
(二)政府官员对报纸的关注
新政时期，大量涌现的报刊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些报刊的读者群体中除有民众外，也有政府官员。晚清重臣张之洞就很关注当时发行的报刊(24) 根据李细珠的研究，张之洞不仅关注重要报刊，如《申报》《东方杂志》等，而且对一些小报如《求是报》都有关注。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 。光绪三十三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让下属联系上海有关人士帮助订购报纸：“上海所有华字各报，自五月初一日起，就近一律代订，全年各三分，照逐日交邮办法，两分寄武昌大朝街官报局，一分寄水陆街王司直。”(25) 《致上海》(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廿四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5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646页。 宣统元年，已担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仍不时检阅报纸，无论何种报纸，均购置一份，并派人检阅。如遇牵涉粤汉、川汉铁路事及学部、军机、政务处要政，均要求特别标出，呈其自行阅看(26) 《张相国之阅报法》，《大公报》1909年5月27日，第3版。 。
至于清廷最高统治者的阅报情况，当时报纸也有披露。光绪二十八年，《香港华字日报》报道称：“皇太后近来每令内侍将《顺天时报》《新闻报》及各种报纸购进宫中，随时阅看。”(27) 《太后阅报》，《香港华字日报》1902年12月16日，第4页。 光绪三十二年，《时报》探得内廷消息：“近日两宫添购各种报纸，每于退朝后，必留心阅看，以期洞悉京外官员之利弊。”(28) 《两宫注重报纸》，《时报》1906年2月5日，第2张。 宣统元年初，摄政王载沣面谕军机大臣，密派数名部院司员分购京津汉沪等处报章，并由军机处派委专员，详细检阅，择要上闻，还添派译报人员，检译各国文报(29) 《军机处专派阅报专员》，《时报》1909年2月7日，第2张。 。另有报道称，载沣每日办事后，除到三所披览要折外，必令内侍检呈各报，择要详览。内侍进呈的报纸有北京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天津的《大公报》《日日新闻报》，上海的《时报》《申报》《时事报》等。据称载沣披览报纸时，首重论说，次为国外紧要新闻(30) 《摄政王披览报纸》，《大公报》1909年5月24日，第3版。 。载沣还面谕军机大臣张之洞：“迩来京津各报披肝沥胆，指摘大员，政府借资其力，颇有效果，即如升允劣迹，各报馆多先事评讥，敢言之气，裨于宪政前途，影响綦大。以后各大臣宜慎重视之，切勿以威钳制，致政府耳目壅塞，凡事莫问。”(31) 《摄政王注意报纸》，《吉林官报》1909年第21期。 因此，这一时期国内发行的一些重要中文报纸，有非常大的概率被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及其他要员阅看。
(三)电报通信服务的改善
20世纪初，中国电报局引入最新式的发报机——韦斯登电报机，配置到一些重要电报局，如上海、北京、天津等业务繁忙的电报局。韦斯登机在发报速度和自动化方面都有较大突破，每分钟发报速度最高能达到300个电码组，通常速度也可达每分钟80到100个电码组(32) 史斌：《电报通信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这一发报速度要比之前电报局使用的莫尔斯电报机高出很多。晚清最后十年，国内电报通信事业也有一定发展。光绪三十四年，上海电政总局共辖电报线路22419里、分局379所，其中有12处电报局昼夜工作。上海总局内有办事者67人，各分局共有职员3175人(33) 《调查电政局之略志》，《大公报》1908年4月3日，第5版。 。
20世纪初开启的新政改革，使国内言论环境渐趋宽松，各种报刊相继涌现。为管理这些报刊，清政府决定制定相关法规。光绪三十二年，由巡警部、商部、学部联合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印刷出版物的专门法规，主要规定了印刷物注册登记、禁载事项、违律处罚等(18)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该法规适用对象主要是一般印刷出版物，报刊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负责印刷物注册登记的京师印刷注册总局并未成立，实际由巡警部及其后的民政部负责管理报刊注册事宜(19) 张运君：《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 。接着，巡警部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具体规定了报纸不能登载的内容，如诋毁宫廷、妄议朝政、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等内容不得登载，外交内政文件须保密者不得揭载等(20) 《警部新定报律》，《时报》1906年10月16日，第3页。 。该规则规定了报纸禁载的内容，但没有具体规定对违规报纸的处罚。次年，民政部颁布《报馆暂行条规》。与《报章应守规则》相比，这份条规在内容上已有明显变化，更加细化。如要求呈请登记批准的报刊均应载明编辑人、发行人、印刷人姓名和住址，对违规者给予不同处罚，通知邮局、电报局等单位配合执行等(21)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
一般而言，原文作者总、会尽可能地在作品中体现其民族文化的风貌与特点，以引起源语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而译者则应抓住作者的意图，对原文本的内涵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但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而且有时在目的语中也缺少与源语对应的文化概念，因此译者也必须发挥目的语的优势，这就导致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产生了博弈。下面就以具体实例来说明。
三、上海报纸“公电”栏与民意表达
晚清时期，一些民众发给清政府的电报，有时会出现于报端。如“己亥建储”事件发生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1230人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次日就刊载于《苏报》(39)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拒俄运动初起，上海众绅商联名拍给清政府表达拒签俄约意见的一些电报，也很快被《中外日报》刊发(40) 这些电报详见杨天石、王学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拒俄运动 1901—19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因拍电者与《苏报》《中外日报》报馆都在上海，这些电文显然不是经电报线路传给报馆的。
由保皇会资助、光绪三十年创刊于上海的《时报》，凭借在新闻采编、版面设计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很快成为晚清上海的一份重要报纸。此后，外界会直接向该报拍发一些电报，以扩大电文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如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时报》“要闻”栏内登有一封东京留学生发来的公电：“时报馆转东渡学生鉴：日本现定清韩留学生苛则，业已全体休课，请勿东渡。东京留学生公电。”(41) 《东京留学生公电》，《时报》1905年12月8日，第2页。 此电表达了留日学生对日本政府新订留学生规章的不满。次年正月二十六日，《时报》“电报”栏内刊载的一则电文为：“时报馆诸君鉴：铁路一案，贵报所著论说于吾粤大局了如指掌，实能为粤人代达苦衷，纫感无既。旅闽广东官商电。”(42) 《电报一》，《时报》1906年2月19日，第2页。 该电于正月二十五日午刻从福州发出，次日就出现在《时报》上，可谓非常迅速。这一年的四月十七日，《时报》“电报”栏刊有一标题为“附留德学生致本馆代转赣绅电一则”的来电，内容为：“时报馆转东京学会、赣绅鉴：教士戕官，人神共愤，务请合体死争，以杜后患。德学会。”(43) 《电报一》，《时报》1906年5月10日，第2页。 留德学生直接拍电给《时报》，借助该报表达对南昌教案的意见。这三封电报的发送对象，除第二封是专门发给《时报》馆外，另外两封都是通过《时报》转给别的群体或组织。此时作为接收方的《时报》，刊载外界发来的电报，更多是扮演向其他人转递电报信息的角色。
由图1可以看到，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的三年间，三报所刊公电数量都在不断增长。每年各报登载的电报数量也各不相同。相较而言，《申报》《新闻报》总体上相差不大，《时报》每年所载公电数量都是最多的。下面再抽取三报在这三年的七月份所刊公电作为样本，具体分析其内容。由表1可以看到，《申报》《新闻报》在后两年七月所登公电数量差别不大，《时报》刊载的数量最多。这与图1显示的情况基本一致。
外界直接拍电给《时报》表达某种意见的情况，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并不多见。即便有直接发给报馆的电报，也是零星出现于报纸“专电”栏内。其他上海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报“专电”栏内，主要都是报馆访电、通讯社电等新闻电。抵制华工禁约、收回路矿利权等社会运动中，各方往来函电，不少都会出现于报纸“专电”栏之后的新闻栏内，如《时报》《申报》的“要闻”栏。报馆获得的这些函电，可能是报馆访员探访采集所得，或者是当事者或有关人员主动送往报馆的，也可能来自通讯社或转载自其他报刊。这些电报的收件者中一般都只有政府机构或官员名称，几乎没有“某报馆”的字样。据此推断，这些刊载于报端的电报应不是拍电者通过电报线路直接发给报馆的。
光绪三十三年下半年江浙铁路借款风潮发生后，自十月份起，《时报》“专电”栏中开始比较集中地出现外界发来的表达拒款意见或报告筹款情况的电报。这些电报收件者中大多会有“时报馆”三字。据此可知，这些电报是拍电者直接发给《时报》的。受此事件影响，加之其后清政府限制外界直接向政府拍电发表意见，人们开始倾向于拍电给报馆，公开传播他们的意见。同时，上海其他一些大报的“专电”栏内也开始出现来自不同地方人们发给报馆、冠以“某某公电”的电文，传播不同人群的声音。随着外界来电增多，有的上海报纸专设“公电”栏，用以刊载民众来电。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新闻报》设“公电”专栏，置于“专电”栏后，与之平行(44) 《公电》，《新闻报》1909年7月10日，第1张。 。如该日《新闻报》各张目次，第一张为交旨、电传宫门抄、论说、专电、公电、中外要事、新感情，第二张为各埠新闻、各国新闻、滑稽小说，第三张为沪事谈屑、本埠新闻、华洋讼案，第四张为白话、专件、小说(45) 《本报目次》，《新闻报》1909年7月10日，第1张。 。起初，《申报》只是在“专电”栏内附设“公电”栏，专载外界来电。宣统三年七月十九日，《申报》将“公电”栏升格为与“专电”栏平行的一个栏目(46) 《公电》，《申报》1911年9月11日，第4版。 。《时报》虽在辛亥革命前，始终都将外界发来的公电刊于“专电”栏内，但会用大号字标识“某某公电”，也能使读者很容易分辨和找到刊载外界公电的地方。
现通过统计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宣统二年《申报》《新闻报》《时报》三报“公电”或“专电”栏刊载的公电数量，分析这几年出现在上海大报上的外界来电的一些情况。前两报属商业报纸，立场相对中立，《时报》为立宪派报纸。
目前，网络安全的技术主要包括杀毒软件、防火墙技术、加密技术、身份验证、存取控制、数据的完整性控制和安全协议等内容。针对供电企业网络系统来说，最主要应该采取以下一些技术措：
图1 《申报》《新闻报》《时报》刊载公电数量(1908—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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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闰土心里的稀奇事，他知道如何装弶捉小鸟雀，雪地里捕鸟；知道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这些鸟的名字，海边的贝壳有“鬼见怕”、“观音手”；能听出猹咬西瓜的声音，会刺猹，知道潮汛来时有青蛙似的脚的跳鱼儿，这些新鲜事儿都是在自由自在的自然生活中获得的，闰土是生活的体验者，参与者，更是生活的主人，他在凝视生活的日子里将人生活得精彩纷呈，充满意义，而我素不知这些新鲜事儿，可以说，我是脱离了生活的。
表1 《申办》《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数量 单位：封
今试问各省商民何为而发电，自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呼吁无门而后请命于政府也。海外华侨又何为而发电，亦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呼吁无门而后请命于政府也。如争路权也，争矿权也，拒借款也，争苛约也，争界务也。综计所发之电，其中未尝无关于内政者，而以关于外交者为多，关于外交失败，欲以民气为政府后援者为尤多。凡此皆有助于政府，且与庶政公诸舆论之朝谕相应。政府苟有天良，当鼓舞奖励之不暇，何为而厌恶之，又何为而疑忌之耶。尤不可解者，既明明曰因事矣，又明明曰联电矣，而乃疑及一二人私见，且指为浮言。浮言者，不切于事之谓。苟欲剖别此电果为浮言与否，当以有无实事发生为断。如其有实事发生，则商民之所言者必非浮言可知。欲剖别此电果出于一二人私见与否，当以联名者确有其人与否为断。如联名者皆确有其人，非出于背签，非出于伪造，则商民之所言者必非一二人私见可知。
宣统元年七月，《申报》《新闻报》所刊公电数量分别为8封和7封。两报所刊公电不同之处为：《申报》在七月十四日登有1封通告苏州物产会暂停和重开信息的苏州公电，七月二十六日刊登奉天府辟谣电；《新闻报》在七月二十三日登出1封报告两江学堂开第三次协赞大会情况的南京公电。两报刊登的相同公电有6封，计告灾请赈电3封、通告电2封、争利权电1封。《时报》刊登的11封公电中，包含《申报》的7封公电及《新闻报》的6封公电，没有《申报》七月二十六日的奉天府辟谣电，没有《新闻报》七月二十三日的南京公电。《时报》比《申报》多出的4封公电中，3封分别为讣告、行程公告及告灾电，还有1封为广州自治会来电：“东事亟，请勿忘耻，自由贸易，誓死坚持。”
宣统二年七月，《申报》刊载8封公电，分别为3封告灾电，2封关于浙路事情电，还有3封分别是揭露地方警察作恶、邻省鸦片入境和关于开国会的电报。《新闻报》也有8封公电，与《申报》有5封相同，不同之处是比《申报》多登2封通告和1封揭露霍山县令劣迹电，少登2封浙路事和1封告灾电。该月《时报》登载16封公电，正好是前两报的总和，除未登《新闻报》七月二十八日所刊通告宁波浙路维持会成立大会时间的公电外，包括了二报登载的所有公电，另有6封两报未载。《申报》《新闻报》都未登载的公电，有的可能是内容较敏感，两报编辑不想登载；有的也许是专门发给《时报》的，两报本就没有收到。这些电报1封是发自天津的电报(“时报馆鉴：日俄密约成，瓜分不远，请转各省，共谋救策。直隶宪政研究会。”)，1封是川路董事局不满上海道先偿还洋商款项，1封为绍兴学生揭露新任学堂监督破坏校章，其他3封是关于浙路事情的(50) 这6封公电分别见《时报》1910年8月9日、17日、26日、29日，9月1日、3日《专电》栏。 。
三报这三年七月份所刊公电，内容大致包括如下事项：(一)发布通告；(二)揭露地方官绅劣迹；(三)因不公事，呼吁社会主持公论；(四)发表关于时政的意见，如开国会、争路矿利权等；(五)告灾请赈。这些公电的拍发者主要都来自绅商学界。相较而言，《时报》在刊载外界发来的公电上更为积极大胆，《申报》《新闻报》之间则差别不大，都相对保守些。不同报纸的办报风格对各报是否刊载或刊载哪些外界来电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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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官方电报极少出现在以上三报“公电”或“专电”栏内，说明当时政府机构或官员很少会利用直接拍电给报馆的方式，借助报纸宣布他们的政见。该栏中零星出现的官电，内容多是辟谣声明、通告等。如宣统二年四月初二日，《时报》发表一封来自湖广总督署的电报：“时报馆：三月二十五日贵报湖北通信栏内有湖北匿名揭帖之可畏一则，查无其事，应请即行更正。鄂省购米济荒，大帮赣米已到，西贡米亦陆续运至，人心安靖，并告，乞登报端，以释谣惑。湖广督院，东。”(51) 《来电更正》，《时报》1910年5月10日，第2页。 该电于四月初一日从湖广总督署发出，主要是否认湖北发生米荒。另外，该年美国驻沪领事馆向《时报》送去一封北京美国公使馆接到的美国国务院来文：“近日谣传中国有不靖之势，但本部未知此谣从何而来，况本部从未接到此等不靖之报告。合行宣布，以息群疑。”(52) 《北京公电》，《时报》1910年10月9日，第2页。 也是一封辟谣电报。
有时报纸还会刊载冲突双方所发公电或内容真实性存疑的来电。如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时报》刊登两则安庆公电，一封内容为：“皖路矿会廿七日选举会长，被皖北旅省学界争持意见，哄散会场，并伤皖南学界人，祈持公论。皖学商全体胡直甫等。”另一封是：“今日路矿大会，怀宁郑瀛、聂星五、胡直夫率该县中学，召清真学生并流氓数百冲闹会场，纠殴议董宋琮璟等，伤数人。皖地事扫，乞持公论。皖路矿会议董孙传瑗、台会仁、黄盛启等三十一人叩。”(53) 《安庆公电》，《时报》1910年10月30日，第2页。 很明显，两电来自冲突当事者，双方各持其说，互指对方扰乱会场。《时报》在两电后附按语，称“两电俨成两造，其是非未敢遽定，姑并录之”，展现了报纸有闻必录的精神。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时报》刊登以“商界同人”名义发来的电报：“时报馆鉴：沔阳人郭定安因索诈不遂，诬指洋货帮李仲青为革命党，拘禁巡警道署，商界大动公愤，拟开商会集议。商界同人公电。”由于不知事情虚实，该报编辑只得在电文后附以按语称：“昨日申刻接到汉口来电云云，是否商界同人公电，抑或另有别情，不得而知，姑照译登，探实再报。”(54) 《电报》，《时报》1907年11月29日，第2页。 尽管《时报》编辑对这封来电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但最终还是予以刊载。
此外，因难以核查拍电者身份，有时报纸也可能误登一些捏名的公电。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新闻报》刊登一封来自丹阳的公电称：“各报馆鉴：丹阳陈令信任亲属，挫辱学界，舆论大哗，乞持公论。丹阳绅商学界周灿桂等四十五人公电。”此电旨在揭露丹阳县令陈景韶欺压学界的劣迹，落款为“丹阳绅商学界周灿桂等四十五人”。《时报》同一天登出该电，只是落款变为“丹阳绅商学界四十五人公电”，未刊出周灿桂的名字(55) 《丹阳公电》，《新闻报》1911年7月25日，第1张；《丹阳公电》，《时报》1911年7月25日，第2页。 。《申报》则没有刊登此电。其后，丹阳县附生周灿桂从报上看到这封电报，大为诧异，特向丹阳县令陈景韶禀请“摘释”捏名公电，称其素不干预外事，前日风闻有人冒名，电禀各官员，以为是外间讹传，并未深究，及至看到《新闻报》丹阳公电的发电人中有自己的名字，自己却毫不知情，“因思既冒名登报，未必不冒名电禀。前日讹传，不为无因。为此禀陈，生实不知此事，亦不知何人冒名，应请摘释，以免拖累”(56) 《禀请摘释捏名之公电》，《新闻报》1911年8月5日，第2张。 。《新闻报》载此捏名电报，还刊出领衔者姓名，是该报编辑的失误。《时报》编辑则处理得很巧妙，直接略去领衔者。《申报》编辑估计看出了此电有问题，干脆不予登载。
至于报纸上所刊公电来自的地域，此处以宣统二年《时报》“专电”栏所载各方公电为例，进行分析。该年《时报》刊登的公电以来自江苏省的最多，达55封，其次为安徽、直隶、江西、浙江、福建各省，数量均超过10封，其他省份均为个位数。《时报》出版于上海，上海时为江苏省管辖，因此《时报》在江苏的传播和影响力更为显著，江苏各界也乐于向该报拍电，发布意见、通告等信息。安徽、江西、浙江和福建为周边省份，该报也有较大辐射力。直隶省的情况较为特殊，来自该省的公电均发自都城北京和商埠城市天津。如天津《北方日报》、北京《公论实报》被查封后，均向上海各报馆发去公电，请求主持公论(57) 《天津公电》，《时报》1910年5月17日，第2页；《北京公电》，《时报》1910年11月16日，第2页。 。同时，《时报》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综合性大报，其他省份民众也有机会看到，故距离上海较远的一些省份民众有时也会利用该平台，向其拍发电报，发表意见，以期引起政府官员及社会舆论的关注。
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三报在刊登各方来电时，除接收者或拍电者署名有时会略作处理，如名称较长，会省略一部分，或将“各报馆鉴”改作“某某报馆转各报馆均鉴”等，一般不会对电报正文内容进行编辑或修改，以保持拍电者要表达的原意。不过，对一些内容较激烈或敏感的来电，有的报纸编辑也会先做一些处理，然后再刊登。宣统元年四月初二日，《新闻报》刊载一封来自北京、署名“中央大同报馆”的公电：“各报馆鉴：日人诬士官学校毕业生 胡学绅窃秘密公牍 ，事急，请各持公论维持，函详。中央大同报馆，东。”(58) 《北京公电》，《新闻报》1909年5月20日，第1张。按，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新闻报》“公电”栏内刊载一封署名为“留东全体学生”的来电：“各报鉴：俄迫伊犁，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若稍让步，全国沦亡。政府无望 ，已集全力捐现金两万余，设立救亡机关，请速言论一致，攻击政府辱国丧权，并提倡各界组织国民军 ，以救灭亡。留东全体学生叩。”(59) 《公电》，《新闻报》1911年2月28日，第1张。按，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时报》《申报》也同时刊载了这两封电报(60) 《北京公电》，《时报》1909年5月20日，第2页；《专电》，《申报》1909年5月20日，第4版(按，《时报》《申报》所登“中央大同报馆”公电，除无下划线内容，在“胡学绅”前有“日本”二字，“函详”为“详函”)；《东京公电》，《时报》1911年2月29日，第2页；《专电》，《申报》1911年2月28日，第3版。 ，只是在刊出时，两报编辑删去了第一封电报中有下划线的文字，《申报》编辑删去了第二电中有下划线的文字。估计是编辑认为这些文字内容较敏感，若全行刊发，第一电可能引起日人不满，第二电可能导致清政府诘责，故采取删去敏感字句后再刊登的变通办法。当然，有些报纸所登同一封电报在字词上存在差异，可能是报馆翻译电码或排印报纸中出现的技术性失误。不过，这种技术性错误易于辨别。以上两电文字的差异，显然是《申报》《时报》二报编辑有意删减所致。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指导学生阅读相关信息，使其了解当时科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掌握的信息，引导学生提出假说——蛋白质是遗传物质。
晚清最后几年，上海一些中文报纸顺应时代潮流，开辟专栏刊载外界来电。民众直接拍电给报馆，将电文刊于报端，有诸多好处：(一)传播速度快。因是用电报线路传递，民众所要发表的意见可在较短时间里传递至报馆。(二)匿名性。拍给报馆的电文，署名没有“实名”的要求和规定，拍电者承担的风险小。(三)传播范围广。通过报纸媒介，电文传播范围更广，可实现跨地域传播，引起更多社会舆论的关注。如宣统元年，《申报》日均销售1.4万份，《新闻报》为1.5万份，《时报》是1.7万份(61) 《上海各日报之销额》，《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3期。 。外界拍给这三大报纸的公电，即便只有一报刊载，就能让电文传播范围拓宽不少。若这三报都予以刊载，那么电报的传播范围就会进一步扩大。(四)登载率较高。一些报馆接到来电后，多会及时发表，即便某些报纸不刊发，也会有其他报纸登载。(五)受众更为多元。当时阅报群体不仅有社会民众，也有很多政府官员，可间接达到拍电给政府的目的。
四、结 语
进入20世纪，电报技术开始成为民众用以发表意见、参与政治的重要工具。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国内言论环境更为宽松，各种以某某绅商学界、某某团体协会等名义，表达某种意见或诉求的公电不断涌向清政府。对此，清政府越来越不满，逐步取缔或限制学界、侨界、商界等拍电言事的权利。于是，人们不得不找寻新的意见表达途径。清末最后几年，邮传部积极整顿电政事业，降低电报资费，提升了电报通信效率，减轻了人们使用电报通信的成本，有利于增加电报使用量。同时，引领近代中国报界风气的上海一些大报专门辟出版面刊载外界来电，并逐渐形成“公电”栏。电报通信使用门槛的降低，报纸专栏的出现，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匿名且可及时发表意见的平台。从此，“某某报馆”或“各报馆”频繁出现于民众拍发的公电中。相比于以往，这一新的意见表达形式让普通人可以主动、及时地向社会公开传播他们的意见，表达诉求，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利用电报技术和报纸媒介发表意见的优越性。于是，以民众为主体，内容多元化，一些关涉地方事务、日常生活层面的公电不断出现于报端。电报技术与报纸媒介的结合催生出近代中国社会一种高效率的匿名传播方式，赋予近代中国民众话语表达权，拓展了晚清社会言论空间。
借助电报技术和报纸媒介发表意见的方式在辛亥革命中延续下来，并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只是使用主体等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
中图分类号： G219.29;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 2019) 05-0082-09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2017M611146)
作者简介： 王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天津 300350)。
DOI： 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5.011
责任编校：张朝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