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学”的曲折命运及其分工理论的一个历史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曲折论文,命运论文,理论论文,斯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用体大思精、气象万千来形容，想来不会太离谱，虽然有些经济学名家，特别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部分德、法语背景的杰出人物(如马克思、瓦尔拉、熊彼特)，或由于学术品位上的分歧，或出于偏见，或囿于文献阅读的局限，对于斯密的“精思”部分，颇有微词。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看来，斯密的《国富论》所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所谓的“自然自由体系”[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的一个看似怪异的特点，即是将分工放在核心地位。就连其广为人知的俏皮的比喻“看不见的手”云云，也无非是说资本会依照其追逐利润的本性，各就其位，为分工的神奇效力得以充分发挥铺平道路。不仅如此，《国富论》开篇即长篇大论，洋洋洒洒，花费数章，胪列分工的种种好处，提纲挈领点明分工与市场、与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进而将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在分工理论的基石之上。这一做法，斯密之后，即成绝响，以至于熊彼特在其名作《经济分析史》中不无揶揄地写道：“令分工承此重任，斯密空前绝后。”(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187页)斯密创作《国富论》，心无旁骛，苦心经营逾十年，从谋篇布局到字句斟酌，莫不殚精竭虑。到头来，却由“区区”分工，当钟鼎之任。斯密此举，到底意在何为呢？
交代斯密的苦心孤诣之前，有必要先就相关议题和背景花费些笔墨。首先，纵博学宏识如熊彼特，亦会美玉瑕疵，偶尔失于寡陋。事实上，《国富论》出版半个世纪之前，旅居巴黎的德人恩斯特·路德维希·卡尔，就在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二三年间匿名出版大部头作品，赋予专业化和分工类似重任。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拙作《分工经济学说史》，第三章第二节(英国Routledge出版社，二○一二年二月出版)。再则，斯密虽文才超群，饭后茶余对诸多文史大家的老到犀利的调侃，也尽显其超迈群伦的才情与自负，却十分厌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习气，自称“慢手”，写东西至少要六易其稿(见《斯密通信集》，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311页)。或许，正是由于自许甚高，斯密才如此慎重其事。更要命的是，斯密生前即以看重个人学术生活的私密出名，一七九○年夏去世数日之前，除了一部关于天文学说史的手稿，尽数焚毁其余未刊书稿。经营多年却未及整理出版的不少奇思妙想，遂落花逐流水，杳然远逝，留下悬想无数；也为后人准确理解斯密的一些重要想法及其学说的整体风貌，带来不少困扰。事情往往会利弊相随。后来的一批学者，包括若干响当当的大人物，倒也因此找到不少就业机会，以辨析和批评斯密生前发表的作品之间，甚至同一部作品的章节之间的紧张隙罅为能事。
所幸，在其长达三年的欧陆游历(一七六四年初至一七六六年底)之前，斯密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将二十八岁至四十岁这段黄金岁月，悉数奉献给母校，讲授修辞学、逻辑学、法理学等科目，为百年后“斯密学”迂回曲折的戏剧性命运埋下了伏笔。先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坎南，于一八九五年意外发现了所谓法理学讲义B(LJB)，系斯密执教格大期间，由听课学生所做的详细的法理学听课笔记。经坎南考证编辑后，于次年以《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讲义》为名印行，学界为之风动。又过了近七十年，拜阿伯丁大学的英语教授罗森的杰出“嗅觉”之赐，散落于旧文物市场的所谓法理学讲义A(LJA)以及修辞学与纯文学讲义(LRBL)的两份学生笔记，亦于一九五八年重见天日。经过行家里手的详尽考证，基本上可以断定，“弟弟”比年长约七十岁的“哥哥”还要老些：后发现的法理学讲义A脱胎于斯密一七六二年至一七六三年间的法理学讲稿；而讲义B则基于一年后的讲稿，涵盖的议题也更加广泛。
意味深长的是，三份学生笔记显示，赴法结识重农学派的领军人物魁奈以及才华横溢的杜尔阁等人之前，斯密有关劳动分工与历史法理学的大部分重要想法，已经成形。一些流行已久的有关斯密学问源自其巴黎之行的假说遂冰释雪融。一七六四年初夏，斯密抵达法国图卢兹不久，即写信给老朋友休谟，大抒羁旅落寞，声称“已着手写一本书以消磨时光”(见《斯密通信集》，一九七七年，102页)。这本书不是别的，正是十二年后印行的《国富论》。斯密用来创作的基础，则是格大期间法理学讲义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当然，斯密回国以后，又离群索居，积十年之功，孜孜矻矻，穷神知化，这份“消磨时光”的差事才算了结。斯密当年讲课笔记的重新发现，对于了解老先生诸多想法的来龙去脉及其平生学术志向，大有帮助。有赖于这些课堂讲义，也部分借重于政治思想史领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蔚然成风的对于近现代古典作品的重新阐释，观念史学界“斯密学”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卷土重来，成绩可圈可点。几乎同时兴起、时至今日依然势头不减的分工经济学理论研究，亦从中受益良多。斯密生前花费不少心思，试图完成向朋友数次提起的法理学著作，终因精力衰退以及丧母之痛，成了未毕之功。重新发现的斯密讲义正可以用来填补空白，当代学者得以据此重构“斯密学”的整体版图。要而言之，斯密毕其一生，试图从伦理学、经济学、法理学不同角度，深入阐发其“自然自由体系”，系统交代现代商业社会的由来、性质及其运作机制。这个自然自由体系的想法，据斯密自称，二十几岁时就已经形成，且颇为此想法自负。专业化与社会分工，则居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庐山真面目终于开始呈现出来。
说起来，劳动分工实在是经济学里一个老掉牙的题目，可以上溯至所谓古典雅典时期的色诺芬与柏拉图。中世纪的穆斯林学者，以及晚期的英国重商主义作家，亦多有出色论述。但只有在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并畅销不衰之后，劳动分工导致报酬递增的道理，才借重于斯密的生花妙笔，广为人知。《国富论》开篇即以制针生产过程的垂直分工为例，形象说明专业化的好处。斯密的例子大体是说，如果每个工人只专注于制针生产的十八个环节之一，十八个作坊伙计的人均产量就可以提高至少数百倍。什么原因呢？斯密罗列出专业化的三大好处：熟能生巧；每个专业工人不必花时间转换工种；因长期专注个别工种，专业工人遂有机会改良机械。这些想法，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更何况，早在《国富论》印行二三十年前，类似表述已经出现于英国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有关条目。
斯密的创新处在哪里呢？接下来，斯密顺沿思路，不动声色地推进一步：如果市场太小，扣针生产多了就只能滞销，因此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这层道理，乍听起来，也还是平淡无奇。但毕竟在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和交易领域的市场机制之间扯上了关系。货币与价格作为分工理论的题中之义，自自然然引入故事。大戏由此拉开序幕。斯密的本领，正在于从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的僻静港湾出发，渐渐地水阔天宽，云卷云舒，挂云帆而济沧海。所谓带有欺骗性的平淡无奇(deceptive simplicity)，正是斯密的拿手好戏(详见拙作)。先是顺势引出关于生产、交换以及生产要素的所得分配的结构性分析(第一篇)，接着是关于资本积累促进生产性活动和劳动分工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二篇)。到了这里，作者却忽逞放浪之笔，旁支斜出，插入一个历史短篇。以城乡分工与市场深化的互动为轴线，视野宏阔，大开大合，讲述罗马帝国之后西欧封建庄园制之兴衰与近代工商社会的风生云起。其中，有关英格兰独特的个体主义与自由政治传统的论述，尤其令人难忘。第四篇对重商主义的实为少数人逞一己之私而祸及效率与正义之真实面目，展开系统翔实的历史与理论清算；由第三篇交代的宏大历史背景作为铺垫，其精彩痛快处，便直如砍瓜切菜。最后一篇处理公共领域的重要议题。要紧的是，自然法理学关于私有产权起源和政府职能的学说，一旦赋予分工深化的历史维度，就面貌一新，成了斯密的历史法理学(可参看D.Winch的《亚当·斯密的政治学》第四章，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以及K.Haakonssen的《立法者的科学：休谟与斯密的自然法理学》第七章，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贯串全书的则是分阶段递进的所谓猜测性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理论架构下的劳动分工，时现时隐，红线穿珠。关于这个历史学说，也许有必要多说两句。此学说主张，人类社会，依生产方式之变化，历经狩猎、游牧、农耕、工商四阶段，所谓达尔文前的达尔文主义(pre-Darwin Darwinism)色彩甚浓，影响深远，十八世纪的经济学理论家们(包括斯密)对于当时蛮荒未开的美洲殖民地深切关注，视作此学说的自然实验的上佳之选。其流风余韵，惠及十九世纪的马克思诸公，别开新局，则是另外的重要话题。
长话短说，斯密的经济学主旨在于发明一套基于分工的市场理论，由此解释商业社会的经济生活面向的历史源头与运作机制。所用的制针例子，虽则生动形象，所能揭示的不过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冰山一角。尤其重要者，斯密关于城乡分工，特别是与此相关的专业化加深与市场扩张的交互影响的细致分析，关于商业社会里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以及政府的立法者角色的深刻论述，关于商业社会中知识的分化与知识总量的增长的犀利观察，关于自发市场有效整合与利用知识的卓越见解，实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精华所在。上文提到的拙作《分工经济学说史》，专门立章详述之(第四章)，将这些面向视作斯密的分工理论的核心内容。限于篇幅，这篇随笔无法一一交代斯密的分工学说的不同侧面。接下来，借重于最近三四十年来渐次形成的关于“斯密学”的整体观念，仅就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好处与弊端的历史性分析交代一二，就教于方家。商业社会里权力的分割与制衡，特别是司法从行政中独立出来乃至分庭抗礼，在斯密的分工理论中，不仅构成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对于商业社会的健康运作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斯密的这部分学说，内容丰富，见解高明，却常为论者所忽视，值得专文交代。
斯密著作的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似乎有意将种种看似彼此冲突的观点杂然纷陈。这大概与斯密对于文学上的修辞技巧的着迷大有瓜葛。其分工理论中引起后人无数文字官司的一个议题，便是《国富论》一书关于分工利弊的貌似前后矛盾的分析。斯密不吝笔墨，为商业社会里的高度分工摆功叫好之余，却又措辞辛辣地指陈分工的负面效果。不妨抄录老先生的一段原话：
随着劳动分工的进步，绝大多数居民以劳力谋生，常常局限于极其简单的一两项操作。他们没有机会发展理解能力，由于工作单调重复，挑战付诸阙如，亦不能磨砺心智，寻找提升技能之良策。他们就这样形成习惯，无心进取，心智处于昏睡状态，愚蠢无知得无以复加，不但失去领悟和参与理性交谈的能力，亦乏高贵温柔的情感。即便是私人生活中的寻常义务，他们也不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对于重大的国家利益的辨识，更是一头雾水，若非悉心训导，断不能指望此辈会在战时保家卫国。生活模式的单调，腐蚀了心智，消磨了士气，变化多端、充满动荡与风险的军营生活让他们退避三舍。肉体上也趋于懒散，除非限于长年从事的狭隘工种，他们已经丧失了承担其他工作所需的活力与耐心。如此看来，特定工种上的灵巧和娴熟的获得，似乎以心智、社会化能力和英武之气的退化为代价。但是，在一切文明与进步社会，除非政府费心尽力有所作为，以劳力谋生的大多数人民，必然会陷入如此地步。(《国富论》坎南注释版，Random House出版社一九三七年版，第五篇，734—735页)
这段文字，常常被用作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导致所谓“异化”现象的证据。不知何故，不少论者常常忽略斯密紧接这番议论的下一段历史性考察：
在所谓野蛮的狩猎和游牧社会，甚至是工商外贸未臻发达的相对粗鄙的农业社会，情形则大不相同。在这些社会中，每个人从事的工作多式多样，唯有奋力进取，迎接纷至沓来的挑战，生气勃勃地谋求种种改良与发明……当然，在这些野蛮社会里，无人具备文明社会里少数人所拥有的精密的理解与判断能力。虽则每个人涉及的工作丰富多样，就整个社会而言，职业的数目有限，人际之间的工种区别微乎其微。每个人都拥有相当可观的知识、技能和发明能力，但出类拔萃者寥寥无几。不过，对于应付前商业文明社会里极其简单的社会事务，一般人所都拥有的这些知能已绰绰有余。与此相反，一个文明国家里，虽然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少有变化，整个社会的工作种类却是不可胜数。有闲阶级的沉思好学之士得以面对异常丰富的观察与思考对象，反复比较考量，不但心智变得敏锐，知识也非常广博。(《国富论》，735—736页)
也就是说，商业社会里，拜分工之赐，多样性、知识的分化以及知识总量的增长齐头并进；但个体所知所能至微。这与以往的传统的狩猎、游牧以及农耕社会构成鲜明对照。在这些传统社会，尤其是农耕社会里，每个农夫都是生活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多面手，拥有多方面的技能，所拥有的知识亦颇可观。就从事的活动范围而论，个体之间差异甚微，所知所能大体类似。故而全社会的所谓集体智力(collective intelligence)不过尔尔。商业社会的情形则大异其趣，产品、职业以及生产与交易活动花样繁多。每个人的生产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多单调重复，虽然个别工艺上技能娴熟，个别领域知之颇深，但所知所能实在相当有限。但因个体之间差异巨大，综合观之，社会拥有的知识总量往往令人惊叹。不仅如此，丰富多彩的产品、技术与社会生产活动，为闲暇才智之士提供了广阔的鉴别、比较、组合、创造发明的空间，知识生产本身也成为分工细化的社会大生产的一个环节。故此，商业社会里作坊工人的愚钝无知与专业化带来的繁荣富裕，不过是分工深化的一体两面，不足为奇(可参看罗森伯格发表于《经济学报》[Economica]一九六五年五月号的出色论文)。
正是由于商业社会里劳工大众难以避免的“愚钝无知”问题，全民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便成为十分重要的公众事务。对此，政府责无旁贷。苏格兰启蒙派不少人，尤其是弗格森和斯密进而认为，精细灵活的商业活动和常年重复的单调劳作，消磨人的英武之气，导致商业社会里民众趋于怯懦自私，公民社会的德性基础遭到侵蚀。斯密认为，通过普及教育，开拓公众的视野，提升公民的公益精神与道德勇气，有助于消弭外患和军头乱政之虞。更加重要的是，教育良好的民众温良雅让，明达事理，不受狂热褊狭之徒的蛊惑和裹胁，往往善意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个人尊严得到保护与尊重的民众，与廉洁奉公的行政主管，自然会互尊互谅。凡此种种，不仅事关政权稳固与社会安宁，亦是人民的福祉所系(《国富论》，一九三七年，740页)。斯密的这个想法，看似浅易，实则洞烛先机，点出一个国家，尤其是后进之邦，从农耕社会成功过渡到工商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条件。农耕经济主导的社会里，利益主体相对简单，也无须错综复杂的合约体系以及繁杂的司法诉讼作支撑，集权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如此，这种体制亦且有动机和能力推行愚民教育。其长期后果，则是暴戾野蛮与欺诈褊狭的气质弥漫社会，商业精神的成长空间日趋萎缩。资本主义的萌芽、市场经济的雏形云云，遂成为巨石下的一株幼苗，纵偶承雨露甘霖，一时绿意盎然，到头来却难逃枯萎的厄运。多少年后的中国，胡适有感于所谓现代国家建设之艰难，感慨地说，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一群奴才是建不起来的。类似的观察，自然不限于胡适，也不限于彼时之中国。斯密的想法，做适当因地制宜的变通，大概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大转型的历史经验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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