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基于浙江产业集群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集群论文,浙江论文,制造业论文,危机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无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出口导向型产业所受影响最为严重，沿海地区企业倒闭、农民工回流的报道屡见报端。据估计，2009年上半年中国约有3481万左右的农民工面临着结构性失业风险（张车伟、王智勇，2009）。因而，在当前危机下，各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此次危机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危机”一词在汉语中包含了“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含义。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视角考察，危机往往具有积极的一面。历史学家汤因比（1986）研究了人类社会不同文明的起源和消亡后发现，那些生命力较强的文明是在不断应对危机和挑战中生存下来的。如果当前的危机能够引发一系列合适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王小鲁等，2009）。
但是，危机引发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依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未解的谜团。中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在不断面临出口壁垒、质量困境等内外危机的情况下获得快速发展的经历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在生产效率上不仅明显优于同样快速发展的印度（Lee et al.,2007），并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Wu,2001）。而同一时期中国产品的质量也获得了快速提升，尤其是在最近的10多年中，中国产品对国际市场的超强渗透力主要得益于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品多样化程度的增加（Alvarez and Claro,2007）。中国制造业质量提升反映在以下方面：首先，产品质量的提高反映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出口量上，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从1983年的1.2％上升到2006年的8.0％，仅次于德国和美国（WTO,2007）①；其次，中国注册商标数量近年来也在快速增长，2005年时，中国商标注册申请量达到66.4万件，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以中国为原属国的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申请量为1334件，居世界第八位②；再次，反映生产技术水平的专利授权量从90年代开始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通道。
已经发生的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在经济学文献中，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市场竞争和外国投资角度展开的。在内生增长理论被提出以后，出现了大量有关企业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的研究（Aghion and Howitt,1992;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 Grossman and Helpman,1991b; Cozzi,2007）。这些研究主要从企业视角出发，探讨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维持技术优势，从而不断提高研发水平、提升产品质量，这些研究构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模型。另外一些有关外国投资的研究发现，外国投资不仅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还能带来国际分工，而且能够促进市场竞争，因而有效地促进了东道主国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升（Xu,2000;Cheung and Lin,2004;Hatani,2009）。
上述两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产业升级的原因。但是这些研究在解释东亚，尤其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升级上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研究忽视了东亚制造业主要是以产业集群形式存在这一事实。Sonobe和Otuska（2006）注意到东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主要是以产业集群为依托，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集群的协作获得竞争优势，并进而逐渐从数量扩张阶段发展到质量提升阶段。许多案例研究进一步表明，外在危机对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小汽车采取了进口配额的政策，这一压力导致日本小汽车质量在80年代获得了持续提升（Feenstra,1988）；实际上，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产业升级也是在外在压力的逼迫下实现的（钟坚，2002）；发达国家对低质量手术工具的禁止进口，迫使巴基斯坦外科手术工具产业集群实现了质量升级（Nadvi,1999）；此外，劳工标准（Maskus,1997）、环境标准（Dion et al.,1997）等外在压力往往也是诱发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原因。
上述从产业集群和危机视角研究产业升级的文献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但这些研究未能将危机与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在机制理论化，更未能采用大样本数据检验假说。本文拟以浙江100多个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将危机引入到产业升级的分析框架中，从理论上进行提升，进而利用大样本数据验证理论假说。本文之所以以浙江为例，有以下原因：首先，浙江的工业企业数量、制造业企业数量在全国各省、直辖市中排名第一③，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其次，浙江的工业企业主要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存在，2004年，浙江产出超过亿元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839个（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课题组，2007），这为本文从产业集群的视角研究质量升级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够对危机引发制度变迁的理论做出重要贡献，还能为我们应对当前危机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论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及其遭遇危机的概况；第三部分是典型案例分析；第四部分是理论框架；第五部分是计量检验；最后是结论。
二、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及其遭遇危机概况
（一）浙江产业集群概况
浙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多丘陵、少耕地，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是一个资源小省。改革开放前，国家在浙江的投资很少。1978年浙江人均GDP为331元，在所有省份中排第13位；2006年浙江人均GDP达到31874元，在所有省份中排第1④。浙江的工业发展尤其迅速，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浙江的全部工业企业数量接近19万家，居全国第1位；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企业数量有4万多家，也居全国第1位。
在20多年的发展中，浙江逐渐形成了“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制造业格局。2000年，浙江共有亿元以上产业集群519个，1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149个；在1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中，平均产出为33亿元，平均从业人员2万人，平均企业数1400家⑤。2004年底，浙江有工业总产值在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839个⑥，涉及企业15.65万家，占全省制造业企业的85.0％；共创造工业总产值15474.44亿元，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78.6％；利润总额为793.58亿元，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的76.5％；年末从业人员合计为748.23万人，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年末从业人员的85.7％（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课题组，2007）。2007年中国社科院公布了中国“百佳产业集群”，浙江共有36个产业集群上榜（《中华工商时报》，2007）。综上可见，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是浙江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二）浙江产业升级情况
浙江制造业在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其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也在快速提高。浙江从1997年开始制定“浙江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2006年时，全省有著名商标698件⑦。在注册商标总数上，截至2007年底，浙江拥有注册商标数达29万件，占全国注册商标总量的10％；且“境外商标注册数”、“驰名商标总数”、“农产品商标总数”、“证明商标总数”、“商标侵权案件查处数量”五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⑧。从通过质量认证企业数量增长上可以看到浙江企业的质量升级情况。1997年，在温州出现了浙江第一家通过质量认证的企业，随后质量认证的企业数量一直在增加，2004年这一数量有了飞跃性的增长，2006年通过质量认证的企业的数量将近8000家。此外，反映技术和质量水平的专利授权量也一直在增加，1990年全省专利授权量为1328件，2006年专利授权量达到了3万多件。
（三）浙江主要产业集群发生危机的情况
浙江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常常伴随着危机。本文分析的危机是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但是，因为缺乏有关产业集群详细而全面的统计数据，我们不得不在众多的产业集群中选择那些产出较大、知名度较高的产业集群，而忽略那些规模较小的产业集群。本文以2003年《浙江年鉴》中报告的2000年时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149个产业集群和2007年全国百佳产业集群中的36个浙江产业集群，以及浙江中小企业局2007年部分产业集群统计数据为基础，将这些产业集群划分到浙江每个县（市辖区）中。如果一个县（市辖区）有多个产业集群，我们根据产值取前面3个产业集群，有少数产业集群特别发达的市辖区（如温州市辖区、萧山区），我们根据产值取前面4个。通过这种方式本文遴选出了浙江最主要的106个产业集群，本文以这106个产业集群为分析对象，研究这些产业集群发生的重大危机情况。我们将危机划分为以下六大类：重大事故（如：重大火灾、爆炸等）、质量危机、遭遇出口壁垒、中央宏观限制政策、原材料价格急涨以及其他。没有统计资料记录产业集群发生的危机情况，但是发生过的比较重大的危机一般总会引起媒体的报道，或者在政府的官方文件和年鉴中留下蛛丝马迹。我们仔细收集了1990年以来浙江省内各个产业集群的危机发生情况，这些信息主要来自媒体、官方公告、年鉴以及实地调研⑨。有些产业集群发生的危机可能没有被媒体报道，或者因为年份较久而无法获得相关的信息，因而，不可避免地，我们会遗漏一些危机，但是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到的信息应该捕获了那些重要和影响较大的危机。表3报告了浙江产业集群遭遇危机的基本情况。1990～2006年期间共发生危机45次，在这些危机中，发生重大事故的有4次，如2006年10月21日织里童装产业集群发生特大火灾，导致8人死亡、5人受伤，随后有关部门对织里童装产业集群进行了相关整治；遭遇质量危机9次，如桐乡羊毛衫产业集群在1995年前后发生的整个产业集群的质量危机；遭遇出口壁垒16次，如2004年，西班牙发生火烧温州鞋事件；遭遇中央宏观限制政策10次，如200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规定生产汽车和摩托车企业的最低投资准入门槛，从而给温岭、玉环的汽摩配产业造成了冲击；遭遇原材料价格短期内急涨的危机有2次，如2004年临安电缆产业集群在短期内原材料铜的价格上涨了50％；其他的危机有4次，如安吉竹制品产业集群被江苏某企业在短期内恶意注册了大量的外观设计专利，导致多家企业陷入倒闭困境。总体而言，危机较多地发生在2000年之后，尤其是遭遇出口壁垒方面的危机近年的次数非常多，这与中国出口量的快速增长是密切相关的。
三、典型案例分析
让我们先从3个具体的案例中观察危机对产业集群质量升级的影响。
（一）武林门火烧温州鞋
温州从南宋开始就有了专业的皮鞋制造行业。20世纪20年代时温州鞋革业已相当发达，出现了制革街、皮鞋街和牙口皮件街，形成了手工鞋革业的完整体系。改革开放后，温州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2004年，温州鞋业集群产出量为8.35亿双，从业人员超过40万，成为了“中国鞋都”（Huang et a1.,2008）。
但是，温州鞋业集群在最近2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多次危机。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87年前后。改革初期温州鞋主要采取低价低质的竞争策略，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低价不断地挤压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只能通过偷工减料等方式降低成本，皮鞋的质量自然就难以得到保证。温州鞋业的声誉越来越差，成了“一日鞋”、“星期鞋”和“掉跟鞋”，温州鞋几乎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一质量危机在1987年发展到了高潮。1987年8月8日杭州工商部门在武林门广场一把火烧掉了5000双温州鞋，随后全国不少城市也开始“围剿”温州鞋。1988年4月，南京一家商场的温州皮鞋专柜被消费者捣毁；接着长沙、哈尔滨、株洲等城市都开始火烧温州鞋；继而，上海、南京、武汉、长春、石家庄、大连等城市政府商业主管部门发文禁售温州皮鞋；甚至远在俄罗斯的街头上，也出现了大量“反对温州货”、“把温州人赶出俄罗斯”的标语（陈文玲，2006）。
温州鞋业遭遇的这一质量危机很有可能毁灭整个集群。但是，在这一危机的刺激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挽救了整个温州鞋业，并且使温州鞋业的质量水平在不长的时间内有了质的飞跃。应对危机的行动首先来自企业家。1988年6月，在一批鞋业元老的带领下，温州成立了中国鞋业界第一个行业协会，也是温州市第一个行业协会——温州市鹿城区鞋业协会。协会联合了370多位鞋厂厂长发出倡议：“凡我鞋业同仁，都要以鞋城声誉为重，讲究皮鞋质量，不赚昧心钱”（中国鞋都信息网，2007）。行业协会成立后制订实施了制止恶性竞争、振兴行业信用的行规行约，并在物价部门支持下，拟订最低保护价，通过行业规约的约束，确保企业信守承诺。协会还成立新产品维权委员会，开展新产品维权活动，有效抑制了仿冒行为，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而且行业协会还将信用差的客户列入“黑名单”通报给会员企业，避免企业再次受骗上当。此外，行业协会积极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没有注册商标的企业为有注册商标的企业做订单，后者在质量上进行把关。
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首先由温州市鹿城区政府牵头，由技术监督局、工商局等多个政府部门共同组建了鹿城区皮鞋质量管理办公室，对所有温州出产的皮鞋采取合格证制度，由质量管理办公室定期对各个企业的产品进行抽查，符合质量要求的企业发给合格证，没有合格证的企业产品不能对外销售；而工商部门的企业年检也要凭合格证办理，没有合格证的企业暂缓年检，问题严重的甚至取消年检资格（李洁，2006）。此外，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联合对企业的广告行为进行监督，那些不守诚信的企业被禁止在当地媒体上登广告。因为这次危机的刺激，地方政府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直将提高本地产品质量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任务。1993年，温州市政府提出了“质量立市、品牌兴业”的长远发展方针，打造区域品牌，市政府要求所有温州出产的皮鞋必须标注“温州制造”，否则产品就不能出温州市。此外，政府还通过奖励措施鼓励本地企业创立品牌，如温州市政府曾经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的企业重奖100万元（李洁，2006）。
（二）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质量危机
濮院镇位于浙江北部，历史上是生产丝绸的重要市镇。濮院羊毛衫生产始于1976年年底。2007年，濮院有各类羊毛衫生产小企业、家庭作坊4000余家，市场内共有6000多家羊毛衫和原材料销售门市部，羊毛衫从业人员超过6万人，市场交易额达100多亿元，年成交羊毛衫近5亿多件（Ruan and Zhang,2009）。
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在1995年和1996年前后遭遇了与温州鞋业集群类似的质量危机。1995年之后，濮院羊毛衫市场因为假冒伪劣声誉受损，整个市场陷入萧条。祸不单行的是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消费出现低迷，全国轻纺行业普遍不景气。同时羊毛衫市场在管理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羊毛衫市场因为是多方投资，产权关系比较复杂，不同开发单位收取的租金和费用各不相同，市场的公共设施建设非常滞后。在内外交困下，许多市场经营户被迫关门，一些小的家庭作坊也相继倒闭，引发了一些经营户集体抗议的事件，部分商人和企业家转移到了临近的洪合羊毛衫市场。
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地方政府首先通过协调市场各开发单位统一管理制度，安抚市场经营户。然后着重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以提升整个集群产品的声誉。提升质量的具体措施有：（1）加强监督检查；（2）树立精品一条街；（3）成立质检中心。地方政府的上述举措，使濮院羊毛衫市场走出了经营困境。整个产业集群度过了质量危机，在产品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巩固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的地位。
上面两个案例存在如下一般性规律：首先，危机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体现在整个产业集群的产品声誉受损、价格下降和有价无市上，质量较差、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其次，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在危机后采取的措施包括保护品牌企业，加强质量控制与监督，鼓励、支持企业提升质量和技术。
（三）“昙花一现”的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
上述两个案例中，危机的冲击并未使产业集群覆灭，反而促进了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遭遇过危机的浙江产业集群大部分有着类似的经历。但也有部分产业集群在遭遇危机后走向了衰败。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号称“五金之乡”的永康，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出工匠手艺人的地方。1995年初，永康万事达的老板程文全开始模仿生产日本的真空保温杯，到了4月份，该市的真空保温杯生产还仅限于几家企业小批量生产，5、6月份生产厂家数量逐步增加。由于真空保温杯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而且供销渠道畅通，产品供不应求，市场销售价在200～300元，而企业的制造成本只有60元左右，所以到了9月份，大量生产五金制品的小企业纷纷转产，突击上马生产保温杯。到11～12月份，保温杯的生产达到了高峰，有1300家专事保温杯生产及其配套的厂家，全市保温杯生产线达到了2000多条，而1995年保温杯单项的产值估计在15亿～17亿元之间。但与急速膨胀的产量对应的是产品价格的飞速下降，到12月底时，保温杯的市场销售价已经跌到成本价以下，但生产企业依然很多，它们开始通过降低质量继续低价竞争，价格最后下降到了15～20元，但是这时生产的产品已经完全没有保温杯应有的功能了，产品已经很难卖出去，大量产品积压在厂房中，企业开始停产，到1996年2月份，月产值只有高峰期的1／8，随后企业纷纷倒闭，1996年之后，仅剩零星几家企业继续生产保温杯，保温杯产业集群已经消亡（仇保兴，1999；朱磊，2004）。
相比于前两个案例，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的危机来得太快，以至于企业家和地方政府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危机已经击垮了整个产业集群。此外，永康其他五金产品的生产也很发达，而生产五金产品的生产线有部分是通用的，生产保温杯的企业在退出保温杯生产后可以比较容易进入到其他产品的生产，因而这一危机没有把企业和地方政府推到“背水一战”的地步。
上述3个案例揭示了现实世界中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过程。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往往不是一个平稳上升的过程，一个重大的危机可能会引发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对产业集群的升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四、理论框架
本文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将蕴涵在典型案例中的逻辑一般化，分析危机与产业集群质量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
图1 危机与质量升级逻辑图
假设一个产业集群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是低质量，也可以是高质量。选择生产什么质量产品的决定权在企业手中。相比于生产低质量商品，生产高质量商品需要更高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Berry and Waldfogel,2004），这些成本体现在注册商标、较多的研发投入、较高档的机器设备、较高的工人培训费用、较高的原材料价格等上面。因而生产不同质量商品的成本差异体现在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差异上。一个产业集群中有非常多的企业，因而假设不存在垄断现象，单个企业面对的市场价格是固定的，当然高质量商品的售价高于低质量商品。图1体现了上述假设。
单个企业在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地方做出产量决策，企业的利润是价格与产量的乘积减去平均成本与产量的乘积。在图1中，企业如果选择生产低质量商品，其利润是图中A部分面积；如果选择生产高质量商品，其利润是图中B部分面积。假设刚开始时，所有的企业都处在低质量阶段，因而单个企业是继续生产低质量商品还是升级到生产高质量商品取决于对A和B两部分面积的比较。产业集群的一个特性是它能够提供集体品牌，例如“温州皮鞋”、“濮院羊毛衫”等，这一集体品牌被集群内所有的企业共享。假设所有生产低质量商品的企业中有少数企业认为生产高质量的商品会收益更高，它们便开始选择生产高质量的商品。但是正如Akerlof（1970）所发现的，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优质产品的质量信息如果无法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那么这类商品将无法卖出应有的价格。因为产业集群集体品牌的存在，如果绝大部分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低质量的，那么少数生产高质量商品的企业需要一些特别的机制传递其高质量产品的信息，如建立专卖店、提高广告投入等，此外它们还需要防止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对其产品的仿冒，这些费用会大大增加企业的平均成本，也就是说使图1中B部分的面积减少了。从理论上说，对声誉的投资会在以后带来好的收益（Klein and Leffler,1981;Shapiro,1983），但是，如果在短期内这种投资过大而收益很少，会使大部分企业放弃这一投资，只有少数实力雄厚、极具忍耐力的企业会选择生产高质量商品。因而整个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甚至可能长时间处于低质量均衡中。
现在考虑危机对产业集群质量升级的影响。危机有很多类型，如质量危机、出口壁垒、重大事故等，不同类型的危机对产业集群影响的侧重点会有不同，但是大部分的危机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是类似的，即低质量、低技术的企业将面临淘汰的命运，其他企业的利润也会下降。对单个企业来说，表现为图1中A部分面积的减少，因为危机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需求减少从而价格下降，或者陷入有价无市的状况，体现在图1中低质量商品的价格
下降了；另一方面危机可能会导致企业平均生产成本上升，如企业可能需要更多费用从事市场推广，体现在图1中低质量商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曲线
上移了。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企业发现A部分面积开始小于B部分，因而可能从生产低质量商品阶段升级到生产高质量商品阶段。
现在引入地方政府。中国县级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对经济租的分成对县级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激励，这也是中国改革之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秘诀（张五常，2008）。因而县级政府应该会想方设法促进本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如建立专业市场、吸引外来投资、对外宣传等。假设地方政府的行为缘于对成本收益的比较，收益来自于税收，而成本主要体现在为整个产业集群提供公共产品（如建设市场、对外宣传、保护品牌等），以及在税收、土地价格上的优惠等。政府推进质量升级对企业收益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保护品牌等措施使高质量商品能够卖出好的价格，体现在图1中会使
曲线上移，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会降低企业生产高质量商品的平均成本，体现在图1中会使
曲线下移，即企业生产高质量商品的收益增加了。在危机发生前，假设所有企业处于低质量阶段，政府的税收为
。如果所有企业都升级到高质量阶段，政府的税收为
，假设整个产业集群实现升级的总成本为C。我们前面分析了在产业集群发生危机之前，企业发现生产低质量商品比生产高质量商品收益更大，这时候政府如果强行实现质量升级，一方面因为企业不愿意，它需承担全部的成本；另一方面升级的净税收增加－有可能在短期内是负的，或者虽然为正，但是依然小于政府所付出的成本。虽然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政府在早期的损失以后会得到补偿，但是，政府官员任期的限制以及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⑩，在产业集群没有发生危机时，地方政府会觉得现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改变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产业集群一个重要特性是它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Schmitz，1997）。当危机发生时，那些在边际上的企业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其他企业的利润也会下降，即地方政府会感受到税收（）的减少；如果危机足够严重，会使它们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行动，整个产业集群有可能覆灭。而同时，企业在面临危机时，基于自身生存的考虑，也会有升级的要求，并且它们预期到地方政府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使得生产高质量商品的收益会增加，因而很多企业会愿意承担部分升级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发觉付出成本促进产业升级是一个合理的决策，因而地方政府会鼓励企业实现升级。地方政府的措施有很多，如对质量好、技术水平高的企业给予税收、地价优惠和融资帮助，保护企业品牌，提高对外宣传力度，加强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查处力度等。地方政府的这些行动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公共产品，承担了产业升级的部分成本。企业之间也可能形成行业协会，达成协议保护愿意实现质量升级的会员企业的利益。当然，正如前面第三个案例所显示的，有时候危机也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衰落，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危机来得太快、太严重，以至于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来不及做出反应。
五、计量检验
前文从典型案例和逻辑上分析了危机对产业集群质量升级的重要影响，基于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实际，我们推断，总体而言，危机对浙江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节将利用1990～2006年浙江的相关数据检验这一推断。
前文筛选了浙江最主要的106个产业集群，并把这些产业集群对应到了每个县（市辖区）。因为没有针对产业集群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我们只能利用分县的统计数据，因而在实证检验中，是以县（市辖区）为研究对象，我们的目标是检验发生在产业集群中的危机对专利数量、质量认证的企业数量、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是否有显著影响。需要控制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外国投资、人口密度、第二产业的比重、国有企业的比重、时间趋势和县际之间的差异。我们对人均专利数、质量认证企业数和人均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取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2000年之后的专利数据来自浙江省知识产权局，1999年之前的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质量认证企业的数量来自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其他数据来自历年浙江统计年鉴，2000年后有个别数据在浙江统计年鉴中缺失，我们从相应的市级统计年鉴和政府公告中补全了缺失值。对其他缺失值的处理如下：统计年鉴中缺失了1990～1992年分县（市辖区）的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我们用工业总产值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代表第二产业的比重；统计年鉴中缺失的1992年部分县的工业总产值，我们采用1991年与1993年的平均值代替；1990年缺失县级国有企业数量，我们用1991年国有企业比重代替1990年国有企业比重；从1999年开始，浙江统计年鉴不再报告分县的国有企业数量，因为此时县级的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县级国有企业占总企业数量的比重趋于0，我们假设其为0。
因为本文的数据是分县的，所以我们要把产业集群遭遇的危机分配到该产业集群所属的县。我们设立一个代表危机的虚拟变量，在发生危机的年份，标记该值为1。如果一个县只有一个产业集群，或者有多个产业集群但只有一次危机，或者多个产业集群发生的危机时间在同一年，那么很好处理。如果一个县有多个产业集群，且在不同年份发生了多次危机，我们把发生时间最早的那一次危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一般来讲最早一次的危机影响最大。通过这样的处理，浙江省各县（市辖区）在1990～2006年间共有32次危机。
（一）统计检验
首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统计检验。我们猜想，当某个县在某年发生危机之后，当年和第二年企业和地方政府会受刺激进行质量和技术升级，也就是说这两年的人均专利数、质量认证企业数的增长速度会高于其他年份。我们对每一个观察值建立一个反映专利数增长率的指标：用观察值当年和后一年的专利数之和除以之前两年的专利数之和。如果该观察值对应的危机的虚拟变量是1，我们把它放到危机组；如果某个观察值计算专利增长率的公式中不包含发生危机当年的情况，我们把它放到非危机组。我们利用同样的方式建立一个反映质量认证企业数增长率的指标。我们比较危机组和非危机组在这两个指标上的均值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差异。表4报告了这一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在专利增长率还是质量认证企业数增长率上，危机组均显著高于非危机组。
（二）计量检验
首先，我们以人均专利数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专利授权量，专利从申请到授权一般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而专利的发明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危机对专利授权量的影响应该在第二年反映出来，因而我们对危机时间滞后一年，也就是说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上一年发生的危机。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R1中我们没有固定年份和县际效应；R2中我们固定了县际效应；R3中我们固定了县际效应的同时加入了时间趋势变量；在R4中我们固定了年份和县际效应。4个回归均表明，滞后一年的危机对专利授权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的发现还包括，人口密度与人均专利授权量负相关；外国投资也能够促进专利授权量的增加，但有两个回归不显著；第二产业的比重与专利授权量正相关，但不是很稳定；时间趋势变量对专利授权量影响显著，表明专利有一个随时间自然增长的规律。在后面3个回归中，调整后的R2值很高，尤其是在同时控制了年份效应和县际效应之后
超过了0.8，表明模型有很好的解释力。
我们继续使用质量认证企业数量的对数
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危机对这一数值的影响。因为浙江从1997年才有第一家通过质量认证的企业，所以样本观察时期是1997～2006年。因为质量认证所需的时间不像专利授权那么久，发生在上半年的危机可能对下半年的质量认证就产生了影响，因而我们分别考虑了当年危机和滞后一年危机的影响。与前面类似，我们考虑了固定年份和县际效应的不同组合。表6报告了这一结果。R5～R8采用当年的危机，R9～R12采用滞后一年的危机。在这8个回归中，当年危机和滞后一年危机对质量认证企业数量均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的影响也很显著，但是外国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在固定了年份和县际效应后，调整后的值达到了0.88，模型的解释力很强。
危机可能会影响企业对人才的引进，专利技术人员的数量会提高，我们进一步使用人均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浙江统计年鉴从1995年开始报告分县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因而观察时期是1995～2006年。我们做了与前面类似的回归。表7报告了这一结果。从表7可以看出，危机对专业技术人数的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六、结论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研究中国产业升级的内在逻辑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国工业化发展最快的一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我们发现危机与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有着重要的关系，危机会引发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有可能导致产业集群的升级。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进而利用浙江省106个产业集群的危机信息和县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假设，结果表明危机对产业质量升级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果在计量上非常稳定。
危机引发产业集群质量升级的现象为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林毅夫（Lin,1989）将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制度不均衡现象，有些制度不均衡无法通过诱致性创新来消除，必须求助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危机往往会促成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的形成。
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会产生一个令读者困惑的问题：如果危机是促进产业质量升级的重要原因，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岂不是坐待危机就行了？这不是我们希望得出的推论。需要强调的是，危机本身是破坏性的，而且危机并不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充分条件，昙花一现的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案例表明，危机可以毁灭整个产业集群。但正如当代哲学大师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如果危机能够被成功地处理，那么它们就成了社会进步的促进因素（埃德加，2009）。危机的正面意义在于它能够促使危机承受者在短期内迅速增进对自我和外在环境的认知，并且迫使其在绝境中寻找救赎的道路。如果危机能够引发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积极的集体行动，那么就有可能促进产业的升级。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因为具有空间上的集聚性和利益上的相关性，因而在危机的刺激下较易形成集体行动，这是许多产业集群在危机刺激下实现了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
2007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新劳动法以及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压力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但这同时也是一个逼迫中国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机会，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开始行动了。如果企业家和地方政府能够在以下方面加强行动力度，对中国制造业应对当前危机可能会有帮助：（1）加强行业协会的建设。行业协会在浙江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行业协会能够促进企业间集体行动的形成，行业协会的自律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行业协会内部信息的共享机制能够帮助整个行业抵御市场和非市场的风险。（2）地方政府需要积极提供促进产业升级的公共产品。正如前文案例所展现的，地方政府在面临危机时，如能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有益于产业升级的集体行动的形成，那么产业就较易实现升级，这些积极的措施包括保护品牌企业，加强质量控制与监督，奖励、支持企业提升质量和技术等。
感谢黄祖辉、罗小朋、魏尚进的建议。
注释：
① 中国制造的玩具近年在国外市场因质量问题被召回的次数逐渐增加，因而在国外消费者眼中产生了中国商品质量越来越差的错觉，但是Bapuji and Beamish（2007）发现，1988～2007年每年玩具被召回的次数并未明显增加，发生中国玩具被召回比例大增的原因是全世界玩具生产越来越集中在中国；Bapuji和Beamish还发现，1988～2007年总共550起玩具召回事件中，只有10％是因为制造原因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玩具设计上的缺陷，而玩具设计主要由中国以外的公司完成。
②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2005年中国商标工作报告》，中国商标网，http://sbj.saic.gov.cn/tjxx/brand_bulletin.htm。
③ 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
④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
⑤ 数据来自《浙江年鉴2003》。
⑥ 该研究对产业集群的定义是：50家以上、属于同一行业大类的企业在同一个县（区）范围内，合计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的产业区块。
⑦ 数据来源：浙江商标网http://www.zjta.cn/znt.asp。
⑧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7年“品牌浙江”建设连创五项中国第一》，2008年1月24日。
⑨ 因为没有统计资料记录产业集群发生危机情况，因而界定危机是本研究前期最艰巨的任务。我们按照如下流程和标准界定危机：首先，通读浙江省政府历年公告，如果其中明确提出某个地方的产业存在困境、企业倒闭、需要整顿、遭遇出口壁垒、发生重大事故等，我们对该产业集群进行标注；其次，翻阅《浙江年鉴》和各市级年鉴，如果其中提到某地产业集群碰到重大困境、重大事故、出口壁垒等，我们对该产业集群进行标注；再次，利用互联网对每一个产业集群进行搜索，如果有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专门报道某个产业集群在某年发生众多企业倒闭、重大事故、重大出口壁垒等，我们对该产业集群进行标注；最后，综合上述三类标注，结合我们对部分产业集群的实地调研资料，界定出产业集群的危机。
⑩ Alchian（1950）指出，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往往不是遵循经济学上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行动，而是根据可以感受到的正的利润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