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军[1]2000年在《陕西省农民负担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农民负担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否，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与否。我国12.5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基数巨大的农村人口决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村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也是社会主义政权长期稳定的关键。如果不能切实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然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不仅不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失去9亿农民的拥护，必将动摇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农民负担下不来，收入上不去，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重大制约因素而且成为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硬性措施来减轻农民负担，每年都要对减轻农民负担强调再三，但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好转，农民负担依然十分沉重，部分地区甚至更加严重。因此，农民负担问题绝不像部分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农民负担具有深层次的根源和自身的规律，需要人们去加以深入研究。就目前来看，人们对农民负担的问题的系统研究还很不够，农民负担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论文把陕西省的农民负担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农民负担的内涵、特点、历史沿革及特征出发，着重研究了农民负担的实质及影响因素、陕西省农民负担的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和主要原因，提出了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体制与机制以及减轻农民负担的主要对策与措施，强调了当前急需做好的的几项工作。 全文共分6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言。这部分对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国 内外研究动态进行了阐述，对研究范围作了界定，提出了论文研究 的思路与方法，对可能的创新之处作了说明。 第二部分，农民负担内涵、特点及历史沿革。该部分对农民负 担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农民负担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对农民负担 的起源作了探讨，并对农民负担的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新中 国成立后的历史演变作了探索和叙述；最后对现行农民负担体系作 了详细阐述。 第三部分，现行农民负担的实质。农民负担的实质体现了农民 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经济关系，即农民与国家、集体三者经济利益关 系，是农民创造的价值如何合理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该部分对农 民负担的实质作了具体分析，详细分析了农民负担的影响因素，并 对现行农民负担政策作了评价。 第四部分，陕西省农民负担现状及存在问题。该部分用大量翔 实的数字对陕西省的农民负担现状作了说明，详细分析了陕西省农 民负担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具体的调查后得出政府没有坚持一 切工作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以及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利益分 配卜的偏差，管理机制上的弊端，政策执行上的不力，基层政府的 腐败等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第五部分，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体系与机制。该部分从 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体系方面提出了解诀农民负担过重的措 施。该部分首先对监督管理的工作内容作了界定；其次对管理机构 的设置要求、管理职能作了说明，提出了监督管理的主要办法；最 后提出了应该设置的领导机构和形式，强调了宣传教育及思想政治 H V 工作的重要作用。 第六部分，减轻农民负担的主要对策与措施。要解决农民负担 重的问题，必须从体制上解诀。该部分首先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 根本措施，强调了当前需要做好的几项工作。
李彦超[2]2016年在《民国时期陕甘宁地区“烟亩税”负担问题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建立至抗战这一时期,陕甘宁农村地区的“烟亩税”负担极其沉重,成为一个突出而又带有地域特点的社会问题。以往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烟亩税”负担问题的研究大多是整体性研究,而区域研究相对不足,即使在区域研究中,也很少关注西北地区。因此,本课题研究在深化对陕甘宁地区近代经济社会史的方面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对解决当前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经验借鉴和历史启示。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历史文献分析法分析了陕甘宁地区的某些财政厅报告、公文、档案以及当时的西北考察日记、新闻报道等；基于大量图表数据对“烟亩税”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法,以及对田赋与“烟亩税”作比较分析；文章还引入了社会学中关于贫困化的理论和标准以及经济学中恩格尔定律的概念。在内容方面,一是对陕甘宁地区鸦片种植的自然环境、种植情况、销售及吸食等方面进行分析,凸显了陕甘宁地域环境与“烟亩税”征收的关系。二是从介绍“烟亩税”征收的政策、数额、用途及方式四方面基本情况,进一步总结了“烟亩税”征收的五大特点,即“烟亩税”占农民税收支出比例大、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高、还与高利贷相结合、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以及土豪劣绅往往把“烟亩税”转嫁到农民头上等,本章最后综合分析农民“烟亩税”负担沉重的原因：首先,“烟亩税”是军阀筹集军费的主要来源；其次,“烟亩税”是政府机构行政费用的主要来源。三是探讨了“烟亩税”负担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四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促使“烟亩税”渐减至最后消除,陕甘宁三省政府推动经济效益好的“改良棉”来替代鸦片,有力地推动了禁毒禁烟计划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陕甘宁地区农民“烟亩税”负担,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局限性,这些政策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
佚名[3]2005年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开展对领导干部警示训诫谈话工作意见的通知》文中研究表明陕政办发[2005]3号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开展对领导干部警示训诫谈话工作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二○○五年一月七日
郝银侠[4]2008年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田赋征实制度,是抗战特殊时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实施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制度。本文拟在制度的视角下,以抗战大环境为背景,以田赋征实制度以及各项子制度的演变为主线,通过对制度运作全方位之梳理与分析,寓理于述,进而揭示田赋征实制度的作用及与抗战之关系,为解释“抗战胜利”这一传统命题做一新的注脚。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其中第一章为进入主题之前的背景;第二章为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的出台过程: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为田赋征实机构以及各项子制度的演变历程;第五章是在前四章的基础上阐述田赋征实的作用;最后是对抗战时期田赋征实制度的整体性分析,以作为本文的结论。抗日战争是落后的中国与强大的日本之间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殊死决战,它不仅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一场较量,更是财政经济实力的大决战。其间,财政危机一直困扰着国民政府。雪上加霜的是,在战初本不存在的粮食危机,到1940年也开始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就是军粮供应的紧张与粮价的暴涨。粮食是人民生活一日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它的波动较之其他商品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在粮食和财政两大危机的逼迫之下,尤其是粮食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940年8月成立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开始了全国统一的“粮政”时期,即用政治与行政干预的手段解决作为经济问题之一的粮食问题,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之后,国民政府于1941年4月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在同年6月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正式决议田赋一律征收实物。此后,田赋征实作为一种制度被贯彻实施,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退出大陆。田赋征实是在特定条件下对田赋制度的重大变革,为使这种变革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国民政府建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中央主管田赋征实的粮食部和财政部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相继成立,各省各县的主管机构也纷纷成立。同时,征实中一系列子制度也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如征收与缴纳制度、验收制度、储运制度、宣传制度、督导制度、奖惩制度等等。支付征购征借有效凭证的粮食库券制度,以及在主要产棉区征收棉花的棉田征实制度亦先后确立。在国民政府领导和各级田赋粮食机关的积极参与下,在千千万万粮户的支持下,在社会各团体和人士的协助下,田赋征实取得显著成效。从194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五年以来,征收成绩平均达到额征数的98%,从而缓解了国民政府财政的压力,对于日益高涨的粮价亦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征借,国民政府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部分地保障了公教人员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食供应的压力,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它成为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坚,也是支持中后期抗战的最有力的保障之一。从各项子制度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群众支持的相对广泛性上观察,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在田赋征实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各省各县政府、粮食部、财政部、各级田赋粮食机关、军粮机关以及各个粮户,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基于抗战的需要,又作出一定的让步,基本上贯彻了田赋征实制度。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矛盾有时又无形中削弱了田赋征实的成效。在征实中,国民政府一再标榜要做到公平、除弊、便民、省费四大原则。事实上,由于处于抗战的特殊时期。无法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田赋积弊进行有力的清理,加之战时财政的紧张以及人员的短缺,特别是各级田赋粮政人员的舞弊和地方势力的阻挠与破坏,要达到上述原则困难重重!同时,在粮食库券返还问题上的失误,以及在与田赋相关问题上的处理不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田赋征实的实效。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田赋征实制度本身是正确的,成功的,无可非议的,只是在实施过程中未能真正做到公平、除弊、便民、省费四大原则,尤其是公平原则。当然,其间有些限于战时特殊环境,事实上也难以立时达到和进行有效的改善,但有些却是国民政府应该做到而未做到的,对此,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田赋征实制度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
佚名[5]1993年在《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决议》文中认为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省农业厅厅长王寿森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我省各级人民政府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政策、规定,落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但
张建和[6]2011年在《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农会研究（1944-1949）》文中提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打压共产党在农村的生存空间,重建乡村秩序,国民政府在反思国民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对乡村旧有秩序所造成冲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重新整合乡村中的各类势力,将农村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内部对是否继续开展民众运动存在很大的分歧。最终,主张继续发展民众运动的观点占了上风。在农民运动方面,则开始了重建农会的进程。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并未因此而达于统一,而且农会的重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多的是集中于农运法规、政策等文本性文件的制订,能够切实付诸施行的尚属不多。陕西省境内的各级农会组织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极其缓慢。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达成“抗战建国”的目标,对农会的工作日益重视,开始了农会的整顿工作,要求各尚未成立农会组织的地方尽速成立农会,已成立农会组织的地方,对农会进行整顿。随着抗战的深入,国民政府将农运的领导权从组织日益涣散的各级党部收归各级政府。陕西省各县乡农会也在农会整顿的这一时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各县乡农会成立的基础上,陕西省农会于1944年8月在西安成立。陕西省农会成立后,省农会在省政府社会处和建设厅指导下,领导各县乡农会在积极发展各级农会会务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业务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裨益,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诸多的支持。但是,终究囿于经费、大环境等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农会的会务和业务持续发展乏力。最终,随着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在国民政府主导下的陕西省农会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农村社会的诸多矛盾开始显现。“三农问题”也日益为社会和政府所关注,大力提倡重新成立农民组织,维护农民利益的人士也逐渐增多。通过考察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农会组织的会务与业务发展以及成效、不足,可为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借鉴。
张钰[7]2012年在《陕西省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陕西省农民收入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与全国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尽管目前国家的一些惠农政策对农业发展有重要作用，但农民增收问题仍是关键，而陕西新农村建设中凸显出来的各种问题最直接的反映是资金投入不足，农民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陕西农民收入的增长。国内大部分学者是从农村金融角度分析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而真正具体到陕西农业贷款与农民收入之间数量化的研究很少。基于这一现象，本文将经济增长的理论运用到农民收入增长中，运用具体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业贷款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农业贷款促进农民增收的贡献，以及如何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从研究背景出发，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首先分析了陕西农业贷款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发展变化和现状，提出陕西农业贷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搜集了1991年至2010年的有关数据，利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陕西农业贷款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分析了农业贷款与农民增收的相关关系，农业贷款支持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以及农民增收与其他影响因素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商品零售价格、农业贷款和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其中，农业贷款与农民收入间的线性关系非常显著，但农业贷款支持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一直较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原因。最后，本文从陕西农业贷款的投放力度、投放结构、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是分析出农业贷款促进农民增收的贡献程度、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作用的阶段化特征以及在农业贷款中如何协调处理政府、资金供给方、资金需求方之间的关系。
陈茜[8]2015年在《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能力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问题备受瞩目,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城市,再加上我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农民养老问题是民生建设的重点工程。陕西省作为西部大省,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13年末,陕西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9.43%,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以上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7%以上即开始进入老龄时代”,陕西省已然已进入老龄化时代。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状况,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大多数农村居民还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陕西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在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思想还是比较根深蒂固。所以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已成为陕西省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好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三农”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财政,本文立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及财政负担的相关理论,通过对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险财政负担机制进行政策解析与评价,建立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险财政负担能力进行测算。最后,从全局出发对农村养老保险财政负担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本文的主体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全方位阐述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及财政负担的相关理论,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险财政负担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文章的核心部分,对影响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险财政负担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且用数据对财政负担能力进行了测算。第四部分针对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险财政负担制度提出改善对策。
本刊通讯员[9]1993年在《陕西省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文中研究指明陕西省委、省政府近日就减轻农民负担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一、以乡为单位,限期公布今年农民合理负担的限额、项目,发动广大农民公开监督。公布内容:(1)本乡1992年人均纯收入数;(2)本乡1993年农民人均应负担的数额;(3)按规定应由农民负担开支的内容,即国务院规定的8项开支内容。凡收取超过公布的农民负担总额费用的乡,追究该乡长责任,并由纪检、监察机关严肃处理。二、分级负责,限期清理有关农民负担项目。农民除依法纳税和按国务院关
李玲玲[10]2008年在《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公路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逐渐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资金来源是农村公路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农村公路的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障碍之一。陕西省作为西部地区的门户,农村公路的发展现状远不能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是新时期的一项艰巨任务。本文以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通过对陕西省目前的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现状、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探讨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以及存在的问题,创新地提出一些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为确保陕西省农村公路发展规划的全面实现,最后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论文共六章:第一章:导论。本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综述和评价了国内外有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研究成果,说明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公路等有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说明,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类型、特点也进行了探讨,然后分析农村公路的供给理论和政府的分级供给,最后总结了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三章: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本章重点研究了陕西省农村公路发展分三个阶段,即快速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发展新阶段。第四章: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本章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导向是影响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因素。第五章: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方式。本章在对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资金来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发行市政债券、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以及BOT方式等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方式。第六章:加快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对策研究。本章首先讨论了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合理编制问题,为确保农村公路发展规划的全面实现,提出了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有步骤有次序地进行投资、加强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的后期管理和保养以及为农村公路立法等几点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陕西省农民负担问题研究[D]. 刘亚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0
[2]. 民国时期陕甘宁地区“烟亩税”负担问题研究（1912-1937）[D]. 李彦超. 宁夏大学. 2016
[3].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开展对领导干部警示训诫谈话工作意见的通知[J]. 佚名. 陕西省人民政府公报. 2005
[4].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研究[D]. 郝银侠.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5].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决议[J]. 佚名. 陕西政报. 1993
[6]. 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农会研究（1944-1949）[D]. 张建和.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7]. 陕西省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D]. 张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8]. 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能力研究[D]. 陈茜. 西北大学. 2015
[9]. 陕西省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J]. 本刊通讯员. 财政. 1993
[10]. 陕西省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研究[D]. 李玲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