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劳动力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就业是否充分，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就业无疑是关系到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企改革深化的同时，我国面临的就业问题却日趋严峻。迄今为止，全国下岗的人员在1600万人以上，通过各种渠道再就业的约一半，还有800万人失去工作岗位，加以500万左右的登记失业人员，保守估计失业的人数在1300万人以上，东北和其他地区的重工业城市，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县城，一些资源型城市，失业问题更为严峻。
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当前面临的困境是暂时的，改革在精简职工的同时，也为劳动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改革与提高就业率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适应变化，抓住机遇。本文试就改革对就业带来的影响作一分析。
一、令人忧虑的现实：改革使我国的就业问题更趋严峻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进行“改制、改组、改造”，加强企业管理，追求经济效益，将使得企业内部隐性失业的矛盾暴露出来，迫使企业不得不将名义上在工作岗位，实际上不工作的富余人员分离出来，变“在职失业”为公开失业。若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相应的约束机制和破产机制真正形成，则会将更多的失业人员推向社会，加大社会就业的压力。
同样，城镇集体企业的冗员现象也相当普遍。据有关部门统计，随着企业改革转型，现有4000万名职工中，至少要给15%左右的人重新安排工作。此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随着政策职能的转变，办公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不仅对社会就业的吸纳数量将进一步降低，而且还要从现有岗位上分流出相当一部分人员，会形成社会新的就业压力。
这些来自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原有隐性失业在改革过程中的逐步显形化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流的就业压力，再加上我国本已存在的来自劳动年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就业压力和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加速转移的就业压力，使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根据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预测，世纪之交的十年中：首先，进入就业年龄期的新增劳动力，仅城镇本身将有400多万劳动力。农村向城镇需要转移1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即使这样，农业中还将剩余劳动力1.5亿）；其次，由于几十年僵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工人无法随着有机构成的提高而随时再分配和调整，时至今日，已累积约为200万左右的富余职工；再次，由于一直以来企业只生不死，职工不能流动等种种原因，目前在企业中积累了结构性剩余的劳动力约在1000万人左右。三项总计，世纪之交的10年期间，因新增城镇劳动力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产业结构变动，形成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平均每年为1700万人。
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尤其企业改革带来的下岗问题，是将原先有稳定工作的职工推到了自谋生路的处境，这是经济转型与企业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改革的挑战，能否成功渡过这一难关，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二、现象的背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国有企业改革大大增加了劳动就业机会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使我国本不容乐观的就业情况更加紧迫，但是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现状，使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能够扩大劳动就业的范围。因为我国生产力技术结构具有多层面性，地区间发展则带有不平衡性，这种国情使经济转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与扩大劳动就业存在着统一的现实可能性。具体地讲，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大了就业范围：
第一，产业整体有机构成的高级化可以扩大劳动就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意味着产业整体有机构成的升级，改制、改组、改造后的企业为了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也必然进行技术改造，从而使整体有机构成升级，这就要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较少的资金密集型生产。但是，我国现阶段资金积累还达不到相应的要求，在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如果单纯地发展资金密集型生产，使用巨额资本代替劳动力，会造成大量失业人员，必定会降低社会有购买力的需求，制约国内市场的发展，造成生产过剩，再生产循环中断，妨碍资金流动，最终阻碍产业整体有机构成的高级化。
因此，我国在资金紧张，人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推进产业整体有机构成高级化合理的选择，应当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努力开发现代高技术产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多技术层面的生产，积累资金扩大就业；在生产供给增长的同时，使消费需求与之相适应，从而保证经济稳步发展，加快资金积累，为加速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生产或产业创造条件，较快地实现产业的整体有机构成升级。也就是说，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应当有选择、有重点地在一些部门努力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生产，而在一般的部门，则应面向国内外市场，积极发展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的生产，这是扩大劳动就业的要求。而那种脱离国情，片面追求产业超前升级，结果只会造成失业与衰退。因此，从产业整体有机构成高级化过程的要求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企改革的实现途径，与扩大劳动就业具有统一性。
第二，产业结构转向合理化可以扩大劳动就业。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经济部门之间形成相互补偿的、推动扩大再生产的比例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使部门间供求平衡，减少因结构失衡引起的企业开工不足或破产，减少失业，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加速社会总资本的周转速度，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实践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转向合理化，需要大力加强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以克服“瓶颈”制约。加强这些基础产业，在许多方面与增加劳动积累型工程是相联系的，这为吸纳城乡劳动力创造了条件。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关系来看，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尚需大力发展，而在第三产业中，大量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大劳动就业有广阔的空间。可见，从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来看，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的。
第三，充分利用原先闲置的物质资源，可以扩大劳动就业。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以及通过改组、联合经营、股份制、出售等形式，搞活国有小型企业，都促使他们要加强科学管理，减少生产中原有设备的闲置，讲究物质资源的综合利用，如果企业能合理筹集、运用资金，面向市场开发或改造产品，在生产经营中合理使用劳动力，就有可能增加劳动力的需求。当前有些企业每天只安排一班，显然设备利用不足；如能改善经营管理，安排轮班作业，让设备连续运转起来，就能多安排劳动力就业。
另外，运用科学方法综合利用物质资源，降低物资消耗，例如对企业的边角料和工业废渣进行回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技术，运用好这种技术，就能使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扩大劳动就业。
第四，企业走内含扩大再生产道路可以扩大劳动就业。据专家研究，用更新改革方式扩大企业规模，比新建同样规模的企业可节约三分之一的投资，缩短一半工期。这说明控制“铺摊子”，对现有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既能节约资金用于开发新的生产领域，又能加速资金周转，增加积累，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这些都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
第五，有重点地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可以扩大劳动就业。“推动企业技术进步，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机制”，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即使我国资金紧缺，也必须抓住重点，加快开发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海洋等方面的技术，否则，民族经济就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难以跟上现代经济发展步伐。这些部门劳动力需求虽然相对较少，但是，有选择地在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及“瓶颈”产业重点投资、开发高新技术，可以促进新兴产业，并带动大批相关产业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从总体看，集中资金有重点地开发高新技术产业，与扩大劳动就业同样具有统一性。
三、如何把握机遇，走出困境
尽管经济转型与企业改革为扩大劳动就业范围提供了可能性，但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仍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关键。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和现代企业制度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用先进技术装备社会生产各部门，发展新兴产业、行业和工种，节约资源，综合利用，等等，都需要有相应知识水平的劳动者才能胜任。劳动者素质与产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就会发生结构性失业。在改革、转型期间，虽然增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却没有相应的人才。这就需要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是通过职业培训来解决。其内容除了对文化水平较低的职工进行培训外，还应当着眼于新兴行业和工种，发展高层次的职业培训。只有劳动者自身素质提高了，才能抓住各种就业机会。
第二，健全劳动力市场，引导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与合理组合。曾有学者提出“劳动力的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在某处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才，在别处可能仍可发挥作用。前者提到，推动企业技术进步，面向市场进行新产品开发，能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当原有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难以在短时间内上一个台阶时，可以引进外地技术人员。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逐渐淘汰的技术可能在中西部地区正好适用，因此那些在经济发达地区掌握这类技术，在原单位企业改造过程中面临下岗的技术人员就能够到其它地方施展才华，传授技术，从而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且，一个技术人员的工作往往需要几个一般的工人相配合，这样，同时就能提供多个就业机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劳动力市场健全，信息充分及时的前提下才能很好地实现。
第三，调节比较利益，缓解就业压力。在城市的劳动就业上往往是一方面城市中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苦脏累的工作没人干；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进城过多，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这一现象的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上比较利益存在不公。众所周知，第三产业是在同样的资金投入条件下能够较多地吸纳劳动就业人数，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是企业大龄富余职工再就业的合适途径，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的必然要求。但由于这些岗位待遇低，也无稳定感，往往不能吸引城市劳动力，常招不到人。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相应提高劳动报酬。同时，控制农村劳动力过多流向城市，也应调节比较利益关系：一方面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消化过剩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应控制城市中因体制不完善，价格不合理等因素造成的超按劳分配部分，尤其是应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因收入分配管理上的漏洞造成的行业收入不公也应尽快纠正，这种不公既会加重城市内就业难与招工难的矛盾，又会加大城乡比较利益的差距，助长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向城市，不利于城市中再就业问题的解决。
第四，企业内部优化劳动组合与组织下岗人员再就业相结合。从企业角度看，生产向集约型转化和进行改革，就必然优化劳动组合，把富余人员排离出来，这样可以使企业减轻工作负担。但是，就社会整体来看，维护秩序安定，安置再就业，面广量大，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企业在优化劳动组合的同时，对企业富余人员的再就业也能担当应有的责任，则社会的耗费可以显著减轻。在社会主义国家，节约全社会的非生产耗费，国家与企业有着利益上的一致性。由企业来解决本单位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有较大的方便之处，因为企业有技术、设备、人才、场地等优势，可以为下岗人员的再就业直接提供一定的条件；企业熟悉本单位的人员情况，便于组织他们依靠集体力量，团结互助，自谋生路；企业的参与，也利于劳动市场服务机构有效地发挥功能。因此，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企业不仅应当坚决地实行优化劳动组合，而且应当自觉把它与组织下岗人员再就业结合起来。
总的来说，改革使我国的劳动就业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但从长远来看，改革为劳动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只要我们能够立足于我国国情，根据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认真加以分析，作出合理对策，必能在经济转型，企业改革的同时提高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