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对亚洲工业化地区的影响（三）——香港回归中国对香港和新加坡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香港回归论文,新加坡论文,亚洲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岳峰译
〔编者按〕本刊在今年第5期和第6期上连续刊载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对美国、欧共体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现刊载有关香港回归中国后对香港、新加坡经济发展影响的译文，以飨读者。
一、序言
从表面上看香港与新加坡有许多相似之处：人口结构以华人为主、外汇储备充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贸易、高科技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等。但是，作为一个特别之地，香港有其独特的命运。经历了99年英国殖民地的历史，香港将于1997年6月30日之后回归中国，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虽给与香港高度的自治权并允许其由“当地居民”管理，但中国在香港事务中仍有重要的发言权。因此，与过去相比，香港的命运将更取决于中国的改革。
当香港处于徘徊未定之际，新加坡将肯定能从中得益，一些从香港游离的贸易机会可能转向新加坡。由于在政策上向富裕、高智力、高技能的移民倾斜，新加坡将吸引香港的人才和资本。进一步而言，与亚太地区其它地方相比，新加坡具有能接替香港金融中心角色的竞争优势。
二、香港的实力和面临的威胁与机遇
1.香港的实力。贸易使香港从一块贫瘠之地变成全球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市场驱动的香港目前的生活水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包括其宗主国英国。香港的发展与繁荣是和香港的劳动力素质、自由不干预的经济政策、良好的基础设施、地区金融中心的地位、稳定的外汇政策、充当中国和亚洲门户的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等因素分不开的。
2.香港面临的威胁。对香港繁荣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对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担忧。这些威胁表现在：
(1)人才流失。威胁未来香港稳定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人才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源向外国移民。据官方统计，1980年的移民人数是2.2万人，1987年是3万人，1989年是4.2万人，1990年达6.2万人。移民的去向主要是澳洲、加拿大和美国，人数已稳定在每年5-6万人左右，移民结构以较富有的人和专业人士为主。专业人士和有经验劳动力的流失将降低香港商业的效率和增加不必要的工作失误。另据1989年和1990年的调查，香港医生中至少有50%准备移民，85%的持牌测量师和80%的会计师也有此打算。1990年，英国为22.5万香港人提供了在英国的居留权。据估计，持有外国护照的香港人超过45万，主要是富有或专业人士阶层。
(2)商业和资金外流。80年代后期，加拿大吸收了大量从香港外流的资金，特别是87年前后一些小公司以每月2亿加拿大元的速度将资金转移到加拿大。一些香港公司建立海外分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其雇员要求获取外国国籍的机会。1989年，香港净资本流出估计为20亿美元，超过此前五年总和的两倍。其中一些资金投向了中国大陆。最近，香港已将其投资转向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等国，并在1994年取代新加坡成为印尼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其对菲律宾的投资也使日本和新加坡这两个菲律宾的传统投资国相形见绌。
(3)通货膨胀。为了增加公众的信心和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香港政府着手进行包括新机场、航运集散站在内的一些大型基建项目。这些大型基建项目的支出估计为1270亿港元，其中的40%需由私营部门负责筹资。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不但招致政治上的敏感，而且巨额支出加上劳力不足已导致通货膨胀。过去三年，香港的通胀率一直在10%左右，由于港币与美元挂钩，通货膨胀看来难以控制。
(4)法律体系。香港目前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1997年后，终审权不再归于英国枢密院而属于香港。中国虽已决定保留不与基本法抵触的香港现行法律体系，但归根结底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在北京，很难预见97年后香港的法律将会如何。中国大陆正处于法律建设期，比如中国至今还没有新闻法；问题是在此期间中国是否会大规模改变香港的现行法律体系。
(5)竞争。亚太地区国家成功地吸引了发达国家的大量直接投资。与香港相比，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新兴国家拥有更廉价的劳力和更大的市场，而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则在政治上较香港稳定，特别是新加坡正成为可能替代香港的选择。作为中国的门户，上海将来也可能成为香港的竞争对手。
(6)增长的不稳定性。1979-1988年，香港GDP的平均年增长率是6.4%，1989-1991年下降到3.4%，1992年又升到5.3%，1993年为5.5%。预计1994年和1995年的增长率是5.3%和5.5%。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香港巨大的基建支出和希望增加到中国投资的外国资本的流入，进一步的增长将很大程度上受上涨的物价和高额经营成本的制约。另有迹象表明，作为经济增长重要组成部分的私人消费与投资正趋下降。由于彭定康推行的选举改革、基建计划和福利许诺引起中国的反对，随之而来的不信任与猜疑使香港主权过渡的许多方面都蒙上了阴云。
3.香港经济的转移。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香港以制造业特别是纺织品和玩具的生产闻名于世。到80年代后期，超过一半的香港制造业已转移到广东，香港经济正日益以服务业为主。香港的出口主要是转口贸易，本港产品的出口量持续下降：1984年，转口贸易大约占本港出口的60%；1994年的比例急升大约430%。
自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广东省得到了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使粤港合资企业迅速发展。目前，四分之三的香港公司在大陆有合资项目，合资企业达23万家，其中约有8万家座落在广东。因此，香港经济发展的数据由于这种粤港经济的一体化而变得模糊不清。
1979年以来，香港占据了中国外来投资的三分之二，并缓缓地将其商业触角伸展到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到1990年，香港的影响已遍布整个中国大陆。这种生产和资金从香港向中国大陆的转移表明了香港商人对中国政府发展和经济前景的信心，也是97问题的一种现实解释。而今，中国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出口的32%输往中国，进口的38%来自中国，香港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4.香港未来的作用。鉴于香港与中国的长期关系，香港正寄希望于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未来的增长中获益。
(1)中国的门户。香港是商业、技术、资本和管理思想的理想登陆点，也是各国为进入中国市场而设立地区总部的理想之地。香港具有的这些优势尚无其它地方能与之相竞争。
(2)中国与世界的通道。香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一再强调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体制的重要性，并表示中国要再建几个香港。香港有世界第八大股票市场。并是重要的资本市场，其港口、金融市场和信息网络将为中国发挥很好的作用。
(3)制造业。过去，香港的产业工人从未超过90万，而今其在中国已雇佣了超过360万的廉价劳力，香港的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
香港并不能就此认为其现在的繁荣是理所当然的。香港经济的继续繁荣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反过来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显然，香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的依赖性比以前加强了。
三、中国因素
不考虑中国因素而讨论香港的前途是片面的。
1.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从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这些改革使中国在整个80年代都保持了经济的增长，其国际贸易排名从1980年的世界第31位升至1993年的第11位，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吸收国。不过，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有其不确定性，取决于其对指令性经济和集权制的突破能力。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带来了政治反应；经济特区的创建有着损害中央控制的风险，会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争夺控制权以及地方政府间对外资和外贸的争夺；外来投资会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纠纷尚未解决；经济存在着过热的危险，通货膨胀率已升至近30%。而且确实谁也不知道现在的老一代领导退出舞台后中国改革的方向的程度将如何。因为，中国正处于诸多不确定因素之中。
2.中国对香港的介入。尽管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并不长，但从1984年起就成为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的香港主要的外来投资者。1985年以来，中国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中国的利益在于将香港视作一个经济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这也是英国过去的利益所在。
3.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中国最可能采取的方针是在形式上兑现其“一国两制”的诺言，这是因为：
(1)中国虽有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的良好记录，但中国对香港的保证却有点小心谨慎。中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指出，“只要中国的总体政治形势保持稳定、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将遵守与英国的协定原则。”
(2)由于在香港的投资超过250亿美元，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不要“摇晃这艘船”。更重要的是，香港未来仍是一个重要的口岸和外汇来源地。外国在香港的存在仍然很强大，许多跨国公司继续将其海外总部设在香港，以期在中国大陆有一席之地。由于香港对中国利益攸关，因此，香港经济的增长看来不可能受抑制，也不会被强加严厉的政策。
(3)统一香港和台湾是邓小平的心愿，中国必须善待香港才能说服台湾坐到谈判桌旁来。
四、新加坡
1.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相隔千里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两地处于同一时区、均采取低税制、都以邻近地区为廉价生产基地；服务业主导经济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华人掌握着经济财富；外汇储备丰富且在中国有大量投资。此外，香港和新加坡除人才优势外别无自然资源。
香港与新加坡在行政管理方式上有很大不同。新加坡经济较多地受到控制，政府指导着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因此，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建设比香港发展得更快，有更好的机场、通信系统和港口设施。新加坡人大多会说流利的英语（国际商务语言），并且掌握两种语言。与香港相比，新加坡的外汇交易市场更大、期货市场也更完善。虽然新加坡的银行比香港少，但它没有困扰香港的银行破产危机的烦恼。这都是政府调控和计划的结果。同样，新加坡许多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由政府制订，其基本要旨是维护新加坡高生产率、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的地位，不至因漫天要价而被国际市场排斥。
与新加坡法规繁多不同，香港的经营自由度相对较高，限制较少。
(1)政治和政策风险。新加坡被《商业时代》评为亚洲政治最稳定的国家，该刊将新加坡列为“A”级，将香港列为“B”级。《亚洲商业》亦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比香港稳定。
(2)生活费用。据瑞士联合银行的调查，香港生活费用指数为97.5，而新加坡是94.8。
(3)生活质量。瑞士资源集团公司将新加坡的生活质量排在世界第9位，为亚洲之首，而香港仅名列第56位。
2.新加坡的贸易与投资。1994年，新加坡从香港的进口占其总进口的3%左右，对香港的出口占总出口的9%左右，新加坡对香港的出口占香港进口总量的4.5%。香港从新加坡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石油与石油产品、机械产品和运输设备。香港在美国和马来西亚之后是新加坡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新加坡在与香港的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其与香港的贸易量超过与中国的贸易量，对香港和中国总贸易的顺差也正增加。
1986年到1990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对东盟邻国的投资超过其对香港与中国投资的总和。同期，对香港的投资超过对中国的投资。
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首先，新加坡“外向型经济”的趋势导致对外投资的增加。其次，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公司投资于中国、印尼、缅甸、越南和印度。许多公司准备去非传统地区投资，经济发展局199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正成为新加坡公司投资的最热点。第三，新加坡政府正积极参与其中的一些投资。新加坡在距上海西50英里的苏州建立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就是这种项目之一，19家新加坡公司将帮助建设27平方英里的园区。迄今为止，新加坡已与美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的14家公司签订了投资9亿美元的协议。此外，大约300名管理人员将赴新加坡受训。
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多。首先，最明显的是受投资利益的驱使，包括市场、土地成本、劳动力等因素。其次是与香港竞争因素的推动。第三，新加坡政府引导投资的结果。政府认为投资东亚特别是中国最为有利，结果，由经济发展局帮助的投资有52%流向中国，27%流入东南亚国家。第四，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新加坡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与香港企业家相比，投资的着眼点更远。
日本、美国和英国是对新加坡投资最多的国家，香港的投资近年来一直在下降，即使是香港问题还在谈判中的80年代前期，香港对新加坡的投资也未曾明显增加，而80年代后期则比前期更少。1991年，香港对新加坡的投资仅占新加坡外资总额的6.7%，这一比例相当于1981年的一半。
3.香港对新加坡的影响。首先，我们分析是否有理由认为新加坡将能从香港的损失中受益：
(1)贸易和贸易集散作用。尽管新加坡与中国有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但新加坡把香港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转口基地，这对那些无力或不想在香港或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贸易商来说非常重要。新加坡和香港都具有贸易集散地的功能，新加坡面向的是东盟邻国，而香港则面向中国。因此，贸易机会因香港的衰落而流入新加坡的可能性不大，相反，新加坡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
(2)外国投资。并无迹象显示因香港前途问题而使香港资金大量流入新加坡，外国投资因香港前景不明而转向新加坡的可能性也很小。与香港的情况相同，外国公司过去对新加坡投资是因为其低工资和低税率，而今新加坡经济已从低工资的制造业转为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成本较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中国为高，能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是电子、石油业和金融业，或者是外国为从事东南亚贸易而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
根据一项对跨国公司关于在亚洲投资的国际调查，新加坡的吸引力列于中国和香港之后的第三位。在230家接受调查的公司中，70%选择中国，64%选择香港，61%选择新加坡。香港的吸引力在于其靠近中国，这是新加坡无法取而代之的。
(3)金融中心。香港金融业发展传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的重点则是其东盟邻国。与新加坡相比，香港在金融市场和配套设施的发展上相对滞后，政府对金融业的指导亦不足，导致金融丑闻和破产案较多。据说，香港一些银行最近建议其大储户在97过渡时期将资金外移。香港大通银行私营部门主管克罗提称，香港可能会失去一些非中国的银行业务，尽管该行许多商业和投资业务仍在香港进行，但“银行所有的私人业务将在12至15个月内转移到新加坡”，“大多数国际大银行将不会把外汇业务总部设在香港”。因此，与其他领域不同，新加坡在金融业方面可能获得渔人之利，但还要取决于新加坡是否有实力接替香港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4)人才流失。新加坡不能被指责夺去了香港唯一的资源——人才资源。到1990年，尽管新加坡已为10万香港华人和其家属提供了永久居留权，但真正定居新加坡的香港人很少。虽然新加坡的政治比香港稳定，但被认为限制过多，不利于企业的自由发展。事实上，居住在香港的新加坡人比居住在新加坡的香港人还多。
其次，我们通过对新加坡商人的一项调查（93年和94年）来分析香港因素对新加坡商业的影响。在问及香港97问题对他们的出口的影响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认为两者无直接联系或不受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在1993年和1994年的调查中相近。1994年认为其对香港的出口会减少的占5.9%，比1993年的4.6%略多。除了对欧共体和美国，认为其对中国、韩国、台湾、日本和东盟的出口会下降的人1994年比1993年少。大约有11%至12%的人认为对香港和中国的出口会增加，而且对与中国的贸易更乐观些。除了对日本，94年认为其出口会增加的比93年少。
因此，新加坡面对香港的衰退几乎无利可图。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香港所失去的，新加坡也可能会失去因为它失去了香港的收益增殖效应”。香港与新加坡的竞争领域是金融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新加坡有可能从香港接受转移的也仅是这两个方面。香港因素对新加坡的贸易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认为其出口会减少的新加坡商人很少。
4.新加坡的反应。新加坡商人总体上对香港97年后的政治前途比较乐观，而且由于在中国投资而倾向于中国。调查中41%的人认为香港能享受“一国两制”，还有30%的人认为香港能得到一些政治自治权。调查显示，新加坡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数比在香港的多，而且目前在中国尚无投资的公司中有31.1%打算去中国投资，而在香港尚无投资的公司中只有7.5%准备去香港投资。最近在中国各地掀起的投资热潮显然已证实了这一结果，中国已成为新加坡商人最热的投资点，其吸引力超过印度、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
五、可能的方案
我们对香港的未来作三种假设。第一种是悲观的假设，香港经济发展因中国的管理而严重受损，第二种是中性的假设，香港将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或增长稍缓，第三种是乐观的假设，香港经济因其中国门户作用的加强而加快增长。
1.对三种方案的评估。(1)悲观的假设：增长受损。香港政治的不稳定性是这一假设的基础。这种不稳定性起源于两方面：中英分歧对香港的未来不利，香港将成为北京管理的政治挑战；邓小平后时代的中国政局也存在风险，为解决内部冲突和权力之争可能出现强硬路线政权。这两方面都会妨碍香港经济的发展。
大多数香港居民对香港的政治前途持“非常模糊的观点”，据香港大学对3500人的调查，只有20%认为香港的政治形势会有所改善。到1993年底，对香港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法变得积极，大约61%的人对香港经济、55%的人对社会环境表示满意。
除了少数畅所欲言者，大多数香港人对政治冷淡，他们宁愿找钱赚而不是找麻烦。中国的实际利益也在于保持香港经济的稳定。尽管受天安门事件的影响，然而贸易与投资仍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继续涌入中国。对香港来说，也同样如此。持不同政见的人会迅速离去，但留下来的人会继续做生意。因此，从香港人对政治冷淡的特性和中国保持香港繁荣的利益出发，这种假设不太可能成立。
(2)中性假设：经济维持现状。这种假设认为香港的商业活动将照旧进行，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结合得更紧密。目前的不稳定只涉及香港的政治前途，但并未严重到会导致经济衰退的地步，香港宁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繁荣的经济实体服务于中国而不是一个超越控制的经济自由体。这样，香港经济在过渡期后的几年能保持现状或稍有下降。由于香港的制造能力大多迁入中国大陆，香港经济的增长和未来潜势已同其在广东等南方省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香港未来的很多方面将一如既往，仍是重要的口岸和金融中心，保持中国的贸易臂膀地位。
(3)乐观假设：一个门户。在考虑香港前途时，须将其与中国南方的关系和它作为中国门户日益增强的作用联系起来。依靠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制造业基地，香港有能力产生许多世界级的大公司。由于中国出口的很大部分通过香港进行，各国的许多贸易和投资也从香港进入中国，因此，香港现在和将来都是通向中国的一个重要门户，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与之竞争。
香港的未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未来相联系。8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经历了80年代后期短暂的停步之后，1992年它再次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大国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我们认为，在享受了经济改革的成果之后，中国即便在邓小平后时代也不会后退。因此，香港经济的长期繁荣是可能的。不过，由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不会太快，香港商业的高成本和高通货膨胀也会限制其发展，而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很多外国公司将直接在中国投资或不通过香港，因此，第二种假设最有可能成立。
2.对新加坡的影响。新加坡经济更易受美国经济的冲击，而不是受香港或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香港1997年的回归对新加坡来说并不突然，和香港商人一样，新加坡商人多年来也在作准备，积极致力于投资和贸易地域的多元化。目前，香港和中国大约占新加坡出口市场的10%，随着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将会加强。新加坡在香港的存在主要是以香港为进入中国的通道，这对那些小公司来说尤为重要。当然，一些新加坡公司正积极地在中国开设“自己的门户”。
如果出现第一种假设的情况，真有一些商业机会逃离香港，那么新加坡最有可能受益的是高科技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80年代后期确有这方面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已不太可能再度发生。后两种假设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为前提，且中国的成功又以保持香港的活力并为己所用作基础，在这两种情形下，新加坡的受益可能会更大。
看来，新加坡对三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能应付。一方面，新加坡能从第一种情况发生时从香港逃离的商业机会中受益，并能继续同中国保持商业往来，另一方面，由于在香港和中国都有投资，新加坡同样对后两种情况所有准备。此外，商业地域的多样化使新加坡在中国经济改革失败时也不会受很大影响。
六、结论
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对任何人来说已不是件新鲜事，有关各方多年来都在作准备。一方面，香港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者，其在中国广东的经济势力更显强大，衡量香港的经济力量须同其在内地的后方基地合并考虑；另一方面，中国同样也积极地在香港投资，已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香港的第三大外来投资者。这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和香港的关系更加密切。
迄今，香港的繁荣更归功于其能干的人民、英国的不干涉政策和中国的实用主义精神。过去30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香港或切断其食品和水的供应以胁迫它并入大陆，但它没有这样做。相反，中国采取的是任其自然的政策，并在动乱时使香港免受其害。自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广东由于香港并得到许多优惠政策而迅速发展。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让香港象过去一样自由经营，香港的门户和贸易集散作用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将起重要作用。香港的前途应是光明的。
除了80年代后期高科技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略有所得外，新加坡并不能从香港身上谋取更多的渔人之利。新加坡也并未夺去香港最重要的人才资源，相反，移居香港的新加坡人比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人还多。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发展面向的地理重点不同，前者主要面向其东盟邻国，而后者则面向中国、韩国和日本。
新加坡一直积极地在香港和中国投资，其贸易与投资战略看来是面面俱到。香港与中国能相安无事对新加坡来说是最为有利的情况。即使香港的形势恶化，新加坡也能因为其在中国的利益而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商业关系。香港的衰落不可能会对新加坡有重大的影响——积极的或其他的。总之，新加坡现在所处的地位能保护其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