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西忻城土司儒学的传播
莫军苗，张 超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 来宾 546199）
摘 要： 明清时期是忻城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忻城地区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它主要经历了明初流官治理时期建立县学，儒学兴起；降为土县前期取消学校，儒学发展受阻；降为土县后期土司兴学崇儒，主动发展儒学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忻城儒学发展的探讨，展现儒家文化对忻城地区的影响以及忻城土司如何从被动到主动融入中原文化的过程。
关键词： 忻城；土司；儒学；传播
“五千年华夏，五百年土司”，广西忻城建县至今已近1400年，其中有长达五百年的土司施政时期，即1496-1906年。广西忻城莫氏土官，始于莫保，终于莫绳武，历明清两朝。在明弘治九年（1496年）降为土县之前，忻城为流官治理，莫氏只是协理。后因总督邓廷瓒的奏请，弘治九年（1496年），朝廷下令“裁革广西庆远忻城县知县一员，止留土官知县掌印管事”。至此，忻城正式降为土县。时为莫敬诚之孙莫鲁袭职。
在处理朝廷、地方百姓关系上，土司施政以世袭制顺应并加强了朝廷对偏远地区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适应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其文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其施政文化，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域文化。他们推行以土司田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在生产经营、交通、商业、财政、土兵制度、文教、风俗等方面均有特色。作为封闭、家族式的地域政权形式，广西忻城土司已经随着“改土归流”的大潮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文化载体，土司的生命力犹存。其整体布局和谐完整，巧妙利用山形地势，完好保存的土司衙门及其节令、民俗竞技、歌圩、饮食等相关文化代表着特定时代、民族、阶层的生存方式。其文化研发的价值，如独特的阶级形态、文化教育、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民族心理及功过是非对当代仍有启示意义。
为稳定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权形式上，中原王朝选择了土司制，如何通过宣扬儒学，使边远地区与中原文化接轨，使百姓明诗书，达礼仪，认同中原文化，实现国家的稳定，是中原王朝进一步要考虑的。
在流官治理期间，儒学的发展跟随明王朝的政策，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建立县学。然而忻城地处桂中，山多地少，崎岖路险，交通不便，属于典型的壮族聚居区，文化并不发达，且本地民风彪悍，因而儒学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忻城后于宣德元年（1426年）废除县学，儒学发展受到阻碍。弘治九年，忻城降为土县后，例不建学，土司并未发展儒学。至莫氏第五任土司莫廷臣袭职后开始，兴办学校，“延名士，教子侄，诗书之声渐出蛮乡。”［1］22这是忻城土司第一次主动发展儒学。其后忻城继任土司虽继续推动儒学发展，但由于莫氏土司内斗百年，忻城本身并不重视文教等原因，儒学发展并不顺利，并未为忻城本地培养出人才。至第十五任土司莫振国袭职之后，儒学开始真正得到发展，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为忻城本地培养了包括三名举人在内的一百多名科举人才。
一、流官治理下的忻城地区儒学
明朝初年，忻城处于流官治理之下。莫氏先祖莫保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迁居忻城，莫氏家谱称当时“瑶壮肆害，地方不宁，宰是邑者申请为副理”［2］23知莫保被当时的流官奏请协助治理忻城，不过正史上并未记载。不过在弘治九年（1496年）莫保后世子孙莫鲁为专任土司，忻城降为土县之前，忻城治理都是以流官治理为主，莫氏协理为辅。此时期忻城儒学的发展与中央王朝的政策息息相关。明朝之前，忻城并无学校的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学校对社会移风易俗能够起到较好的教化作用，他于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3］1686要求全国各地建立孔庙，以教化民众。洪武三年，忻城始建立县学，这是忻城儒学建立的初始。但忻城儒学发展并不顺利，并没有达到朱元璋所希望的起到教化的作用。
一是设立学校，教化子弟。第五任土司莫廷臣袭职后，“念祖宗操弓挟矢，绝少文事，日以鄙塞为愧。”［9］22于是开办学馆，要求本族子弟入馆读书。这是莫氏土司办学之始，也是忻城莫氏土司有意识主动发展儒学的开始。第七任土官莫镇威袭职后，也常留心词翰，教育子侄“仕学则优，斯言终身诵之。”［10］29“震威之余泽以文教。”［11］29莫镇威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此时期忻城儒学的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忻城土司家族历经百年的内部斗争，使得忻城的儒学教育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忻城儒学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儒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莫氏土司家族内斗的平息。忻城莫氏土官家族曾发生三次严重的内讧，自相残杀，近十年没有土司袭职，其中尤以前两次最为严重。第十任土司莫恩辉袭职后，在没有得到其祖父莫镇威、父亲莫志明同意的情况下，私取身份较低的麦氏为妻，开启了持续百年的家族内斗。当时莫氏权官莫志仁和帮理者杨双认为麦氏出身低微，不宜为主母，遭到麦氏忌恨。麦氏怀疑莫志仁和杨双二人欲辅助莫恩耀为官，于是在万历三十三年设计杀死莫、杨二人。莫志仁子付稳、付定等人为报父仇，联合韦志贤、韦志道等人杀死了莫恩辉及其子莫昂，麦氏得以逃脱，后莫志明子莫恩达承袭土司之职。其后麦氏又联合莫恩胜于顺治九年（1652年）杀死莫恩达之子第十一莫氏土司莫猛及其子宗启、宗昌，只剩三岁的幼子宗诏在乳母蓝氏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宗诏后在叔父莫谨和南丹土司莫自英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袭职。莫宗诏袭职后，有感于自身遭遇和家族之间的仇杀，开始认识到“武定祸乱，文致治平”，于是延请名士，教育子弟。到了其孙莫延相时，忻城土司家族内斗在“百十年间，而亲亲相残之风从此息矣。”［17］59莫氏百年间家族内斗，正是促使当时的莫氏土司思考如何处理家族间的问题，从而意识到只有接受儒学教育，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统治，进而在他们袭职后开始大力发展儒学。如第十四任土司莫元相所撰《劝官族示》第一条便要求“要读书。则明理事亲族兄，爱敬之念油然而生，不但犯上作乱，绝其端倪，而暴戾凌人之事亦潜而消之”［18］161，可见在莫元相看来，读书明理，能够使家族间相爱相敬，不但能够消除欺凌人之事，也无犯上作乱之事，可以看出在忻城土司的眼中，发展儒学能够促进了家族间的和睦。至莫元相时，忻城土司家族百年内斗逐渐平息。
二、忻城土司治理下儒学的发展
明弘治九年（1496年）忻城裁撤流官，任命莫鲁为专任土司，忻城降为土县。嘉靖《广西通志》称“那地、南丹、忻城、永定、永顺正副土司，例不建学，文武生童附如府学”［8］，故忻城依例不建县学，故在第五任土司莫廷臣之前，莫氏的官族子弟要到庆远等地课读。此时期忻城土司对儒学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建立县学初始，忻城按照中央王朝的要求将教谕、训导配足。但由于县学建立时间较短，且忻城地处偏远山区，并未有良好的儒学基础。洪武年间又规定“府、州、县学岁贡生员各一人，翰林考试经、书义各一道，判语一条，中式者一等入国子监，二等送中都，不中者遣还，提调教官罚停廪禄。”［4］1 6 7 7当时的忻城教谕骆基鉴于忻城的实际情况，自感难以完成，于洪武十七年上奏称“忻城山峒瑶蛮，衣冠不具，言语不通，自古以来，宾兴所不及。今虽建学立师，而生员方事启蒙，难以充贡。”［5］202骆基的奏折表明了忻城儒学虽经历十三年的发展，但并未取得较好的效果，反映了忻城儒学初设时的艰难发展。面对忻城的实际情况，连朱元璋也不得不降低对忻城的要求，称“边夷设学，姑以导其向善耳，免其贡。”［6］202只要求忻城教谕引导百姓向善，而不作更多的要求。
二是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土民越来越多。根据现存文献记载，在第十五任土司莫振国之前，忻城本地并未有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土民。康熙年间，莫振国袭职土司后，开始建立学校，培养子弟，此后忻城开始培养出许多人才。根据《忻城土司志》的统计，在忻城土司统治时期，考取举人3人，拔贡3人，恩贡2人，岁贡22人，附贡23人等共计100余人。其中莫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己卯科乡试，是为忻城第一个举人。虽然忻城土民并未有中进士者，但与有明一代相比，莫振国袭职之后，忻城所培养的科举人才的确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表明了儒学真正在忻城地区得到了有力传播。特别是清代后期，忻城不仅有官族子弟读书应举，普通的土民也人开始开设私塾，教育子弟，读书应举。这些取得功名的的官族子弟如莫欺、莫云卿等都先后到外地做官、任教。
苏石一垄一垄地看过来，直到昨夜刚下种的那垄大棚里，他看到了苏长河和柳红，两人倒在地上，抱得紧紧的。苏石迟疑了片刻，钻进大棚。棚顶只有半人多高，他是蹲着身子进去的。大棚里药剂味儿浓郁，奇异的香气中有着甜腻的味道，蛮好闻的。在醒目的灯光下，柳红倒在苏长河的身上，她一条腿穿着裤子，一条腿赤祼着，圆丢丢的屁股又白又嫩，朝着天。苏石轻轻一推，柳红就从苏长河身上滚了下来，只见苏长河仰天而卧，裤子脱到膝盖上，他的东西直挺挺地翘着。
二是修建宗祠，编撰家谱。忻城莫氏土司宗祠由土司莫景隆于清乾隆八年所建，是莫氏的总祠。此外又有莫氏官族莫志本支系宗祠卜佑“六一亭”、官族莫志德支系宗祠都乐宗祠、官族莫恩奉之子莫举支系寨扣宗祠。宗祠的建立，正如莫萱莚所言“复于县治署右，建立世祠，与家谱相表里，子孙不至日失其序，末始不有赖夫，此是殆仿佛宗法乎。”［15］157表现了儒学思想对莫氏土司家族的影响。家谱是代表一个家族的谱系传承，表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忻城莫氏土司曾先后三次修纂家族谱。第一次是莫景隆在建立莫氏宗祠后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主持修撰了《莫氏宗谱》，该谱详细叙述了其祖来忻城的缘由，家族的发展，其目的在于明系属，也有意识地把家谱作为县志，其在该谱前的《世系图说》中称“余世袭斯土，家之乘即县之志”［16］154。明清之前，虽有一些文献对忻城的风土文物有过记载，但这些记载相当粗略、零散。忻城在清代属庆远府，清代乾隆年间的《庆元府志》关于忻城的山川、地舆等，基本上是以该谱为蓝本的。第二次由莫昌荣在同治四年（1865年）主持修撰《续修莫氏宗谱》。第三次是莫萱莚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修撰，该谱特别列有恶行谱，是在利用族谱来规定族人的行为，体现了在儒家伦理之下教育子弟的心思。此谱虽作民国年间，但毫无疑问，它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之下的产物。
学校是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的关键在学校，因此，首先要加强学校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和管理制度，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温暖。学校应将留守儿童的教育机制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选派专人负责留守儿童的心理、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优点，提高学习热情。
装置投产初期生产举步维艰。在国内它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头产儿”，一无先例、二无经验，当装置出现一些问题，常会令操作者迷惑不解。操作过程稍有偏差，流量、温度和压力等参数就会偏离控制值，几秒钟后反应器压力就会失控，造成气相物料超压排放，俗称“放炮”。单就超压排放损失的物料一项，价值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1971年，装置开车投产的第二年，“放炮”次数就达20多次。
三、明清时期忻城儒学的主要成就
明代流官治理下的忻城儒学并未取得实质性成就，忻城儒学的成就主要是在忻城土司治理之下尤其是康熙年间莫振国袭职后大力发展儒学教育取得的，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在嘉庆年间培养出忻城的第一个举人莫欺。
在历任土官的提倡之下，清代后期忻城地区民间私塾也逐渐兴办起来。忻城的私塾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境富裕的土民延请塾师教育本族及亲戚子弟。如举人莫欺（后改名莫震）、莫云卿就曾就读在外堡思练卜佑村官族莫如恒一家所建立的私塾中。一类是塾师本人开馆授徒。如宁江古彩村的王文治曾创办蒙馆。无论是土司所办义学还是民间私塾，其都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教授子弟读四书五经，学习科举应举之业。使得这些学校成为忻城地区儒学传播最有效的途径。故乾隆时期吏部右侍郎杨嗣景在为忻城土司家谱作《序》时称“忻城自有清康熙、雍正以还，官斯土者，不以边隅薄其民，颇能教之以诗书，文之以礼乐，一洗蛮烟瘴雨之乡，变为声名文物之地，较先代尤有加焉。”［14］154杨嗣景之言或有溢美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忻城的文教取得的成绩的肯定。
又由于当时忻城民众好勇斗狠，战乱不断，不重文教，生员未能足额招收。因此忻城虽设学校，往往有师无生。如永乐二年（1404年），忻城县学训导已经到任一年多，但并无生员到校学习，于是其亲赴北京报告其事。又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宜山韦万皇、韦钱望等领导农民起义，忻城是其左路军的主战场，当时巡抚广西监察御史史申春向明成祖奏称：“思恩、忻城累因蛮寇攻劫，杀掳人民，生员亦被拘掠。今忻城县全无一人，思恩止有四人。县民稀少，多是瑶童，非但言语不通，不堪训诲，抑且不愿入学，徒存学官，无以施教，宜如洪武中河池县事革去。”［7］203可见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忻城百姓无人敢冒险去县学读书。宣德元年（1426年）鉴于忻城县学的实际情况，县学停办，儒学发展受到阻碍，但建立五十六年的忻城县学或多或少为忻城儒学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忻城儒学到了第十五任土官莫振国继任之后才真正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其时“土人习尚，唱歌跳鬼。瑶壮性悍，屡寻仇杀。”［12］59有感于此，莫振国认为“欲洗此陋俗，非读书不可！”［13］59于是捐建义学三间。莫振国要求官族子弟以及堡目、土民中较聪颖的年轻子弟入学读书，聘请名士以教之，读四书五经。莫振国还亲自编写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教士条规》十六则悬于学堂，以激励子弟的向学之心。对于不来学习者，莫振国亦亲自劝说，因此忻城地区文教渐起，儒家思想得以传播。
社会意识形态、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形成并传播当代大学生流行语的基本条件。当代社会生活节奏、文化交流速度不断加快，政府政策、生活方式不断转变，节奏、交流、政策、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在大学生流行语中留下了相应的痕迹。大学生流行语的改变体现着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折射出当代国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透露出社会各个层次的生活心态。可见，当代大学生流行语与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并相互依存。
三是文学创作水平明显提高。忻城儒学取得成就的另一个标志是为本地区培养的一大批才学之士，大大提高了本地区的文学创作水平。历代忻城土司中也写过不少的文学作品，如第七任土司莫镇威雅好山水，写作了《石牛山记》。第十五任土官莫振国写过《西山记》和《游西山诗》等作品。在莫氏众多官族子弟中，有很多文学创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尤以莫欺、莫云卿、莫人瑞为代表。莫欺著有《廉书》《草草集》和《传傅传》等，《廉书》《传傅传》已佚，今存《草草集》诗28首，另有载于《庆远府志》中的《题卧云峰诗三首》，共计31首。其诗多写闲居时的悠然淡泊，颇多清新可喜之作。莫人瑞多题咏之作，今存咏《汉高祖》《陈平》《叔孙通》等诗共33首。其诗作题咏历史人物，通过历史人物的不同遭际来感慨古今，抒发兴亡之感。如其咏《叔孙通》“最喜朝仪规定后，汉家基业迈嬴秦”［1 9］1 8 8，他认为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才代表着汉朝超过秦代，表现了对叔孙通制定礼仪的赞赏，这也反映了在儒学影响之下，忻城文人已经自觉地把儒家最为重视的礼乐制度作为自己衡量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体现了忻城文人在创作上将儒学思想作为其文学创作的基础。
四、结语
明以前忻城属于羁縻州，并未有儒学传播。明朝初期，在流官治理之下，忻城县学虽未得到较好发展，但为该地区儒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土司治理之下，忻城儒学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历代皇帝不断下旨，要求各地土司兴办学校，教育子弟。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忻城土司不得不兴办学校，发展儒学。而且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是中央王朝要求各地土司应袭子弟只有学习儒学后才能袭职，如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王朝规定土官应袭子弟“不入学者，不准承袭”［20］7997。这种强制性的规定使土司们不得不重视对子弟的儒学教育问题，莫氏土司也不例外。但忻城土司是在第五任土司莫廷臣才开始提倡儒学，至第十五任土司莫振国时才真正主动发展儒学。另一方面莫氏土司有感于治下土民好勇斗狠，家族间内斗不止，因而兴建学校，发展儒学以期巩固其统治。
(2)希望学生理解各种常见分布与正态分布比较时的偏度。由于当分布右偏时,中位数小于分布的期望值,当分布左偏时,中位数大于分布的期望值,因此通过比较中位数和期望,可以理解该分布的偏度。以指数分布Exp(0.2)为例,通过命令qexp(0.5,0.2)可以算出指数分布Exp(0.2)的中位数为3.465 736,而期望值为5,因此推出指数分布的分布形状是右偏的。
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强调仁爱，秩序，礼义，中原王朝正是通过宣扬儒学，加强了对边远地区的教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忻城地区从被动吸收儒家文化到主动吸收儒家思想，体现了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边远地区对中原文化和中原王朝的认同，促进了忻城地区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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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黄佐撰，林富参修.嘉靖广西通志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图分类号： C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410（2019）01-0027-04
收稿日期： 2018年9月7日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广西忻城土司历史文化的价值与现状研究”（KY2015YB364）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莫军苗（1975—）女，壮族，广西鹿寨人，硕士，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张超（1990—）男，山东枣庄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韦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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