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四大新增长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点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J120.9;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06-0096-10
中国古代文学曾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形成和造就了一批出类拔萃的批评者和研究者，涌现出了象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一系列经典性的文学研究专著。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诗、文一直被置于正统的文学地位而受到尊重，而小说、戏剧、词曲则都被视为非正统的文学而受到轻视。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又造成了诗、文研究为上，小说、戏剧、词曲研究为次的不合理现象。尽管李贽、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陈维崧等人都曾分别抬高过小说、戏剧、词曲的文学身价，想扭转这种不合理现象，但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格局和观念。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渗透，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文学改良思想的影响，新兴城市的繁荣和报刊杂志的日渐增多，小说、戏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汹涌而起和蓬勃发展，使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根本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和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一些与传统不同，甚至相悖的新型学科竞相出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小说、戏剧、词曲这些原先不受重视的非正统文学，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重视；各种观点和体例的中国文学史纷纷亮相问世。以致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新的增长点。
一、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与对中国戏曲研究的关注
尽管金圣叹在17世纪就曾把《西厢记》与《离骚》、《史记》等并列，提高到与诗、文同等的地位，但仅是个别人的远见卓识。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风渐进，特别是20世纪初，许多青年走出国门，中外文学融汇撞击，一些与传统不同的新的文学观念在青年一代中滋生蔓延，小说、戏剧的地位才得到迅速的提高。而作为一个深谙国学，同时又受到西方哲学与文化洗礼的青年学者王国维，也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学观念中对戏剧的偏见，重视起戏曲来，并从1907年开始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陆续撰写了《曲录》等重要学术专著与文章。到1912年春，又完成了总结性的戏曲研究著作《宋元戏曲史》（注：作者原著为《宋元戏曲考》，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宋元戏曲史》。）。
在《宋元戏曲史》的《序》中，王国维在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以后，又相当遗憾地指出：“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他从目录学着手，广泛搜罗资料，在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和渊源，从音乐、舞蹈、表演和文学四个领域，论述了中国戏曲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提出了他对戏曲概念的确认。即：“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当时曾有中国戏曲来源于外国的说法，而王国维却在书中以大量的史料和严密的考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戏曲是萌生于本国的文学艺术形式，认为除了“《拨头》一戏自西域入中国外，别无所闻。……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第一次以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戏曲史，开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风气，建立了中国戏曲史的学科，可以说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奠基人。他自己在此书的《序》中也说：“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自此以后，不少学校多开此课，各种研究戏曲的专著也就接踵而起，纷纷问世。仅抗战以前便有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ABC》、佟晶心的《新旧戏曲之研究》、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等相关的研究专著出版。由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侧重于宋元戏曲的论述和研究，有些问题已基本理清，故吴梅、卢前等人的研究重点则多放在明清，如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共分3卷，元、明、清各1卷，每卷前各有总论，然后再作分论；而卢前的《明清戏曲史》，显然是专论明清戏曲历史发展的著作，他把明、清戏曲分为4个时期。
从抗战前出版的一些有关戏曲史或戏曲研究的专著来看，当时还多处于初创和梳理的阶段；所探讨的问题又多集中在中国戏曲的起源、发端、形成，或戏曲与舞、乐的关系等一些方面，谈不上深入；凡上古至宋元的戏曲研究多不脱王国维的框架，而明清的戏曲研究又多参考了吴梅的说法。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上世纪40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显得平静，但古代戏曲的研究却很有一些动静，沿着抗战前的研究道路继续发展，继30年代末出版的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40年代又有徐梦麟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小史》、冯沅君的《古代说汇》、董每戡的《中国戏剧简史》等书的出版。其中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学术水平的，还得推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该书宗旨不在纪述往迹，而在穷其流变，故作者广征博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描述和较为深入的阐发，后来作者在60年代出版的《中国戏剧史总编》仍以此书内容为主体。
建国以后的50年代，除了阿英《元人杂剧史》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元杂剧的发展历史，属理论探讨的著述，其他像傅惜华的《明代杂剧全目》、钱南扬的《宋元戏文辑佚》、刘永济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隋树森的《元曲选外编》、赵景深的《元人杂剧钩沉》等，多在资料钩稽，故其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八九十年代，古代戏曲研究重新活跃起来，一下涌现出大量的各类研究专著，其中成就比较突出的有任半塘的《唐戏弄》（上、下册）、张庚与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陈建森的《元杂剧演述形态探究》、赵景深的《戏曲笔谈》、蒋星煜的《中国戏曲史钩沉》、夏写时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等。特别是任半塘的《唐戏弄》，以丰富的资料和精密的论述，从形式和精神两方面来阐明唐代戏剧发展的状况，力求揭示戏曲在宋之前340年中的发展真象，大大扩展了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框架。
不过，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古代戏曲研究，自王国维创此学科，分歧最多、争议较大的，仍多集中在以下3个问题上：
1.关于戏曲起源问题的探讨。王国维和青木正儿认为起源于巫觋歌舞和俳优调戏；闻一多认为用于祭神、娱神的《楚辞·九歌》是中国戏曲的刍形歌舞剧；孙楷第认为源于傀儡戏；许地山认为源于梵剧；周贻白认为起源于民间的故事表演；任半塘认为源于周代的“戏礼”；张庚认为最早萌芽是原始歌舞；张月中、许秀京认为起源于西汉初期的民间“百戏”。
2.关于戏曲形成问题的探讨。王国维、青木正儿认为形成于元杂剧，而吴梅则认为主要以金元院本杂剧为主，两者观点相近；李啸仓等认为形成于南戏；陈多、谢明等认为形成于先秦；祝肇年、彭隆兴等认为形成于“百戏”；张庚等认为形成于宋杂剧和金院本；任半塘则认为唐代已有真正戏曲的唐戏。
3.关于元杂剧兴盛的原因。王国维认为元代废除科举制度是元杂剧兴盛的主要原因；阿英认为爱国的悲剧情感，赋予元曲以生命的力量，是元杂剧成长的基本因素，而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元曲的发展，他主要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元代的戏曲潮流；郑振铎则认为元代存在着一个新的戏曲运动，蒙古贵族灭金，几乎全部继承了包括戏曲在内的一切金代文化遗产，灭宋以后，又接受了包括南戏在内的南方文化宝藏，使得戏曲运动能沿着固有的文化传统顺利发展，得以兴盛；张庚等注意到了戏剧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与元杂剧繁荣的关系；邓绍基则注意到了元统治者对音乐、舞蹈、戏曲的爱好与元杂剧兴盛的关系。
通过对以上一些问题的讨论，使20世纪的戏曲研究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小说研究的升温
自《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诸小说诞生以后，小说已受世人关注，但在中国封建士大夫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仍是一种非正统的通俗文学，地位始终在诗、文之下。只有跨入20世纪，小说的社会地位与文学地位迅速上升，一下跃居文学之首，成为当时最为热门的文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纳起来，大约主要有以下3点：
首先，“小说界革命”旗号的亮出。梁启超、严复等一批社会改良派本来就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至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鲜明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甚至认为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梁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于是，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狄平子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陶祐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等文也纷纷问世，他们多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上的教育作用。
其次，西方小说的大量引进。当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些有识之士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和西方小说。如康有为就曾通过自己主办的报刊积极倡导翻译介绍西方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西方小说；梁启超主编出版的《新小说》杂志就以翻译外国小说为主，并首倡翻译外国小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阐发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至于林纾则更是以古文翻译了英、法、美、俄等国的小说170多种，其中不少是世界文学名著。
再次，报刊图书市场的活跃使得许多人热衷于写小说。在20世纪初叶，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报刊图书市场相当活跃，小说尤受广大市民的欢迎，诱发了许多知识分子热衷并创作小说的欲望。如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除了刘鹗曾任官经商不曾办过报刊，其他3人都曾办过小说报刊。而他们所写的在当时颇为流传的四大谴责小说，几乎都写于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之内。紧随其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又风行一时。小说创作一时独占鳌头，空前繁荣，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内，出版的小说至少在2000种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小说的观念大为改观，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小说研究一时升温。继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声浪之中，鲁迅又推出了他的小说研究力作《中国小说史略》。
历来都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国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实际上在此书之前，泰东书局曾在1920年6月出版过张静庐所著的《中国小说史大纲》，1921年3月修订再版过，内分十章：(1)小说名称之由来；(2)小说之由来；(3)小说之定义、诗赋与小说；(4)小说之创始时期；(5)小说之演进时期；(6)小说之发达时期；(7)欧美小说入华史；(8)现代之小说潮流；(9)小说进化之历程；(10)传奇与弹词略言。据王无为在此书的《序》中说：“静庐兹书，分五编，本编特其总论”云云，可惜其余四编未见成书。而所见之书也不过2万字。故成规模的小说史仍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推算起。
鲁迅此书1925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共28篇，除第1篇是说历史学家对小说的著录和论述情况以外，以下各篇对中国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了系统探索。先追溯远古的神话与传说，其后依序论述了汉代至六朝的小说、唐宋传奇、宋人话本、宋元拟话本、元明讲史、明清的各类小说以及清末的四大谴责小说，并在纵论中国小说的酝酿、产生、发展变迁中，介绍了历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评析了各种小说思想和艺术技巧上的特色与成败得失。这是中国小说史研究上的开山之作，打破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序言》第1页。）的格局。由于此书资料扎实，条理清晰，见解精辟，自成体系，所以一经出版，就得到各家好评。就连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序》中也心悦诚服地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鲁迅和胡适都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且都重视小说，如胡适就曾对《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八部古代小说分别进行了考证，后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在他们的带动下，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一时显得相当热门。即使撇开论文和考证不说，仅以小说史或类似小说史的著作，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后，至上世纪30年代的十余年间，就出版了陈景新的《小说学》、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上、下册）等。但他们基本上仍都圃于鲁迅的框架之内。至于1937年出版的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则是属于另一范畴的小说史论著
除小说史的研究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些经典著作也都成为人们热衷研究的对象。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绿野仙踪》、《儒林外史》等。甚至连《金瓶梅》、《肉蒲团》、《如意君传》等历来被禁的“淫书”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研究最为热门的还推《红楼梦》，其中又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最具影响力。因为他从大量的资料中考证出了许多重要而又有价值的结论，对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及其他旧红学的观点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求实的治学态度和考证论述方法，为中国的小说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门径，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写的《序》中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的问世，标志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这一看法至今仍得到红学界的普遍认同。
在小说史和小说家及其作品研究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通俗小说的目录书，出版于1933年。书中所收自宋至清的通俗小说书目近千种，每一书目后注明其版本、作者姓名或别号、序跋时间及作者；若为孤本珍本，则又注明收藏之地与收藏之人；至于已佚或未见之本，则尽可能对其内容掌故详加考校。该书对晚清以前通俗小说的著录相当完备，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或小说史的必备工具书。
整个20世纪40年代，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显得平静。在建国以后的五六十年代，虽然也出版过《中国小说史稿》等个别小说史的著作，但没有什么重大创见。
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无一例外地被重新评价。胡适、俞平伯的红学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三国演义》的讨论多围绕在“人民性”和为曹操翻案两大问题上；《西游记》则多集中在主题的讨论上，把阶级斗争的学说引入到小说内容之中；而《水浒传》的讨论，由建国初期的“农民起义”说，发展到“忠奸斗争”说，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成了反面教材，掀起了一股批《水浒》的热潮。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曲折，才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显得冷静、清醒。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焕发出一片勃勃生机，呈繁荣景象，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在资料和论述两个方面都得到了突破性的重大发展。这种突破性的重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而呈多元趋势。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术界首先正本清源，打破了建国以后日益走向僵化的一统局面，然后以开阔的视野面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红楼梦》、《水浒传》等都在新的起点上以更新的观点加以重新评价，如戴不凡的《小说见闻录》等便以观点大胆创新而闻名，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则第一次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史框架已被突破。
2.不少禁区被打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本有一些禁区，象《桃花影》、《绣榻野史》、《痴婆子传》等小说在古代就被视为淫书而遭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略有改变，但也仅限于《金瓶梅》、《肉蒲团》等书的研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则一律被打入冷宫。但到了八九十年代这一禁区被冲破，不仅不加删节地出版了一部分艳情小说，而且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研究，如何满子的《中国爱情小说的两性关系》等书，都把笔触伸向了这一禁区。
3.研究资料的丰富。由于中国古代原不重视小说，所以有关小说的资料蒐集并不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称资料丰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古代小说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更为出色，如袁行霈和侯忠义合撰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王利器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等，都在此间问世。此外，像《红楼梦》、《水浒传》等，都有资料汇编本，就连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也都出版了《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等，其时研究资料之丰富可见一斑。
三、对中国词学研究的重视
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是，在梁启起、谭嗣同等人进行文学改良运动，提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等口号的热潮中，却从无听到词界革命的主张。究其原因，恐怕有三：其一，当时的文学改良主要是为社会政治服务，而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历来被视为小道，其反映社会政治的功用和空间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不如小说和戏剧；其二，小说、戏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功用，在西方诸国已被证实，但西方诸国没有词、曲，故也不知词、曲为何物，在中国缺乏参照系，引不起改革或革命；其三，诗、词时而并称，也许谭嗣同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中已包含了词、曲，但并不明确。不过，尽管如此，对词的研究，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内，仍取得了极其重大而又有深远影响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以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刘毓盘的《词史》来体现的。
况周颐与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合称“清末四大词人”。他在《蕙风词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词学，尤其是常州词派的理论而又有所引申拓展，发表了许多前人所未发的创见。如他论词标举“重、拙、大”，以此作为填词的理想体格，与传统的轻、巧、小正好相悖；又主张“词贵有寄托”；重性灵；并纠正了长期以来对词的蔑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乃从西方美学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了“境界说”。他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成名句。”（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91页。）王国维的“境界说”与况周颐的“重、拙、大”两大词学理论，尽管都是在上世纪初便已提出，却影响了整个20世纪。至于刘毓盘的《词史》，本是他执教于北京大学时的讲学手稿，后竟成中国现代第一部词史著作。全书共十一章，其对历代词的基本看法是：“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翦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注：刘毓盘：《词史》，上海书店1985年5月影印，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版，第312页。）这一总体认识，基本上为当世的词学界所接受。尽管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仍不可没。
胡适不是词方面的研究专家，但他自1923年至1926年编撰而成的《词选》中的某些观点，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他认为词史的流变可分为三大期：自晚唐至元初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自元至明清之际为曲子时期；自清初至19世纪为模仿填词时期。(2)他认为“词起源于民间”。(3)他对词取重豪放、轻婉约的态度。其中后两个观点曾对词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特别是“词起源于民间”的观点，也是迄今为止普遍采用的一种说法。
当时真正致力于词学研究而又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词坛的，当属胡云翼、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等数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词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胡云翼主要从事词史、词论方面的研究，著有《宋词研究》、《中国词史大纲》等。他与当时许多新文学倡导者一样，对传统的文化观念持批判态度，在重豪放、轻婉约的词学观点上与胡适相接近。夏承焘主要从事词人年谱的考订、词的声韵、词乐、词谱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轩楼词论集》、《天风阁学词日记》等。唐圭璋则侧重于资料的鬼集和考证，著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而龙榆生则以词为主，兼及诗、曲，重音律，除著有《唐宋名家词选》、《东坡乐府笺》、《中国韵文史》等书以外，还创办过词学刊物《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如果说况周颐、王国维、刘毓盘的学说代表着中国词学第一期的研究成果，那么胡云翼、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则代表了中国词学第二期的研究成果，他们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在上世纪20-40年代完成的。
不过，以上诸家，除了王国维词、曲并举，其余多以治词为主，可惜王国维后转入甲骨文、金文方面的研究。而后真正能词、曲兼治，横跨中国词学研究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开设词曲这一门学科的人物，当首推吴梅，其次则有王易、卢前诸家。吴梅的代表作有《词学通论》、《曲学通论》、《顾曲麈谈》等。《词学通论》先论平仄四声、音律、作法，后论唐五代至清末词家源流正变，评论作品利弊得失，特别是对明词中衰、清词中兴的原因，条分缕析，尤多创见。而《顾曲麈谈》可说是近代曲学最富系统性的著作，全书不仅体系完备，而且论述也比较深入，尽管在观点和结构上吸取了前人的一些经验，但仍为中国现代的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活跃于词坛或词曲研究的学者任半塘、唐圭璋、王季思、万云骏等均出其门下，使20世纪下半叶的词曲研究得以持续发展。
总之，在20世纪上半叶，除了胡适、胡云翼等少数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新文学的视角来看待词，对词的态度比较激烈，持有不少批判成分以外，一般说来，像王国维、吴梅等词曲大师，还是相当尊重词本身的特殊形式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由于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在词曲研究领域中的思想方法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性”、“现实主义”、“爱国主义”等一些概念，充斥于当时的各种文学史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之中。因为散曲的表达方法比较直白，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风格比较接近于民歌，人们对它的评价变化不大，批判的成分也少；而“词为艳科”，本多写男女恋情、花前月下，题材比较狭窄，艺术表现手法又委婉深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下，所得的评价变化就比较大，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主要是：(1)习惯于以豪放、婉约论词，并简单地把词划为两派，重豪放、轻婉约，几乎每部文学史均如此；(2)对苏轼词中的“以诗为词”现象，有的甚至认为“以诗为词”、“不谐音律”等，便是词体的解放，实行诗词合流，并把此作为普遍规律来颂扬；(3)随着重豪放、轻婉约观点的生成，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除苏轼、辛弃疾以外，刘过、陈亮、刘克庄等一些原本评价不高的词人地位迅速上升，而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一些婉约词人的地位迅速下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新的学术空气的影响下，人们对词又进行了全面、认真的重新探讨。特别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基本上都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如仅以豪放、婉约论词，似乎词只有这两种流派，许多人都认为这样未免太简单，詹安泰在1980年出版的《宋词散论》中就认为：像姜夔、张炎就是在这两派之外的词人，并将宋词的艺术风格归纳为八种。对于重豪放、轻婉约的倾向，万云骏则富有针对性地指出：“不要低估婉约派词人在文学史上、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注：万云骏：《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兼评胡云翼的〈宋词选〉》，《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而历代绝大多数词人的词作多是以婉约为主的，而婉约派词的题材也是在逐渐扩大和加深的。对于“以诗为词”的观点，万云骏认为虽不能完全否定，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的。苏轼将诗法带入词中，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段，这是他在词体发展上的贡献与功劳，但其议论化等弊端也较明显，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其范围和程度。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加分析地一味肯定和颂扬。随着前两个观点的改变，人们对婉约词的态度也旋即改变，重新审视，像本来评价不高，甚至遭批判的一些婉约派词人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重又受到重视，并得到了他们在词史上应有的地位。
与此同时，李煜、李清照、秦观、辛弃疾以及明清时期的一些词家词作，也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又涌现出一批更加成熟、更有体系的词学著作，如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刘永济的《词论》、缪铖与叶嘉莹合撰的《灵溪词说》等，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观点众多、体例不一的中国文学史
20世纪以前的中国没有文学史。胡应麟的《诗薮》也只是就诗歌一体所做的自《诗经》至明代中期的诗人诗作的系统评论，比一般的诗话更有系统性而已。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启示和熏陶下，特别是日本学者笹川种郎撰写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年在日本出版，1903年又被翻译成中文由上海中西书局印刷出版以后，对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震动很大。于是在1910年，才有了中国第一本文学史，这就是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后郑振铎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所著《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书中都称其为中国人自著的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与其差不多同时的还有黄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时限自上古至明代，系黄人任教东吴大学为该校所编的教材，坊间未见流行。
林传甲所著原也为教材，系京师大学堂讲义，是作者在1904年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就而成的。其体例则用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以文体为主，共16篇。其中也涉及到古今音韵和训诂之变迁，唯有第4篇标为“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第15篇为“骈散古合今分之渐”，与文学史的发展演变相关联，而其余各篇，都仅就文体而论，与后人眼光中对文学史的要求相去甚远。至于黄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大多是引录原文，或摘抄、或全抄，本人的论述寥寥无几，尚不及林传甲所著。
不过，他们毕竟开了一个头。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教育进一步得到重视与发展，学校里纷纷开设中国文学史或类似于中国文学史的课，于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和讲义相继出版问世，一时成为一门新兴而又颇受人们欢迎的学科。
据不完全统计，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至抗战爆发之前，在这短短的17年时间之内，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或类似中国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便达近150种之多。其中尚不包括断代之属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或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之类的专述文体的文学史，都是通代之属，这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书名也都很新颖。从时间上来说，仍可分为两个时期，即辛亥革命之后至上世纪30年代之前为一个时期，30年代至抗战之前为一个时期。两个时期中都有一些产生影响而又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前一个时期中，比较有影响而又重要的文学史著作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等；在后一个时期中则有：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等。
这可以说是中国初期文学史著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尽管这些著作多由当时大学里授课的教材和讲义演变或修改而成，有的甚至只是师范类学校和中学的国学讲义，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思想却异常地活跃，观念也都很新颖，富有探讨和创新的精神，呈现出一种多元的锐意进取的态势。如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就关注到了文学与科学、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文学史的时代划分等问题；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则关注到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则有对“文学与文学史”概念的探讨，对过去的文学、文学的定义、进化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文学史，都加阐述。同样的，张长弓在他的《中国文学史新编》中也讨论到何谓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产生诸问题。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则认为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
尽管当时还没有成熟和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但探讨的空气相当浓厚，思想也比较自由开放，虽彼此各执一端，却是一种平等的讨论与研究。在从辛亥革命之后至抗战爆发之前的20多年的探讨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就和达到了一定的共识，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1)所谓文学史，是文学在一种与历史相平行，或在历史推动下的、与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发展现象；(2)中国有着内容极为丰富、历史极为悠久的文学史，并随着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演变和进化着；(3)中国文学史的几个主要历史发展时期的大致划分，如先秦文学、汉代文学、建安文学直至唐、宋、元、明、清各代，已初步形成，只是各人的划分方法和标目名称还有差别，有些差别甚至还不小；(4)中国文学史上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风格流派和文体嬗变，在不少文学史著作中已被初步揭示。
当然，由于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在当时仍处一个初级阶段，难免会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似乎还是显得太简单，有些甚至数万字、十几万字便成一部文学史，似乎只是一根线条或一个框架，未免显得粗糙了一些。至于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也不过8万字，却能常印不衰，又能得到闻一多的赞赏，这一方面由于他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以论述作家为主，有些血肉。不过，尽管当时的文学史著作尚不成熟，但仍大受读者欢迎。
到了20世纪40年代，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和解放战争等诸多原因，文学史的著述和社会影响远不如二三十年代。尽管此段时期内也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卷）、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等几部各有特色、比较重要的著作问世，但也只是二三十年代同类著述的延续，在理论和系统性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
建国以后，文学史的著述虽然没有二三十年代那样热闹和繁荣，毕竟也出版了几种，如上世纪50年代曾出版过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一至三卷）、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陆侃如和冯沅君合撰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等。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的两个重大问题的讨论：其一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其二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问题。
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讨论从最初提出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的平行，到强调文学史发展过程必须遵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再到后期一致主张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二者的辩证统一，大都认识到文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但也要考虑到文学发展本身的特殊性。
关于中国文学史主流问题的讨论，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引起的。早在1950年出版的蒋祖怡撰写的《中国人民文学史》中，就曾特别强调和突出民间文学的地位；到了50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明确提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以此贯穿整个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也把民间文学也放在文学史的“正统地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则干脆集体写了一部《中国民间文学史》。约在此前后陆侃如又提出了现实主义主流说；茅盾在1958年写的《夜读偶记》中，则对“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这一说法，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阐述；但刘大杰却不同意茅盾的观点，认为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概括文学史，未免太简单，不能真实地反映丰富复杂的作家作品，是一种变了形的庸俗社会学。
然而，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和主流问题的两大讨论，却对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3部文学史著作带来了较为良好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撰写、1962年7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史》（1-3册），游国恩、萧涤非、王起等主编、196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1-4册），刘大杰修订撰写、196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这3部文学史在分期方法和撰写体例方面尽管各有区别，但都自成体系，形成一定规模。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撰写的以条理清晰、文字简要取胜；游国恩等主编的很注意到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互相影响，以及它们的源流演变；刘大杰撰写的则是在1957年版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动，略求平衡，但也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他们较50年代的几部文学史著作要成熟多了，基本上代表了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学史著作的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呈新锐多元之势，由此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外文学思潮的交汇和冲撞下，人们对文学史有了许多新的想法和认识，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了“大文学史”、“宏观文学史”等诸多观念，甚至也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时间各种新的文学史著作也纷纷推出。归纳起来，有以下3个现象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是多卷本文学史著作的出现。以往虽然也出现过数册或数卷组成的中国文学史，但一般都在二到四册，仍不能充分展示中国数千年文学的辉煌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都感到应有一部较为详尽的多卷本文学史著作的必要。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领衔下，组成了《中国文学通史》编纂委员会。《中国文学通史》按时代分为10种，自《先秦文学史》至《近代文学史》共14册。各册自成起迄而互作适当照应，合则为文学通史，分则为断代文学史，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冠以“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之名。应该说，这套书的规模相当大，论述也较为成熟平稳，但细究下来，其中有不少框架和内容，仍取自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撰写、1962年7月出版的那套《中国文学史》，有的甚至连论述的措辞也一样，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似乎并未得到太多的体现。
其次，是宏观文学史的提出。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文学史的宏观探讨，并为此举行了专题讨论。会后还组成了《宏观文学史丛书》编委会，决定出版宏观文学史的丛书。如陈伯海的《中国文学史之宏观》、夏咸淳的《晚明士风与文学》、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等，均在此套丛书中推出。
再次，是各种专题文学史的涌现。所谓专题文学史，广泛说来，可包括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样的断代文学史，也可包括刘毓盘《词史》这种专述某一文体的发展史。如严格说来，则是以某一文学现象为专题的通代文学史，如郑振锋的《中国俗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不少。但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视野的开阔，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专题文学史，如刘亚虎的《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孙琴安的《中国性文学史》、蔡守湘主编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刘宁华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徐志啸的《中国比较文学简史》等，都属这类著作。
由于有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拓进取，使文学史这一上世纪初刚产生的新型学科，在短短的一百年中便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4-02-16
标签：文学论文; 戏剧论文; 王国维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中国戏剧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水浒传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人间词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