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普之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艺人生存状态的社会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弹论文,之争论文,艺人论文,生存状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4)03－0037－05 20世纪30年代，曾经一度流行于清咸、同年问的女性弹词因缘际会，以一种男女拼档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苏沪一带，并以其不可遏制的势头给完全以男性为表演主体的光裕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直至40年代中期，以男女拼档为特色的普余社与光裕社实行合并为止，双方为了争夺各自的生存空间，展开了一场为时十数年的利益之争。在这场利益的竞夺之战中，双方动员了各自的社会力量，及至借助官方权威来制衡对方。这场不见硝烟但又涉及存亡的较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生动而有趣的社会画面。俟下，我们将对这场博弈发生的根源、展开的过程、事件的结果以及这一事件所展现出来的历史意义进行讨论。 一、男女档的出现及其困境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是苏州评弹兴盛的时期，陶凤子在《居住必携：苏州快览》中对苏垣人士热衷评弹的程度以及是时书场的盛况发出了这样的感谓：“苏州人好听说书，书场之多，甲于全国。”[1]而这种“甲于全国”的兴盛，也使评弹界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从业人群。据是时的业内人士统计，40年代中期，活跃于江浙沪等地的评弹艺人总数达到了两千余人。[2]那么在这个群体中，由于生存的需要，艺人们在业务上展开竞争也在所难免，乃至互生龉龃的事件也有很多。 民国初年，曾经在前朝咸、同年间一度流行的女性弹词重新出现，一些生意清淡的男艺人也开始尝试与女艺人搭档演出。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女子弹词满足了一部分听客的猎艳心态，开始受到欢迎，直至30年代出现了一股热潮。1932年初，发生了日本挑衅中国的“一·二八”事变，上海处于战时。由于受战争影响，评弹艺人无法到上海等地演出，只能滞留在苏州，苏州城内一时艺人云集，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很多艺人没有业务，甚至到了衣食无着的境地。这一时期，部分书场为了营业，开始请女艺人登台演出。据王燕语与朱云天的回忆：“当时生意难做，评弹艺人往往东漂西漂，便有人撺掇醉疑仙上台。”①让人未曾料到的是，醉疑仙②上台后竟大受追捧。受此鼓舞，男艺人们纷纷开始与女艺人拼档合作，且生意均佳。如艺人王燕语在匆匆教会了妻子王莺声几支开篇后，夫妻二人堂而皇之地到乌镇去演出，没想到当天即告客满。 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苏州评弹业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的注意，而更教一众男艺人们恐慌的是，该年年终在常州有两面会书做敌档③，一方面出马的是四档男艺人，另一方面则请出了王燕语(夫妻档)、谢乐天、严诵君和赵湘泉等三女两男四个档与之对阵，结果纯粹的男档不敌王燕语一方的男女合档。王燕语等的胜出，使男女搭档一时大盛。④ 光裕社素以评弹界正统自居，在光裕社的社规中，“不录女徒”是极重要的一条，作为评弹“后四家”之一的马如飞尤其对女说书深恶痛绝，在其草拟的《南词必览》一书中即指出：“所可耻者，夫妇无五伦之义，雌雄有双档之称。同一谋生，何必命妻女出乖露丑，同一糊口，何必累儿孙蒙耻含羞。”[3]而这种在男性权威下形成的性别自负，至今犹存。陈希安是曾经叱咤江浙沪书坛的“七煞档”之一，当被问及女艺人的相关事情时，其坦言道：“我们跟女的也不往来的，看不起的，叫说女书，光裕社都是一些比较好的男的。她们出场也不跟我们在一起，她们自己有一个地方，在宁波路还是南京饭店什么地方。”⑤ 由于跟女子拼档违反了光裕社的社规，该社开除了艺人钱景章、王燕语、沈丽斌等的社籍，并不准他们在苏州登台演出。为了使光裕社的决定更具效应，该社更是动用了吴县公安局，禁止女子上台说书，试图通过官方途径来巩固自己的正统身份。而吴县公安局也极为配合，不久即饬令所属各城乡警局，自1934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开始，一律不准女艺人演出。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各地男女档无处登台，只得被迫返苏。此时恰巧沈丽斌四十岁生日，众多失去生活来源的男女艺人纷纷聚在沈宅，表面上是贺寿，实则商议对策。经过一番磋商，众人认为硬碰硬显然不是光裕社的对手，于是决定向当局上诉，并议定今后每档抽出收入的十分之三作为上诉经费。 是年6月，由于天气炎热，在苏州观东大戏院演出的各剧团相继封箱歇夏。戏院方面为了减少剧团停演造成的损失，转邀钱景章、陈亚仙以及朱蓉舫、朱美英两对夫妻档登台演出。处于失业状态的钱、朱两档欣然应允，但钱景章料想光裕社必然干涉，于是向观东大戏院经理汪荣卿等道明原委。汪等即请时任国民党吴县县党部的特派员孙丹忱出面协调，并将演出事宜向吴县公安局呈报，同时取得吴县公共娱乐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审会”)颁证许可。一切就绪后，钱景章、朱蓉舫两对夫妻方才放心登台。 不出所料，光裕社对观东大戏院的行为深表不满，并向该戏院提出抗议。而观东大戏院因已在事先做好准备，且有孙丹忱这粒定心丸，对光裕社的抗议未加理睬。眼见观东大戏院方面不为所动，光裕社乃以“有伤风化”为由，向吴县当局投诉。 得知光裕社的投诉后，观东大戏院并不示弱，也向公审会提交呈文，要求主持公道，文中称： 窃本院开设观东大戏院，向系开演话剧，现届合同期满。适值长夏亢旱，天气炎热之际，各戏院规律封箱期间，本当暂停营业，因维持职工生活计，故而改聘钱景章、陈亚仙，朱蓉舫、朱美英两档夫妇说书，及江颂英男女苏滩，继续营业，并于未开幕前，先行呈报公安局，后经将游艺节目呈请钧会审查给证许可。讵知开业之前日，光裕社虚构本院弹唱秽词、妨碍风化等情，以图诬陷。男女合档说书，查男女义务权利，绝对平等，处今党治之下，提倡女子职业，无论任何社务，均许女子参加。至于设男女双档，有关风化，惟男女话剧、男女双档说书，光裕社请求禁止。讵该社竟心存嫉妒，此种主张，于情于法，均属荒谬。前经三分所王巡官亲自来院审查，并无弹唱秽词、妨害风化等情。经审查合格之营业，请求钧会鉴核秉公处理，以维营业，而恤商艰，实为公德两便。[4] 观东大戏院与光裕社各执一辞，互不妥协。吴县公共娱乐审查委员会接到光裕社投诉后，即派委员金挹青前往观东大戏院调查。金挹青于7月17日晚赴戏院访查，结果证明光裕社指控不实。金向公审会所作的报告如下： 七月十二日五次公审会会议，对于光裕社呈请禁止观东大戏院男女合档弹唱淫词，有伤风化，议决。由金委员查复，委员遵于七月十七日晚，前往观东大戏院调查，钱景章、陈亚仙合档演唱《毛家书》“童文正四衙至审王文”一节，又朱蓉舫、朱美英合档弹唱《双金锭》“王月金告状”一节。查是日听客并不众多，虽系男女合档尚无诲淫之处，理合将调查所得据实报告。此致。 吴县公共娱乐审查会，委员金挹青。[5] 对于金挹青的结论，光裕社自然不愿接受。既然奈何观东戏院不得，转而将矛头指向钱景章等艺人，指责钱等“藐视禁令，破坏教育，侵犯社规”，并一再敦促当局对此行为应“严行取缔”。[6] 光裕社是具有地方影响力的行会组织，并且拥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其潜在势力不容小觑。对于该社的投诉，苏州行政当局自然不能等闲视之。7月24日上午，公审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主席王绍猷报告了几项其他案件后，即就光裕社所呈案由进入大会讨论。大会根据光裕社与观东大戏院两方的呈辞，结合公审会委员金挹青的调查报告，斟酌再三，最终决议：男女拼档的形式合情合法，不便禁止，但如确有淫秽内容，则应取缔。其次，关于光裕社所定下的社规，其效力只及于本社社员，而提出制裁的钱景章等已非该社社员，故不在受制之列。最后，公审会“根据以上两原则，连同金委员调查报告，分别两县政府公安局党部，并批答观东大戏院及光裕社知照”[7]。决议一方面支持观东大戏院要求男女平等的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又承认了光裕社对社员的裁决权，认同了光裕社取缔淫词的正当性。结论在于，钱景章等既非社员，而据公审会委员金挹青的报告，钱等也不曾有滥唱淫词的行径。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决议无疑是有利于观东大戏院和钱景章等艺人的。然而考虑到光裕社在地方上的地位，又给其留有台阶，不致使光裕社颜面尽失。 然而这一决议的后果却是三方都始料未及的。公审会的决议下达后，在观东大戏院的示范作用下，各大书场纷纷效仿，竞相邀聘男女档艺人，情形一泻千里，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时《大光明》报对此有直观的报道： 自从观东大戏院改辟男女书场以后，日夜的听客，终是人山人海，营业既利市三倍……所以引起一般人的眼红起来……见有好多处纷纷请求公审会备案，设立男女书场。这一来，可见女子说书，是一件很好的买卖，不过男女书场是一起一起的多了。⑥ 对于女档的兴起，光裕社已无力阻止，无奈之下只好疏通关系，再向当局呈请，要求按旧例，凡外道⑦在苏献艺者不能像光裕社员那样登上书台，而只能在平台演出。对于光裕社的请求，苏州当局竟然颁文支持。一时间凡有男女档演出的书场全被拆去了书台，惟观东大戏院以自己是戏院并非书场为由，坚持未拆。 各书场禁止外道及男女档艺人登上高台演出的“高台事件”使男女档的演出业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引发了诸艺人进一步的不满与反弹，开始积极寻找途径，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 二、从“南方乾坤弹词”到“普余社” 光裕社要求禁止男女档享受该社社员待遇的行为，表面是依循旧例，维护光裕社社员的利益，实则仍然试图垄断市场，以保持自己的一家独大。当时众男女档艺人没有自己的组织，艺人们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受聘演出时也只能挂“南方乾坤弹词”的招牌。经此“高台事件”后，众人进一步意识到了团结的必要性。在向吴县以及江苏省当局请求取消歧视、建立社团未果后，钱景章建议前往南京“爬上司”⑧。 1934年11月，朱云天代表艺人至吴江，委托人称“草鞋律师沈大头”的沈子予律师协助办理此案。沈当即草拟讼文四份让朱携回，经商决，众推钱景章与朱云天前往南京。男女艺人控诉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指责光裕社具有性别歧视，与男女平等之原则相悖，违反了《国民党之政纲》中“对内政策”一款第十二条的规定。⑨其二，光裕社恣意开除社中成员，不顾艺人生计，垄断评弹演出市场。⑩钱、朱二人一到南京即将诉状送至国民党中央党部。然而诉状送上去后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二人久盼未果，又无力耽搁，只能先行返回苏州，坐等音讯。 钱、朱回到苏州后，对于能否获得南京方面的支持并无把握，又不能坐以待毙，只能另辟他径。早在民国初年，上海即成立了一个润余社，该社也是因不能忍受光裕社的墨守成规，由光裕社分化出来的部分社员组建而成的，社长为凌云祥。润余社此时是评弹界唯一一个足以与光裕社抗衡的团体。为了自保，也为了今后的长远发展计，钱景章等开始与上海润余社联系，经该社夏莲君引荐，与润余社相关人员商洽，希望“南方乾坤弹词”的全体艺人能加入润余社。润余社此时也有心进入苏州，希望能在苏州组建自己的力量，打破光裕社对苏州市场的独霸局面。由此，双方一拍即合。谈妥后，苏州方面旋即将所有艺人照片送至上海，由润余社颁发会员证。并约定日期由润余社数档艺人前往苏州做会书，苏州方面则负责接待。但不知何故，当润余社诸艺人浩浩荡荡按期赴约，到达苏州火车站后却迟迟不见有人来接站。润余社诸人一怒之下当即返沪，只留下几位社员与苏州方面的艺人办理交涉，收回所有已发会员证。 加入润余社未果，在苏州又频受排挤，“南方乾坤弹词”的一部分艺人开始移师上海，寻找出路。钱景章等人在上海孟渊旅馆耗了40多天，每日跑书场，奔电台，然而因为得罪了光裕社与润余社，苏沪两地的书场都不敢贸然聘请他们。钱景章与“南方乾坤弹词”家们真可谓进退维谷，窘迫万分。幸而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使艺人们的生存境遇发生了转机。某日，百无聊赖的钱景章踱出旅馆，一是为了排遣心中积郁，同时也看看外面的形势，无意间走进街边的一家苏北书场听书，发现场中听客寥寥，善于捕捉时机的钱景章便毛遂自荐，向场东作自我推销。场东在钱氏的夸夸其谈下将信将疑，见其一径送上门来，自己生意也不兴旺，也欲一试。经交涉，场东提出要求，同意钱等前往该书场演出，但必须保证每场有六十听客。等米下锅的钱景章只能一口应承。第二天，钱景章之妻陈亚仙即往该书场演出，几天下来，竟然场场客满。陈亚仙的大受欢迎很快引起了上海书场场东们的注意，不久，夏莲君找到钱景章，主动提出要给他介绍两家场子。由于现在做的场子太小，收入不多，正在作下一步打算的钱景章对夏的邀请自是欣然接受。 钱景章自接下夏莲君引介的两家场子后，名声日隆，其他闻名者也纷纷上门来与之接洽。至此，钱氏带着一批人辗转于沪上书场，业务兴隆。1935年2月中旬，钱景章们久盼不决的南京终于传来消息。对于钱景章等的上诉，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批示了四条解决原则：1.社员应不分性别，不得有性别歧视，但不赞成男女拼档。2.光裕社不得对非本社社员进行限制，并取消对外道只能在平台演出的不合理做法。3.非光裕社社员可自行组织行业团体。4.弹词演出脚本，事先需送至吴县公审会审查无碍后方准演出。(11) 接到南京公函后，“南方乾坤弹词”诸艺人无不喜上眉梢，一吐胸中块垒。1935年3月16日，以男女搭档为特色的普余社在观东大戏院后面的珠泗巷内举行成立大会，并邀吴县党部特派员孙丹忱莅场监督。大会推选钱景章、王燕语、林筱舫、沈丽斌、徐玉泉等人为执监委，负责处理社中事务及对外交涉。(13)普余社虽告成立，但以自身实力而言，终究难与有百年积累的光裕社相抗衡，于是仍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上海。 新成立的普余社以男女档为号召，求新求奇，颇切合海上人士的口味，是时《生报》对普余社在上海的演出情况做了这样的记载： 因为女子有天赋的歌喉，而表情又细腻，对于弹唱女儿私情为对象的脚本是再切合不过的，所以，在短短几年，已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一般捧角朋友更是扩大吹嘘，因之有好几家书场，在不久之前，落到她们(普余社)的掌握中，巩固书场的势力地位。[8] 作家兼弹词评论家张健帆对于普余社进军上海的势头也颇有感触：“普余社男女档弹词初来沪时，颇露锋芒，所隶之书场莫不生涯鼎盛，大有压倒须眉之概。”(13)而上海、南京书场更是只接普余社的场子，不让其他艺人涉足。(14)原普余社社员高雪芳忆及当时该社兴盛的情形时道：“过去评弹有三个社，光裕社、普余社、润余社，普余社是我们女同志的。我是徐家班的，我们现在(活着)的姊妹还有5个，好多的。像上海评弹团的还有徐雪花，我们都是雪字辈，比如雪芳、雪梅，多了。”(15)而是时普余社内出名的班子除了高雪芳所在的徐家班(徐雪行)外，另有钱家班(钱景章)、醉家班(醉霓裳)、汪家班(汪佳雨)、王家班(王燕语)等。 普余社的成立，打破了光裕社在苏州一统天下的局面，重新划分了评弹界演出的市场范围，使评弹界出现了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三足鼎立的态势。普余社一方面以男女档为号召，改变了评弹传统的表演形式，使评弹表演艺术更趋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挑战了男性在评弹职业中原有的权威，对女性弹词向上海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1945年，当局因管理之便，要求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三社合并。自普余社成立十年来，光、普两社一直是竞争对手，一旦要求摒弃前嫌并为一家，又谈何容易？但合并乃大势所趋。在光裕社方面，眼见普余社的发展无法抑制，况且斗转星移，今日风气与十年前也不能相比，男女同台鬻艺已普遍被社会所接受。而且以光裕社的实力，两社合并有以大吃小的便宜，因此对于合并一事，光裕社内并不十分抵制。而普余社诸艺人因曾经吃过光裕社的亏，况且原来很多又曾是光裕社社员，对于光裕社的陈规旧制颇有些忌讳，深恐合并后又受钳制。作为普余社主要负责人的钱景章是极力赞成合并的，但他也知道社员们的担忧。在社员的一片质疑声中，钱向社员保证：两社合并后自己有路子能出任理事长，届时将全力维护社员利益。 不久，光、普两社代表严雪亭、钱景章、王燕语等在苏州宫巷光裕公所内谈判。经交涉，双方协定一切照光裕社的规章，惟加入“男女一律平等”一条。(16)1945年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主要成员韩士良、张鸿声、严雪亭、钱景章、王燕语、范玉山、范雪君、刘天韵等在苏州召开记者会，宣布三社合并为“苏州评话弹词研究会”。席间钱景章代表三社向媒体通报了合并原由及新会宗旨。[9]翌年，钱景章被推选为弹词评话研究会理事长，总领社务。1949年1月23日，第三届会员大会钱氏又获蝉联。(17)钱景章的当选及其之后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其最初对普余社社员们的承诺。 三社的合并对促进评弹的整体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前进，尤其是上海等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和巨大的消费需求，要求评弹艺人们在艺术创新中必须紧随时代，不断改进。而男女档的形式契合了广大听客的审美情趣，同时也表现出在面对种种外来文化冲击的环境下，中国社会所展示出的一种对多元文化的体认过程与消费特征。 三、结论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女性弹词的复兴、光裕社对男女档展开的打压，再到普余社的成立和光普两社的合并，十数年间，双方在竞夺各自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场争斗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普余社最终逆流而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普余社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男女档艺人们在谋取生存空间、实现发展诉求的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更重要的因素则在于，苏沪两地尤其是上海，随着时代的演变以及多元文化消费观念的出现，为男女拼档这种全新的评弹演绎形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其能拥有施展技艺的巨大舞台。而对“光普之争”所作的观察，也使我们看到了民间社会中不同势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利益双方利用官方合法性对彼此的制衡以及官方对地方文化权力构筑的参与等。对这一系列现象所作的观察，也使我们得以从一个微观的文化视角切入，了解当时的历史时态及其变化，并为进一步追寻文化、社会与地方政治权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收稿日期：2014－02－26 注释： ①王燕语、朱云天口述：《从普裕社的成立谈到光普合并》，上海评弹团档案室档第24卷第24件，1960年6月。 ②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女弹词艺人，14岁从兄醉霓裳习艺，出道不久即凭借其出色的说表与弹唱红遍苏沪。因其貌极美，尝有“半壁观音”之誉。详见吴宗锡主编：《评弹文化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醉疑仙”条。 ③指两档或两档以上的艺人在同一码头同时开书，彼此形成竞争的情形。 ④同①。 ⑤笔者2012年6月28日于上海访谈陈希安。 ⑥独手：《男女书场纷请备案之我感》，《大光明》1934年9月24日。 ⑦凡不属光裕社的艺人皆被称为“外道”。 ⑧往更高的行政、司法单位投诉，请求处理，即往上打官司之意。 ⑨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国民党之政纲》中“对内政策”一款第十二条明确：“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见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1分册)，出版时间不详，第13页。 ⑩卓人：《光裕社资料初辑》，见《评弹研究资料之十一》，苏州市曲联1963年印发。 (11)同①。 (12)王燕语、朱云天口述：《从普裕社的成立谈到光普合并》，上海评弹团档案室档第24卷第24件，1960年6月。卓人《光裕社资料初辑》，见《评弹研究资料之十一》，苏州市曲联1963年印发。易水《解放前专业评弹组织》，见《评弹艺术》第9集，中国曲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13)横云阁主：《略评女弹词》，《百美图》1939年第6期。 (14)《现代化书场》，《申报》1942年10月23日。 (15)笔者2012年6月24日于苏州访谈高雪芳。 (16)王燕语、朱云天口述：《从普裕社的成立谈到光普合并》，上海评弹团档案室档案第24卷第24件，1960年6月。 (17)《光裕社开会，改选理监事》，《苏州日报》1949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