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与儒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士论文,春秋战国论文,的士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战国之际，新兴的士阶层初步形成，并且在性格和气质方面趋于成熟。士在这个方面的变化，与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儒士集团的出现关系密切。然而，尽管儒士与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又有着相当的区别。在关于士阶层的研究中，前辈专家多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新兴士人的主体特征以及战国时期的士人，而对于士阶层初步形成的春秋战国之际却较少注意。本文旨在从一个横断面上探讨春秋战国之际士的基本情况，揭示在社会结构行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士与儒士的多重性、复杂性及其对于历史的深远影响。
一
尽管新兴士人的崛起是春秋战国之际十分突出的历史特点，但是传统的士人在这个时期依然大量存在。当时旧的事物尚未泯灭，而新的事物却已登上历史舞台。新旧融汇的历史特征，使得那个时代士阶层的复杂性，不仅远远超出春秋中期以前，而且远甚于稍后的战国中、后期。
士的起源很早，相传舜的时代曾经任命主管刑罚的皋陶为“士”（见《尚书·尧典》篇）。仅就传统观念而言，旧式的士同宗法等级有着紧密联系。按照社会等级，士为宗法等级制中的低级贵族；依照社会分工，士大抵是有职司的官府人员。据古代文献所载，这一时期，人们习惯上所排列的宗法等级下的社会结构仍旧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遮人。可见作为位于卿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一种等级身份的士，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数量。西周春秋时期，有文士亦有武士（注：关于文士、武士起源先后问题，战国时期苏秦游说秦王时曾有说法，谓最初的时候，“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惑乱，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战国策·秦策》一）他所说的“死士”即武力敢死之士。苏秦之言，虽系纵横不实之辞，但肯定文士先于武士出现，尚有一定道理。关于春秋时期的武士，《左传》记载颇多，仅称谓就有“甲士”（闵公二年）、“斗士”（僖公十五年）、“三军之士”（宣公十二年）、“戎士”（成公二年）、“死士”（定公十四年）等多种。春秋时期明显的关于文士的记载有一条见于《国语·齐语》，谓“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以召天下贤士”。另一条见于《国语·楚语》上篇，谓“使长鬟之士相焉”。按，前一条材料出自《齐语》，很可能是战国时期情况的反映；后一条材料的“长鬟之士”，属于傧相，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士。），并且士常常从事武事。对于士人而言，尚武几成一种社会风尚，鲁哀公时，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烈士皆有馈赂”（《左传》哀公十一年）。这里的王指吴王，士指吴国兵士。齐晋靡笄之战时，晋将总结晋国胜利的原因谓“以君命命三军之士，三军之士用命”（《国语·晋语》五），“三军之士”即晋国上、中、下三军的军士。要之，春秋战国之际，宗法等级体制中的士阶层和以武事为职守的武士，是传统之“士”的延续，还不能称其为新兴士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类型的士，在新的士阶层出现之后，不仅没有消声匿迹，反而会因循旧的宗法等级秩序发展下去。著名的赵鞅誓师之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所谓“庶人工商遂”意即庶人工商之人可以凭借战功进仕为士。庶人上升为士，固然说明社会结构不再是僵硬的板块，表明士阶层从总体上已呈现出活跃的流动状态，但是，此类由庶人而获取士身份的人，首先是依靠外在的行政力量将其擢入“士”的行列之中，其次，“士”的身份的获得乃是在固有的等级次序内由庶人上升为士，并没有佚出宗法体系，而仍然是在旧的等级制内兜圈子，总之，这一类型的士，其内涵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注：关于由庶人上升为“士，前辈学者有的曾经注意到这样两条材料，一是《墨子·尚贤》上篇所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一条是《管子·小匡》篇所说“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认为这表明士有一部分是自下面升上来的。按，这两条材料，的确可以说明士阶层流动加速的趋势，但其所提到的士，并非作为知识分子集体的士，而仍是《国语·齐语》所提出的“其秀民之能为士才，必足赖也”的思路。《齐语》谓“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督责有关职司官员将优秀的农民选拔为士，这样的士无非是国家的下层职司人员，并非知识阶层中人。而《尚贤》篇所言的选拔农与工肆之人为士，只是墨子的理想，并非现实如此。）。倘若狃于积习而不加分析地以为这样的士就是新兴的士人，则不免有失偏颇。不过，士阶层的扩大、流动，毕竟为新兴士人的脱颖而出开辟了广阔的社会前景，对于新兴的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士阶层的形成显然极为有利。
春秋战国之际所出现的新兴士人，有别于传统之士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尽管还不能完全摆脱旧的宗法体系的羁绊，可是其步伐却是朝着逐渐脱离天然等级身份而自立于宗法体系之外前进。作为文化知识的掌握者，他们依靠知识和技能（而非其天然的社会等级身份）立足于社会。春秋战国之际，依靠文化知识而获取职业的新兴士人，当推孔墨两家弟子为典型。《吕氏春秋·尊师》篇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文中所提到的儒墨两家弟子均为社会底层中人，然而终究凭借文化知识使得社会身份改变，成为“名士显人”。战国前期，以宁越为代表的“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注：关于宁越畏耕稼之苦遂学而入仕之事，钱穆先生考其当发生在公元前430 年左右（详见《先秦诸子系年·宁越考》）。）的情形，则说明庶人学以入仕，从而改变身份成为士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春秋战国之际的新兴士人，事实上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萌芽。那时，社会上已有一些士人，依靠其技能脱离本宗族而服务于卿大夫之家。齐国的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左传》文公十四年）。由楚奔吴的伍员评论吴公子光说：“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左传》昭公二十年）。他们所求之士，其来源身份虽杳不可辨，然其依靠技艺而服务于贵族则是事实。这一部分士人在社会身份与社会职业的选择方面，已有新兴士人的雏形。另外，在传统观念中，“士”的一种含义是指称那些有道德情操的人，用墨子的话来概括便是“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司马子鱼说“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左传》僖公十九年）。这种义士，就是以道德高尚而在社会中有一定影响的士人。还有一些士人以其某种技能而受到官府重视。齐国管仲所设计的外交方案中有一项谓“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国语·齐语》）。这里所提到的“游士”是有外交才能的士人，“贤士”则指品德高尚的士人。传统士人定位中的道德含义无疑对孔子关于士人的论定有一定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春秋时期作为贵族等级中的士人，按照传统，往往是文化教育的接受者，春秋时人所谓“士竞于教”（《左传》襄公九年）、“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国语·鲁语》下）都说明士与文化知识的传授关系密切。传统士人在这方面的特性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新兴士人所继承，从而使文化知识作为士人的一个根本特点，日益突出。显然这是传统延续与发展的结果。
二
春秋战国之际这一历史交汇时期，新兴之士与传统之士并存，“士”的含义繁纭复杂，故而人们对于“士”如何定位的问题还难以把握。相传鲁公曾经向孔子请教过“何如则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可见当时社会中人们对于“士”的问题尚不易把握。孔子对于“士”的本质内涵有许多讨论和说明，他指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总之，孔子对于士人的定位，其内涵已经超越传统之士的定义。在孔子的思想中，士的社会身份与其社会等级关系不大，他们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也不再以武事为主要职守，而更侧重于其内在道德情操和理想观念。在理想境界中，士以具有高远的理想、不懈追求、知行结合、反躬自省、情操高尚等为其核心内涵。孔子之后，儒家学派对于士的内涵不断进行探求，曾子就沿着孔子的这一思路对于士的气概进行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几乎将士的道德内涵发挥到了极致。经过以孔子、曾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设定，新兴士人的气度精神及其君子品格基本确立，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对于新兴之士的本质的探讨与其关于君子人格的探求很有关系。“君子”起初指居于高位者，他们位于宗法等级的上层，在物质生活方面钟鸣鼎食十分优裕，在文化生活方面则构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并且注重个人的文化教养，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庶民崇尚君子成为社会习尚。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差不多与孔、墨同时代的宁越，史载：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吕氏春秋·博志》）
宁越畏惧耕稼之苦走上学而入仕的道路，实为世风使然。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载，宁越的同乡“弃田圃而随文学才邑之半”，从中足可窥见当时涌动的庶民倾慕君子的社会潮流。
另一方面，在周代贵族自身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行积淀出许多属于通灵智慧及美好情愫的东西。他们一般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人们亦称其为“君子”。这类基本上属于道德范畴的君子，与作为贵族身份标识的君子有所区别。他们的出现使得“君子”之称不再为贵族身份的专称，而表现出更多的道德内涵。春秋战国之际兴起的崇尚君子之风中，一般人多追求君子的优裕生活及等级地位，可是自孔子开始的儒家学派却不断给“君子”注入人格完善和精神气质方面的内容。概括说来，在其理想中，“君子”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必须“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而贯穿“君子”人格主线的则是崇仁厉义，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应当唯“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拥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而君子最终的理想在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从而达到修己以安天下百姓的最高境界。
不过，春秋战国之际，对于士阶层投入关注、对于士之品格进行探讨的，非独儒家为然。当时最有影响的两个士人集团——儒家和墨家，对于这个问题都有探讨，但他们对“士”、“君子”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墨家所强调的是选拔能够治理国家的贤良之士，让其成为“社稷之佐”（《墨子·尚贤》上）。因此对于士人而言，受到当政者的注意以求富贵尊宠，便至关重要。墨子对于士学习“文”这一方面看得并不重，而谓“士虽好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他虽然也重视士的道德品质修养，但其所注目的只在于“兼爱”，认为如果“据财不能以分人”便“不足与友”（《墨子·尚贤》上）。儒家和墨家相比，更为强调在“文”与“质”、知与行方面的兼修，他们认为入仕固然重要，但不入仕同样也可以达到君子的标准。总起来说，墨家虽然也褒扬君子，但对于君子品格的问题，却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形成系统理论。而儒家学派却薪尽火传般地不断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使其理论渐趋完善，这对于后来士人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可以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关于君子品格的问题只是经过儒家的不断发展才得以基本完成的。
总之，士、君子的含义在春秋战国际之正处于迅速变动之中，极其纷繁复杂。只是在以孔子、曾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那里，士、君子的概念才摆脱了宗法等级身份的羁绊，成为理想人格的代名词。无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在儒家理论里面，他们总是这样一个群体：具有文化素养和美好情怀，关注人世间的芸芸众生，以道义自任，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百折不挠。这一点对于认识儒士的形成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儒士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和发展的，他们所言、所行、所思、所论，无一脱离这种环境和氛围。
三
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及其门弟子所组成的儒士集团，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实践儒家理想精义，是他们区别于一般士人的主要特征。儒士是士阶层的典型代表，但他们自身仍处于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社会身份、社会影响等方面，都与战国时期的士存有差异。因此，学者们所指出的那种完全脱离传统宗法体系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壮大及“以仕为职业”的局面，在这一时期还只能说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完全确立。
首先，我们来探讨儒士身份获得的问题。倘若我们承认儒士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均可称为士的话，则不难发现，儒士身份的获得，与一般新兴士人获取士身份的途径并不一致。春秋战国之际的新兴士人，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德艺而参与社会选择，诸如“农民之秀出者”（《国语·齐语》语），我们前面提到的宁越及那些“中牟之人”，均依靠道德文化由庶民上升为士，但在事实上他们仍是跻身于传统的社会等级行列之中，只不过社会地位有了提高。而儒家弟子却不同，他们一俟入孔门学习，掌握儒家文化，奉儒家思想为圭臬，便成为儒士。孔门弟子中有来源于宗法等级下层者，如颜回、子羽、曾参；也有来源于贵族阶层者，如司马耕、南宫括、公西赤；也有来自贫民阶层者，如仲弓、子张；而多数则源于庶人，如子路、子夏。他们入孔门学习便获取儒士身份，这首先与他们的天然身份无关。其次，儒士身份的获得，并不意味着他们步入宗法等级体制下的“士”阶层，享有了“士”的社会地位及权利。孔门弟子里面虽多有学而入仕者，但仍有一部分儒士并不入仕。尤其是在孔子殁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史记·儒林列传》），孔门弟子间发生了很大分化。曾为孔子宰的原宪在孔子殁后“逍亡在草泽中”，其时任卫相的子贡嘲笑原宪敝衣褴褛，子思却正色道：“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这里，子思仍以孔子所设定的精神自守。孔门弟子闵子骞亦“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原宪和闵子骞虽没有步入作为贵族的士阶层，但并不能否定他们的儒士身份。如果我们考虑到儒士身份的获得与一般士人有所不同的话，我们或可这样对儒士定义，谓儒士即掌握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士人。不过，文化知识对于儒士只是扩大了他们在社会中进行生活选择的范围，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仅仅以道德技艺自守，并不以知识文化为谋生手段，因而也无从拥有作为贵族“士”的身份地位。
由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儒士为知识文化的掌握者，而学者们又依据“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谷梁传》成公元年）的文献记载推断春秋后期已经形成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事实上，当时虽然有一部分儒士进行着授徒讲学，成为最早的专业知识分子，但就儒士整体而言，他们却依然同农、工、商各阶层有着种种联系。在孔门弟子中，以经商著称的是子贡，孔子说他“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具有丰富的经商经验，预测市场行情十分准确，所以屡试不爽而财富千金，子贡的“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非必为其离开孔门以后之事，很可能在求学孔门时便进行着商业活动，可以说他是儒士——商人二位一体者。儒士与农，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有的专家解释“士”的初义即谓士就是农夫，或者说是自由农民。入春秋以后，士仍然同农业息息相关（注：有的学者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民不迁，农不移，士不滥，官不滔”、《国语·周语》上篇“大夫士日恪守往著以敬其官，庶人工商各这其业以供茯上”，判断士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官守而不事农作。其实，上述两条材料只是对于“士”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区别进行概括，而不足以说明士与农业生产无关。）。早期士人多任职于卿大夫之前，常常以邑宰身份监督民众的农业生产活动，查点田地收获情况。《礼记·少仪》篇载“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可见耕耘之事为士的职责。《礼记·典礼》上篇即谓“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田地荒芜，便是“士”没有尽职尽责，足见士与田地关系的密切，所以古书上才有“士食田”（《国语·晋语》）的说法，《管子·问篇》有关于“士之有田者”情况的问题，说明士拥有田地的情况比较普遍。《礼记·曲礼》下篇谓“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如果将这条材料和前面关于士拥有田地并且参加农作的材料结合起来看，恰恰可以说明士一方面有迎往送来等文化方面的职守，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还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例如曾参，文献记载他“敝衣而耕于鲁”（《孔子家语·在厄》）、“敝衣以耕”（《说苑·立节》）、“驾羊”（《说苑·杂言》）等事，虽然未必尽皆可信，但流传即广，渊源有自，还是能够说明曾参并未脱离农业生产。即使在就学孔门而成为著名儒士以后，曾参也还是将授徒与耕读结合，成为后世儒士耕读结合的滥觞（注：耕读结合的士人生活，对于后世影响深远，“世业耕读”甚至成为封建时代一些累世大族自守的原则。）。春秋战国之际，即使是某些农民上升进入“士”阶层，但依然不能彻底断绝他们同农业生产的联系，赵鞅赐士田“十万”就是一个例证。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士就是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农民。从大的范围看，这种情况直至战国时期依然存留，《战国策·齐策》四载术士语谓“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若此说可信的话，那么“士之高者”，才是“徒步而处农亩”的农夫。
孔门弟子以教授为职业者，有子夏、曾参、子游等人，他们常身兼数职，子夏授徒的同时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在授徒时尝耕种于田里，并且与执鲁政的季氏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师友关系。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文化知识才越来越多地成为儒士的主要职业，其专业知识分子的形象才逐渐凸现出来。
四
春秋战国之际，儒士以及整个士阶层与宗法体制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顾炎武在辨析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历史特征的时候，谓战国时期“士无定主”（《日知录》卷三“周末风俗”条），从整个战国时期的情况看，此说甚是。然而，说到春秋战国之际，情况却似乎另当别论。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士，入仕从政是他们人生价值的重要选择，所以有的专家称其为“求仕集团”。可是，那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士人自主选择精神的科举制度远未出现，在种种条件的制约下，士人的求仕道路并不畅通。虽然有的孔门弟子因才学出众、声名远播而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但是，早期士人，其入仕在许多时候必须由老师向卿大夫举荐。孔子曾向孟武伯推荐子路、冉求、公西赤等弟子，谓“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论语·公冶长》）。当季康子询问孔门弟子情况时，孔子却指出子路、子贡、冉有等的特点，并且强调说“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认为他们皆有治才。除了老师的荐举之外，孔门弟子之先入仕者，还常常引荐后进，例如子路担任季氏宰的时候，就曾经推荐“子羔为费宰”（《论语·先进》），后来，子路于卫卿孔悝之家，子羔亦随之而仕于卫（见《左传》哀公十五年）。孔门弟子常仕于同一位卿大夫之家，如季氏家中就有子路、冉求、仲弓等多位。季氏还邀请孔门弟子闵子骞仕于其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孔门弟子颇具才干，堪当重任，另一方面则出于孔门弟子间的相互推荐保举。这种由老师和同门学长推荐而入仕的情况，是早期儒士参与现实政治的重要途径。
入仕的孔门弟子，“多为家臣，仕于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于卿大夫之家担任家宰、邑宰。如子游任武城宰，子夏任莒父宰，子贱为单父宰。春秋时期，宰为“邑长家臣之通号”（朱熹《四书集注》卷三），学者或谓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邑宰，即为士的前身，此说不无道理。这些士人已经脱离了旧的宗族血缘关系，但又通过“策名委质”而服务于亲的宗族，学者或称这种关系为“假血缘关系”。这种关系确立之后，一般不易摆脱。鲁僖公二二三年（前637 年）晋惠公继位，召抚随重耳流亡的人返晋，狐突之子毛及偃两人俱从重耳，但狐突拒不从惠公之命，不让其子返晋，他说：“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认为士既然行“策名委质”之礼，这种礼仪在当时并不为世人陌生，子路就曾“儒服委质”而入孔门学习（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春秋战国之际，士的流动性较强，孔门弟子往往非必终身仕于一家，这表明士的个体性增强，其与宗族的血缘性关系减弱。但与战国时期“士无定主”的情况比较，当时的儒士仍然与执政者保持比较固定的主仆关系，其效忠于主人的观念还很强烈。例如，子路在卫国内乱时闻讯前往，路遇子羔，子羔劝他说：“子还可矣，毋空受其祸！”，子路却坚定地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遂作战而死（见《左传》哀公十五年）。仕于卿大夫之家的儒士面临危难，可以像子路那样英勇赴义，也可以像子羔那样逃难而去。如果说到“士无定主”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士与其主的关系即处于“定”与“不定”的两可之间。
总起来说，春秋战国之际的士，已经表现出相当的个体自由，孔子便曾以“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史记·孔子世家》）比喻自己求仕意志的主动性。但是这一时期的士人又与他们所服务的卿大夫之间保持着比较固定的主仆关系，还不能够完全自由地选择所仕的对象，这与战国时期士人在各国君主那里，“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情况尚有一定距离。
收稿日期：1997—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