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进镇意愿、动因及期望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意愿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农户经济非农化已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或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开展农民身份转变意愿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对于今后我国长期形成的二元制户籍制度改革意义尤其重要。为此，在2001年暑期我们组织学生对全国部分省地进行了“农民进镇意愿调查”。现将这一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一、被调查者及家属基本情况
1、样本的区位、性别及年龄分布
本次调查涉及省区有五个，分别是浙江、河南、山西、青海、新疆，涉及县（市、区）38个，涉及乡镇65个。共获取样本277个，其中浙江占74.01%，河南占11.19%，山西占6.50%，青海占3.25%，新疆占5.05%。在获取的样本中，男性样本216个，女性样本61个，分别占总样本的77.98%和22.02%。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最低为18岁，最高达87岁，平均年龄为39.11岁。在每五年一个年龄组中（图1），样本分布总体呈正态状，其中集中程度最高的是36-40岁，占样本总数的18.41%，其次是46-50岁，占15.88%，再次是31-35岁，占14.08%。就性别看，女性样本年龄分布集中程度最高，且偏小，集中程度最高为26-30岁，占女性样本的24.59%，其次是21.25岁，占19.67%，再次是31-35岁和36-40岁，分别占14.75%和11.48；男性样本分龄分布比较分散，且偏高，集中程度最高的为36-40岁，占男性样本的20.37%，其次为46-50岁，占18.52%，再次为31-35岁和41.45岁，分别占13.89%和13.43%。
图1 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
2、样本的文件、性别及年龄分布
就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分布看，总体也呈正态状（图2）。在全部样本中，初中文化程度拥有者最多，占40.09%，其次是小学，占24.36%，再次是高中，占18.91%，中专及以上者占11.64%，文盲半文盲占4.00%，就分性别比较看，在受教育方面，被调查者性别差异是比较明显的，男性文化程度相对低且集中，而女性则相反，高且分散，换言之，女性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两极化现象较男性明显的多。男性的文盲半文盲率较女性低1.28个百分点，小学率和初中率则分别较女性高出11.98和7.79个百分点，而高中及以上率则较女性低18.49个百分点，其中中专及以上率高10.70个百分点。
图2 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分布
从被调查者年龄与文化交叉分布看（表1），随着被调查者年龄的升高，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呈明显下降趋势，现年龄在40岁及以下的被调查者文化程度主体在初中，而现年龄在41岁及以上的被调查者文化程度则降为小学。就性别看，被调查者中新一代女性的在受教育方面的歧视程度明显减弱。这一结果一方面表明新一代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的重男轻女式的歧视性教育模式有了较大改观。
3、样本的文化、性别及职业分布
就被调查者现从事的职业分布看（表2），在种植业上被调查者的分布最多，份额达26.10%，其次是外出劳务（即在各类企业中做工），份额为18.75%，再次是从事小商贩或经营小店，份额17.65%，第四是从事手工业者，份额为10.66%，第五是从事家庭工业、自己办厂或经营其它企业，份额为9.56%，养殖业和个体运输分排第六和第七。
就被调查者就业类型与自身文化程度关系看，是非常密切的。随着被调查者文化程度的提高，从事种、养业等农业的份额明显呈下降趋势，而从事商业服务业和外出劳务者的分布份额变化则相反。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反映出，进入“九五”以来农业经营效率所以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与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素质下降是非常相关的（注：参见史清华，农户家庭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及其配置方向比较：以山西和浙江两省10村连续跟踪观察农户为例，《中国农村经济》，北京，2000(8):58-61。）。
表1 被调查者分年龄与文化程度交叉分布 单位：%
就被调查者的性别与从事职业差异比较看，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男性职业明显偏向体力需要比较强的行业，而女性则偏向轻巧行业，这也是男女自然分工的结果。在种、养业上的公布显著高于女性，而在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劳务上的分布则显著低于女性。
表2 被调查者分职业与文化程度交叉分布 单位：%
注：小商服业包括个体小商贩和自己开店；工业包括家庭工业和自己办厂或办其它企业；其它包括村干部、文艺工作、政府雇员等。
就被调查者年龄与职业选择的关系看（表3），二者也是非常相关的。随着被调查者年龄的升高，从事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劳动者份额明显呈下降趋势，而从事商业服务业和直接外出劳动的劳动者份额则相反呈上升趋势。这一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当农业经营比较效率恶化与农业劳动者的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就被调查者的年龄与职业关系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看，随着年龄上升，在种植业上男性份额上升趋势相对较典型，在养殖业上，男性表现为“∪”趋势，而女性则呈上升趋势，在商业服务业上，男性呈递减趋势，而女性则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在工业上，男性份额呈下降趋势，而女性则相反，呈上升趋势，在劳务输出上，男女劳动者的份额均呈下降趋势。
表3 被调查者分年龄与职业交叉分布 单位：%
综上所述，在选择就业方面，当前农村劳动者的年龄与文化对职业选择影响是比较大的，性别间的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年轻而有文化的一代农村劳动者对非农业的就业选择倾向更加明显。在种植经营上有老龄化趋向，在养殖经营中有女性化趋向。总之，农业经营受农户家庭人力资本这种非农化的资源配置倾向影响，经营效率恶化的趋势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变。
4、样本户家庭人口规模与收入水平的分布
从（图3）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呈正态状，其家庭人口规模平均为4.05人（注：根据史清华对全国固定观察点300多人跟踪观察村20307户农户的计算，2000年农户家庭常住人口为4.15人，常住农业人口为4.03人，标准偏差分别为1.6125和1.6444。—参见山西省软科学研究报告。），中位数户在4人，众数户也在4人，样本户的人规模分布分别为：1人户占0.72%，2人户占3.99%，3人户占29.35%，人户占34.06%，5人户占18.48%，6人及以上户占13.41%，从图3还可以看出，样本户家庭人口规模大小与被调查者（注：假定被调查者均为家庭主要劳动者或户主。）的文化程度高低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随着被调查者文化程度的提高，家庭人口规模相对集中，高中户的集中程度明显高于其它户，这一结果缘于文化教育对子女生育数量期望效应（注：“农户经济非农化发展研究”。主持人：史清华博士。参见史清华，浙江农户家庭婚姻、生育及期望研究，《中国人口科学》，北京，2001(4):44-54.）。这一结果表明：提高农村劳动者文化技术教育，同时也有利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良好执行。
图3 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规模分布
同样，从图4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的样本户全年收入水平分布也呈正态状。样本户收入水平分布最集中的区间为5000-1万元，占样本总数的24.00%，其次为3000-5000元，占18.90%，再次为1万—1.5万元，占13.09%，1.5万—2万元、2万—3万元、3万元以上的分布基本相当，分别为12.673%、11.64%和12.73%，不足3000元和高于5万元的分布分别为6.91%和6.55%。同时，还可以看出，样本户家庭人口规模大小对其家庭经济收入高低有着重要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偏大或偏小均对家庭经济收入影响较大，这是由于家庭经济增长与发展受家庭生命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家庭人口规模适度才是家庭经济实现最大化的基本前提（注：在家庭生命周期规律作用下，家庭经济发展与家庭劳动消费人口比例的关系呈典型的正态关系。—（俄）A.恰亚诺夫著，《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图4 被调查者的家庭全年纯收入水平分布
5、样本的文化、年龄、职业与样本户收入水平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考察样本户家庭收入水平与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我们对被调查者文化程度与其家庭收入水平进行了交叉分组，从表4和图5可以看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水平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其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区间分布就越多。与此同时，在低收入水平区间分布的也可能越多。这是因为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呈加剧化趋势的结果所致（注：参见史清华，晋浙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及其形成根源比较研究：以1986-1999年两省连续跟踪观察农户为例，《中国经济问题》，厦门，2000(6):24-31。）。本次调查实证结果也如此，在样本户中，家庭全年纯收入在1万元以上，高中户占63.46%，初中和小学分别占51.79%和44.12%。在3万元以上的，高中户占23.08%，初中和小学户分别占9.82%和11.76%。在5万元以上的，高中户占11.54%，初中和小学户则分别占3.57%和5.88%。家庭全年收入水平在5000元以下，高中户占21.15%，初中和小学户则均为25%，在3000元以下的，高中户占11.54%，初中和小学户则分别为3.57%和2.94%。
就被调查者的性别与收入水平差异比较看，被调查者为男性的家庭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且发展不平衡性也高于女性。这一结果同时也表明：在面对市场经济风险中，男性敢于挑战风险的能力和勇气显著高于女性，同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相应高于女性。总之，在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化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家庭主要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差异是引致的重要根源之一。这一结果为我们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要想实现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加强农村基础文化教育是根本。
图5 被调查者的家庭全年纯收入水平与文化程度交叉分布
就被调查者年龄与收入水平差异比较看（表5和图6），样本户家庭收入水平的分布与被调查者的年龄大小成“∩”关系。被调查者年龄处于26-34岁之间的家庭，其收入水平在低收入阶段的分布份额显著高于中高收入段，而被调查者年龄处于35-46岁之间者，其家庭收入水平在中高收入段的分布则明显高于其它年龄组。这一结果在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规律作用下形成的（注：参见史清华，侯瑞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及其经济运行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长沙，2001,22(2):65-70。）。同时这一规律也是农户发展不平衡性形成的基本社会经济规律。它预示着，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必须的，也是客观需要的，政府有义务也有必要去设法完成，因为这一工作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
表4 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与家庭纯收入水平交叉分布 单位：%
就被调查者所从事的职业与家庭全年收入水平的交叉情况看（图7和表6），农民选择的职业不同，其家庭收入水平的分布区间差异就很大。选择以农业为主相关产业作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其家庭收入水平在低收入段的分布明显高于中高收入段的分布，而选择非农产业作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其家庭收入水平分布区间在各个收入段中明显偏高收入段，最典型的从事家庭工业或自己办厂者的家庭，其家庭全年收入在最高收入段的分布份额高达40%以上，其中年纯收入超过5万元的高达23%。这一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主要劳动者选择的职业存在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选择非农行业为主要就业手段，就意味着收入水平的升高。从这个角度看，农民非农化的就业行为增强趋向是符合其经济理性行为的。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一行为的产生以及发展，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农民必须具备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即人力资本储备水平，在特定行业经营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资本储备做保障。
表5 被调查者的年龄与家庭纯收入水平交叉分布 单位：%
二、农民进镇意愿及动因
1、样本户住地距最近镇的距离分布
图6 被调查者的家庭全年纯收入水平与年龄交叉分布
农民愿不愿进镇，从一般分析看与其目前居住地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完备性是直接相关的，而这种完备性又与其距中心城镇的距离远近相关，所以在调查时设计了一个题，即“您现在的居住地离最近的镇有多远？”。就被调查者现住地距离最近镇的距离分布看（图8），在本次调查的277个样本中，随着住地距离中心镇距离的延长，样本户的分布呈现一种“W”状。就分布规模看，离最近镇在5km及以上的样本分布最多，达31.02%，其次是在1.5km以内的分布量为26.28%，居中的1.5-2.5km、2.5-4.0km、4.0-5.0km等三个组的分布量分别为16.79%、19.71%和6.20%。就样本的区域差异看，在距离较短的三个组，沿海浙江的分布略高于内地四省区，而在距离较长的两个组则相反。
表6 被调查者的现从事职业与家庭纯收入水平交叉分布 单位：%
2、被调查者进镇的意愿行为
就被调查者的进镇意愿选择看（图9），在277个样本中，明确选择“愿意”的有54.74%，“不愿”的有21.53%，未考虑此问题的有23.72%。这一结果表明：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有足够的进镇意愿，换言之，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快进镇决策制定是有足够的意愿基础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进镇意愿选择的样本中，区域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地处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选择愿意进程的比例明显低于内地四省区，而选择不愿或没有考虑的则相反。这一结果表明：在经济欠发达的内地省区，尽管有不少农民选择了愿意进镇，但当真要进镇时，则明显缺乏足够的资本，所以其进镇的愿望也多是空想，而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其愿意进镇的回答比例尽管低于内地四省区，但真实程度可能要高于内地。
图7 被调查者的家庭全年纯收入水平与职业交叉分布
表7 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与进镇意愿交叉分布 单位：%
从表7可以看出，在选择进镇意愿上，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受教育时间越长者，愿意进镇的选择就越高，否则相反。就被调查者的性别比较看，女性对进镇的愿望更为强烈。同时，就被调查者的年龄比较看，被调查者的年龄对进镇意愿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年龄越高者，进镇意愿的强烈程度就越低，换言之，对故土的留恋程度就越高，反之则相反。进一步细分析发现，年老的男性对进镇的意愿行为的强烈程度明显低于女性，这就是说，在进镇选择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进镇阻力要显著高于女性。
3、促使被调查者选择进镇意愿的动因
在151个回答愿意进镇的样本中，其进镇意愿的动因不同，调查进我们设计了6种选择，且为多项选择，依重要程度要求最多选3种。从选择结果分析看（图10和表8），首选前三位动因分别为：第一位动因是到镇上工作机会多，收入高（简称“增收机会”），占选择愿进镇样本的48.34%，其次是镇上生活方便，娱乐设施丰富（简称“生活娱乐”），占17.88%，再次是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受教育机会，以便日后有一个好的发展机会（简称“子女教育”），占17.22%；次选前三位动因为：第一动因是生活娱乐，占39.20%，其次是子女教育，占46.96%，其次是生活娱乐，占26.09%，再次是增收机会，占9.57%。
(1)促使被调查者选择进镇意愿动因的区域差异
就被调查者在选择进镇动因的区域差异看（表8），在第一位的动因选择上，沿海浙江与内地四省是完全一致的，但选择的动因的集中分布程度有明显差异的。就首选动因看，内地对增收机会看重程度最高，其次是子女教育，再次是交通通讯；而沿海地区除了对增收机会看重外，对生活娱乐、子女教育以及企业发展的看重程度显著高于内地。这一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民在进镇动因上也存在差异。
表8 被调查者区域与进镇意愿交叉分布 单位：%
(2)促使被调查者选择进镇意愿动因的性别差异
就被调查者在选择进镇动因的性别差异看（表9），在第一位的动因选择上，男性与女性是完全一致的，选择动因的集中分布程度有差异，且差异程度则较区域差异要明显小。就首选动因看，女性对增收机会看重程度最高，其次是生活娱乐，再次是子女教育，而男性除了对增收机会看重外，对子女教育、生活娱乐以及企业发展的看重程度显著高于女性。这一结果表明：在一个家庭中，尽管家庭核心成员在进镇意愿动因选择上存在性别差异，但首选第一位动因是非常一致的。
图10 被调查者的选择进镇前三位动因
(3)促使被调查者选择进镇意愿动因的受教育程度差异
就被调查者在选择进镇动因的受教育程度差异看（表10），在第一位的动因选择上，不论受教育程度多高，均完全一致的，在选择动因的集中分布程度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就首选动因选择分布看，随着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增收机会和企业发展的看重程度相应升高，而对生活娱乐的看重程度则呈“∪”状变化，对子女教育的看重程度呈“∩”状变化。就次选动因分布看，随着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活娱乐、企业发展的看重程度呈上升趋势，而对子女教育的看重程度则呈“∩”趋势，对增收机会和交通通讯的看重程度呈“∪”趋势。就三选动因分布看，随着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子女教育的看重程度呈上升趋势，对生活娱乐、增收机会和企业发展的看重程度呈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在促使农民选择愿意进镇的动因路径为：增收机会→生活娱乐→子女教育→企业发展→交通通讯→其它。
(4)促使被调查者选择进镇意愿动因的年龄差异
就被调查者在选择进镇动因的年龄差异看（表11），在第一位的动因选择上，同样完全一致的，但在动因选择的集中分布程度上则存在着明显差异。就首选动因选择分布看，年轻一代被调查者对增收机会的看重程度显著高于其它年龄组，而年龄在26-45岁之间的被调查者，除了对增收机会看重外，对子女教育看重程度排第二，生活娱乐排第三，企业发展排第四；年龄在46岁以上者，首先看重的是增收机会，其次则是生活娱乐，第三是子女教育和企业发展。由此可见，促使农民选择愿意进镇的动因路径不同年龄的被调查者不同：年轻一代的路径为：增收机会→生活娱乐→子女教育→企业发展→其它。26-45岁者的路径为：增收机会→子女教育→生活娱乐→企业发展→交通通讯→其它。46岁及以上者的路径为：增收机会→生活娱乐→子女教育→企业发展→交通通讯→其它。
表11 被调查者年龄与进镇意愿交叉分布 单位：%
综上所述，在农民进镇意愿选择上，被调查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受教育程度偏好以及年龄偏好。但在选择要素上，均以增加收入为第一要素，改善生活水平为第二要素，提高子女教育机会为第三要素。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农民选择进镇意愿的根本动因在改变当前农村生活水平低下的困境，如果城镇不能保证这一目标实现，即使进了镇的农民也会重返乡村。
图11 意愿进镇农民对农地承包权的处理意愿
4、被调查者家庭现住地距最近镇远近对进镇意愿的影响
同样，被调查者家庭住地距最近镇远近不同，对进镇意愿选择也有影响，但影响进镇意愿的前三位动因顺序、变化趋势与上述分析完全一致（表12）。就首选动因看，距离适中(1.5-5.0km)者对增收机会看重程度要明显高于距离最近或最远者。而对生活娱乐看重依距离拉远而减弱，相比较，离镇较近者更看重生活娱乐。对子女教育的看重程度依距离增远而呈“∩”趋势变化。就次选动因看，随着住地离镇距离的加长，对生活娱乐的依重呈减弱趋势，而对子女教育、企业发展的依重则呈“∩”趋势。就三选动因看，随着住地离镇距离的加长，对子女教育的依重呈“∩”趋势，而对生活娱乐的依重则呈增强趋势，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决定农民进镇的根本原因在于进镇后收入机会的增多，生活娱乐的方便以及子女受教育与未来发展机会的增多。
表12 被调查者家庭住地距最近镇远近与进镇意愿交叉分布 单位：%
三、选择进镇农民对承包地和老宅处理意愿
我们所以调查农民进镇意愿，根本动机在于了解当前中国农民对国家加快乡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看法，特别是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际比较中，为什么中国工业化进程已超过其它国家近20个百分点，而乡村城镇化却落后10多个百分点，导致大农民小农业境况形成的根本动因究竟在哪里？为此，在了解了农民进镇意愿后，对农民进镇所带来的诸如农地承包权和老宅处理等问题也进行了调查。
1、选择愿进镇农民对农地承包权的处理意愿
从151个意愿进镇农民对承包地的处理意愿选择看（图11和表13），有43.75%的农民选择将承包权保留下来，由自己或他人耕种；有31.25%的农民选择将承包权暂时保留（3-5年），待在城里工作和生活安定后再收回；有21.88%农民选择了无所谓，收回也好，保留也好，均没有多大关系；直接同意收回的仅占被调查者的3.13%。由此可见，在进镇选择上，农民对其土地承包权能否保留的在乎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这一愿望得不到实现可能直接影响到农民的进镇速度。
表13 愿意进镇农民对承包地的处理意愿选择分布 单位：%
注：“保留”指保留承包权，继续自己耕种或转让他人耕种；“收回”指由集体收回；“保后收”指保留3-5年等在城里工作和生活稳定后再由集体收回。
2、影响愿进镇农民对承包权处理意愿的因素分析
在农地承包权的处理意愿选择上（表13），同样，不同区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以及不同家庭居住位置的农民，选择的偏好存在着一定差异。从大的角度看，方向是一致的，选择保留农地承包权的比例最高，相比较，沿海人多地少的浙江期望保留的比例明显高于内地，同时抱无所谓的态度者的比例也高于内地，这一结果表明：在经济越发展的地区，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化影响，农民对进镇后农地承包权的处理也呈两极化趋势演变。就被调查者的性别看，女性对农地承包权的留恋较男性更强烈。受教育程度对农地承包权的处理意愿影响表现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地承包权的留恋性呈增强趋势，这一结果表明：教育对农民在认识农地承包权对家庭经济增长的意义上有很强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农地承包权的收回时间选择上，受教育程度高低与选择“先保留一段时间再收回”意愿多少呈正相关。
就被调查者的年龄对农地承包权处理意愿选择影响看，年轻一代对保留的倾向性比较强，中间一代（26-55岁）选择保留与收回（含无所谓）的比例为7:3，年老一代则倾向收回或无所谓。就家庭住地远近对承包权的处理意愿影响看，距离越远者对保留的期望越高，无所谓或直接收回的期望越低。
3、选择愿进镇农民对老宅的处理意愿
从151个意愿进镇农民对老宅的处理意愿选择看（图12），有34.36%的农民选择将老宅不拆不卖，保留下来；有26.25%的农民选择将老宅租给他人居住；有15.06%的农民选择了将老宅卖掉；有11.20%农民选择了将老宅借给亲友居住；还有13.13%农民选择了将老宅留给父母或兄弟或其它人居住。
从图12还可以看出，在选择对老宅处理意愿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域和性别偏好。沿海地区选择保留的比例非常高，占样本户的38.95%，其次是租给他人居住，占22.63%，再次是卖掉或其它，分别占16.32%和14.74%，借给他人居住的比例最小，仅7.37%；内地四省选择租给他人的比例最高，达36.23%，其次是保留和借给亲友居住，各占21.74%；卖掉和其它方式各占11.59%和8.70%。男性对老宅保留或借给亲友的意愿程度明显高于女性，而在租给他人、卖掉或其它方式意愿选择上则明显低于女性。在给出的五种处理方法上，男性意愿选择分布分别为：保留36.36%、借给亲友12.12%、租给他人25.25%、卖掉14.14%和其它12.12%；女性的意愿选择则分别为：保留27.87%、借给亲友8.20%，租给他人29.51%，卖掉18.03%和其它16.39%。
4、选择愿进镇农民对老宅处理意愿的文化、年龄及距离差异
就愿进镇农民对老宅处理意愿的影响因素（表14），除了区域因素、性别因素外，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年龄以及其居住地距最近镇的距离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就受教育程度对意愿的影响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期望保留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期望借给亲友或租给他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期望卖掉的比例则呈“∩”趋势，而期望其它方式处理的比例则呈“∪”趋势。就年龄对意愿的影响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期望保留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期望借给亲友或租给他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期望卖掉的经例呈“∩”趋势，期望其它方式处理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就居住距离对意愿的影响看，各个距离被调查者将保留作为老宅主处理方式，相比较，2.5-4.0km者期望程度最高，其次是4.0km及以上，再次1.5km之内；租给他人作为次处理方式，卖掉作为第三处理方式，借给亲友作为第四处理方式。
综上所述，在意愿进镇农民对家庭主要财产处理方式选择上，尽管受各种因素影响，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选择方式的次序变化不大，依次分别为：保留→借给亲友→租给他人→卖掉→其它
表14 愿意进镇农民对老宅处理意愿选择分布 单位：%
四、不愿进镇农民的原因选择
在分析了愿意进镇农民的行为后，我们有必要对不愿进镇农民的行为也进行一番分析。分析主要在动因。在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一组不愿进镇的答案供农民选择，这些答案包括：①农村生活已得到了很大改善，没有必要迁入城镇；②习惯了农村生活，到城镇担心城里生活太紧张，不适应；③舍不得农村的房屋和宅基地；④舍不得承包的农地；⑤自己办的企业在农村，搬迁成本太高；⑥担心进镇后孩子上不了学；⑦担心进城后生育孩子受限；⑧担心到城里找不到工作，收入缺乏保障，不适应城里高消费等。
图12 意愿进镇农民对老宅的处理意愿
1、不愿进镇农民的动因选择分布
在59个选择不愿进镇的样本中，不愿进镇农民首选的前五个动因分别是：对农村生活改善的满足（图13和表15）；担心进镇工作找不到，影响生活质量；对农村生活习惯，担心对城镇生活的不适应。次选的前三个动因分别是：对农村生活习惯，担心对城镇生活的不适应；舍不得农村家产；对农村生活改善的满足。三选的前三个动因分别是：对农村生活习惯，担心对城镇生活的不适应；舍不得农村家产；担心进镇工作找不到，影响生活质量。
2、不愿进镇农民的动因选择与区域的关系
在不愿进镇农民动因选择上，同样存在着区域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受教育程度偏好以及居住地偏好。这里以区域偏好为例说明偏好差异。就区域看，沿海与内地的差异在于：首选动因：沿海农民对家产和经营企业搬迁看重程度高，而内地农民则对找工作难更看重。次选动因：沿海农民对生活质量、经营企业搬迁、生育子女限制以及子女就学难看重程度高，而内地农民则对生活习惯难适应、找工作难更看重。
图13 不愿进镇农民的动因
五、不得不进镇的农民对政府的期望选择
在推进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身份的转变是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的，但也不排除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诸如，政府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大型生态区规划实施、贫困区根治等所引起的农民迁移，在这一迁移过程中，通过政府动员，部分农民实现了进镇目标。但进镇后常常因为这样那样原因短期内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在提高，而由于不适应城镇生活，出现生活水平下降，收入水平减少等现象。为此我们在调查农民进镇意愿时，对农民期望的政府配套政策也一并进行了调查。调查目标是获取农民对政策的期望。
表15 被调查者不愿进镇的原因选择分布 单位：%
1、动员进镇农民对政策期望的分布
从调查列出的7个政策期望选择看（图13和表15），被调查者首选期望政策排序为：首先期望政府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选择比例占样本的33.33%，其次期望保留农地承包权，占28.09%，第三位是期望保留农村宅基地，占16.48%，第四是期望政府提供城镇低价住房，占11.61%，第五是期望政府提供城镇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占5.99%。次选期望政策排序为：第一是提供城镇低价住房，占34.82%，第二是保留农村宅基地，占20.24%，第三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占19.03%，第四是提供城镇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占13.36%，第五是保留农地承包权，占8.33%。三选期望政策排序为：第一是提供城镇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占35.62%，第二是提供城镇低价住房，占20.60%，第三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占16.74%，第四是保留农村宅基地，占11.59%，第五是享受原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占8.15%。
图14 在政府动员下农民进镇期望落实的政策
同样，在选择政策期望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文化偏好以及距离偏好等，但核心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选择的程度的大小有些差异而已。
表15 在政府动员下农民进镇期望落实的政策选择分布 单位：%
从上述农民对进镇后一些政策期望选择可以看出，在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顾虑是比较多的，其中最重要的顾虑是进镇后能否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其次是自己有限的收入能否与城镇高额生活消费与住房支出相适应，特别是在原有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公费医疗、社会保障、低价住房等政策逐渐货币化或保险化后，进镇风险明显增高，农民对此担心明显很重；再次是原有农村的一些政策，诸农地承包权、宅基地分配权、双子女生育权，进镇后突然失去短期内很难适应，形成一种没有退路的感觉。所以，尽管意愿进镇农民的比例比较高，但要真正付诸实施则可能要大打折扣。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城镇化的发展条件越来越好。农民有足够的进镇意愿，同时也有足够的担心存在。
从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分析看，教育对农民的身份转变、职业选择，收入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对身份转变的认识与慎重程度显著提高，对职业选择的非农化倾向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家庭收入水平也相应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对子女生育数量期望也相应下降。但我们也发现，在农业非农化进程中，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年龄呈老化趋势，素质呈低下趋势，在养殖业上还呈女性化趋势，农业劳动者特征的这些变化可以说加速农业经济效益恶化形势的一个重要根源。为此，在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必须对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教育问题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农业技术教育，这不足涉及农民的收入提高，更涉及到入世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问题。事实上，从WTO规则看，增加农村农业技术教育投入是“绿箱政策”，政府可以放心大胆地用好这一规则。
农民进镇意愿是比较强烈的，这一强烈的真正动因来自农民对生活质量提高的期望比较高。从期望进镇农民的动因选择看，期望进镇后就业机会增强，收入快速提高是第一位动因，期望生活内容更加充实，生活质量更快提高是第二位动因，期望给子女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以利未来发展是第三动因。由此可见，在推进农民进镇速度上，农民的现实性是相当强烈的，没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没有丰富而完善的生活娱乐保障体系，子女就学得不到保障，农民是很难愿进镇的。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必须将传统的二元城乡隔离政策彻底取消，将农民与市民一视同仁，给新进镇农民以一定的起动扶持。
农民在进镇过程中，有许多担心，诸如对进镇后就业的保障、原有农地承包权、住宅基地申请权、双子女生育权的保留、以及低价住房提供等，但这些担心根本来自城市消费水平与农村消费水平的差距太大，农民对进镇后收入预期心中没底，所形成的一种退路思想的存在。这一思想最突出地反映在农民进镇后对原承包地权和老宅处理上的看法，普遍将“保留”作为主要选择。事实上，农民对在政府动员下进镇，所期望落实的政策选择中也充分反映出这一思想。为什么？没有保障的城镇就业机会，就没有生活质量提高的期望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没有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申请权的保留，农民进镇的担心就可能变为现实，这可能是导致农民进镇难的根源所在。当然，对部分农民不愿进镇的思想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传统农业经济下长期形成的，农民的生活目标通常以“安定”为主，“故土”难离思想在很大地区农民身上依然根深蒂故。短期到城镇生活不适应的体验常常会给其进镇思想的形成产生较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生活状况已有了较大改善，且存在这种思想的农民，动员其进镇的阻力是非常高的。为此，政府应当通过改善政策环境，以引导的方式吸引农民进镇，而不能运用行政的方式强制推行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期望的进镇政策落实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充分考虑，尽最大努力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