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科学化的历史性突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年论文,领导论文,历史性突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领导观念和领导方式，在中国领导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带给今天的领导者以多方面的教益和启迪，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领导工作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走上科学化的轨道，善于学习和运用领导科学，从规律层面去把握和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所谓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应集中体现在这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科学领导的新时代
我们党曾经创造过领导事业的辉煌，并相伴产生了科学的毛泽东领导思想。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领导工作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直到60年代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错误。当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冤案遍于国中，“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可谓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怎样领导人民走出困境？又怎样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一些领导人主张“两个凡是”。这无疑是说，有些问题，他们不承认，也不想解决；另外一些问题，则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既定方针”办。并且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许多问题本来就是毛泽东晚年领导错误所造成的，再用他晚年的办法和经验去解决，可能吗？“两个凡是”的实质，无非是让中国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让人民伴随着贫穷、压抑和落后继续生活下去。这种“领导法”，当然不会被党和人民所接受，于是便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结果，会议的决定，合乎逻辑地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事物发展的规律层面，引向了科学领导。
在领导的思想路线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依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认识规律，坚决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都必须坚决纠正，而不管是谁说的、谁定的；实践在不断地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也必须有相应的发展，而不能停滞在原有的水平和本本上。“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样，就为纠正错误领导，走上领导科学化轨道，奠定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领导的政治路线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依据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运行规律，坚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科学地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它针对“民主太少”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为基础，其基本运行方式只能是民主的，而不能是专制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这样，就为领导的民主化、科学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经济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鉴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实际，强调领导工作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它提出，“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就为科学地领导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科学的本质是对规律的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自觉地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领导问题，是领导科学化的本质体现和必然要求。2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以及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都进一步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是巨大的。这不但使我们圆满地解决了那些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有效地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也开辟了科学领导的新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领导科学的春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推动了领导科学的诞生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统统都是“领导的”，又都处处体现着前所未有的科学精神。这种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理论思考：能否把“领导”与“科学”焊接在一起？70年代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率先提出“领导科学”问题。他在《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与人的智力》一文中说：“领导的学问也处于从领导艺术转化为领导科学的过程中。”1980年，一些科学理论工作者正式提出建立领导科学，并出版了《领导科学基础》一书，成为领导科学诞生的重要标志。随后，一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入到领导科学的研究行列，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很快形成了领导科学研究与宣传的热潮。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干部要重视学习“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干部培训课程要“适当增加领导科学”。这一决定，表明党和政府对领导科学这个新兴学科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为此后领导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为什么我国的领导科学产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不是之前？这当然不是什么巧合。试想，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全面专政”的年代里，在最高领导人讲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条件下，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有谁需要“领导科学”？又有谁敢去讲“科学领导”？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在政治上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禁锢，恢复了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敢讲话了，学者敢于探讨问题了，能够用科学的目光审视领导现象了，才有了领导科学产生的可能性。此外，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和智慧，通过总结古今中外领导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领导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见解、新思路。可以说，时至今日，领导科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关于领导的基本概念、范畴、本质、规律等等，都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说明。事实证明，领导科学所以能够产生，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
社会实践的需要是科学产生与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领导科学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的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引导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历史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变，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使领导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如果仍然因袭以往，运用传统的领导方式，照“老经验”办事，就无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许多“老领导”的力不从心乃至失败，原因就在于此。这就要求，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把领导工作纳入科学的轨道。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的时代，任何重大领域的社会活动都具有某种科学化趋势，与此同时，也会导致一门相应科学的出现。领导科学化的发展需要领导科学理论的指导，于是，领导科学就应运而生了。
再从我国领导者队伍变化的实际情况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一大批富有领导经验的老干部相继退出了领导岗位。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一大批相对年轻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有知识，懂专业，勇于创新，锐意进取，但缺乏必要的领导工作经验。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门领导科学，以便系统地吸收前人和他人领导经验的精华，全面认识和掌握领导活动的规律、职能、原理、原则、程序和方法等，从而超越个人的局限，弥补领导经验之不足，尽快适应领导工作需要，实现领导工作科学化。这些年来，广大领导干部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和应用领导科学，就表明了这一点。任何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在我国，导致领导科学产生与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结论是公认的。
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把领导科学化水平提到新高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错误领导，拨正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航向，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把中国领导科学化的问题全部解决。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领导科学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目前的领导状况来讲，那种“不科学”、“不民主”的领导现象，如重大决策不按科学程序和领导原则办事，重要干部的选任仍然是少数人或个别人说了算等，并不是个别的。这种情况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决策失误不能避免，“最大的腐败”——用人腐败问题不能避免。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在经济、政治利益驱使下，私欲恶性膨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欺上压下，领导价值失衡，道德水准下降。这种领导状况，显然是不能适应新时期领导任务的需要的。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如期实现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对这一代领导者的严峻考验。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走领导科学化的道路，着力提高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主要是：
1.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领导规律进行了正确的概括和总结。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和科学领导问题。因此，讲领导科学化，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理论。运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和解决问题，就是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科学领导的问题。无疑，这是提高领导科学化水平的“捷径”和可靠保证。
2.认真学习和研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经验。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可靠的继承者，是跨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的锐意进取的开创者，是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未来的坚强有力的领导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而又不停留在邓小平已有的结论上，始终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邓小平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十五大报告，是近十年来第三代领导集体学习、运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集大成”之作，使邓小平理论伴随着新的实践，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创出新水平。这些成果，是实施科学领导、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杰作。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成果，以及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经验，将引导我们更现实、更有效地提高领导科学化的水平。
3.解放思想，深入实践，着力提高领导科学的理论水平。领导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提高，有待于领导科学理论的提高。必须看到，领导科学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理论也不够“彻底”。因此，它在许多地方还难以说服人，不能有效地指导领导工作走向科学化。这就要求领导科学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突破现有领导科学理论框架和某些观点、方法的局限，构建出一个充满现代科学精神而又适应现代科学领导实践需要的崭新的领导科学理论体系。为此，要求我们解放思想，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深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领导规律。规律是客观事物固有的，科学理论来于实践，真正有所成就的领导科学理论家，不是“书斋学者”，而是能够“吃透”领导实践的人。所以一定要深入领导实践，做好领导理论与领导实践“结合”的文章。这样产生的领导科学理论，才可能是真知灼见，对领导实践发挥出应有的“说明和指导”的作用。
4.在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化水平。领导的本质是创新、创造。创造性实践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层次。任何重大社会问题都是在创造性实践中真正得到解决的。在创造性领导实践中提高领导水平，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各级领导者应当着眼于新的发展和新的实践，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努力在创造性实践中解决问题，走出一条领导科学化的新路、好路。如果各级领导能够从2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中，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取到“真经”，切实提高领导科学化水平，那么今天的许多“难题”并不是很难解决的。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和魄力，以此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将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