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创造历史
——李大钊群众观略述
许全兴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要：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视群众、最深刻批判英雄史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是最着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他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和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解放观，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关键词： 李大钊；人民；历史观；群众观；解放观
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视群众、最深刻批判英雄史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是最着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他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发扬。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笔者撰写本文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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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者，四万万国民之中国”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的统治，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中国依然面临着帝制复辟和亡国灭种的危险，人民在共和之名下备受专制之苦。李大钊正是深感国势之危迫，为寻找救国救民之真理而走上社会、走向革命的。
辛亥革命后，李大钊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痛感革命没有解决中国根本问题，愤怒地揭露“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尸骸暴露，饿殍横野”的凄惨现状，发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的哀叹！[1]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广大民众的深切同情。李大钊认为，辛亥革命失败，其政权旁落于官僚军阀手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认为“吾民今日之普通程度，决不足与图共和之治”[2]。因此，救国之策是从事国民教育，培根固本，以提高国民觉悟。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提出“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3]。这表明，此时他既不崇拜圣人，也不迷信英雄，救国之责，有赖于国民的觉悟，有赖于知识者的先觉和觉人。
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吸取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鲁彭氏(今译勒庞)的“群众时代”概念，李大钊对群众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与鲁彭氏相一致，都认为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变化所造成的可见的后果。鉴于欧洲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显示出的力量，鲁彭氏感受到目前时代的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以往的旧观念已残破不全，取而代之的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形成之中。他称：这是“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众的时代。”他用“群众的时代”作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导言的标题(1) 鲁彭氏，今译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以研究群众心理学著称，其代表作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895年出版)，以后译成多种外文，1927年商务印书馆以《群众心理》译名出版，进入新世纪，我国有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该书的导言多数译为“群体的时代”(亦有译“群众的时代”)。引文出自冯克利译的古斯塔夫·勒庞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第1版的第19次印刷的第1-2页。 。李大钊吸取了鲁彭氏的上述思想写道：“盖世运之变，于今为极，前代思想，半遭破坏。……今有存者，惟此新势力耳。新势力维何？即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故法儒社会学者鲁彭氏，名今世曰‘群众时代’。”[4]188李大钊的上述论述大体上是鲁彭氏的转译，反映了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带来的观念上的变革对他的影响。鲁彭氏虽然提出，人类社会要进入“群众的时代”，“群众势力如日中天，权威赫赫”，但由于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立场，他蔑视群众，对群众有一种惶恐之感。他把群众视为无意识的、非理性的一群乌合之众，群众的任务只是“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众。群众只有强大的破坏力。”[5]很显然，鲁彭氏虽然感受到“群众时代”的来临，但他的历史观依然是传统的英雄史观，认为只有少数知识精英才能创造历史。李大钊只吸取了鲁彭氏的“群众时代”的思想，而吐弃了鲁彭氏对群众的极端错误的态度和看法。
F1断裂：近南北向分布，贯穿整个勘查区，长大于3 km，宽1.05～1.54 m，产状265°～272°∠80°～85°，属压扭性断裂；温泉出露于该断裂破碎带中，岩性为碎裂岩、弱硅化碎裂砂质砾岩；勘查区外围南、北部断裂中见下降泉出露。
李大钊有宽广的世界视野，在对群众的看法上，不仅吸取了鲁彭氏的“群众时代”的合理思想，而且还吸取了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有关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思想不过是“群众意志之累积”的观点。更为可贵的是，他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吾人生当群众的时代，身为群众的分子，要不可不自觉其权威。”他认为，杰出人物之势力，其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4]188-189。他的这一思想与一年多前因民众的不觉悟，导政政权旁落而发出的哀叹有了明显的变化。李大钊从当今时代是“群众时代”中得出了与鲁彭氏完全不同的群众观。他直观地认识到群众在变革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教育群众要自觉其权威。当然，此时李大钊对群众的认识还停留在直观层面上，还不可能从理论上认识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因此，对李大钊的上述论述不宜作过度的读解。
李大钊对群众的上述认识在随后发生的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各种反日爱国团体涌现，抵制日货运动迅速蔓延全国。身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积极参与留日学生总会举行的集会，并代表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这一充满爱国激情、泣血陈辞、感动父老、鼓励民气的通电，不仅是一份政治的、历史的文献，而且也是哲学的、思想的文献。通电不仅具体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和灭亡中国的野心，总结了沉痛的历史经验教训，更为重要的、也是最深邃的思想是，针对当时国民中存在的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的悲观情绪，响亮地提出：“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6]在继之的《国民之薪胆》等文中，他进一步发挥“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的思想。此时的李大钊虽然仍忠告当时的政府若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希望及早觉悟复古之非，弃民之失，速与天下更始，但他主要则寄希望于人民，“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实力辟之”[7]。
如图9所示，尽管在单个脉搏波内进行了基线校准，使得每个脉搏波的起点与终点均落在一个水平线。但从整体PPG信号来看，各个脉搏波的位置却不在同一水平线。本文对PPG信号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各个脉搏波的起点均落于0。本文将序列Po(n)进行归一化，得到归一化后的序列Pn(n)，如式（4）所示。式中PMIN和PMAX分别表示当前脉搏波的最大与最小值，i=0,1,···,N-1。基线校准和归一化即保存了脉搏波原有的特性，又消除了噪声对幅度参数的影响。
中国的命运主要由四万万中国人民决定，这既是对全国民众爱国运动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也是之前“群众时代”“自觉其群众权威”思想的发展。笔者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没有深入细致的探究，李大钊发出的“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的呐喊，虽不一定是历史上首次，但可以认为在当时并不多见(2) 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青年鼓动家邹容，曾在其名著《革命军》中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但他的中国人仅仅是汉族人，持有狭隘的种族主义。 。
二、“离于众庶，则无英雄”
一种观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固然有其一定的思想资源为必要条件，但根本的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群众观的进一步发展是同反思总结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专制独裁的激烈斗争密切相关联的，其思想成果集中在《民彝与政治》的长篇论文中，其群众观的论点主要有“英雄主义，专制之原”“离于众庶，则无英雄”。
各级各有关部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及时发布洪水预警，全面排查危险地区群众，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人员，有效保障了群众生命安全。灾区各级政府多方筹集资金，加大安置和救济工作力度，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针对房屋损毁多、洪水时间长的实际困难，黑龙江省强化受灾群众集中安置与投亲靠友安置，全力推进房屋修缮重建，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帮助群众尽快返迁。由于“以人为本”始终贯穿于各个工作环节，大江大河洪水未造成一人死亡，灾区社会和谐稳定。
针对将英雄神秘化的观点，李大钊紧接着指出：“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彼其超群轶类者，非由时会之因缘，即在众庶之信仰。秉彝之本，无甚悬殊也。”[8]279-280这可以说是从认识论上对英雄史观的批判。现代科学认识论证明，人的认识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虽然一个人先天的生理上的差别会影响到智力的不同，但对一般正常人而言，这种影响甚小。正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原始的差异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异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由后天的社会分工造成的[9]。李大钊认为圣智与凡民之间“秉彝之本”的差异本来不大，“超群轶类者”是“由时会之因缘”造成的，这一认识十分可贵。当然，那时的李大钊还不可将“因缘”理解为一定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总和，而只能理解为托尔斯泰的“众意的累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者，无疑有“众庶之信仰”，无“众庶之信仰”难以成为英雄。这一认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李大钊把“超群轶类者”的产生还归之于“众庶之信仰”，这有失偏颇，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超群轶类者”之所以成为“超群轶类者”，是在后天社会实践中经过主观努力而造就成的，从而获得一般众庶之尊重、信仰。再者，受崇拜的“英雄”并不一定都是“超群轶类者”，而很可能是袁世凯一类的“神奸悍暴之夫”。
李大钊在高度肯定民众势力伟大的同时，也看到民众需要教育、提高的一面，提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他指出，人类的生活，衣食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外，尚有灵魂的要求。人们但知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物质的结果，是资本家的莫大的暴虐和罪恶，哪知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的暴虐和罪恶。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的明灯。为此，他呼吁要重视劳动群众的教育问题。民主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分配，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的知识要求[15]。他热情指导由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他还明确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6]422-423他进而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是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为此，他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开发农村，一面劳作，一面向农民学习。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16]425-426。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一类学生社团到工厂、农村向工农大众进行文化教育和思想宣传活动，开启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先河，其意义深远。
受孙中山的信任，李大钊积极而灵活地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是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前他就参与了各种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会上他担任大会的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在国民党的一大上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发言中指出，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为了消除国民党中有些人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疑虑，他解释说，在半殖民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惟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他们以此理由，不但自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19]。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纲领，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分析的那样，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最低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共产党人为它的实现而奋斗是真诚的。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坦诚发言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令参会的多数代表折服，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任命为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长。他以此身份在北方公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为了清除崇拜英雄的思想，李大钊进而从理论上批判英雄史观。他简要评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加莱罗(今译卡莱尔)、耶马逊和托尔斯泰三人有关英雄的观点。英国历史学家加莱罗主张英雄史观，谓世界之历史，不过是英雄传记之联续耳。英雄者，神人也，神而降为人者，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李大钊指出：“‘加’氏之说犹含希腊英雄时代之采色，而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今已无一顾之值。”美国文学家耶马逊认为，英雄者，顺从有众之心理，摄取有众之努力，而始成其为英雄。英雄者，人而超为神者也。李大钊评论说，耶氏之说，虽与加氏有不同，“而其立论，终以神秘主义为据，以英雄政治为归，此点与‘加’说略同，故亦病未能取。”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认为：“谓英雄之势力，初无是物。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无英雄势力焉。”在上述三人中，李大钊独赞赏托氏之论，称其：“精辟绝伦，足为吾人之棒喝矣。”托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英雄的思想不过是群众的众意总积而已，反映了群众的意愿要求，这是十分可贵的。李大钊的高度赞赏是正确的。
袁世凯原为清王朝握有军权的官僚，在辛亥革命时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政治代表、妄图窃国的野心家。可当时许多人，包括革命阵营内的一些领袖人物对他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甚至称他为像华盛顿、拿破仓一样的救国英雄。可是，袁世凯一朝权在手，就尊孔复古，复辟帝制，实行独裁，倒行逆施，成为人人切齿的窃国大盗，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反对，其称帝之梦随之破灭。李大钊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能窃国篡权，其原因在国民迷信英雄。他指出：辛亥革命时，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从而歌哭之，崇拜之，或曰此吾国之拿破仑也，或曰此吾国之华盛顿也，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而袁世凯，“神奸悍暴之夫”，窥见国民心理之弱点，作威作福，蒙马虎皮，炫罔斯民，以当世的拿破仓、华盛顿、尧、舜、汤、武自居。而一些趋炎附势的人则赞颂袁世凯为“神武”人物。结果是，“神武之势成，而生民之祸烈”。据此，他认为，祸起于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他进而指出，倘若国民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改，“恐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只有将国民脑中的“‘神武’人物，一一僇尽，绝其根株而肃清之”[8]278-279，才能防止专制制度再起。李大钊的分析对我们如何认识崇拜英雄的产生的思想文化条件及消除此思想文化条件的长期性不无启发，仍有现实意义。当然，他把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国民崇拜英雄的社会心理则失之偏颇。
李大钊批判英雄史观，但并不否认英雄的作用。他认为，若走到另一极端，“排斥英雄之说，失其中庸，必至流于众愚政治”，等于“聚众瞽以事离娄之明，驱众尪以当乌获之役，乌乎可哉！”[8]280群众需要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来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不过，他认为，英雄要守一定限度，以代众庶而行众意可也；越一定之限度，背众庶以独行其意不可也；不应国民服事英雄，而应国民驱使英雄，这是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之所不同。他还指出，唯民主义可以勃兴于19世纪，英雄主义则断不能复活于20世纪。可见，李大钊完全是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论析群众与英雄的关系的，虽然十分简单，但内含深刻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值得重视。
总之，李大钊是当时最注重群众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群众时代”“中国者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英雄主义，专制之原”“离于众庶，则无英雄”、国民宜“自觉其权威”等思想均高出同时代的人，具有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的某些因素。这也为他转向俄国十月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他与传统英雄史观论的最大不同是，英雄史观论者把英雄的思想归之于个人，李大钊则归之于民众的思想的代表。在历史的根本问题上，他始终停留在传统的历史观上，认为人类历史不过是思想变迁的表现和纪录。因此，他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高度。这是需要说明的(3) 有些研究者把李大钊的“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理解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针对这种误读，笔者在《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1989年)小册子中，专门写了“民彝创造历史的真义”，说明虽然对“民彝”有诸多不同的读解，可以自由争鸣，但它决不是“人民群众”；“民彝创造历史”也决不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遗憾的是，在此之后仍有学者继续把“民彝创造历史”等同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
三、“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
李大钊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和积极参与中国现实的社会运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人民群众的真正解放只能靠人民群众自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实践中明确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传播者，李大钊在1920年春就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一批先进分子，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成立中国共产党作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3月，他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以俄罗斯共产党建设为例，阐述团体的训练对社会革新的意义。他指出，改革的事业，自然要靠民众的势力，但民众的势力需要先进团体的领导。“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而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他认为：“团体的训练和民众的运动，是互为因果的。即团体的训练愈发达，民众的运动愈有力；亦惟民众的运动愈发达，团体的训练才愈高明。”鉴于近代以来政党之争的历史教训，他提出现在急需组织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那么中国的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17]事实上，此时的李大钊和在上海的陈独秀，一北一南，正在为秘密筹建中国共产党而默默地工作着。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学习与研究，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中指出，物质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构造，即社会的基础构造，由此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说，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马克思则揭露了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秘密。他的经济学说，则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社会的物质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他指出：阶级竞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12]。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中学得了科学的群众观。
通过梳理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李大钊认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13]此时的李大钊完全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无产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他指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14]262他相信，民众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群众的真正解放只能靠人民群众自己。“民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14]264
为什么迷信英雄必然导致专制？李大钊认为，人们崇拜英雄，必然“损其自性”“丧厥天能”“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国家，即无外侵亦将自腐，奚能与世争存！”李大钊在批判迷信古人的复古思想时也指出，若国民迷信历史上的圣哲，“几于人人尽丧其为我，而甘为圣哲之虚声劫夺以去”，长此不反，我之既无，国于何有，吾华亦终底于亡耳。他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而立宪之所以畔夫专制者，一则置重众庶，一则侧重一人；一则使知自重其秉彝，一则多方束制其畀性。”[8]280“吾民当知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自我尸之。”[8]272“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8]281-282李大钊的上述分析十分深刻。确实，一个人，倘若迷信英雄，一切听命于英雄、绝对服从于英雄，就失却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势必抑制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党、一个国家，倘若个人迷信盛行，那势必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势必破坏民主和法制，势必抑制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给个人、党和国家带来不幸。这一中外历史上的教训值得记取。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的结果，战争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因而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引起社会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加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北京大学放假三天，游行集会，名流学者发表演说和文章，庆祝胜利。李大钊的演说和文章则与众不同，他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是劳工阶级的胜利，须知今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热情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明确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功业，是俄国Bolshevism的胜利。Bolshevism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充分显示革命群众运动的威力。李大钊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出这样的认识：“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阻碍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钓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到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样，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10]倘若将李大钊的上述两文与在《新青年》杂志(第五卷五号，1918年11月)上一同刊出的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欧战与哲学》，陈独秀的《克林德碑》等文相比，就不难看出，李大钊对当时世界大势、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等的认识远远高出于其他人。这两文发表时，毛泽东正值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倘若再把这两文与半年多之后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两文相联读，同样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思想上和文风上受到李大钊的深刻影响。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也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1]
四、唤起民众，看重普遍的国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的工作。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的群众观体现在对革命运动的实际指导中。在他领导下，北方的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北方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煤矿大罢工、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
在所提出的方法中，我们假设每一个触发器都有一个可以配置的延迟缓冲器插在其周围.首先我们对不等式(1)和(2)中的统计变量进行采样，在保证芯片工作频率的前提下，最小化其插入延迟缓冲器的数量.这里的采样可以理解为流片后的每一个芯片.如果有足够的采样，那么延迟缓冲器的位置便可以通过采样得到.
1922年7月，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二大首次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1922年8月，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事宜。此后，他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贯穿的主导思想是，通过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成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成为“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以唤起国民的觉悟。他指出，国民党是今日政治的国民之花，但国民党的错误是不大看重民众势力，不懂得搞群众运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就是要去宣传和组织民众，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18]。1923年6月，中共三大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公路工程是我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充分满足现阶段交通运输行业对公路质量的要求，应加强对施工技术的控制管理，为公路工程施工活动的高效开展奠定基础。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应在保障施工进度的基础上，针对施工中存在的各类隐患积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有关国共合作的指导思想、目的和意义，他在共产国际大会的发言稿中说得更为明了直接。他说：“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20]3-4他又说：“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他认为，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20]5-6。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到来，证实了李大钊的上述预见。
中共三大，受陈独秀群众落后论的影响，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作用，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势力，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与此不同，李大钊在国共合作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针对上述错误思想，他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上发表如下意见：“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三、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21]在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在广州的公开集会的讲演中指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22]他在共产国际五大上的报告结束时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但它“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20]6。总之，李大钊在指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同右派进行激烈的斗争，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的发展。
五、教育农民，自己解放自己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李大钊为解决农民问题作了可贵的探索，充分体现了他的群众观。
如前所述，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就注意农民问题，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把现代新文明输入到农村，教育组织农民。在国共合作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有了很大发展。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在党内提出土地问题，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踝关节是下肢最重要的关节之一，几乎承载着人体的全部重量，后踝对于维持踝关节的稳定性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后踝骨折块多大才需行手术固定目前尚无定论，大多数学者推荐当后踝骨折块大小超过胫骨穹窿的25%～33%时需进行内固定治疗[3-4]。作者认为外踝复位后，若后踝骨折块仍存在超过2 mm的移位应行切开复位内固定，以恢复关节面平整，尽量避免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
李大钊积极贯彻党中央精神，认真研究农民问题，其成果集中在《土地与农民》和《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两文中。
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为此李大钊撰写了《土地与农民》。他简要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史，进而依据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资料，揭露今日农民破产的潮流，分析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是自耕农与佃农，论证和探讨了如何实现“耕地农有”的问题。文章最后提出，当前“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农民阶级组织农民协会”[23]107。他的这篇文章网罗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材料，颇像一篇学术论文，兼有学术性和革命性的优点。毛泽东十分看重这篇文章，将它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学习材料。
与南方以湖南省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相呼应，北方的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湖南的农民运动，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述，是在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反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主要对象的有组织的运动，办了农民所关心的十四件大事。一般来说，农民协会中有共产党员在起领导作用。鲁豫陕等地的红枪会、黑枪会多半是农民自发的武装组织。红枪会一类组织自然有迷信落后的一面，中间也许杂有少数土匪。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红枪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继续，其政纲是：在反抗军阀、贪官污吏，反抗苛捐杂税和土匪，“实是武装自卫的农民，而不是土匪”。他愤怒揭露反动军阀“把他们当作土匪，整千整万一连几数十个村庄的屠杀”“焚杀得百里无人烟”的罪行，回击士大夫们盲目“诅咒农民暴动”的无理攻击。陈独秀最后提出：“任其自然暴动好，还是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好，这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24]陈独秀的文章无疑是好的，应充分肯定。如何积极引导、教育和领导红枪会以至整个农民运动确实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一个紧要问题”。陈文只是提出问题，对如何解决没有提示和展开。
李大钊在《中央政治通讯》发表的《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既是对此前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的继续，亦是对陈独秀提出的当时中国革命的“一个紧要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如何引导、教育红枪会及整个农民运动的指导方针。
传统的企业在向新型的企业过渡时，首先要将企业的文化进行变革，不断优化当前的人才环境，其中还要注意提升和发展领导力，企业鼓励并带领员工进行创新。最后企业领导人还要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尊重不同人才的个性。
首先，李大钊依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农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榨，日趋破产的现状，指出红枪会产生的必然性和农民中藏着极大的革命性。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等省的红枪会的产生和迅猛发展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压迫的结果，是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体”，代表了农民的创造。李大钊指出，红枪会虽然有类似义和团的迷信色彩，但它使用的是新式武器，它的普遍发展，“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悟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将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红枪会的普遍发展，“可以证明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制胜军阀，可以崩溃军阀”[25]163-165。根据南方和北方农民运动的实践，李大钊充分肯定农民在国民中的作用。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23]107-108
为了让计算机辅助审计工作更好的开展，我国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审计行为，也就是说，审计机关有权利检查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审计工作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当前所制定的相关法律已经无法满足审计工作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计算机辅助审计不断地引入新的法律法规 来规范审计工作的行为。有了可以依据的标准，计算机辅助审计工作就能加大创新和发展。
李大钊在充分肯定农民自发组织红枪会的革命性和正义性，充分肯定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进而如实指出农民和红枪会的弱点。他把文章的重点放在如何加强党对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上，旨在使农民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
他指出：红枪会的特征之一是“反洋人”。这是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表现；但他们并未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带有狭隘的排外性。因此，“我们应该给他们以正确的解释，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以渐渐地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这就是要将农民对帝国主义的朴素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科学的理性认识。
他指出：红枪会的又一特征是“要真主”。农民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希望有一个“真主”来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惟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25]163-166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小农虽然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但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的这一分析说明了农民要求“真主”的广泛社会基础。他还进而深刻地指出：“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6]农民小生产者希望有“真主”“好皇帝”等从上面来解放自己与现代无产阶级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和解放观。李大钊提倡要把《国际歌》的“只靠自己救自己”的歌声“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说得多好啊！
红枪会的第三个特征是迷信。李大钊认为，这与“反洋人”“要真主”一样，“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的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不应讥笑农民的愚昧落后。随着现代化武器的采用，他们会毅然弃却那妖魔鬼怪的迷信。他指出：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武器，“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史中开一新纪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25]165-167。
李大钊实事求是地指出农民运动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使农民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他号召农村中觉悟的青年、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从事农民运动者，应该赶快加入红枪会的群众中去，开发和教育他们，让他们了解农民困苦的原因、红枪会发生的必要、农民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让他们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让他们认识红枪会的性质和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蓬蓬勃勃的农民大运动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而转入光明的道路。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李大钊注意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开办训练班，亲自讲授农民问题。他还派一批干部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些学习回来的同志对北方的农民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体来看，李大钊作为著名的大学教授和革命家，既有革命家的满腔热情，又有学者的科学冷静，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和教育农民，以推动和引导农民运动健康的发展。他对农民运动的指导充分体现了他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观和解放观。
张三丰仍是捋须一笑，说道：“那有甚么干系？只要媳妇儿人品不错，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到得咱们山上，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么？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六、历史纯正主位是人民群众
李大钊对史学有精湛的研究，是当时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史学大家之一。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倡导史学革命，批判旧的史观、旧的史学，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是他理论活动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神、王者、英雄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根本对立之一。这种对立在史学中表现尤为明显。反复阐明人民创造历史，批判英雄创造历史，成为李大钊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
首先，由3名护士长、5名培训教师及1名副教授以上职称医生组成编写小组；然后依据常规操作规程、高等学校教材结合最新文献、指南、仪器说明等编写：心内科常见疾病抢救SOP（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心肺复苏等）、心内科常见手术围术期护理SOP（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主动脉球囊反博术等）、心内科常用仪器操作SOP（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心内科常用药物使用SOP（胺碘酮、硝酸甘油等），并报护理部修订审核。
李大钊反复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都把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神、精神或少数天生的圣人、王者。本着这种历史观编写的历史书，“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27]568。旧的历史学以政治为中心考察历史，其结果必然把历史归之于少数统治者，成了一家一姓的谱系。这类史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们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不仅要人民服从统治，而且还要在杀他们的人的手上接吻。李大钊愤愤地写道：“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掠夺。”[28]277-278这就深刻地揭露旧史观和旧史学的阶级实质。
李大钊指出，与唯心的英雄史观相反，唯物史观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物质生产力，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民。他说：“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27]568他反复述说：“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28]278“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28]280可是当时一些旧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却完全蔑视工人群众。为此他强调，创造历史的，“是人类的众庶——工人的群众，不是那少数靠工人们的劳力生活的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29]他总是把新的历史观与新的人生观密切联在一起。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打破了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人生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30]。总而言之，李大钊强调，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而决不是几个伟人；人民群众应自觉自己的权威，创造自己的新历史。
一旦发病，病猪将会出现明显的发热症状，通常病猪体温可能会升高至41～42.5 ℃，同时出现精神不济、食欲不佳等状况，皮肤发红，腹部下方、四肢末梢等部位皮肤出现紫红色的斑块，呼吸困难，常处于伏卧状态。根据病程发展以及猪个体之间的差异，部分病猪在发病时将会出现严重腹式呼吸情况，而另一部分则常表现为喘气或不规则呼吸，同时，部分病猪还会出现流鼻涕、咳嗽等症状。随着病程的不断延长，部分病猪将会出现全身苍白、贫血等状况，若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那么病猪将无法站立，最后全身抽搐而死。
李大钊在强调人民创造历史时并不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并不否认研究个人的必要。他对杰出人物的产生、作用做了科学的说明。他说：“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27]568在列宁、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高度赞扬两位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在建构史学体系时，他指出，研究历史固然以团体生活为主，但亦应注意个人生活的研究。他说：“我们固然不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创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乾转坤的伟力；但我们亦要就一二个人的言行经历，考察那时造成他们的思想或事业的社会的背景。”[27]527-528总之，不能因研究团体生活为主，而忽视研究个人传记。李大钊对团体生活研究与个人传记研究关系的处理是十分正确的。
本文在开始就明确指出：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视群众、最深刻批判英雄史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是最着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本文表明，李大钊的群众观尽管带有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但确有其独特和深刻之处。他把握了人类历史进入了群众的时代，深刻揭露了崇拜英雄必然导致专制主义的本质，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根本思想，反复强调人民群众应自觉其权威、自觉去创造新的历史，正确阐明党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和意义。李大钊的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其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艰苦环境中继承和发展了李大钊等先驱者的群众观，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转化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伟大法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始终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何从制度上、法制上切实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这仍是需要在不断地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的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历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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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Created the History ：on Li Dazhao ’s View on Masses
XU Quan -x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 Li Dazhao is the revolutionary democrat and enlightenment thinker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asses and profoundly criticize the heroic view most. After becoming a Marxist， he is a proletariat revolutionist and great Marxist historian to study and spread Marxist view on the Masses most. His view on history that people created history and people could only be liberated by themselves， still shines with the truth today.
Key Words ： Li Dazhao； people； view on history； view on masses； view on liberation
作者简介： 许全兴(1941-)，男，江苏无锡人，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9)05-0001-12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9.05.001
(责任编校：李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