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琳 译
（原载英国《世界经济》1993年7月号）
1、引言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组织如IMF和世界银行极力要求发展中国采取更加外向的发展战略，即强调更多地依赖市场信号，减少进口壁垒，除掉引起内部相对价格明显地偏离世界相对价格的扭曲。朝这一方面的努力一直是始于1980年的世界银行结构调整借贷(Structure Adjustment Lend-ing,SAL)项目的中心目标。赞成该战略的观点集中在经济表现业绩的预期改善而增长率被普遍认为是经济业绩是敏感的睛雨表。该假设经验的检验已证明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量度外向型程度有困难。最激发人兴趣的仍是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例子肯定会变多一些，尤其在东亚）引人注目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业绩。贸易自由化不良的副作用已受到人们关注。例如，在某些地区有人推断它将导致国内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这已成为某些实证研究的主题。我在此将讨论不同的主题：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中某些国家中某些国家是否由于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动而掉贸易自由化的许多潜在益处？
基本问题可通过一简单例子阐明。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出口咖啡，这几个国家都采取措施增加咖啡的出口以赢利，世界咖啡的供给可能大幅度增加，其价格则将下降，世界市场上咖啡出口的购买力并不随数量而扩大，来自自由化利得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贸易条件恶化而流向国外。另外，进口能力的减少可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过是“大国的最优关税不是零，因为存在着把贸易条件转变成有利于自己”这一论点的换一种说法而已。理论上它与悲惨化的增长概念相对应，有些文章作者认为这是非洲次撒哈拉地区最近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断言，这个例子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说并不是代表性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次产品作为出口者在全球是举足轻重的，所以其贸易价格不会影响世界价格。另外，出口的供给可能是缺乏价格弹性的（后面要详论此问题）。最后，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主要出口创汇品可以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相对优惠的待遇中获益，从而内向型体制的基本效应是阻碍潜在出口种类多样化而不是惩罚现有的出口（智利在70年代贸易自由化的一个特点就是“非传统”出口的扩大）。那么，对自己化带来的出口扩张而言，该国实际上是世界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如果这种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对单个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不应有明显不良的贸易条件效应。然而，很难对这样的论点作出评价，即如果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贸易自由化，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会恶化其贸易条件。这是因为出口多样化很可能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已在出口的产品，使全球供应曲线翻转向外，故价格降低。
这种效应不可避免地随出口商品构成变化而变化（下面进一步讨论问题）。不应该认识到，政策变化和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不会只是单向的，由贸易条件恶化加速了国际收支危机，而危机使得政府克服国内阻力以鼓励贸易自由化，或被迫要从国际机构贷款，而贷款的条件是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哪些已采取步骤进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来说，一个不利的外部冲击会引起其进口限制的加强。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贸易条件转移对贸易政策的效应的方向到底如何还远未清楚。不利的贸易条件运动有两种效应：(1)它们降低每单位出口量的购买力，故对任何既定产出的水平而言国民收入下降；(2)对一给定出口量而言，它加重了国际收支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我这里所探讨的问题是，在全球转向自由化的情况下，这些效应可能抵销某些或全部发展中国家政策变更的预期益处到何种程度。全球规模上自由化带来贸易条件的消极效应这一命题很难获得经验验证，因为初级产品价格的无常波动使期运动很难解释。尽管如此，专门针对80年代初级商品的异常低的价格进行的一些研究得出结论说，这部分是由于供给（尤其指食品方面）的向外转移而造成的。这种供给转移可能来源于与目前讨论无关的因素，如技术进步，虽然这一时期农业部门的技术更新速度是否加快还不清楚。然而价格跌落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贬值趋势同时发生的，对那些面临改善贸易收支的最大的压力的高负债国更是如此。这反映在表1的数据中。有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根据IMF的计算，其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在1980-90年间下滑超过25%。实际汇率的降低增加了农业出口的赢利性，促进了供给增加。如果这样来解释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是正确的话，最近事件已经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转移可对初级商品价格产品影响。
表1 发展中国家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1980-90)
变化百分比（%）样国数目 高负债国数目 低负债国数目
≥+25% 101
0至+25%303
－25%至012 111
≤－25% 20 911
总计36 10 26
来源：据《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1》计算。
众所周知，与趋向保护农业的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部门征税并补贴食品进口。他们还实行工业保护，通过将汇率向上推而间接地增加了农业的税负。该论文结构如下：第2部分讨论贸易条件恶化抵消自由化利益的内部机制。第3部分企图根据一个车家的发展水平和出口构成来估量这种效应的可能强度。第4部分讨论政策影响。
2、理论的分析 这里我并不准备去仔细涉猎发展中国家有关贸易政策的浩翰文献，只是想较为系统地讨论从贸易自由化来的利得。消除价格扭曲而来的静态利得估计很小，实际上很可能比在自由化过程中涉及的调整费用还要小。调整费用产生于转向新用途的要素的临时闲置，以及在新的价格结构下会产生负的准租金的资本设备的过时。如果我们假定由自由化带来的更加统一和透明的关税结构下会产生负的准租金的资本设备的过时。如果我们假定由自由化带来的更加统一和透明的关税结构会导致寻求租金活动的减少，这一评价很大地改变，因为有些（事实的而不是推测的）对由这种活动所吸收的国民收入部分的估计指出它是个惊人的大数目。然而，这些只是静态的效应，且如我在引言中指出的那样，感觉到的自由化的益处多是动态的（增长率的加速）。关于增长的这种预期增量的大小，以及实际上所涉及的精确的机制，却是相当不确定的。在下面提出的模型中，我集中讨论国际收支约束的解除对增长的影响。自由化的消极贸易条件产应也有静态的和动态的两个方面。静态的效应是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降低。如果出口量占总产出量的比便为γ，贸易条件恶化幅度是数值γ，那么在产出不变时国民收入的下降比例就为γλ。你将在后面看到这在数字上相当小，故我集中论述其动态的效应。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变化两者的动态产应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受国际收支约束的增长模型来分析。该模型以瑟尔活尔－侯塞因模型（1982）基础但从两个方向拓展。首先，它允许投资份额和产出水平中存在变异；其次该国在世界市场上被认为是价格接受者，这里涉及到3种价格（出口、进口、和非贸易品）贸易政策由于存在出口税因而允许国内进出口价格比率与世界市场上的比率不同而确定的。该模型旨在把握发展中国家条件，反映GDP增长和出的贸易条件与投资率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已被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实证研究所支持。
该模型由以下四个方程式组成：
(I/r)＝(T/D)[a]S[bγc](Μ／Y)＝(Ι／γ)[dSe]
X＝[T/（SD）][f] TX＝M参数（小字母）全部设为正数，各变量分别定义如下：I∶投资量 Y∶产出量 T∶贸易条件（出口的世界价格除以进口的世界价格） D∶国内出口税（作为世界价格的一部分） S∶实际汇率（非贸易品价格除以进口价格） M∶进口量 X∶出口量。
假设投资可否获利取决于需求水平及产出（不论出口或非贸易的）的价格相对于投入方程(1)把投资率确定为出口相对于进口的国内价格及非贸易相对于进口的国内价格的一个增函数。在方程(2)，对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固定为1，而e代表需求的价格弹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常常极为依赖进口的资本货物，进口被认为随产出的投资份额提高而增长。方程(3)意指出口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国内价格[T/(SD)]的一个增函数；f代表供应的价格弹性。方程(4)是国际收支约束因素。该模型得出这样一个解式：I＝T[h]D[－j]S[－k] h，j，k〉o因此投资是贸易条件T的增函数和贸易扭曲水平D与实际汇率S的减函数。在既定的贸易条件和更可取的出口税下，政府要面临实际汇率和产出两个方面得失的权衡：当S升高时会降低对出口的动力而增加对进口的刺激，因而贸易只能在产出和投资的较低水平上实现平衡。在贸易条件和实际汇率既定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即D的减少）无疑对投资有利，因为它提高出口盈利率，放松了国际收支约束，允许产出和进口增加，但是一个国家的贸易自由化，通过增加了出口的供给而抑制了世界价格，引起整个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销为恶化。这使得其国际收支约束加强，因而投资减少。如果我们设想发展中国家采取迈向贸易自由化体制是渐进的政策，那么随自由化的逐层推进，每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只是缓慢下倾。增长的这种缓慢抑住可以用一国自由化其自己的贸易来抵消，但这是个永久性效果。每当一国试图靠货币实际贬值来摆脱紧张的国际收支约束时，螺旋向下的新的扭曲就产生了，因为实际贬值进一步增加了出口的世界供应量。这就是我所使用的基本的理论模型。现在的问题是，以上效应是否足够显示著引起注意。
3、实证的重要意义 第一个问题讨论全坏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世界价格的影响。如前所述，出口增加基本来源于出口多样化的话，那么单个国家就不会因其自己的贸易自由化而面临不利的贸易条件效应；而是由其他国家的出口多样化而引起了困难。在讨论的这一阶段，我将集中讨论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制造业产品出口多样化而引起了困难。在讨论的这一阶段，我将集中讨论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制造业产品出口问题当然很重要，尤其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但由于制造业产品的极为不同的价格行为，故推后讨论。初级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一般都认为很低。萨普斯福特根据从1962-82年每年数据在一项回归分析中估计，非燃料类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15。这意味供应的向外转变可能对价格有潜在的巨大影响。但是，该论断需要给以限制，因为长期价格弹性可能比短期价格弹性低许多。如果产品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而不是消费品，技术替代可能要求购买不同类型资本设备，因而可能会推迟（例如1973年后石油消费的例子）。再者，初级产品价格的多变性也可能推迟根据价格变化而作出调整，因为购买者为了获得有关价格变化长久性的更多信息很可能推迟作出决定。尽管如此，一般都似乎认为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是低的。
在金属和态度产产品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很可能给世界市场的供应不会带来什么增长。态度石及蕴藏的地理集中自动地使他们成为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即使追求进口替代战略的政府也可能相当谨慎以避免给这些部门错误的激励。另外，采矿作业有资本密集的段向；有很高的固定成本。这意味着短期边际成本一般比长期边际成本低得多，以便其生产能力在一个很宽的价格幅度内都会充分使用。就长期来看，生产能力可通过投资决策而改变，但短期上说，供给很可能是价格无弹性的。对农产品来说，基中期供应曲线显著地向外移，是更加可能的。正如吉尔伯特所说，价格的相应跌落会引起供应的某些减少，且如果有较大的价格弹性，这将缓和价格的降低。然而该论断忽视了出口国实际汇率政策的作用。如果需求的价格弹性低，随着供应的向外转移，出口收入将相应降低，而且如果这会加速实际贬值，国内供应价格将比世界价格下降得少，而减少了由于世界价格的下降得少，而减少了由于民办价格的下降而缩减供应的刺激力。
须考虑进去的还有一个因素是，由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高度保护引起的世界市场的分割。这将加强发展中国家供给转移对价格的冲击，尽管可以想象，发达国家预算成本的相应升高将引起补贴的减少，因为就农业支持的财政负担而言可以说已达到了允许的极限。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一个可能后时是，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放松以减少通货膨胀压力，而这将引发更高的实际产出和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更大需求。在此，我们必须记住这一事实，即金属和燃料的价格不太可能下降，而且发达国家的总合的价格指数，通过国内农业部门的保护结构，与民办市场农产品（至少温带产品）价格的下降效应高度隔离。非燃料类初级产品价格对1986年早期石油价格骤跌的反应可以作为这种效应的潜在可能的大小的一个指示器，它并不令人鼓舞，尽管1988-89年价格有些上升，但非烯科类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在1911年比在1985年低约25%。发展中国家决不是裉产品的唯一出口者。在1988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48.1%是制造业产品。这一数值受几个亚洲国家的影响很大，拉美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这一比例分别是28.0%和13.7%。这些只代表了民办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一小部分；在一个产品多样化的市场中，市场扩张不太可能取决于价格的显示著下降。因而较高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并不太可能伴随着不利的贸易条件效应。另外，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尤其是如果还伴随着实际贬值时，可能会制向制造业产品转变。因此，那些有制造业产品出口潜力的国家将受到贸易条件不利的影响较小，甚至可能利用因此获得的竞争力优势，作为促进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契机。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国家通常是中等收入国家，由此可知最不发达国家受到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可能会最严重。由上述讨论结果可知，贸易自由化导致不利的贸易条件效应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上。现在我开始估量这些效应的大小。贸易自由化预期利得的很大一部分，是否会由于转移给发达国家或由于更紧张的国际收支约束而失去？
对大多数非产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OECD地区的出口占其国民收入不到15%。这些出口中可观的一部分是由制造业产品、金属、矿产品、诱游收入和汇款组成，这些都不可能由于我们已讨论过的原因通过自由化而在价格上受到很大影响。另外，典型的非洲或拉美国家的时口中，有10-20%是农产品。这些数字与经济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非燃料类初级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只约15-30%在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中有所反映，虽然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一系数可能更大一些。斯坎地佐根据一个可计算的世界经济的总体均稀模型的模拟显示，比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农业的歧视征税，则农产品价格下降16%，如果同时还取消对工业的贸易保护，则农产品价格下降10.5%。假设我们考虑一个更加悲观的例子，即农产品价格下降20%。再假设其中40%反映在贸易条件上；则当出口收入比率为0.15时，则国民收入总损失为1.2(＝0.2×0.4×0.15)。这比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一年的援助收入还要少。故贸易条件恶化的静态效应是微小的。其动态效应估计起来要困难得多。在上一节所展示的模型中，贸易自由化的益处是通过放松进口容量约束作为对增加出口的刺激力而表现出来的。对首先实行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更多的国家跟着进行自由化和农产品出口价格下跌，这些益处逐渐消失。如果我们假定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5，那么由自由化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将是民民办供应的按比例护张的两倍（设用μ表示按比例的价格下降）。如果所有出口国按比例地扩大供应，各国贸易条件恶化将是总出口收入中净农业出口份额乘以μ，其进口容量将减少μ／2（考虑到增加了的出口额）。因而民办市场较低需求的价格弹性意味着：一旦发展中国家转向促进出口的势头变猛，那些只能出口能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就成为净损失者。尽管贸易自由化对单个国家来说是好的，总合的效应却非如此。那么重要的是考虑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会有多大。如果供给是绊性的，价格的跌落在开始就为出口收缩所抑制。然而，农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其供给弹性比单个农产品听要低，因为把土地转为另外一项农业用途总比将它转为非农业途容易。另外，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生产者可能由于实际汇率的降低被保护而受世界价格跌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较大的供给弹性可能是不利的，因为这时的产出对贸易自由化所给予的刺激的反应会更加强烈。80年代民办农产品价格低落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实际贬值同时发生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对增长的约束这一点已有很充分的证据。埃斯法哈尼发现，以31个中等收入国家作为样本，他们的进口能力对增长的约束作用有明显的效应。佩拉顿以73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估计其在1966-86年间GDP增长对进口能力增长的弹性估计为0.28（在7的t[，1]统计项）。然而，这些有关增长的研究全部建立在对国家平均的比较上，而不是对同一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的各个时期的比较上；对贸易政策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同样如此。另外，还可能断言，贸易自由化还带来上节模型中所未包括进去的益处，比如从寻租活动中释放出资源，而这种好处即使在进口能力约束紧张时也可以带来加速增长。在这种联系中，对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SAL)项目的影响进行评估的尝试是合适的。SAL项目为发展中国家进行一系列政策改革提供了刺激力，较显示著的一项政策改革就是贸易自由化。尤其中肯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SAL倾向于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或常常当贸易赤字难支持时上马的，因而在自由化开始时进口能力约束正处于紧张状态。如何评估与SAL附加条件的一致程度还存在很大困难，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到底发生了多少真正的贸易自由化。另外，如果的确已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并没人期望能维持下去。这些变化就不会引发明显的资源的重新配置。很多SAL项目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政策转变，而这将必然会使实证研究的结果出现这样的偏差的结论，以为SAL对经济的业绩没有什么效果。在解释结果时须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这些研究在亲本和方法上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增长和投资结果方面却是相当一致的。法尼埃特尔以93个国家作样本把1982-86年的平均增长率与1978-81年相比较，结果发现那些接受了世界银行或IBF贷款支持的国家的经济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不同。哈里根据和莫斯利以及世界银行也得出了对增长率类似的无确定结果的看法。然而，法尼埃特尔估计，因调整期投资的减少导致相当大的产出累积损失。哈里根和莫斯利发现，那些接受SAL的国家的投资率比没有接受SAL的一组联起来的时间数列／截面投资因归分析中，没有找出SAL的任何效应；回归中唯一显著的变量是贸易条件。布利尼和格里纳韦对11个国家在1975-87年音的私人投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即显著的贸易条件变量和不显著的SAL虚拟变量）。因而，SAL对增长的影响似乎是中性的，而对投资的影响不是中性就是负性的。这里可能发生情况是，那些贸易条件最严重恶性化的国家遭受最大的投资下降，而且因为其国际收支困难，最有可能获得SAL，然而，SAL并未能抵消由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投资下降；这表明，当宏观经济环境不好时政策改革要么大多是装装门面要么收效无几，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人预期改革能维持下去。
4、结论和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实行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转变可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因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其直接的收入效应可能很小，而通过国际支约束加紧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会相当大，而且可能全部抵消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益处。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可能不重要，因为他们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依赖较少，而且从现有程度来说，由合适政策支持的实际汇率下降很可能会刺激其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对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农产品出口的国家来说，很可能给他们造成更紧的进口能力约束。SAL项目的证据表明，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实现自由化动态利得。即使考虑到调整负担之后，取得SAL的国家并未能把其增长率或投资率提高到根据我们已有证据在没有SAL的情况下本可以达到的水平。正因为如此，对很多低收入国家从全球自由化获得的利益令人捻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太奇怪。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应考虑两个方面，即结构调整贷款项目的设计和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SAL项目可作为旨在克服障碍有利于政策改革的刺激单个国家自由化就没有什么意义，因而就没有什么理由来改变由SAL：项目代表的给每个国家的刺激计划。然而，如果这一论断成立，则当全球自由化进行时发展中国家更可能面临着国际收支困难，结果很可能是更多地利用SAL贷款。迄今为止SAL仍代表促进政策改革的有效机制（即拟定损耗不是太多），效果可能是加速全球自由化进程。
OECD国家可以行动来抵消世界农产品价格下跌效应的一种明显办法是减少其国内农业的高度保护。由于这些国家的农业游说声势极其强大，很难看出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名义下有什么政治机制可以带来这一结果。然而，先撇开该点不说，仍然存在着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多大益处这一问题。斯坎地偌根据典型的南北双方作用建立的可计算的总体均衡模型的模拟表明这样一个惊人的结果，即北方国家农业自由化对南方并无帮助而实际上还小有损害。尽管世界农产品价格会稍有增高，这却很少能抵消南方自由化造成的颇大的下降（模拟结果）。模型中什么因素造成这一结果尚不十分清楚，但似乎是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低和南方供给弹性高两者结合所致（南方被认为劳动力过剩和农村工资率固定）。如果这个分析正确，则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结构变化对解决问题无能为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将是通过援助直接缓解国际收支约束。那么问题在于什么决定援助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在总援助分配中存在相当大的惯性，而且，固然有证据表明人均GNP和援助接受占更多援助。另外，总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化，只不过又回到他们刚开始就不应当抛弃的道路上来。如果这种观点为人接受的话，就不太可能给出更多的援助。很难说这里分析的发展中国政策转变已发生到了什么程度。就目前已有的程度而言，过去已经发生了贸易条件损失。鉴于过去十年中世界农产品价格已极大幅度下降，有时很难相信价格还会低落下去，但这可能还会是一种过度乐观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