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与复归——龚自珍文化心理裂变的轨迹及其动因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叛逆论文,轨迹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终于走出中世纪封闭轮回的怪圈而开始步履蹒跚地逐向近代社会的起点。在这条极富苍凉悲壮色彩的历史晨昏线上，龚自珍，以他巨大的批判的功绩树起了一块纪念碑，成为那一时代精神的象征。他的影响是深广而持久的，早在龚氏生前，就有人注意到他“见地卓绝，扫空凡猥，笔复超迈”[1]，把他看作“未易”之才；近代学者梁启超更认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2]；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鲁迅、郁达夫等，也都非常喜爱龚氏诗文，在他们的创作风格中依稀可辨龚自珍那种“清俊通脱”的影响。因此，当人们试图寻找中国文化思潮开始近代化蜕变的最初迹象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意识到：第一个需要审视的也许就是龚自珍这颗孤独而明烁的晨星了。
然而正象他暴死于江苏丹阳书院至今仍是个谜一样，龚自珍一生的许多活动都常令人困惑：他“少年击剑更吹箫”[3]，志在济世，誉满东南，在人到中年以前已写出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社会批判论文，以后却浮沉下潦，蜗居京师，“竟至虫鱼了一生”[4]；他一生推崇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对其《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曾“手录凡九遍”[5]，并撰写《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等，但却不愿象王安石那样去做地方官施惠于民，积累政绩，而甘心寂寞于内阁中书的清职；他几度戒诗，发誓“今年真戒诗，才尽何伤乎！”，[6]却又屡戒屡破，《己亥杂诗》三百多首是他多次戒诗之后一年之中写成的；他曾认为“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7]。似乎已安心于金石虫鱼之学，借以打发晚年，不料在行近“知天命”之年，他却又“忽收古泪出长安”，离京南返家乡。这些言行之间前后矛盾的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固然可以借助史料来对这些行为的具体背景作考证，但问题是那样就难以真正理解龚自珍作为文化巨人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其实，我们不妨把龚自珍置于社会文化大系统中来加以审视。生命个体自身就是一个自组织能力很完善的系统，具有较强的反馈——调节功能，他总是在群体文化意识这个大背景下展开活动的；在个体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互动过程。概括地说，个体的意识与行为一方面受社会文化的制约，表现为文化塑造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以个体的能动性来反作用于文化，并以自身的独特方式来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下面，我们就从这里入手，对龚自珍的心理行为模式进行一番诠释和表述。
一、双重苦闷：叛逆的生成动因
康、雍朝以来，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带着民族屈辱感而发出的反抗君权的民主呼声渐渐成为遥远的回音，在官方的经院哲学——宋明理学的浸染陶冶和文字狱的刀光血影中，催发出一朵病态的学术之花——“乾嘉朴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盛况：“自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之学如日中天矣。”但是这种学术繁荣是以知识分子灵魂的彀悚和个性的扭曲为代价的，与其说它是中国古代学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阶段，不如说是僵化的社会文化结构对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功能的再次体现。传统士人的品格不仅得不到高扬，反而由于社会政治的高压彻底丧失了其独立性，结果就必然出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8]的可悲局面。辞章考据之学的勃兴恰恰说明了当时思想界的贫困冷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龚自珍正是这万马齐暗时代精神苦闷的体验者。
龚自珍自幼接受的也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因而决定了他的人格主体必然烙有群体文化复制的印痕。这种人格的价值评判尺度是看个体对社会所具有维护能力的大小，它适应了“金字塔”式高度集权的宗法制社会，逐渐积淀士大夫阶层的角色心理，自孔子的“克己复礼”、屈原的忧国忧民九死不悔、至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9]，都是主张积极入世。龚自珍承袭了这一文化角色的共同特征。他曾有“少年揽辔清澄意”[10]，“壮年曾为九牧箴”[11]，素有济世安帮平天下的高远志向，视千古功名如草芥，但是他的社会理想同时代的现实选择大相径庭；他科举屡试不中，先后参加乡试五次、会试五次，均以落第告终，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第六次会试，才勉强考中三甲第九名进士；尽管他的文章“娓娓千言”足以使“阅卷诸公大惊”，却“卒以指法不中程，不列优等”[12]，作者也一直没能进入咨议机关——翰林院。这是龚自珍在通往建功立业目标的道路上遇到的重大挫折，也是日益腐朽的八股取士制度对真正人才的一种排斥。还不止于此，清王朝的官僚制度也日趋僵化，龚自珍在《明良论》中指出：“自庶干以至尚书”，这是一条漫长得可怕、分成无数等级的仕途，而统治者不是以官吏政绩大小作为陟黜标准，而论资排辈，按部就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这种选拔制度使“贤者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卒得以驯而到”，顺着这条夹缝得以爬上政治权力顶端的无非多是庸才，而龚自珍这种“抱不世之奇才”[13]的人，就只有怀才不遇而感叹报国无门了。“不平则鸣”，龚自珍就象古代的屈原、贾谊等失意文人一样，必然要由因政治抱负不得伸展而产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这是叛逆意识生成的最重要的社会背景。
但构成龚自珍走向叛逆社会的原因并不仅于此，其苦闷意识的生成还与他独特的生命情感体验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人的心灵深处不仅积淀着历史的群体文化观念，而且同时也积淀着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二者的冲突，用宋明理学的命题来概括，就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龚自珍不仅仅“抱不世之奇才”而且“有不世之奇情”，有丰富热烈的而深刻复杂的生命情感”他自称“少年哀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14]，这里所谓“少年哀乐”，主要是指生命个体具有的情绪和心理感受；而“无端”二字也说明这种心理感受无法用呆板教条的理学观念进行解释。另据《定阉先生年谱》载：龚自珍“小时体弱，闻斜日中饧箫声则病，迨壮犹然，莫喻其故”，他常常陷入一种“不似童心不似禅，梦回清泪一潸然”[15]的痴迷状态。在这种体验中，似乎既有对母爱的眷恋，又有对爱情的渴求；既有对质朴无凿的童心的追觅，又有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困惑。一句话，龚自珍拥有一个他个人分明意识到而且也努力表述出来的情感世界，但是同时他又感到真实表述这种情感的艰难性与危险性：“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16]。这并非因为这种情感复杂到真的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达，而是因为周围的社会环境时刻在压抑着诗人，使诗人不能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流露出来。哀乐过人，喜怒笑骂，与封建社会所谓的雅人君子是格格不入的，社会所赞许的是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是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存，一向恃才傲物、放浪形骸的龚自珍就难免要受“群公嗔”，成了一个“狂不可近”的“怪魁”[17]。一个内心情感丰富、个性坦诚无饰的人，无法自由地显示其生命体验，必然因心灵的郁闷而产生无限的痛苦。这是一种个性的苦闷。也正是这种苦闷才更具有近代的意义，因为它正表明生命主体意识的最初觉醒，这是促成龚自珍产生不满和叛逆意识的另一种心理背景。
由上可以看出，由于封建社会对于个人的社会理想和自我意识的双重否定，造成了龚自珍深刻的心灵苦闷，这种苦闷累积的结果便是把他推到与时代社会相对立的位置上，迫使他以异端者的形象面对传统和时代。这便是龚自珍走向叛异的根本动因。
二、剑气箫心：异端的写照
“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两样消魂味”！[18]如果我们把龚自珍作品反映的精神主题分成两方面看——一面是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一面是自我性情的大胆表露的话，那么，“剑”与“箫”分别作为这两大主题的客观对应物，就成了他苦闷的象征、叛逆的写照。由此进一步研究我们便会发现，龚自珍以一个思想家的勇气和诗人的虔诚在晚清寂寞荒凉的文苑上高扬起两面醒目的旗帜：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文学上的浪漫主义。
作为对程朱理学的反叛，龚自珍承袭了明代中叶以来公安派、竟陵派、李卓吾和汤显祖等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新因子，提出“我”、“心”这两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他认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宵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列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19]。在这里，“我”成了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的本源，是整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和最终答案之所在。从本体论高度肯定“我”，就高扬了人的自我主体意识而摒弃了外在于人的、非我的“天理”说，这正是陆王心学的近代意义所在，龚自珍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深化。主体确立必然要肯定自我尊严和价值，所以他又说，“心尊，其官尊矣；心尊，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尊矣。”[20]马克思曾认为封建专制政体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使人异化为非人，龚自珍对自我尊严和价值的肯定和强调，也正是对封建社会非人本质的批判，正是触到了传统封建社会结构的最大弊端，无疑具有很强的民主主义色彩。他的一系列社会批判文章都是针对这种弊端而发的。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在进行社会批判时，更侧重于从文化的层次去审视现实，而不只限于对一事一物具体现象的指责，如其《尊史》、《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壬癸之际胎观》等，都是如此。龚自珍的议论之所以能震骇当时的思想界，并被看作近代思想启蒙的“开风气”者，就在于他的起点之高，视解之新，能把对时事政治的批判同对历史的文化反思结合起来。例如，他认为造成当时“一览人才海四空”[21]、万马齐喑的衰世现状的重要原因，并非仅仅是现实官僚制度的不完备，而更是一种能够扼杀人性活力的根深蒂固的群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虽然“非刀、非锯、非水火”，然而对人性的戕害却是极可怕的，“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22]，它使任何试图改革社会、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仁人志士都无法生存，而使那些“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这拜起，以充满朝市[23]的庸碌之辈如鱼得水。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集体无意识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的，而“非一旦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24]。应该说这是龚自珍对封建意识中的国民劣根性的极为深刻的剖析；半个世纪以后，鲁迅在《狂人日记》等文章中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这可以看作是对龚自珍这种思想发现的继承和深化。
与他思想上的民主精神相对应，龚自珍以独特的审美感知方式和意象组合原则，在文学上构成了一种清新瑰丽而又幽奇惝恍的新浪漫主义。中国古典诗词多以抒情言志为基本模式，习惯于描写人与社会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在历史和自然中寻证自我情志的伦理价值。但到了龚自珍这里，诗人内心的主体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对个体生命深处各种情绪骚动非常敏感，体味非常深切，表达非常婉曲。他的诗中固然不乏诸如《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己亥杂诗》（“不论盐铁不筹河”）之类忧时伤世之作，但同时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有许多内视心灵、反观自我的诗词。例如：
不似童心不似禅，梦回清泪一潸然。
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
——《午觉初觉，怅然有成》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
心灵心药总心病，寓言决欲就打烧。
——《又忏心》一首
这些“幽光狂慧”，正如汹涌起伏的情绪暗流，时常给予诗人以种种神秘的颤栗，而诗人也常常去捕捉心灵在一瞬间的感觉，甚至包括幻觉和梦境。《龚自珍全集》中有许多“纪梦”诗，如《纪梦七首》、《梦中做四截句》、《七月二十七梦中作》、《梦中述愿作》等等，它们以其沉烈瑰丽，幽奇惝恍的意象和氛围，向世人透露出龚自珍灵魂世界另一半的消息。试读其《梦中述愿作》：
湖西一曲坠明铛，猎猎纱裙荷叶香，
乞貌风鬟陪我坐，他身来做水仙王。
尽管我们无法确指诗中女子为谁，但那绰约动人的风姿却恍如亲睹，诗人的神往中表现出对爱情的不无风流意味的企盼。这说明，龚自珍描写梦境和幻景，并非只是一种趣味，更主要是试图塑造某种艺术世界以补偿在现实世界中被压抑甚至被剥夺了的自我情感享受的需求。正因如此，在他的笔下，梦境被当作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进行观照，在其中寻找在外部失落了人的个性及生命的权利和价值。而这恰恰是一切浪漫主义文学的生命与特质之所在。对此，现代学人朱杰勤曾作了较为详备而独到的论述：“观定庵诸诗，思出幽深，不肆狂热，而雍穆之情，令人深叹，则其天性之厚，自感之深，故能博读者之同情，非尽由于修辞之功也。……我以为定庵情诗之佳处，则是毫无俗气，而又冽亮自如，情内衷发，定庵重视于新文学家在此，其结怨于道学家亦在此。”[25]这一段评论之所以应受重视，在于它一方面揭示了龚自珍独抒性灵一类诗作的特质，另一方面提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龚自珍影响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对个性苦闷的呐喊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冲决封建罗网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龚自珍所开拓的新的诗歌主题的进一步弘扬。
三、反宣泄：叛逆的自压抑机制
灵魂苦闷的解脱途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勇敢地承认自我与群体的对立，向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发难，也即自标“独异，向庸众挑战”；另一种则是自我个性遁逸，以超然的姿态回避种种引起痛苦的事物。这是两种截然反向的心理行为取向，但我们却发现，二者在龚自珍的精神世界中同时存在，它们表现为苦闷情绪欲求渲泄而又时时受抑的精神紧张状态。龚氏的全部作品也就是他寻找自我却又逃避孤独的灵魂在精神裂变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之状的写照。
问题是这种反宣泄的心理依据是什么。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个体的“我”是由“超我”、“自我”与“本我”构成的，“超我”，是个体人格中与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同构部分，具有一种维持个体与群体的协调、保证历史传统在现实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和绵延过程的功能，是文化实现对个体的约束同化目的的重要中介。这也就是说，社会压抑人是通过人的自我压抑来完成的。在传统的文化结构中，儒、释、道是多元互补的三大要素，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们绝不应低估儒家经典对龚自珍“超我”人格的陶铸作用。尽管他曾认为“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26]，但事实上他始终保持着对儒家人生价值观的认同态度。他对儒家的万世不祧之祖孔子，怀着非凡的尊崇心情，晚年作《己亥杂诗》云：“少年无福过阙里，中年著书复求仕，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诗后有龚氏原注曰：“岁癸未，《五经大义终始论》成；壬辰，《群经写官答问》成；癸巳，《六经正名论》成；《古史钩沉论》又成；乃慨然曰：‘可以如曲阜谒孔林矣！’”通过龚自珍字句中流露出的情感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仕幸不成书幸成”的命运看作与孔子是一样的，而把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看作是献给孔子的一份厚礼。因此，他不可能对封建传统文化由深刻怀疑走向彻底的背叛。相反，他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母体始终有复归意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叛逆，就是对“超我”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常造成个体人格的分裂，使人内心感到一种自我矛盾的深刻痛苦。不仅如此，叛逆者还因与众不同受到排挤，往往会产生很强的孤独感，于是又不得不掩饰甚至扭曲自我的个性，以求被社会和公众接受。龚自珍由于“持论每与当世忤”[27]，“言多奇僻，世颇訾之”[28]，因而既为一般世人所嘲笑奚落，又遭当权者的猜忌排挤，“离经叛道”的结果使他自己终生陷入孤独和危险的境地中，他时常发生“美人沉沉，山川满心。吁嗟幽离，无人可思”[29]的感喟和“香兰自判前田误，生不当门也彼锄”[30]的恐惧。了解了这些，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他早年意气风发，指点江山，而中年以后却沉湎于饮酒赌博，虚度年华；为什么他天性是个诗人，却屡次烧诗戒诗……。
龚自珍的自我压抑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皈依佛教，清心正性。六朝以来，佛教似乎成了失意的士大夫们痛苦灵魂的避难所，它使人放弃对现实人生意义的执着，通过净除尘世之念而达到灵魂的“涅槃”，龚自珍信仰天台宗，把它看作解脱苦闷和忧患意识的出路，他“学佛名曰饵波索迦”[31]。为了使自己成为地道的释家子弟，他一次又一次地“忏心”、“戒诗”，企求让生命的活力在佛教的“劫火”中化为虚空；到了晚年，他“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去”[32]。他曾有诗自述：“少年万恨填心胸，消灾解难谁之功？吉祥角脱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参中。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宫”。[33]佛经中描绘的那个绚丽的彼岸世界足以“消灾解难”，使诗人因忧患而产生的“言愁愁无终”的心灵得到暂时的慰藉。值得深思的是，“近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皆崇龚氏，故皆喜谈佛学。”[34]二是钻研金石碑刻，转移情感。龚自珍喜欢碑帖金印、说文句读，其实质也是一种自觉的精神逃避，因为他自己也认为搞“校雠之学”是虚度华年，但在那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时代，知识分子要想不因指斥时弊而遭杀身之祸，除了“竟至虫鱼了一生”之外，还能干什么呢？这正如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鲁讯，在经历了失望和痛苦之后，不得不“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而这种种方法之一，就是在S会馆里“抄古碑”，[35]试图把一颗激越跳跃的心灵尘封在古代的故纸堆中。
但是，龚自珍失败了，确切地说，他压抑自我回到群体努力失败了。他的思想是清醒的，当时清王朝的内忧外患使他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感无法消除，他的使命感、责任感使他无法彻底麻痹自己。无论是信仰佛教还是校雠古书，都无法彻底泯灭他的思想个性和情感活力，相反，只能使龚自珍更加痛苦。他曾不无自嘲意味地表述自己修炼的结果：“逃禅一意皈宗风，惜哉幽情丽想难销空。”[36]最后他毅然辞官出都，在经历了许多年沉默的仕官生活后，表示要“狂言重起廿年喑”[37]，要“但开风气不为师”[38]，这就证明宗教信仰和金石考据词章等在与诗人的社会抱负和民主思想的矛盾冲突中最终失败，龚自珍以他晚年的三百一十五首《己亥杂诗》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叛逆者。
如此看来，有一道贯穿在龚自珍精神世界内部的裂痕，不管清代社会文化的禁律如何通过外部社会剥夺还是内部自我压抑的方式来迫使他就范，这道裂痕都始终存在，这道裂痕的张力在于“叛逆”与“复归”的矛盾运动。魏源曾这样评价他的这位好朋友：“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39]这里所谓“复”，其实并非局限于“复古”，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复归于传统的文化母体的内驱力。在“逆”与“复”的矛盾斗争中，龚自珍一面以叛逆者的角色来批判时代和社会的诸种弊端，一面却又受文化母体巨大磁力的吸引，去佛教世界和古代文献中寻找精神支柱，这恰恰又是向传统的复归。回归是艰难的，超越则更加艰难。这就是在传统文化自我的裂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心灵历程，而且它已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在魏晋名士、明末思想家乃至近代康梁诸人身上都可找到这一思想特征，而龚自珍因为他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从而获得了一种典型意义，我们说他具有纪念碑的意义，就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注释：
[1][17]王芑孙《复龚瑟人书》，引自《龚自珍研究资料集》。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3][4][10][11][14][27][30][37][38]均见龚自珍《己亥杂诗》
[5][12]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编》
[6][16][26]龚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
[7]龚自珍《猛忆》
[8]龚自珍《咏史》
[9]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3]程金风《己亥杂诗》书后
[15]龚自珍《竿梦初觉，怅然诗成》
[18]龚自珍《湘月》
[19]《壬癸之际胎观》
[20]龚自珍《尊史》
[21]龚自珍《夜坐》之二
[22][24]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
[23]龚自珍《与人笺》五
[25]朱杰勤《龚定庵研究》引自《龚自珍研究资料集》
[28]姚莹《汤海秋清》引自《龚自珍研究资料集》
[29]龚自珍《琴歌》
[31]陈元禄《羽逸事》引自《龚自珍研究资料集》
[32][39]魏源《定庵文录》序
[33][36]龚自珍《能令公少手行》
[34]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引自《龚自珍研究资料集》
[35]鲁讯《呐喊》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