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会平[1]2004年在《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研究》文中指出社会保障问题是现代国家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公民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也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摇篮。英国社会保障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601年英国伊利莎白的旧《济贫法》。自从圈地运动和走上工业化道路以后，英国政府于1834年又颁布了新的《济贫法》。新济贫法为社会保障确立了国家承担最终责任的原则。1900年英国工党成立。工党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斗争基本上是围绕着增进工人福利、推动福利国家的建立而进行的。在英国福利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英国工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工党通向执政的道路上，它始终把社会保障视为社会改造的目标之一。英国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基本上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和改革叁个阶段。从工党成立到二战，是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的形成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涉及到了当代福利国家提供的主要福利内容，比如养老金、失业、贫困、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以及对住房的干预，这说明英国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形成，但体系还不完整，待遇水平也不高，各个项目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工党的这些社会保障思想与政策，为二战后建立“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冷战时期，是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英国工党建立了以国民保健、国民保险、住房援助、个人社会福利和教育补助五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福利国家”；威尔逊的“经济新政”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于中途夭折了。这个时期的工党政府从公平性、普遍性方面完善和发展了英国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缓和阶级矛盾、相对稳定资本主义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冷战结束至今，是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全方位社会保障的弊端日益显着，同时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
张岩[2]2014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二战后西欧国家发生的变化,以社会政策为核心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成型、危机与改革是处于核心位置的。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再分配项目,社会政策对西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挑战,西欧国家程度不等的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的经济困境,同时在老龄化日益严重、出生率不断下降、单亲家庭数量急剧增加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等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社会政策面临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西欧国家不得不对社会政策进行增收节支和转变机制的改革。而这一时期社会党在西欧各国赢得“神奇回归”,整个西欧的政治版图一片粉红,与社会党的执政地位相伴的是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兴起了有关社会党的新纲领即“第叁条道路”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在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社会变迁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党能否根据变动的现实调整社会政策的目标和策略工具,使之适应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本文以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和德国社民党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为案例,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改革绩效叁个分析层次上,比较叁个政党的社会政策改革过程及其效果。在劳动力市场政策领域中,西欧社会党的改革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所有的社会党都引入了激活性劳动力市场政策,并且对失业保险中的消极救济政策进行了改革,对失业保险的领取资格和领取期限做了严格规定。英国、德国、瑞典叁国社会党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引入激活性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水平和力度不同,以及有时间限制的短期公共岗位的提供情况不同。在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上,西欧社会党在改革目标上高度一致,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接受了巩固预算的强制性,追求预算平衡,同时注重减轻税收负担。当然各国在财政增收和开支削减的措施上展现出明显的区别。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遵循了优先巩固预算,其他社会政策工具受其约束的改革方针。而德国社民党则对预算巩固的重要性存在争议,在有异议的情况下让位于降低税收,从而处于次要地位。德国社民党执政期间结构性财政赤字的减少没有成功实现。税收政策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供给政策考量的支配,西欧社会党政府在进行税收改革时要考虑到减轻企业负担、增强经济增长力的因素,因此在税收改革中,所有西欧社会党都普遍实行了对企业课税的降低,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率得到特殊照顾,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将各个国家社会党的税收政策显着区别开来的是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改革措施。德国社民党对高收入群体的课税显着降低,英国工党对高收入群体的税率维持不变,只有瑞典社民党提高了对高收入群体的课税。在社会政策核心领域——社会保障方面可以观察到各国在改革方向上具有很多的共同性：养老保障具有朝向多支柱体系发展的趋势,国家养老保障从养老体系的最强支柱转变为基础性养老保障的角色,各种企业和私人形式的养老保障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医疗卫生领域,则向现有的保障体制注入了与原体制相异的调控元素：在国家主导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中融入市场元素,而在私人组织运作的体制中则加大国家规制力度。在家庭政策领域,扩大了社会支出,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使人们更好的协调职业和家庭生活。在教育政策领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在住房政策领域,保障居民住房权利,帮助经济困难群体解决住房问题。虽然存在共同的改革趋势,但社会保障领域具体的改革措施同样因国而异,这是因为新的政策工具必须纳入到各国不同的现行结构中并与之相适应。相比较劳动力市场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西欧不同国家的社会党政府在社会保障政策领域采取的改革措施差异和路径依赖性最大。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西欧社会党的改革在某些领域存在着趋同,但是各个社会党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改革政策、道路和模式。本文选取的叁个案例代表了这一时期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的叁种类型：一种是继续沿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没有改变传统的政策目标,对政策工具进行了修改意义上的调整,改革力度较小,比如德国社民党的改革。第二种改革是坚持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目标,但为了实现传统目标使用了新的工具,并对原有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合理化调整,这一类型的改革的显着代表是瑞典社民党。第叁种类型的改革是既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策目标,又对与激励因素不相匹配的政策工具加以改革,英国工党的改革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之所以西欧社会党的改革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趋同,又表现出强烈的路径差异,是因为社会党政府是在一种由不同政治变量构成的背景下实施其社会政策改革,这些政治变量综合作用影响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改革路径,扩大或者缩小他们的行动空间,最终决定改革目标的成功实现或者失败。因此,本文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运用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探讨影响西欧各国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趋同与改革差异的政治变量,以及这些政治变量如何产生不同影响。影响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的政治变量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欧盟层面的规制和规范。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对成员国的社会政策进行标准化规制,对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产生了趋同影响。第二类是社会党自身的行动力,包括政党纲领是否革新,政党组织结构是否有利于提高政党及其执政政府的策略能力,党内冲突能否被迅速解决。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拥有强力领导、意志形成集中化的瑞典社民党和英国工党与组织结构较分散的德国社民党相比显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在纲领上根据新条件进行修正,从而使得社会政策改革与政党的纲领取向协调一致。而德国社民党内的异质性十分突出,无论在纲领上还是组织上,都没有为社会政策改革做好准备。第叁类是选举激励因素。选民阶层的偏好,利益集团的态度,尤其是工会的支持与否,对社会党的改革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政党竞争的结构和竞争态势也是限制或者扩大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选项。英国工党在选民关注的议题——医疗卫生和教育上,本来就占据明显的民意优势,容易获得执政资本；“第叁条道路”又成功吸引了中间阶层,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因此,工党成功地占据了英国政治的中心,工党的社会政策改革在选民层面上遇到的阻力很小。瑞典全民普享性的社会政策造就了大规模的紧密团结的选民群体,使其政策容易获得较高水平的群众性的政治支持。但瑞典的选民群体往往集中在相对慷慨的、普遍性的社会政策周围,所以瑞典社民党面临着选民的约束,其社会政策的收缩并不明显。德国社民党在社会政策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尝试触动了选民的利益,引发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与合作,对社民党的改革采取不配合或反对的态度,对改革形成掣肘。在利益集团的态度上,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改革迎合利益集团的主张,工会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既不是资源也不是限制。瑞典社民党在社会政策改革上与利益集团协商合作,工会默许社民党的改革。德国社民党的社会政策改革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工会强烈反对进行改革。在政党竞争格局中,英国工党拥有最多的行动资源,瑞典社民党的行动空间相对局促一些,而德国的政党竞争格局给社民党提供了最狭窄的行动通道。第四类是体制框架与政策遗产。国内政治制度、福利制度安排模式的不同,对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的路径造成强烈的制约作用。社会党接掌政府时上一任政府遗留的政策遗产对于一个执政党的政策选择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英国、瑞典和德国叁国的社会党在各自的国家内面临着不同的政治体制框架和不同的机会结构。英国的政治结构允许在任政府有足够权力来推行少数派反对的政策,也就是说英国缺乏有效的否决点,所以英国工党面临最少的制度性限制。瑞典社民党虽然组成少数派政府,但是其政治制度度中的否决点相对较弱,为政府的改革提供了政策操作的空间。而德国社民党面临着众多的制度否决者,改革举步维艰。在福利制度模式上,英国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制度性特征可以促进工党的社会政策调整。瑞典普遍主义福利模式使得瑞典社民党为了应付国内财政压力和经济全球化而进行的社会福利削减,明显比在自由主义福利模式中困难得多。德国保守主义福利模式中基于职业的福利制度特征会阻碍社会政策的削减,因此德国社民党要想进行社会政策改革,必须有能力应对保守主义福利模式的特有障碍。比较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和德国社民党执政开始时的初始状况,工党获得了最有利的政策遗产,经济状况发展良好,并且社会政策改革已经开始进行。瑞典社民党也继承了相对有利的遗产,前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为社民党进行社会政策改革铺平了道路,虽然经济状况不佳,但可以成为社民党引导民众认同社会政策改革的资源。而德国社民党必须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大改革障碍进行斗争。在财政赤字、社会保险亏空、高失业率的经济状况下,前任政府削减福利的改革政策没有成功实行,这些都加大了社民党进行社会政策改革的难度。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都会影响到西欧社会党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可能性,或是影响到政府执行这种政策的机会,而这些变量加总在一起,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党的行动空间,从而将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使得不同国家社会党的改革出现某些领域趋同,某些领域及改革绩效又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总体而言,新工党面临的制度性限制因素最少,所以工党的社会政策改革最激进；瑞典社民党面临的限制比工党多一些,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最坚持；德国社民党面临的制约因素最多,改革最困难。虽然西欧社会党的社会政策改革过程和效果受到了国际、国内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因素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福利国家的新秩序不再成为可能。如何使国家和人民的总体利益实现最大化,使改革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保持改革后的社会政策体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这对于社会党的执政能力和实施改革的技巧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社会党能够把社会政策创新的改革与对民族国家和国际背景的审慎认知结合起来,构建一个被广大公众认同的、系统性的公正社会的具体蓝图,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同样可以在新的时期卓有成效的推行。
张武汉[3]2016年在《英国布莱尔政府社会保障立法研究》文中指出社会保障立法是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核心。在第叁条道路的思想指引下,英国布莱尔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立法建立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稳定、社会投资、促进就业的制度,力图打造一个“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能够同时实现的社会”。具体来说,在养老保障方面,针对破碎而复杂的养老保障法律体系,布莱尔政府试图通过《1999年福利改革与养老金法》、《2000年儿童支持、养老金与社会保障法》和《2002年国家养老金抵免法》叁部法律及其相关的条例,分别从私人养老金和国家养老金的角度去构建一个新的第叁条道路的养老保障法律体系,实现消除养老金领取者贫困的政策目标。存托养老金计划积极引导中等收入就业者为老年储蓄,国家第二金计划主动补充低收入就业者的养老储蓄,国家养老金抵免计划通过税收福利激励就业者为老年储蓄。在就业促进方面,通过《1997年社会保障修订(新政)条例》和《1998年社会保障修订(新政)条例》实行新政计划促进就业,为就业者提供职业福利,鼓励失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儿童扶助方面,实行干涉主义的家庭政策,提高国家在儿童发展与儿童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除了普享的儿童津贴外,儿童还可享有父母就业的职业福利,《2004年儿童信托基金法》更是为儿童提供资产福利以帮助儿童实现机会平等。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减贫目标与发展福利混合经济,布莱尔政府把税收福利当作直接供给福利的替代选择。布莱尔政府通过《1999年税收抵免法》和《2002年税收抵免法》设计了税收抵免制度,把社会保障津贴与税收制度结合在起来,同时也把社会保障的主要项目养老保障、就业促进、儿童扶助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福利供给系统,形成公共福利、职业福利、税收福利以及资产福利等福利供给选项,建立起覆盖所有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本文有导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五章组成,分别涉及布莱尔政府的社会保障思想、养老保障立法、就业促进立法、儿童扶助立法、国际视野中的布莱尔政府社会保障立法。导论部分就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文献综述、论文结构、创新之处以及不足之处进行阐述。第一章是关于布莱尔政府的社会保障思想的论述。通过梳理英国社会保障思想的源流可以发现,工作伦理贯穿整个英国社会保障立法史,一直处于社会保障立法思想的核心地位。布莱尔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发展了工作伦理的内涵,把工作伦理中的权利与义务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基于社会连带思想的社会保障立法创新让工作权利与义务贯穿整个人生阶段。儿童扶助权源自工作前的福利,儿童是世界的未来,国家与社会有义务通过代际财富转移实现幼有所养的社会公平,同时帮助儿童发展,以人力投资的形式提高其未来承担其工作义务的能力。就业年龄人口的社会保障权源自工作中的福利。工作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个人的义务。壮有所为即要求每个有工作能力的个人都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自立。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权源自工作后的福利。养老保障权源自曾经承担的工作义务,通过代际财富转移实现老有所依的社会公平。第二章论述了布莱尔政府不同性质的养老保障立法。梳理自济贫法开始的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老年标准的政治性决定了无论是济贫保障、自我保障还是社会保险,老年社会保障权只能享有绝对的最基本生活保障。除此之外,个人应当为自己的老年进行储蓄。存托养老金计划具有国家干预、高价值性、灵活性、安全性等特点,帮助中等收入者自我储蓄养老;国家第二养老金计划是为加强国家养老金的再分配效果而采取的渐进的过渡性安排,最终实现低收入者定额养老金的提高;国家养老金抵免计划精确瞄准老年贫困人群,一方面“保障无能力者养老”,另一方面,通过收入抵免制度鼓励有能力者储蓄。第叁章是关于就业促进立法的论述。从失业保障法律制度的流变中不难发现,工作的救济一直是失业保障的主要形式,社会保障权与工作能力没有相容性。不同于以往济贫法式的惩戒措施,布莱尔政府选择了用奖励的方式诱导劳动供给。通过新政计划,“帮助有能力者工作”;在推行新政计划的同时,通过工作税收减免制度,加大对就业的激励。布莱尔政府把传统的社会保障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倡导积极的生产型福利取代消极的消费型福利,改变了福利接受者消极被动等待福利的心理,培养了福利接受中的权利与义务意识。第四章是关于儿童扶助立法的论述。英国的儿童扶助政策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惩罚到补偿、从单纯的家庭补贴到激励家庭就业的过程。激进的儿童政策是实现布莱尔政府社会保障思想中机会平等的重要一环。布莱尔政府精确地瞄准儿童的需要,通过儿童税收减免以及儿童信托基金立法,在要求父母为抚养子女必须承担工作的义务之外,还赋予了儿童税收福利以及资产福利,为儿童发展和儿童人力资源进行必要的社会投资,实现了从工资补助到直接向儿童提供资产扶助的制度变革。第五章针对布莱尔政府社会保障立法在国际视野中进行了横向比较。欧洲一体化中的布莱尔政府在欧盟社会保障协调机制的指引下,主动对接欧盟法,打造家庭友好型福利制度。在与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德国施罗德政府的互动中,布莱尔政府继承了英国100多年来的传统,走在美国与德国之间,通过借鉴与创新,走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中间道路”,并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最后,结语部分提出布莱尔政府在历史的智慧和域外的经验之中,开创性地发展了工作伦理的内涵,把工作伦理中的权利与义务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社会保障立法把工作权利与义务贯穿整个人生的童年、成年、老年叁个阶段。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津贴与税收体制的结合和直接为儿童提供扶助,开拓出由公共福利、职业福利、税收福利以及资产福利构建起的全新的福利供给模式。最终通过“供给侧”改革,减少国家直接的福利供给,鼓励非国家的福利供给,尝试走上了由第一代福利向第二代福利、由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由消费型福利向生产型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型之路。
刘玉欣[4]2009年在《英国工党政府1997年以来的福利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论述的是英国工党政府福利制度改革。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①上台以后,在“第叁条道路”的福利思想指导下,对英国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其做法有别于创立福利国家的老工党和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保守党(以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党)。在福利国家的创立和改革中,老工党和保守党都没有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前者追求公平忽视了效率,后者注重效率却忽视了公平。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经济社会状态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为应对各种挑战,1997年后执政的新工党政府对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文章运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英国福利制度的历史变迁作了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英国工党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对我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几点启示。文章的框架结构如下:引言:概述了国内外学者对英国新工党政府福利制度改革的研究现状,指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提出了论文的设计框架。论文主体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英国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保守党政府福利制度改革的原因及成效。第二部分分析了工党在1997年上台后福利制度改革的原因。其原因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克服福利依赖文化和留住人才的需要,二是应对经济发展缓慢的需要,叁是应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化的需要,四是应对社会老龄化的需要,五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六是应对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第叁部分阐述了工党政府福利制度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及政策措施。其思想理论基础是“第叁条道路”的福利思想,政策措施主要有工作福利、消除儿童贫困、教育和培训政策、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和养老金制度改革五个方面。第四部分,在上述叁部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工党政府福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方凤仙[5]2014年在《英国工党利益整合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研究》文中指出为了防止社会各阶层利益过度分化，产生矛盾冲突，执政党要运用各种手段，协调社会矛盾，平衡社会的内部结构，使整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到整合，使社会得到和谐健康的发展。对于执政党来说，能运用妥善的措施，整合各阶层不同的利益，缓和各方面矛盾冲突，是其执政能力的有效体现。要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执政党必须在经济、政治、法律各方面，发挥利益整合的功能，形成统一的执政理念。英国工党在整个西欧社会民主党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是英国主要执政党之一。英国工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迅速得到成长。二战后至今，工党经历了艾德礼政府、威尔逊政府、卡拉汉政府、布莱尔政府以及布朗政府五个阶段的执政时期。这五个不同时期的政府在执政期间，面临英国各种社会危机，在其执政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了不同的执政政策，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整合，并收到不同程度的效果。论文通过对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首先对执政理念的调整进而对执政政策的调整以及通过改革突破执政困境的分析研究，得出工党政府在执政理念、利益整合策略等方面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综合工党艾德礼政府、威尔逊政府、卡拉汉政府、布莱尔政府以及布朗政府五个阶段的执政时期的执政历程，利益整合的经验，笔者认为，这些执政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理论创新、组织变革、政策调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王世恒[6]2015年在《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的批判及启示》文中指出民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十分重视的问题，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也是党执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实现中国梦，民生是基础，民生改善是最好的诠释，它使中国梦不至于成为一句虚幻、空洞的口号，具备了现实的温度。”①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之下，我国在民生建设方面也汲取了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本文以西方左翼政党的民生建设为基点，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并为我国民生建设提供参考。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西方左翼政党民生思想渊源，从宏观和整体上介绍左翼起源、历史与发展现状，并对左翼的具体流派做了详尽的论述，明确界定了西方左翼政党的范围。同时，对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进行了分析，为后文具体介绍西方左翼政党民生制度打下了基础。第二部分具体介绍了欧洲左翼政党在民生方面的具体政策。欧洲可以分为东欧、西欧、南欧和北欧，而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民生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特殊的重要位置。本文以“福利国家的橱窗”瑞典为例，介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民生建设的理论与实效，从中分析和梳理瑞典福利建设的经验教训，并指出其局限性，对指导我国民生建设起到了借鉴作用。同时，西欧社会的民生政策推行也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中英国和德国也是两个典型代表，对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民生理论与实效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和分析，对推动我国民生建设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第叁部分具体介绍了美洲和澳洲左翼政党的民生制度。拉美国家以委内瑞拉为主要代表，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上台以后，在查韦斯的推动之下，颁布了一系列改善民生问题的政策和法规，极大地改善了国内的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属美洲的北美国家加拿大左翼政党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虽然加拿大的新民主党没有执掌过全国政权，然而在统治省级政权时的民生政策对整个加拿大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澳洲工党多次对民生制度进行改革，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些左翼政党所推行的福利政策由于其阶级本质的缘故，也具有一定的问题。本文的第二部分与第叁部分，是从客观的角度对西方左翼政党民生建设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肯定了其成绩，同时也批判了其局限性。这两部分理论主要是为后面的本质分析做好了铺垫。第四部分主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来分析西方左翼政党的民生理论，总结了其民生理论的积极作用，并最终揭示了其民生理论的本质。西方左翼政党进行民生建设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最大化资产阶级的利益，赢得选民的支持并维护自身的统治。这些民生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本章的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并认清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的本质。第五部分主要通过对上述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与实效的分析，提出对我国民生建设的启示。学习西方左翼政党民生建设的先进经验，首先要对这些左翼政党的民生理论进行科学全面地认识，认清其本质及局限性，并从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与实效为我国民生建设提供了经验教训，通过对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与实效的总结，提出我国民生建设要谨防陷入叁大“民生陷阱”，并指出未来民生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为我国民生建设的发展、实现民生中国梦指明了方向。总之，客观地对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和民生制度进行分析，将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的积极方面与我国民生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我国的民生建设提供积极的战略思想，也将推动我国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发展。
邓念国[7]2008年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民营化：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开展政府改革运动以来,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调整、管理方式变迁、服务模式变化,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作为公共服务一个重要方面的社会保障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各种方式的变革,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实行社会保障的民营化。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为研究时间,以北美、欧洲、澳洲、日本为研究空间,以养老保险、医疗保健、社会救助为研究领域,研究这些国家在社会保障各个方面的民营化。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1)各国社会保障民营化产生、发展和演变路径怎样,在不同项目上的民营化具体方式、措施与进展如何;(2)影响社会保障民营化的内外因素有哪些。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国别的、项目的、方式的、手段的比较,展示出社会保障民营化相对清晰的图景。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在分析环境变量对民营化变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之后,重点研究制度变量与行为变量对社会保障民营化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运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揭示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在社会保障民营化变革中,对决策参与者的行为如何产生决定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运用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阐释行为对制度的变革及形塑作用,揭示行为变量对社会保障民营化变革的影响,分析社会保障民营化变革的过程、机制,即决策的各方参与者以及各种行为变量如何在民营化问题的制度选择和变迁中发挥影响作用。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各国社会保障民营化产生、发展和演变路径不同,不同项目的民营化手段、方法、程度不一;(2)影响社会保障民营化的内在因素主要有两类,即制度变量和行为变量,制度变量对民营化的推行起着重要约束作用,民营化变革存在路径依赖现象;民营化变迁还受到行为变量的影响,它影响着民营化的具体方法、手段和措施。本文的创新点有叁:第一,对作为公共服务的社会保障的民营化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开拓公共服务研究新的论域。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文主要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等进行综合,吸收借鉴行为主义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策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展出针对这一专门领域研究新的方法论视角。第叁,对福利国家新政治学的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建构社会保障民营化的分析解释模型,开创了关于政策形成与变迁新的研究模型。
张子恺[8]2012年在《英国大选视角下的工党主流意识形态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政党的执政之路永远是在其政治纲领与社会现状之间寻求平衡,英国工党的竞选历程为此提供了最佳范例。今天我们很难直观地看到过去的一个世纪给工党留下的种种烙印：这曾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信条为奋斗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即便现在它仍然含糊其辞地表达这一诉求。然而如今工党呈现给我们的所有明显外表也仅是在20世纪最后叁十年被赋予的,它曾一度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也经历过意识形态的低谷徘徊；有过连续执掌唐宁街十号的起承转合,而同样的它也纵容自己坠入险象环生的激进主义深渊。工党的创立要归因于英国工会运动在20世纪初的发展。这种起源使得工党的早期历史处于劳工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它的前身“劳工代表委员会”与其说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如说是劳工阶层实现议会代表权的实用主义工具而已一一至少在1910年之前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在1924年以前工党从未进入过政府,它的指导思想也仅能体现在大选中的纲领。而且即便如此也是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以赢得自由党的支持,后者在一战前英国政坛的地位使得力量微弱的新生政党不得不与之结盟以扩大影响。不过这十年间(1910-1920)工党确实在稳步发展,1922年大选是工党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志,它开始以议会第叁党的角色出现。早在1918年新党章通过时,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便开始接替劳工主义成为工党官方的意识形态。新党章“第四条”社会主义条款虽然未能在当年的大选中为工党带来明显社会效应,但是一战后伴随着自由党的衰落,工党的潜力却因其社会主义倾向而充分释放。两次世界大战促使英国人开始转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完胜并形成第一个多数派政府。工党在1945年的瞩目成就得益于公有制和福利国家的承诺,这也是英国式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石。战后英国的经济社会现实非常有利于工党政府将上述构想付诸实践,而事实证明第一届工党内阁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但是进入50年代以来,英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使得浮动选民的比重上升。对于阶级色彩非常明显的工党来说,它不得不面对民众对其社会主义信仰的疑惧。50年代工党在大选中接二连叁失利,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伴随着工党离开政府,修正主义思潮对公有制的反拨造成党内分歧与争论愈发明显。1964年威尔逊以“科学革命”与公有制的结合赢得大选,这给英国民众以“现代化英国"的许诺同时也短暂弥合了党内的裂痕。然而工党政府的宏伟蓝图却因英国经济持续的颓势而捉襟见肘,第一届威尔逊内阁除了在应付前政府留下的困局和巩固议会多数两方面取得些许成就外,尚未带来“科学革命”就已下野。对工党来说更严重的是左右翼的倾轧从端倪初现走向白热化。虽然1974年工党再次执政,客观经济形势却更加恶化。工党对英国社会的变化仍缺乏清醒认识。而随着罢工浪潮的高涨,党内左翼逐渐与工会势力联合起来加强了对全党的控制。1979年、1983年、1987年和1992年连续四次大选英国民众拒绝相信工党,这是对其日益左转的激进姿态的否定,更是工党社会主义信条全面危机的表现。不过,实质性的转型早在1987年就已开始,政策反省运动和组织结构改革为工党带来了活力。“社会主义的守门人”富特交出领导权使得左翼控制工党的时期结束。金诺克、史密斯和布莱尔前后相继对工党的指导思想和与工会关系做出调整。左翼的偏执曾将工党引向永远淘汰出局的险境。然而80、90年代是工党深刻反思与调整的时代,1995年新“第四条”的出台和党章的修订则是对这一转变历程的总结：工党已完成了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过渡,它将变得越来越像保守党,抑或是它们变得更像彼此。工党1997年大选的胜利与其在1945年的成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前只属于北部老工业区的政党现在同样能从南部的中产阶层中获得高支持率。虽然北部选区仍是工党的重要阵地,但它在南方的进展同样显着。“第叁条道路”不仅为英国带来了连续十叁年的工党政府,即便在保守党接过权力时它也是今天英国最好的选择。
何家华[9]2019年在《典型国家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选择及其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典型国家养老金制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期,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临制度内外的压力。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改变使得既有制度存续的环境发生改变,典型国家对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政策共识,并逐步付诸政策实践。另一方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成为典型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议题,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叁个阶段改革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成为典型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主要选择。本研究在梳理和分析典型国家养老金制度的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人口老龄化对典型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政策范式选择的影响,总结典型国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机制。论文首先分析典型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通过总结各国养老金制度体系框架的完善,总结各国养老金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并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范围和方式的演变,提出在政党政治决定养老金政策取向的表象下,工会政治影响力的减弱,代际矛盾影响力提升,基于老龄人群诉求表达的利益集团成为影响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并在结合不同国家政治传统和社会体制的差异下,各自发挥着影响。其次,分析人口老龄化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养老金政策改革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内容的演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并非典型国家改革的优先选择,从政策共识进入政策实践的过程在各国的政策演变中各有不同的原因和影响。立足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本研究着重通过在养老金政策变迁中梳理养老金缴费率、收益替代率和缴费年限叁个基本要素的调整,分析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典型国家不同改革阶段的目标。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分析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机制。一方面虽然不同阶段的改革目标不同,但都是在应对逐渐深化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展开,各个阶段之间存在内容逻辑上的延续性。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没有造成实质性压力前,典型国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目标是激发劳动力市场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已经对养老金体系产生压力,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作为养老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进入典型国家政策实践;进入21世纪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全方位压力,政策应对不再仅仅局限在具体领域,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成为不同领域政策调整结合的通道。另一方面,典型国家不同阶段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改革的区别不仅在于内容,还在于政策选择及其功能。虽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最初是作为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控的辅助工具之一出现,政策功能相对单一;但是随着养老金制度在社会政策领域重要性日渐提升,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也获得相应的重视,其政策发展与养老金制度的内部改革紧密相关,政策内容得到了拓展,功能较之前更为完善;而当典型国家人口老龄化对整体社会经济运行造成压力,养老金制度不足以化解老龄社会风险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成为将养老金制度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结合的通道,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发展开始侧重于从功能上促进老龄化社会治理框架下的制度整合,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选择强调了对于社会治理结构的指向性作用。中国同样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现实决定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势必更大,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不仅要丰富政策内容,更需要考虑到不同阶段政策功能选择的合理性,从内容和功能选择两个层面完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本研究认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构建和完善需要以制度规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责权关系分配,确立工龄、缴费资格年限、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替代率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退休制度,明确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制度整合的基础上扩大经济活动人口。
谭鹏[10]2012年在《论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多年里，以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为典型代表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多次走上政坛，治国理政。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实践中，以良好的表现为整个西欧社会打下了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印记，同时也经历了多次竞选失败的阵痛期。贯穿于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全过程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与时俱进的理论调整、因时而变的政策创新和紧跟实际的组织变革这几方面。正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和改革，西欧社会民主党才能一次次的突破困境，在政坛中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本文研究的主题是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实践，并把研究角度放在四国社会民主党如何通过调整和改革突破执政困境方面，通过分析四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策和组织叁方面的调整和革新，阐释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历程、主要经验和问题挑战，探求社会民主党多次走上执政舞台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因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借鉴和启示。全文由导论和正文（四章）、结语等几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了论文的研究意义，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第一章首先介绍了战后初期西欧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以及社会民主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客观分析了西欧社会民主党如何把握历史机遇，通过主动的适应和积极的融入成功走上了执政舞台开始治国理政，促进了战后西欧政坛两翼政治格局的形成。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分别介绍了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四个主要的西欧社会民主党战后执政情况，客观分析了各党如何在执政中紧贴现实情况提出施政理念和政策主张，既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效，也面临一系列的两难问题。第叁章从总结执政经验出发，系统介绍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政策调整、组织建设叁个方面内容，横向的展示了四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全貌，揭示了从现实情况出发的全面改良是贯穿于社会民主党执政全过程的主线，也是产生诸多局限和矛盾的根源。第四章对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现实意义、主要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并立足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实际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要科学借鉴社会民主党的有益经验，通过与时俱进的调整、改革和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研究[D]. 段会平. 新疆大学. 2004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改革研究[D]. 张岩. 山东大学. 2014
[3]. 英国布莱尔政府社会保障立法研究[D]. 张武汉.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4]. 英国工党政府1997年以来的福利制度改革研究[D]. 刘玉欣. 中共中央党校. 2009
[5]. 英国工党利益整合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研究[D]. 方凤仙. 南昌大学. 2014
[6]. 西方左翼政党民生理论的批判及启示[D]. 王世恒. 吉林大学. 2015
[7].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民营化：新制度主义的视角[D]. 邓念国.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8]. 英国大选视角下的工党主流意识形态演变[D]. 张子恺. 南京大学. 2012
[9]. 典型国家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选择及其功能研究[D]. 何家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9
[10]. 论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启示[D]. 谭鹏.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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