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热与现代潮水--论西方文化心理学的现代潜能_文化论文

西方热与现代潮水--论西方文化心理学的现代潜能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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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是欧亚大陆的至高点。由帕米尔山结向四面八方像一把伞那样撑开着,高的山棱是一条条脊梁似的大山脉,那是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低的褶皱里流淌着一条条生命河,那是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叶尼塞河。中国西部是山之根、河之源,而山与河又将西部与欧亚大陆的广阔空间联结为一体。地老天荒的山川大漠则成为生命、历史、人生在漫长时空走廓中的意象。

西部人古道热肠,沉郁内忍,强悍坚毅。他们以不同于东部人的价值座标和文化心理,成为当代精神生活的别一种存在。草原上的西部汉子常常猛地勒住疾驰的骏马,沉思地遥望着东方。山峪里的西部女性有时蓦地煞住跳“锅庄”的脚步,谛听着风儿带来的什么音讯。西部,西部人,西部文化,西部艺术,正在选择当代,应和当代,调适旧自我、复苏新自我以适应当代、追赶当代。这种适应既有自我的改造,也有自我的坚持;这种追赶既是一种趋近,也是一种拉开。一方面更广更深地渗进时代之中,一方面作为天平另一端不可缺少的砝码,平衡着、审视着一个时代的文明,或是顺向、或是逆向,在远方呼应着现代社会。

这种呼应,如若择其要者来谈,大约表现在这么七、八个方面:

第一、西部文化内在构成的多维向心交汇和世界新大陆文化多维离心交汇相应和;西部历史文化的动态多维组合和当代世界文化的综合发展趋势相应和。

中国西部荒原将西亚、南亚和东亚、北亚隔离开来。我们常说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交流,其实还有另一面:文化个性形成和保存的必要条件却是隔离。隔离和交流一样都是文化发育的机制。西部的这种“文化隔离机制”,使古波斯、古印度、古中华文化得以在相对封存的环境下发展,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我们甚至可以不无痛切地说,是中国西部以自己旷古未有的荒蛮为代价,成就了世界古文化几个最具标志性的景观。中国西部周遭靠海的平原,一圈自然的低地,纷纷成为人类生存的福境和文化的高峰,而耸立其中的地球之巅却沦为文化的低谷。

这时候,辩证法却使之出现了转机:亚洲大陆(也部分地包括欧洲和北非的地中海文化)的几座文化高峰开始朝中国的西部文化低谷向心而汇,使西部在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逐步形成六圈四线的文化地图——新疆文化圈、青藏文化圈、陕甘文化圈、蒙宁文化圈、川渝文化圈、云贵文化圈和将它们联结起来的丝绸古道、唐蕃古道、草原古路和南方丝路。六个文化圈清晰地反映出波斯文化、印度文化、蒙古文化、地中海文化和中国中原文化在中国西部不同程度的组合交溶,(新疆文化圈就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文化和波斯文化、中亚文化多维交汇的特色);四条文化古道则将西部的六个文化圈和世界各大古文明结成网络。这使多维性和动态性成为中国西部文化和西部人文化心理上的一个传统优势。

我们在世界文化地图上还能看到另一种多维文化交汇现象,这便是世界几大文化在美洲、澳洲、非洲和那里的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交溶。这种交溶不是中国西部内向性聚合的交汇,而是欧亚文化外向辐射的交汇,是多维文化的离心交汇。于是,美、澳、非的新大陆文化和中国西部文化便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同构,尽管两者是在不同时空中发展的,发展的形态和程度都有很大差异和差距,却渐渐有了自觉的呼应和不自觉的感应。

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已经由古代的隔离发展时期、近代的选择发展时期,进入了当代综合发展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化的综合发展方式在世界兴起,它克服了选择发展时期的片面性,即在竞争和淘汰中常常忽视吸收、溶汇对方的优长。现代文化开始重视综合统摄当代各种文明的精华和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主动反映各种文明的共同趋势和发展可能;同时在文明发展中既重物质环境的改善,更重以人为本;既重历史、又重审美。前苏联学者甘图诺娃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自己的探索中吸取、融合了欧美、非洲和东方各地的指导经验和审美经验。美国学者詹明信解释,后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的“多民族资本主义”相联系,它由从时间角度把握世界转为从空间角度把握世界,这是由“线”到“面”、到“体”的转化,由一维到多维的转化,也就是由否定性的竞争—淘汰发展,进入了综合性的竞争—交汇发展。文化的多维构成的底蕴,文化的开放容受的结构,文化的综合统摄的能力,都是现代社会对人在素质上的要求,在这方面,西部与现代有着一种相互应和的潜质。

第二、西部人多民族杂居状态和现代人跨社区发展状态相应和,西部人因杂居带来的心态杂音和现代人文化心理的杂色也遥相应和。

西部是中国的民族博览会,是民族文化的百花园。我国56个民族起码有50个以上生活在西部。西部少数民族的分布大约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相对集中于一个地区,且人多地广,有的已从事农耕活动,形成定居的村落,如西南许多民族和新疆维吾尔族、宁夏回族。他们长期生活在纯一稳定的社区中,心灵的杂音杂色较少。第二种,虽然相对集中,但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如蒙、藏、哈萨克族,流动性较大,对不同生活习俗和价值标准,容受性和适应性较强,第三种是几个较大民族交界地区的杂居状态,比如青海湖、祁连山一带,正处于大西北四个民族文化圈的结合部位,自古以来民族杂居,衍生了一些新的小民族如东乡、裕固、保安、撒拉等等。他们和汉、藏、蒙、回、哈萨克比邻而居,四面交通、八方往来,在驳杂的文化心理中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第四种是已经在城镇有了各种职业的少数民族。他们以单个的家庭和个体,或小群体、小家族,进入五方杂处的城镇社区,不但要适应多民族杂居的现实,还要承受由牧区、农村到城市,由部族文化、村社文化到城市文化的价值转移、价值杂交。就心态杂色而言,他们是最丰富的了。

杂居就是不同文化场、心理场的交叉和交汇,无疑会使西部人的心灵挟带着多层面的声音,造就他们对异质文化具有较强的容受渗化能力、视角转换能力和智慧杂交能力。王蒙流放伊犁时,敏锐地感觉到了西部人在民族杂居中形成的这种杂色心理,他在“文革”复出后写的纪实小说《在伊犁》对此作了反映。书中描绘了几个民族、几种政治态度、几种生存观念的人共居一个大杂院的日常生活故事,在表层生活的下面,杂色的文化在杂居中杂交,那是何等的精彩而又深湛。张蔓菱的中篇小说《唱着来,唱着去》,写新疆阿勒泰中、蒙、俄边界地区多民族共居的人类学景观。他们的交往和友谊、亲缘和爱情,总是超越于民族和国家的疆界之上“唱着来,唱着去”;而他们按照祖训,要在民族杂居区保持本族血统的神圣责任,在那些和异族相爱的年轻人心中,又产生了何等刻骨铭心的痛苦。人性人情可以超越国界却无法超越信仰,冲突在心灵深处撒裂着他们。这方面的作品极少见到,可以说是西部文学对当代文学独有的贡献。

今天,跨社区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的常态,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要求对世界有一体化的文化态度,这就需要现代人把多民族、多国家、多社区的世界作为一个“地球村”来看待。现代人既在自己的小社区生活,被亲缘、地缘、业缘等等关系固定着,又是一个全球居民,被国际大循环的一体化经济流通所固着。复杂的世界将自己全部的复杂性在人的心里留下影像,人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心里预备一面能够照出这复杂的多维镜子,以便有能力对付这个复杂的世界。复杂的客体正在催动、激活着主体的复杂化。时代发展的这一趋势,有可能使西部人还处于自发状态的杂化心理优势,在一体而又多维的现代文化结构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科学的提高。

第三、西部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流动生存状态和动态生存意识,与现代人在现代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流动生存状态和动态生存观相应和。

中国西部的人口构成,除了农耕文化区的世袭农民外,主要有六个群落:一是生活在广袤原野上的游牧群落,如蒙、藏、哈等兄弟民族;二是生活在新开垦的处女地和新开发的工矿区的集团移民,如生产建设兵团和石油、地矿工人;三是部队和军事科研基地军旅生活群落,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四是失意官员、落魄文人和他们的后裔组成的流放者群落,这是西部的知识阶层;五是由于失去土地盲目流入的移民,俗称“盲流”的那一类人;六是在心灵中放逐自我,来西部寻找真情真性真自然、寻求文化补偿和生命复壮的精神行旅者群落。在这里,无论是游牧之“游”,移民之“移”,流放之“流”,还是行旅、军旅之“旅”,都暗含着一个“动”字,告白着西部人大都处在流动的生存状态之中。是的,西部人常常将生命交付给皑皑雪山和茫茫草原,拥有一个马背上的人生,一个脚印绵延中的人生。

对上述六个群落生存状态和感情、心理状态的描写,构成了中国西部文艺的主要题材类别,比如西部民族题材、西部开发题材、西部乡土寻根题材、西部军旅和行旅题材、西部流放题材;也构成了中国西部文艺的重要特色,是它对中国文艺又一个独有的贡献。我们可以说,无“动”则无西部人生,无“动”则无西部文化、西部文艺。西部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大都经历过与环境的多次剥离,既造成心灵撕裂性痛苦,也锻打了对流变不居的各种生存环境的应变力,这使他们和中原土地文化区“守土为业”的静态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区别开来,而和现代人在更大空间流动的人生相呼应。衡量人的生存能力,不是守土、守业的能力,而是流动、创业的能力;衡量人的价值观念,不是尚静、贵静,而是“树挪死,人挪活”,在动中实现人生、增值人生,这一点,西部和现代是相互认同的。西部人精神的“家”在马背上,现代人精神的“家”在汽车里,他们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存空间永远焊定在一个地方,他们的人生永远在“路”上,在运动的过程中。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生存空间的大小、流动半径的大小,是和他的生存质量、人生成就和社会声望成正比的;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域人口迁徙的数量越多、频率越高、幅员越大,常常是社会发达的一个指数。在流动中竞争、在竞争中流动,不断改善自己的境遇和人生质量,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现代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尽管西部和现代两种动态生存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仍要强调二者在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上的相似,这种相似将会激励西部人更勇毅地去动态的市场经济中拼搏,更执着地寻求人生的自由和思考人生的自由。

第四、西部随处可见的“前文化”(即前现代文化)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心灵景观和现代某些超越文化、排拒文化的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相应和。

现代人处于无所不在的“文明膜”的包裹之中。人类在千秋万代生命长河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一方面逐步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拓宽了人类的生活视野,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构成各种半透明的隔层,将人和真自然、真生命、真世界拉远,削弱着“自然人”的生命力。各种机动车和飞行器,扩大了人的生命空间和速度,也退化着人自身身体活动的能力。各种取暖降温设施,使人在严冬酷夏中可以舒适地生活和工作,也使人抗御严寒酷暑的能力不断衰退。现代信息和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天下变小了,人心贴近了。科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电脑的互通、记忆、分析、重组能力,使人对世界了解的幅度、速度、深度疾速增加,但由于“文化膜”的阻隔,人和真世界的距离又正在拉大,人对真世界的亲历、亲感、亲知和直观、直悟、直思日趋模糊。对现代文化弱化生命的趋势,人类早已关注,而且正在抗争。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进入真世界,呼吸大自然、大生命的空气。

突破“文化膜”对人的弱化,一般有二个渠道。一是实践强化,这就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寻根和回归自然的旅游热。一是模拟强化,这就是近年文艺创作兴起的文化寻根热和“人与自然”热,其中包括西部文艺热。正是这种逃离、超越文化窒息的情绪,使现代人选择了西部。西部未被污染的自然风景、悠远沉厚的人文风景、古道热肠的心灵风景,是现代世界仅有的几个还没有被现代文明膜完全覆盖的地区。当你面对西部地老天荒的世界,在人和自然的暗通中听到天籁的秘响,一种出自生命本体的感悟和哲思会在心头蒸腾而出。当你面对西部人文风习中那种重义轻利、淳厚质朴的人生气度,那种群体认同、崇尚天然的价值尺度,那种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世界的致思方式,你会感到是对当代实用主义、个体自足的价值观和过分实证、精微把握世界的致思方式一种极好的平衡和补偿,就像在三伏天里喝几口清冽的山泉。

西部非文字表述体系的文化较为发达,对文字符号给予现代社会的笼罩和现代人的制约,也是一种平衡、补偿,西部的许多文化传统,如一些民族的创世神话和英雄史诗,都是采用民间口头说唱这类纵向传统的方式保存、延续下来的。它和现代印刷的大面积横向传播有很大不同,较少受文字符号的局限和制约,也较少受信息接受者理解符号、再现符号时的局限和制约。这里每一次制约,都是一次失真。它虽然不具备现代传播覆盖全球的快速和同步,却可以避免共性文化同步覆盖所导致的文化个性的消失,得以更多保存原生文化的真性真情真趣。

与此相应,西部的非语言表述体系也较为发达,大量的文化财富和生活经验、心理经验,既通过语言(如传说和弹唱),又通过音像(如歌舞)和其它自娱(如民俗)性的表述体系传播和留存。这些表述形态,和现代语言文字文化相比,当然显得粗糙,却也自有其优越性——它的轻符号、重感觉,轻精确、重意会,轻微观内容、重总体情绪,以及它的现场交流和自娱参与特色,应该说都值得现代文艺参考,而且事实上与现代文艺的一些发展趋势和创新探索暗相符合。这恰恰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应和。

第五、西部人在艰难的生存和滞后的发展中养成的悲怆和忧患,和现代人在高速发展、信息超载中产生的焦虑情绪和忧患意识相应和。

在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中,西部人常常和悲壮、悲怆、悲哀、悲愤、悲悯等等意象和情绪有不解之缘。大自然的“夕阳西下”和“西风送冷”,使人类固定地将黑暗、寒冷和西部联结在一起,“落日”和“西风”于是成为西部悲剧美最主要的两个自然意象。自然之夜在日落西山中来临,与人生之夜产生感应,“断霞散彩,残阳倒影”(柳永),“夕阳在山,人影散乱”(欧阳修);自然之冬在西风渐紧中来临,与人生之冬产生感应,“快倚西风作三弄,短狐悲,瘦猿愁,啼破冢。”这是天人异质同构在西部产生的生命共感现象,它构成悲剧美的重要渊薮。

而赤足西行、追日不息、倒毙于地仍然抛出手杖化成一片桃林的夸父,以及被轩辕黄帝流放西部、怀着原罪感躬腰西行的茄丰和他的后裔“扶伏民”,这几个人物则构成了西部悲剧美的人格原型。夸父是西部悲壮者的原型,暗喻着对社会发展、对人类生存强烈的忧患感和责任感。他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的神话,我们却能够从最早西巡的周穆王,出使西域的张骞,以及班超、苏武、朱士行、法显、玄奘身上,从和西部各族联姻的王昭君、解忧公主、弘化公主、文成公主身上,从贬谪西部、屯垦西部的林则徐、左宗棠身上,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社会主义时期遍布西部各省的几百万生产建设兵团和石油、地矿、冶金、科技大军身上,看到夸父的精神因子,更不用说世世代代生活于斯、奋斗于斯的兄弟民族了。历朝历代各兄弟民族开发建设西部的先行者,用自己艰难的生命实践要让太阳永驻西部,他们都是夸父的子孙,都属于夸父这个庞大的家族。“扶伏民”在西部也有着一个家族。在漫漫的历史征途中躬腰西行的政治流亡者、精神流亡者、生活流亡者(如“盲流”),以及他们和其它人身上常常表现出来的他虐型和自虐型症状,都能够看见匍伏于西部地平线的“扶伏民”的影子。这是西部人悲剧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历代西部文艺的叙事性作品中,人与环境冲突导致的人境相悖悲剧、道德与历史错位导致的史美相悖悲剧、理想与现实背离导致的神形相悖悲剧、动态生存和静态生存矛盾导致的动静相悖悲剧、人与自然对立导致的天人相悖悲剧,那真是俯拾皆是。在抒情性作品中因人生命运的流散际会,国家民族的兴盛衰亡,天地自然的枯荣运动而从西部人生命深处发出的歌吟和慨叹,更是响彻中华民族的精神宇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西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经身夷独;战矣哉,骨暴沙砾。无贵无践,同为枯骨。”无数发自西部的千古绝唱,构成民族悲剧审美的一个重要声部。

西部文化中也有着对悲剧意义的消解因素,那主要是大自然和酒。西部自然既悲壮、悲怆,又唤起人的强健和振作,诱发人的宏阔旷达,激励人从悲哀和悲悯中走出来,酒是西部人的宠物,它不像在内地,常常起超脱避世作用,有时从消极一面来化解人生的悲苦,在西部,酒是强壮人生、扬神励志之物,它让你振作精神以消解生活的悲苦。

现代社会也存在着深刻的悲剧感。现代悲剧感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失衡,在于社会发展和心理承受的失调,现代社会急速发展造成的剧烈动荡,使人的心理压力增大,甚至造成适应能力的崩溃。现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复杂纠缠常常诱发各种突发事件,过度刺激的心理病变使人经常陷入亢奋的痛苦。现代社会超量的信息轰炸和感觉轰炸,一方面使人类疲于奔命地处理信息、捕捉感觉,以保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和利益;一方向又使人感觉麻木,使人厌倦和排拒信息,使人体察和思考现实的真实程度和科学程度大为减弱,理性和感性都出现某种病变。现代社会生态的急剧恶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也常常增加了现代人的悲观主义,这些充满悲剧感的现代病使现代人回望西部,他们思念精神家园和根性文化,同时在西部悲剧人生中汲取力量。西部和现代于是在正向、逆向两方面出现应和。

第六、西部人由于空间疏离造成的孤独——人在原始自然包围中的孤独,和现代人由于心灵疏离造成的孤独——人在物化社会包围中的孤独遥相呼应。

西部的地广人稀,西部的山川阻隔,造成孤独。“孤独的牧羊人”、“孤独的远村”、“孤峰独立”、“孤鹰独翔”都是西部的孤独意象。这是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导致的孤独,还有生存精神和审美心理导致的孤独。大景观、大性格、大气度和豪强刚韧也造成孤独、博大崇高之美,往往需要较大的空间来展现,小树杂木才丛生,蝼蚁蜂蝇才群居。孤独往往削弱了西部人语言交际的能力,却极大地发展了他们与自然直接进行形而上和形而下交往的秉赋。他们不善表达、善沉思;不善言词、善意会;不善舞文弄墨、善轻歌曼舞;他们在现代的文字和其它传播手段之外,创造了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手语”“眼语”“心语”“情语”。这是孤独给予西部人的天籁。

现代人是越来越孤独了。现代社会的高节奏,生活的城市化,人口的密集化,使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争夺日益激烈。身体的面对面,常常诱发心灵的背靠背,相互难于理解使人孤独。变动不居的生活使人常常要学会在陌生的环境中善于自处,自信自立使人孤独。现代人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内心生活的丰富,促发孤独。孤独常常是智慧的苗圃,是思考的沃土,是驰骋感情的旷野。现代人认为最有资格说话的人、最想说话的人,不是喋喋不休和津津乐道者,而是沉默者,即思考者。至真至善至美至爱至思的境界,都是无可言说的境界。内心的丰富便这样导致了孤独的偏颇。生活愈是规范化,个性愈要求独立;社会愈是一体化,人愈希望独处。现代人渴求着精神主体的大幅度张扬,孤独和交流便同时成为主体张扬的天空。个体在孤独中自足,个体在交流中认同。在市场经济中无法逃离的人与人的频繁交往,反而导致对这样“逃离”的浪漫蒂克神往,于是去孤独中作自我放逐。他们在生活中、也在作品中自言自语,本我、自我、超我“对影成三人”,在对视中对话;在自己一个人或极小的一群人的心境、语境与身境中,过着孤独的生涯以自救,尽管这种自救也许是无望的挣扎,甚至是更深的自溺。

去拉萨接受活佛摩顶而在雪峰上磕长头的西部朝圣者,去麦加朝觐而行走于无尽沙海的伊斯兰信徒——我们从他们为一种形而上目的孤独西去的身影中,读出了西部和现代的呼应,读出了二者在心灵路上的殊途同归。

第七、西部人文山川的阳刚之气和它的人格化,与现代竞争社会所要求的强者精神和它的人格化遥相应和。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主体精神看,不是扬励刚强、扬励进击的文化,而是以柔克刚、以天达人、以阴取阳、以道补儒的文化。儒的“中庸”、道的“不争”,都少了一点豪强和刚劲。中华民族的阳刚气质和自强精神所以能生生不息地传承发展下来,相当程度上是透过统治阶级文化的缝隙、游戈于主流意识文化的边缘得到实现的;是经由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经由亚文化和副文化领域,经由文化混交林和次生林领域留存、传播、交流、再生的。不用说,西部文化是最好的储存地之一,历史也从这个角度又一次选择了西部。

西部文化在中国从来都属于民间文化,很难成为国家的统治文化;西部文化在中国又总是划归异质文化,所谓“夷狄之地”的文化,很难成为社会的本体文化;西部文化较少以精致和正统的形态存留在典籍和殿堂中,常常鲜活地保存在文化的混交林和次生林中。因而,它有可能在儒道互补的主体文化圈外,较多地较好地将自己的阳刚雄强气质保存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中极有活力的一脉。它和内地文化在气质上的差异,从《资治通鉴·唐纪》纪录的一位突厥人的话可见一斑。他说:“释老之流,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他劝他的可汗不要学内地这种仁弱的文化,而要保持“用武争胜”的锐气。这股西部的阳刚之气,在古代曾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改造起过重要的作用。隋唐两代的汉胡文化交流和南北民族迁徙,曾经怎样激活了民族本体文化的内在生机,使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历代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连绵不断的征战,又怎样促进了中原和西部经济文化的交流,强健了我们民族肌体内的雄性精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宋代以前尚武,民族整体形象具有男子汉气质,不能说与此无关。宋以后尚文,科学文化达到极至,但烂熟了的文明却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民族精神,所谓宋代“雌了男儿”,恐怕也是事实。这和西部文化近500年内与中原的相对隔膜不会没有关系。

20世纪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百多年挨打的历史,几代人受辱的创伤,使中国人清醒地看到了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和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深深感受到了我们民族精神的雌弱。在各种矛盾交错中急速动荡的现代社会,在知识信息爆炸中剧烈竞争的现代经济和科技,都要求有与之同步的强者和以这种精神铸造的现代人格,无此中华在世界何以自处?从一定意义上说,由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除去政治的、经济的成果,最主要的文化目的和精神成果,就是焕发民族精神中的阳刚之气、雄强之气,祛除民族精神中那种甘于落后、甘受欺凌的“女儿态”。这时候,人们重新发现了西部,发现了站在崇山峻岭、长河落日之中的那位大写的西部男子汉,听见了他那高亢的男性之歌:“我是鹰——云中有志!我是马——背上有鞍!我有骨——骨中有钙!我有汗——汗中有盐!”(杨牧)

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一度出现了讴歌强者精神、塑造“硬汉子”形象的热潮,在张贤亮、路遥、阿来、唐栋、李斌奎、张锐、文乐然的小说中,“硬汉子”形象作为主角在驰骋,并且在人物形象和生活形象、自然形象的交相辉映中,传达出对力的强烈呼唤。这样,西部叙事文学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硬汉子”形象系列。西部抒情文学则形成了自己的阳刚意象系列。在杨牧、周涛、昌耀、章益德、林染等人的诗歌作品中,诗人从各自不同的气质出发,经过立意—具象—意蕴这样一个诗化过程,创造出了雄性精神的意象系列:雪峰、荒原、苍穹、流沙、长风、断崖以及无边的寂寞、伟大的沉默,使雄性审美精神在西部文学中流贯。

中国西部的阳刚之气和文学中的“硬汉子”形象,不仅与美国西部文学中的“大山人”性格和“牛仔”形象系列、与俄苏西伯利亚文学中被高尔基称为“大性格”的形象系列有着深层呼应,而且和现代人的气质也有着深层呼应。现代竞争社会呼唤强者,敢拼抢、敢争先、奋发有为、百折不挠,而又能承受失败、在挫折中前行,惟有这样的强者才能在现代社会高频震荡的竞争和汰选中成为中流砥柱,这又成为西部文化精神中的一种现代潜质。

此外,像近几百年来,由于“天高皇帝远”使西部文化带上的某种圈外色彩、西部人具有的某种圈外心理,和现代文化、现代人由多元化进而边缘化的趋势相应和;西部由于隔离造成的对传统道德精神的留存,由于宗教和民族特质导致的对理想精神的留存,它的形而上气质,和现代道德、理想被解构之后,反激出来的强烈的精神重构要求相应和;还有,西部农牧业的自然经济造成的人和自然的相对亲近,人文、生文、地文、天文在西部人心中的相对和谐,这样一些心态和情愫,对于现代社会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急剧发展造成人和自然的疏离、对立,也是一种平衡。某种意义上,对现代人文精神发展的逼仄,西部情致从大生命系统进行了十分必要的补偿。——上述种种问题,都是我们思考西部热和当代潮、研究西部文化心理现代潜质应有的话题。

西部不是一种读法,现代也不是一种读法。

当我们从西部与现代相应和的视角来读西部、读现代时,往往更多地着眼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优长。我们并没有忘记,西部的各个文化板块、经济板块和区位板块是不平衡的;我们更不讳言,西部在总体上是滞后的,现代化的进程是缓慢的。对西部文化的负面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研究,这是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了。

还要看到,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一种文化结构从特定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抽象出来,与另一时代的文化结构作类比,在现实中其实这是不能的。文化结构是一种理念形态,是抽象之后的产物,它的现实存在形态永远和具体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实际生活内容血肉交融地黏连在一起,构成鲜活的生命,因而,我们不能把西部与现代在文化结构上的某种相类、相关和同构、呼应,理解为具体内容的相通、相似、相迭甚至相等。如果说时代的发展呈现的是螺旋曲线,那么,西部热和现代潮的应和,其实是处在不同螺旋段、亦即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级的两个同位点的相类和呼应。这种应和只构成西部文化心理的现代潜质,只是一种潜在资源优势,还远不是现实优势。

由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需要西部人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作漫长而又漫长的努力。

2000年5月2日,西安谷斋

(作者附言: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西北,10多年来研究西部文化和西部文学,大多以西北的素材为依据,对西南诸地的情况举证较少,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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