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东变局看无产阶级执政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无产阶级论文,变局论文,生产力论文,重要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 （2000）04-0011-05
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9个社会主义国家数十年发展的成果顿时化为乌有， 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破坏，演出了一幕幕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江泽民同志以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为依据，深刻总结我党近80多年的伟大实践，在世纪之交提出了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时代感的“三个代表”思想，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新要求。苏东变局从根本上说，是苏东执政党长期偏离甚至背离党的根本宗旨，背离党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本质的严重后果。
一、苏东各国执政党不顾国情和实际，脱离解放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不能长期充分体现和发挥
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先进，就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最关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容纳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先进和进步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P490）然而，列宁去世后， 苏联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未能真正地把工作重心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这既有客观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与苏共的指导思想失误密切相关。
首先，从30年代到80年代，苏共的工作重心在很大程度上先是放在国内阶级斗争，后是放在国外“阶级斗争”，即与美争霸上。从1924年斯大林执政到二战结束，苏共先后展开了多次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由全盘集体化运动到“大清洗”运动，战后又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甚至发展为与美国争霸世界，将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与美国展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70年代至80年代，苏联国民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60%，却又维持着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庞大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18%，40%的工业企业与军备竞赛有关。这样，在很长一个时期，苏共的根本任务不是放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上，而是放在国内政治斗争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政治斗争上，耗尽了国家力量，造成了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妨碍了科技进步，并由此激化了社会矛盾、国际矛盾以及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
其次，在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苏东党的领导人长期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左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列宁去世后不久，斯大林便宣布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1936年又匆忙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无论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上看，当时苏联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很不成熟的，但斯大林却把它看成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1939年他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又过早宣布苏联已进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1959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方面提出要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急于表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60年代初，他进一步宣布苏联要在20年内（即到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甚至开列出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菜单”。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但仍认为苏联已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进而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否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超越发展阶段”思想也是东欧国家共产党“左倾路线”的理论基础，其实质只能是“贫穷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走了一条社会主义等于国家政权+“一大二公”的道路。
最后，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废除私有制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列宁在实践中也深刻认识到，单一公有制政策脱离了俄国的低下生产力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因而予以坚决纠正。遗憾的是，斯大林脱离生产力，以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的公有制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而错误地认为多种所有制结构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极不相容的。在“超越发展阶段”思想指导下，苏东各国在社会物质财富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发展“按需分配”的因素，“按需分配”的社会消费基金部分所占比重迅速增长。50年代初，苏联社会消费基金相当于职工工资收入的1／3，60年代初，东欧各国用于居民生活资料的财政补贴均超过预算支出的30%。这种巨额补贴形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东欧各国还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后，用行政命令方式，强行在农业中推行合作化运动，在工业上搞脱离本国国情的大型工业项目，以期迅速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这些“左倾”行径，由于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引发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短缺经济”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代名词，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导致苏东经济发展日益滞后，1971—1985年苏东国家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由8%下降到3.8%，农业总产值由4 %下降为2.3%。1987年，苏共中央认为，苏联经济已进入停滞时期， 在新兴的电子、化工等领域，苏联已被美国远远抛在后面。东欧各国经济在70—80年代同样相继陷入困境，市场供应全面紧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发挥，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二、苏东执政党先是一再痛失改革机遇，后来又改弦更张偏离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最终使旨在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走进死胡同，葬送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其一，苏东执政党长期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目标，始终未能根本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50年代初，针对苏联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斯大林虽提出了“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2〕（P583 ）但他又一再指出商品生产的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否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客观作用。赫鲁晓夫一度提出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政策主张，但在苏共二十二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又说：“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上将过时和消亡”。60年代后半期，苏东曾实行过改革，但是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开始发起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猛烈批判，从此“市场社会主义”成为避之惟恐不及的“反社会主义理论”。
应该说，在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认识的起伏，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一次次起来反抗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教条和体制，但苏东执政党始终未能及时敏锐地洞察到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坐失了良机。而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排斥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拒绝开放，成为苏东各国自我封闭的肇端。苏东各国长期搞封闭型经济，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既缺乏同国外的竞争，又缺乏国内的公平竞争，因而经济效益低下。在封闭体制下企业对采用新技术远不如西方国家企业那样感兴趣，技术创新严重受阻。据统计，苏联的社会创造发明被企业采用的只占1／4。
其二，屡次贻误对原有体制的改革是苏东执政党所犯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P443）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 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时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始终代表不断变化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最集中最具体的体现。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东欧和亚洲广大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孤立状况已经摆脱，国际局势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加快生产力发展的环境，苏东国家本应实行改革开放，以克服高度集权模式带来的弊病，同时加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苏东执政党领导人非但未能抓住机遇，而且强化了由特殊条件下发展而来的苏联高度集权体制，东欧国家也将此遵循为“唯一模式”。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改革，但并没有触动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僵化模式，反而带来了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更加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勃列日涅夫虽然在1965年实行“新经济体制”，但改革的办法不多，步子不大，而且对原有体制只讲“完善”和“发展”，讳言“改革”。“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笼后，他更是美化现实、掩盖矛盾、满足现状，使人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却正进行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70年代后期苏联同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领域中已是危机重重，改革再次成为时代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被推上苏共最高领导的位置。他上台伊始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为内容的“加速战略”。苏联这一时期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掌握新的经营方法等方面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但是改革无论从宏观战略还是从具体策略措施上看都有问题。“加速战略”实行后，农、轻、重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状况更加突出，市场供应矛盾日趋紧张，财政状况明显恶化，经济增长明显趋缓。而随后“根本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流于空谈。
其三，苏东执政党抛弃了执政党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根本要求，彻底断送了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加速战略”未能奏效，新的矛盾日益突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指导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公司之约赶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新思维”的改革路线粉墨登场。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认为，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党的“官僚机构”的阻力，于是决定把改革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来。改革方向随之发生了重大逆转，即从“完善社会主义”逐步转变到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布改革目标是“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彻底更新社会主义”，建立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改革转向、经济改革“空转”的情况下，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经济领域的形势也日趋恶化，终于导致了1990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苏共领导成员中的大多数已经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失去了信念，人民群众对苏共领导人乃至整个苏共已经不再信任。
东欧各国从70、80年代起，也进行了一轮轮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有的没有触动经济体制中带根本性的问题，有的没有长期坚持下去，有的则根本走偏了方向，因而收效甚微，社会危机不断出现。为摆脱经济困境，东欧各国由排斥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往来的“左倾”路线转而全面倒向西方国家，彻底“右”转，使国家经济生活严重受制于西方国家，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路线也大大推动了东欧各国改革方向的逆转。反对派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趁机兴风作浪，终于引发了1989年的政治风暴，东欧政局发生剧变，各国共产党先后丧失政权。
三、苏东国家执政党未能切实解决好经济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问题，最终丧失了执政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第一，苏东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普遍低下。如果说苏联在二战前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尚有特定的历史原因，那么战后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就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低下。东欧国家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封建残余严重，工业发展先天不足，国家资源和劳动力有限。共产党执政后，又照搬苏联发展模式。以重工业为中心且贪大求洋，搞了不少脱离本国国情的大型工业项目，结果长期形不成生产力，只能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从而造成工业结构不合理，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引发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几十年间重工业的投资均超过工业总投资额的80%，而传统的轻纺工业、食品工业得不到应有的投入，造成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东欧剧变前，捷克、匈牙利等国的煤、钢、电力、水泥等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已赶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消费工业品（如轿车、彩电、冰箱、电话等等）和食品工业的人均产量却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农业长期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除匈牙利外，大多数东欧国家由于长期实行义务交售制，低价收购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对农民进行变相掠夺，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60年代至80年代，西欧国家4种麦类作物每公顷的平均产量达4500—5000公斤，东欧国家每公顷平均只有2500公斤。与东欧国家一样，苏联的农业长期落后，农产品长期供应不足。
第二，苏东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严重失误，沉重的外债包袱加重了各国的经济危机。苏东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缓慢，在70年代逐步增加与西欧、美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后，执政党领导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得到西方国家的大量借款、投资，就能缓解自身经济结构的矛盾。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实行技术封锁和出口限制，东欧国家引进的设备和技术均属二流，产品达不到国际水平，出口创汇还债的想法完全落空，造成灾难性后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财政金融状况处于“持续恶化”境地，为弥补财政亏空，开始大举借债。据统计：苏联欠西方的外债由1985年的280亿美元增加到了1989年的480亿美元和1990年的700多亿美元， 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下台时，外债总额已高达1200亿美元，平均每个苏联公民负外债约400美元。由于外债扶摇直上，失去了偿还能力，1991 年12月就在解体前夕，苏联不得不宣布停止偿还1991年前的贷款本金。巨额的外债负担，在苏东各国以后的政治变局中无疑起了“催化剂”作用。
第三，苏东国家执政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长期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和对立。戈尔巴乔夫上台6 年，苏联消费品市场由局部短缺发展到了全面匮乏。1985年苏联每一卢布的商品货币保证率从1985年的44戈比降到1990年的10戈比以下，由于商品短缺、滥发钞票，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据苏联经济研究所估计，通货膨胀率由1981年的5.7%猛增到1991年的145%。在商品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苏联先后爆发了抢购商品的“面包荒”、“肥皂荒”、 “香烟荒”、“药品荒”等等。取消多年的定量凭票供应制度不仅恢复，而且范围越来越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70年代相比下降了20%，商品短缺成为社会不稳的导火线。为解燃眉之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亲自出马，公开乞求西方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苏联最后时期留下了一方面是高耸林立的庞大武库、一方面是黄油面包严重匮乏的奇特景观。东欧国家的积累率也长期保持在30%以上，居高不下，造成社会消费的萎缩。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公开宣称：改善人民生活就是牺牲掉我们的未来；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号召波兰人民勒紧裤带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时波兰被人们戏称为“清贫的社会主义”。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东欧各国开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1989年波兰通胀率高达1000%。由于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危机频发，党与群众的关系急剧恶化。
苏东变局的历史原因十分复杂。从苏东执政党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没有及时而又始终如一地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没有探索和走上一条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最终也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人民群众丧失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苏东执政党的历史教训给我们党以深刻而现实的警示：只要我们党始终坚定不移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切实解决好生产力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永葆先进性质，经受住各种风浪和挑战的考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收稿日期：200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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