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高僧与语言文字学
介永强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佛教的兴盛，梵文佛经的大量传入，译经和弘法的需要，促使隋唐高僧掀起了学习梵语的热潮。隋唐时期，一方面，中土僧人积极学习梵语，另一方面，外国僧人因为在中土弘法和生活的需要而积极学习汉语。通晓梵、汉的隋唐高僧不仅把中国佛经翻译事业推向了高峰，而且在译经过程中创造了大量新词新语，给汉语注入了新鲜血液，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隋唐高僧在语言文字学上的突出成就还在于他们编撰了影响深远的梵汉双语词典和群经音义著作，推动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隋唐高僧的语言文字学造诣虽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却别开生面，卓然有成，在中古汉语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隋唐佛教；高僧；梵语；语言文字学
在万紫千红的隋唐文化园地里，佛教文化无疑是这块园地里璀璨夺目的一朵奇葩。隋唐佛教文化的绚丽多彩，是隋唐高僧恪勤不懈、孜孜为道的结果。隋唐高僧精诚从道，务在弘法，他们不仅创造了光芒四射的佛教文化，而且在诗文、书法、绘画、医学等方面繁荣了隋唐文化。目前，学界对隋唐高僧在以上领域的成就及其影响多有论述，而对隋唐高僧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造诣鲜有论及。本文就隋唐高僧的梵文和汉语研习情况及其语言文字学成就略述一二，或许对隋唐文化史和语言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不为无益。
一 隋唐高僧与梵语梵文
自佛法东被，历涉魏晋，传入中国的梵文佛经渐渐增多，识读并翻译梵文佛经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可是，由于中土僧人不通梵语，译梵为汉，译理不尽，因而多滞文失真，这就迫使中土高僧学习梵语。西晋时，就有高僧法祖“既博涉多闲，善通梵汉之语”。[1]27然而，像法祖一样懂得梵语的本土僧人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因为中土尚乏梵语习得的语言环境和各方面条件。
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在西行求法过程中，借机在天竺学习梵语。东晋高僧法显为寻求佛教戒律经典而西行求法，他途经中天竺摩羯提国(即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加雅一带)时就在此国首都波连弗邑留住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1]89释宝云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远适西域，广寻经要，“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1]103宝云西行求法归国，后来在刘宋京师道场寺翻译佛经，他“华戎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江左译梵，莫逾于云”。[1]103于时又有幽州黄龙(今属北京市)人释昙无竭尝闻法显等人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25人，远适西方。昙无竭到达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后，“停岁余，学梵书梵语”。[1]93又有宋冀州(今属山东淄博市)人释慧叡“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音义诂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1]259诗人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正是谘问慧叡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他才撰成《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1]259东晋以来，西行求法僧人纷纷学习梵语，揭开了隋唐高僧梵语学习热潮的序幕。
隋唐时期，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运动再次掀起高潮，他们带回了大量梵文佛经。玄奘西行求法历时17年，到过百余国，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时，他带回梵本经、律、论520夹(657部)。[2]127义净西行求法历时25年，到过30余国，证圣元年(695)回国时，他带回梵本经、律、论近400部(合50万颂)。[3]1玄奘和义净西行求法带回的梵夹在数量上已相当可观，尚且不算其他西行求法僧人带回的梵文佛经。与此同时，还有东来弘法的外国高僧也带来大量梵文佛经。永徽六年(656)，中印度人那提三藏携大小乘经、律、论500余夹(合1500余部)来到了唐长安。[4]137开元四年(716)，中印度人善无畏携梵夹来到唐长安，“有敕畏将所到梵本并令进上”。[3]20天宝五载(746)，北天竺人不空从印度带回梵文经、论500余部。[3]9除了西行和东来的中外僧人带来大量梵文佛经，当时又有外国向中国进贡梵夹。贞元十四年(798)，罽宾沙门般若、西明寺圆照等人在长安崇福寺译出的《华严经》后分40卷之梵夹本即是天竺乌荼国(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一带)国王“手自书写”而“谨奉进上”。[3]47元和五年(810)，工部侍郎归登、孟简等人在长安醴泉寺译出的《本生心地观》之梵夹乃唐高宗朝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所进贡。[3]49梵文佛经大量流入唐朝，而且早些时候就已大量流入隋朝。隋东都洛阳东城南门承福门之南的洛水上有翊津桥通往翻经道场东街，“其道场有婆罗门僧及身毒僧十余人，新翻诸经。其所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书，书即今胡书体。贝多叶长一尺五六寸，阔五寸许，叶形似枇杷叶而厚大，横作行书，随经多少，缝缀其一边，怗怗然，今呼为‘梵夹’”。[5]5大业元年(605)，隋军大胜林邑王梵志，[6]5619获得佛经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4]52大业二年(606)，隋炀帝敕令将这些“昆仑书多梨树叶”送到洛阳上林园翻经馆，请高僧释彦琮披览，并让他编叙目录，渐次翻译。彦琮将其分为7类，编目5卷，“必用隋言以译之”，多达2200余卷。[4]52
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内外通照，华、梵并闻”，[4]45他“久参传译，妙体梵文”。[4]53彦琮在大业初年曾将外来的“昆仑书多梨树叶”佛经给予编目，并“必用隋言以译之”。而早在仁寿年间，摩揭陀国王舍城沙门前来拜谒隋文帝，将还本国，请求带回《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文帝敕令彦琮“翻隋为梵”，[4]51合成10卷，赐诸西域。彦琮梵、汉兼通，他既能翻梵为汉，又能翻汉为梵，真可谓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彦琮以为：“彼之梵法，大圣规摹，略得章本，通知体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滞。”他设想，对于梵字，如果“人人共解”，即可“省翻译之劳”；如果“代代咸明”，即可“除疑网之失”。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梵有可学之理，何因不学？”[4]54-55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面对纷至沓来的梵文佛经，隋唐高僧掀起了学习梵语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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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高僧梵语习得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一是在西行求法中的国家就地学习梵语。唐初出使印度之使者王玄策的侄子智弘律师西行求法，在摩揭陀国大觉寺停留了两年，“讽诵梵本，月故日新。闲《声论》，能梵书”。[7]175义净西行求法，在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停留了6个月，借机学习梵语。后来，他在耽摩立底国(今属印度西孟加拉邦)住了1年，“学梵语，习《声论》”。[7]153爱州(今属越南清化)人大乘灯禅师西行求法，前往耽摩立底国，既入江口，遭贼破舶，淹停斯国12年，“颇闲梵语，诵《缘生》等经，兼循修福业”。[7]88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道琳法师为求法讨源，鼓舶南溟，远游西国，经乎数载，到达东印度耽摩立底国，“住经三年，学梵语”。[7]133太州仙掌(今陕西华阴)人玄照法师西行求法至阇阑陀国(今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停留了4年，“学经律，习梵文”。[7]10沣州人大津法师于永淳二年(683)振锡南海，泛舶月余，到达尸利佛逝洲(即室利佛逝国)，“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7]207广府(今广州)人僧怀业(梵号僧伽提婆)跟随贞固律师西行求法，投命溟渤，至佛逝国，“解骨(昆)仑语，颇学梵书”。[7]238僧固等4人在佛逝国，“学经三载，梵汉渐通”。[7]244隋唐时期的西行求法僧人常常在古印度的摩揭陀国、室利佛逝国、耽摩立底国停留两三年，一边学习梵语梵文，一边学习佛教经论。
一方面，中国僧人因为读经、译经、诵经、弘法的需要而积极学习梵语，另一方面，外国僧人因为在中土弘法和生活的需要而积极学习汉语。早在汉桓帝初年，来到中夏的安息国(今伊朗呼罗珊地区)人安世高“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华言”。[10]508于是，他“宣译众经，译胡为汉”，译出《安般守意》《阴持入经》等。梁僧祐谓：“天竺国自称书为天书，语为天语，音训诡蹇，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世高出经，为群译之首。”[10]510十六国时期，河西王沮渠蒙逊素奉大法，他对中天竺僧人昙无谶“接待甚厚”，令其翻译经本，“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翻为汉言，方共译写”。[10]539苻秦时来到中国的罽宾国人僧伽提婆“居华岁积，转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其在关、洛、江左所出众经，垂百余万言。历游华戎，备悉风俗”。[10]524-525是时，又有外国僧人佛图罗刹“久游中土，善闲汉言，其宣译梵文，见重苻世焉”。[10]522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规定汉语为“正音”。大约受此影响，这一时期外国高僧的汉语水平较前有明显提高。北魏洛阳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晓魏言及隶书”，[11]170译经39部127卷。[4]15北魏洛阳法云寺西域乌场国(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沙门昙摩罗“聪慧利根，学穷释氏”，他“至中国，即晓魏言及隶书，凡所闻见，无不通解，是以道俗贵贱，同归仰之”。[11]153南朝外国高僧的汉语水平并不逊色于北朝。南齐比丘慧表在广州朝亭寺遇见中天竺沙门昙摩伽陀耶舍，“手能隶书，口解齐言”。[10]353昙摩伽陀耶舍“手能隶书”，这在南北朝时期的外来僧人中并不多见。梁武帝时来到中国的西天竺人拘那罗陀(真谛)“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12]161拘那罗陀精通汉语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因而成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
本研究所采用的规范化健康教育是根据患者的病情与实际情况等，通过有计划、有组织且有目的采取护理干预措施，帮助患者正确理解所患疾病，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与自我护理技巧等，从而增强患者对治疗与护理的配合度，促进其战胜疾病的信心，有利于疾病恢复。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的优秀率为78.8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依从率为97.77%，高于对照组的73.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将规范化健康教育运用在神经内科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比较理想，能有效提升患者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治疗依从性。
隋唐时期，外来高僧学通汉语者与日俱增。隋西京大兴善寺北贤豆犍陀罗国(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沙门阇那崛多在北周明帝武成年初来到长安，他“稍参京辇，渐通华语”。[4]38由于阇那崛多“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宣辩自运，不劳传度，理会义门，句圆词体，文意粗定，铨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4]40那连提黎耶舍之后，隋开皇中，阇那崛多“专当元匠”，“诸有翻译，必以崛多为主”。[4]40南贤豆罗啰国(今印度古吉拉特地区)沙门达摩笈多愿在利物弘经，东来中土。开皇十年(590)冬十月，蒙受隋文帝之旨，来到京城，他“至止未淹，华言略悉”。[4]44唐京师大慈恩寺中印度人那提三藏“善达声明，通诸诂训”。[4]137早年被大夏国召为文士，拟任兰台著作者。他不惮远夷，曾往师子国，又到南海诸国，“善解书语，至即敷演”。[4]137唐京兆大兴善寺北天竺人不空三藏早年师事金刚智三藏，洎登具戒，“谙异国书语”，[3]7“善唐梵之音”。[13]415不空“言善两方”，[14]747他在天宝至大历初年，共译经70多部，成为佛经翻译一大家。中印度人释地婆诃罗在唐高宗初年来到中国，他尝与觉护(即北印度罽宾国人释佛陀波利)同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深体唐言，善传佛意”。[3]33武周洛阳佛授记寺释慧智“本既梵人，善闲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3]33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等有所翻译，皆召慧智为证，兼令度语。印度婆罗门种姓高僧利涉通晓汉语，他于开元中在唐长安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位矣”。[3]420他与当时主张废除佛、道二教的官员韦玎辩论时，“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并以韦字为韵，揭调长吟，偈词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3]420由此偈词即可见利涉的汉语水平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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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兴盛，梵文佛经的大量传入，译经和弘法的需要，促使隋唐高僧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学习梵语。因而，隋唐高僧中懂得梵语者屡见不鲜。隋京师仁法寺释道端“体尚方言，梵文书语，披叶洞识，了其深趣”。[4]1092唐京师长安人末底僧诃法师“少闲梵语”。[7]56唐齐州人师鞭法师“善禁咒，闲梵语”。[7]39永徽四年(653)，释智通在长安总持寺译出《千啭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观自在菩萨随心咒》等佛经共4部5卷，“[智]通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伏”。[3]41唐邺都开元寺智□“少而英伟，长勤梵学，凡诸经论，一听入神”。[3]553唐长安大安国寺有元简阇梨，“解金刚界好手，兼解悉昙，解画，解书梵字”。[9]349史载，武德四年(621)，深忌佛教的太史令傅奕上奏《废佛法事》十一条，佛教高僧们“各陈佛理，具引梵文，委示业缘，曲垂邪正”。[4]953“具引梵文”陈述佛理的高僧们，他们必定懂得梵语。唐代宗大历年间，南岳云峰寺沙门法照入五台山礼拜金刚窟。一日夜里，他忽然看见一位身高七尺许的僧人“梵音朗畅”，自称是北印度沙门佛陀波利，问他道：“阿师如此自苦，得无劳乎？有何愿乐？”法照回答说：“愿见文殊。”那僧人回复说：“若志力坚强，真实无妄，汝可脱履于板上，咫尺圣颜，令子得见。”[3]28这一故事虽说有些荒诞，然北印度沙门佛陀波利“梵音朗畅”，唐朝本土高僧法照能对答如流，则法照通晓梵语，也侧面反映了梵语流行于隋唐佛教界的事实。
除了义净，隋唐时期的中土高僧中还涌现出了智骞、玄应、慧苑、慧琳等一批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隋东都慧日寺沙门智骞“偏洞字源，精闲通俗”，后来以其所学被诏入道场参加译经，“自秘书正字雠校著作，言义不通，皆谘骞决，即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变体诂训，明若面焉”。智骞却自谦地说：“余字学颇周，而不识字者多矣，无人通决，以为恨耳。”他撰著《众经音》及《苍雅字苑》，“宏叙周赡，达者高之，家藏一本，以为珍璧”。[4]1257于时又有京师沙门玄应者，“亦以字学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经音》，甚有科据矣”。[4]1257唐京兆人释慧苑投入净域后，礼拜华严法藏为师，“陶神练性，未几深达法义，号上首门人也”。他“有勤无惰，内外该通，华严一宗，尤成精博”。慧苑“以新译之经未有音释，披读之者取决无从”，遂博览经书，恢张诂训，撰成《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2卷，“俾初学之流不远求师，览无滞句，旋晓字源”。[3]115唐京师西明寺释慧琳，疏勒国(今新疆喀什)人，不空三藏弟子。慧琳“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他“尝谓翻梵成华，华皆典故，典故则西乾细语也”，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以及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从贞元四年(788)到元和五年(810)，历时20多年，撰成《大藏音义》(即《一切经音义》)100卷，“京邑之间，一皆宗仰”。[3]108
二 隋唐高僧与汉语言文字
二是向来到中国的印度高僧学习梵语。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前期，入华的印度僧人很多，隋唐高僧向他们学习梵语。隋京师大兴善寺释明芬是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三藏之神足，他“通解方俗，妙识梵言，传度幽旨，莫匪喉舌。开皇之译，下敕追延，令与梵僧对传法本。而意专检失，好住空闲，味咏《十地》，言辄引据，问论清巧，通滞罕伦”。[4]1094隋相州(今河南安阳)人释道密“初投耶舍三藏师习方艺，又从邺下博听大乘，神思既开，理致通衍。至于西梵文言，继迹前列，异术胜能，闻诸齐世”。隋代兴法，翻译为初，敕召入京，住大兴善寺，他“复弘梵语，因循法本，留意传持”。[4]1083那连提黎耶舍在天保七年(556)就来到了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齐文宣帝极见殊礼，请为翻经三藏。开皇二年(582)七月，弟子道密等人侍送耶舍入大兴城住大兴善寺。释道密和释明芬都是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三藏的弟子，他们都是在大兴善寺译场跟随那连提黎耶舍三藏学会了梵语。[4]35唐高僧智广向携带陀罗尼梵夹自南海而至五台山的南天竺沙门般若菩提学习梵语。[8]1186唐悟达国师(知玄)好学声明，他礼拜爰来长安的西域人释满月为师，“情相款密，指教梵字并音字之缘界，《悉昙》八转，深得幽趣”。[3]51唐罗浮山石楼寺“以海隅之地，津济之前，数有梵僧寓止于此”，石楼寺僧人释怀迪跟从这些梵僧“学其书语，自兹通利”。[3]44隋唐时期，向来到中国的印度僧人学习梵语，简便易行，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学习途径之一。
三是向西行求法归国的中国僧人学习梵语。隋唐时期西行求法归来的中土僧人大都懂得了梵语。唐代交州(今属越南河内)人运期法师西行求法，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善昆仑音，颇知梵语”。[7]81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灵运法师西行求法，越南溟，达西国，“极闲梵语，利物在怀”，他归国后，“广兴佛事，翻译圣教，实有堪能矣”。[7]168西行求法归来的隋唐高僧大多懂得梵语，于是，一些僧人向西行求法归国的中国僧人学习梵语。玄奘法师在印度那烂陀寺听戒贤讲《瑜伽论》等，兼学婆罗门书(梵书)，“法师皆洞达其词，与彼人言清典逾妙”。[2]77他的弟子窥基即是在京师长安大慈恩寺“躬事奘师，学五竺语，解纷开结，统综条然，闻见者无不叹伏”。[3]64在国内学习梵语的隋唐高僧通常就学于当时的各大译场。陕州安邑人释智通于隋大业中出家受具，他自幼挺秀，即有游方之志，“因往洛阳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3]41隋高僧释彦琮即因“久参传译，妙体梵文”。[4]53释智通于隋大业年间出家住京师大总持寺，他有游方之志，“遂于洛京翻经馆学梵书语，早通精奥”。[8]368太州仙掌(今陕西华阴)人沙门玄照于贞观年间在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7]9
不仅是来到内地的外国高僧积极学习汉语，就连隋唐西域高僧也学起汉语来。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前来中国途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时，“客游诸寺，其国僧侣多学汉言”。[4]44唐北庭龙兴寺于阗(今新疆和田)人释戒法“学业该通，善知华、梵”。[3]46贞元中，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龙兴寺僧人请戒法为译主来翻译《十地经》，“法躬读梵文并译语”。[3]46
隋唐时期，通晓梵、汉的高僧为数众多，前所未有。隋唐高僧研习梵、汉，初衷都是为了便于弘扬佛法，特别是提高佛经翻译水平。通晓梵、汉的隋唐高僧，为中国佛经翻译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粤自汉明，终于唐运，翻传梵本，多信译人，事语易明，义求罕见”，[4]139而“义之得失由乎译人”。[10]14长期以来，译经者“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偏解，终难圆通”。[10]14“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矣。”[3]53因此，隋代高僧彦琮提出译经“所备者八”之中多达3条(“备四”“备七”“备八”)是强调译者必须具备较强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功底:“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4]56唐代译场设官分职，有译主、笔受、缀文、度语、证梵本、证禅义、润文、证义、校勘等，在译经工作中各司其职。其中，“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度语亦称译语，“传度转令生解”；证义者，“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证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矣”；证梵义者，“乃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下不失梵义也”。[3]56-57度语、证义、证梵本、证梵义也都须言通华、梵。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规模之大、人数之众，译经之多，质量之高，空前绝后，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鼎盛期、成熟期。这一成就的取得，固然与梵本佛经之齐全和译场组织之完备关系密切，而隋唐译经僧华、梵俱赡则至关重要。正是兼通梵、汉的隋唐高僧洞晓佛典，词理通敏，披析幽旨，翻译精当，从而成就了中国佛教译经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在示踪实验中，核探测器的选择与同位素放射的射线性质有关。放射α射线的同位素，采用电离室进行检测；放射低能β射线的同位素，采用正比计数管或盖革-弥勒计数器检测；放射中能β射线以及高能β射线的同位素，采用β计数管或正比计数管检测；放射γ射线的同位素，则采用γ计数管或晶体闪烁计数器检测。中学教材中涉及到的放射性同位素，其射线性质均为β射线，其中3H、14C、35S放射的是低能β射线，32P放射的是中能β射线，因此检测仪器一般选用正比计数管或盖革-弥勒计数器。
对包裹相位，定义p、q两个方向为与x、y方向顺时针成π/4方向，并计算四个方向的一阶差分 采用四向最小二乘使解缠相位对已知的原相位主值拟合，解得的相位斜率与包缠相位斜率尽可能逼近，使各方向上解缠相位的一阶差分和包缠相位一阶差分的差值绝对值最小，即
三 隋唐高僧的语言文字学成就
外来僧人在中国学习汉语，既是弘扬佛法的需要，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为了便于外国僧人学习汉语，著名西行求法僧人、佛经翻译家、唐代高僧义净专门编纂了《梵语千字文》，“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仍各注中梵音，下题汉字；其无字者，以音正之”，《梵语千字文》“并是当途要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若兼悉昙章读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15]1190
通晓梵、汉的隋唐高僧把中国佛经翻译事业推向了高峰，并在译经过程中创造了大量新词新语，给汉语注入了新鲜血液，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梁启超指出：“初期译家，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曰‘支谦流’之用字法。盖对于所谓术语者，未甚经意，此在启蒙草创时，固应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16]197他说：“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16]198有学者把这种以翻译佛典的语言为代表的汉文佛教文献的语言称之为佛教混合汉语，简称佛教汉语，而其主体即是汉译佛经。[17]1-8与佛经传译伴随而来的新词新语数以万计，数量惊人。梁启超据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统计，大约有35000多条词语伴随佛经翻译进入了汉语世界。[16]197数量惊人的因佛经翻译而形成的新词新语，虽非全部形成于隋唐时期，但是，处于佛经翻译鼎盛时期的隋唐译经僧通晓梵、汉，他们的贡献自不待言。
隋唐高僧在语言文字学上的突出成就还在于他们编撰了极富学术价值、影响十分深远的梵汉双语词典和群经音义著作。
梵汉词典现存最早的即是唐高僧义净编撰的《梵语千字文》。佛经翻译家义净“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模仿中土童蒙读物《千字文》的形式，四字一句，新撰《千字文》，再逐一翻译成中天竺音，编成《梵语千字文》，“仍各注中梵音，下题汉字；其无字者，以音正之”。[15]1190《梵语千字文》的每个梵字旁边用汉字对音，下面再注一个汉字，共包涵995个梵字，“并是当途要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15]1190日本入唐求法僧人圆仁将此书带至日本，因而流传至今。[8]1190-1215义净之后，密教高僧全真约于开成三年(838)又编撰了梵文学习词典《唐梵文字》1卷。《唐梵文字》收录字词1 100多个，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约收录800余字，内容和体例都与义净《梵语千字文》基本相同；后半部分约收录300余字，大多为密教内容的字词。梵汉对照本字书《唐梵文字》在唐开成年间(836-840)传入日本，书名见录于圆行《灵岩寺和尚请来法门道具等目录》，得以流传于世。[8]1216-1222
5)测量前要自然晾干标本表面水份(或用干毛巾擦拭完标本表面水份)，要在0～5h内尽快完成电性参数测量工作[6]；
梵汉词典之外，隋唐高僧还编撰有汉梵词典。唐代翻经大德兼翰林待诏、光宅寺龟兹国沙门利言辑有《梵语杂名》1卷。《梵语杂名》收录汉语字词共1 200余条，在汉字下标示对应的梵语，并在汉字与梵语间还夹注了梵文读音。此书由日本僧人圆仁带至日本，书名见于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得以流传至今。[8]1223-1240当时的汉梵词典除了《梵语杂名》，比较重要的还有天竺僧怛多蘖多和波罗瞿那弥舍沙合撰的《唐梵两语双对集》1卷。《唐梵两语双对集》体例与《梵语杂名》基本相同，共收录汉译佛典中的音译汉字700多个，下注梵语读音，但未标注梵语原字。《唐梵两语双对集》见录于唐咸通六年(865)日本求法僧人宗睿的《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得以流传于世。[8]1241-1244
隋唐高僧不仅编撰有梵语学习词典，还编撰有梵语学习入门书——悉昙。悉昙，梵文Siddham的音译，指古印度流传的梵文。相传为梵天所造，共47个字母，其中包括12个元音(称作“摩多”)和35个辅音(称作“体文”)。“摩多”与“体文”相拼而成“十八章”，共计10 000多个梵字。玄奘说：“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随事转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广。”[18]182义净说：“创学悉昙章，亦名悉地罗窣睹。斯乃小学标章之称，俱以成就吉祥为目。”[19]189中国僧人用“悉昙”两字作为梵文拼音表的名称。8世纪以来，密教在唐代社会颇为流行。密宗经典里几乎没有一部没有咒语，但大部分咒语都没有意义，所以向来是音译。但却要求念咒时一定要发音正确，否则无效。为了讲求音声之道，不得不研究天竺拼音文字的读法，于是，悉昙亦即梵文拼音表就成为重要科目了。[20]145-146隋唐时期，这类梵文拼音的著作最有名的是盛唐高僧智广所撰《悉昙字记》。智广“顷尝诵陀罗尼，访求音旨，多所差舛”，适逢南天竺沙门般若菩提赍陀罗尼梵夹自南海而诣五台，寓于山房，智广因而从其受学。智广根据般若菩提所说，“研审翻注，即其杼轴，科以成章”，[8]1186撰成《悉昙字记》1卷。《悉昙字记》分前、后18章，前18章讲介梵字的分类、书写及发音，后18章讲介梵字的拼音规则。《悉昙字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梵语入门书，智广倡言，读了此书，“不逾信宿，而悬通梵音。字余七千，功少用要”。[8]1186此书由日本入唐求法僧人空海携至日本，得以保存流传于世。[8]1186-1189
除了梵汉双语词典，隋唐高僧还编撰了很多佛教音义书。慈恩寺翻经沙门、字学大德玄应“明唐梵异语，识古今奇字”，[21]311他撰著《大唐众经音义》(亦称《众经音义》《一切经音义》《玄应音义》)，从佛教400多部经、律、论中选取字词数千条，详注反切，解释音义，“注释训解，援引群籍，证据卓明，焕然可领”。[22]520《众经音义》以汉语词汇为主体，收录了许多音译的外来语词，内容十分广泛，释文十分丰富，其所征引的许多小学经典早已佚失，幸赖此书，部分文字得以传世。玄应“博学字书，统通林苑，周涉古今，括究儒释”，道宣盛赞他“即万代之师宗，亦当朝之难偶”。[23]283唐人智昇称赞玄应《众经音义》“可谓文字之鸿图，言音之龟镜者也”。[22]520又有华严法藏法师上首弟子慧苑有感于“文言舛误，正义难彰，真见不生，寻源失路”，他撰著《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又称《新译华严经音义》《华严经音义》《华严音义》《慧苑音义》)，广泛征引内外经典，注释了“八十华严”(唐译华严)中的字、词、词组、短语的读音、异名和含义等，“庶使披文了义，弗俟筹咨，纽字知音，无劳负帙”。[24]9525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将玄应《一切经音义》和慧苑《新译华严经音义》归入经部小学类，他说：“二书所引古书及字书，古本甚多，可资考证，故国朝经师多取资焉，与彼教无与也。”[25]44陈垣先生进一步指出：“二书为《经典释文》体，将经文难字录出，注音训于其下，并广引字书及传记以明之，故比《经典释文》为详。其所引书，自释典外，百数十种，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异文，足备雠校。”[26]59
内容、体例与玄应和慧苑两书相同的著作还有不空三藏弟子慧琳撰著的《一切经音义》。慧琳“内精密教，入于总持之门；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声明之妙，支那音韵之精，既瓶受于先师，亦泉泻于后学”。[21]311他在玄应和慧苑两书的基础上，历时20余年，撰著《一切经音义》100卷，旁征博引“七家字书”(《玉篇》《说文》《字林》《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和诸子百家书，“又训解之末，兼辩六书”，[21]311释解了1300部、5700余卷佛经中的汉语词和外来词，涉及佛教各类语汇，以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礼仪风俗、医药卫生等方面，“上通秦渭，近挹隋唐，乃至西土方言，人文地理，亦皆不遗不溢”。[27]932慧琳《一切经音义》是唐代佛教音义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音义’之为用也，鉴清浊之明镜，释言话之旨归，匡谬漏之楷模，辟疑管之钤键也。”[24]9524玄应《众经音义》、慧苑《华严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开创了语言文字学的一个新方向——经音义学。义净《梵语千字文》、全真《唐梵文字》、利言《梵语杂名》、怛多蘖多和波罗瞿那弥舍沙合撰《唐梵两语双对集》、智广《悉昙字记》在佛教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隋唐高僧智骞、义净、全真、利言、智广、慧琳、玄应、慧苑等人堪称名副其实的语言文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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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论，可以看出，隋唐僧人中许多高僧通晓梵、汉，并对梵语和汉语颇有研究。他们编撰了许多梵汉双语词典和梵语入门书，尽管主观上是基于弘扬佛法的实际需要，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时人的梵语学习，推动了中印文化交流。他们将汉语训诂学的方法引入佛经音义研究，促进了佛经传译，推动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隋唐高僧的语言文字学造诣虽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却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卓然有成，在中古汉语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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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minent Monks and Linguistic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JIE Yong-q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119,China )
Abstract :The craze for learning Sanscrit among eminent monk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s prompted by those elements such as the boom of Buddhism, the massive introduction of Sanscrit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need of translating scriptures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on the one hand, Chinese monks learned Sanscrit actively;on the other hand, foreign monks learned Chinese passionately because of their need for carrying forward 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 and living there. Those eminent monks who mastered Sanscrit and Chinese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not only pushed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o a high level, but also created a lot of new word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which injected fresh blood into Chinese and greatly enriched Chinese vocabulary. Another prominent achievement of those eminent monks was that they compiled the Sanscrit-Chinese dictionary and scriptures transliteration,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Although the linguistic attainment of eminent monk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s not purely of academic studies,their specific style and sublime accomplishment deserved a place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Buddhism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eminent monks; Sanscrit;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9)02-0036-07
收稿日期 ：2018-12-05
作者简介 ：介永强(1969-)，男，陕西彬县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DOI：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9.02.005
(责任编辑 贾发义)
标签：隋唐佛教论文; 高僧论文; 梵语论文; 语言文字学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