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环境论文,文化论文,庾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庾信由南入北，被人强留，客观上使西魏北周文坛接触到他们所敬佩的南朝文学的精髓， 同时给自己带来了接受北方文化的机会。他融合南北文学，达到极高造诣，正如老杜所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索，暮年诗赋动 江关”（《咏怀古迹》）。这里所说的“老更成”无疑是南朝文学“贵于清绮”和北朝文学“ 重乎气质”的特质融合而成的“文质彬彬”。
那么，他入北之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原因使他不可避免地会接受北方文 化呢？以往的研究者主要着眼于庾信入北给北朝文坛带来的影响及其成果，他们认为庾信入 北之后文风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他接受了北方的刚健之风和自然风光。但我看其中原因并 不是那么简单。
下面首先谈谈庾信接受的客观政治社会环境和不得不接受它们的原因。
一 庾信入北之后所面临的文化环境
（一）西魏北周的政治环境
庾信入北之初，宇文氏专横揽权，元氏皇帝只是傀儡。公卿们虽几次想要谋杀宇文泰，但 政变没有成功，反而更有利于宇文氏加强其政权的威势。如，庾信入北一年之前，“魏尚书 元烈谋杀宇文泰，事泄，泰杀之”。庾信入北不久，“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谋诛太 师泰”，宇文泰得知之，“废魏主，立其帝齐王廓”，就是西魏恭帝。宇文泰死后，晋公宇 文护“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恭帝诏禅位于周”，也独揽大权。过去宇文泰手下的 赵贵、独孤信等，对晋公护的专政，“怏怏不服”“谋杀护”，但因事泄，被“逼令自杀” 。又，周孝闵帝，“恶晋公护之专权”，两次谋杀晋公护，失败，“逼王逊位”。短短的三 、四年内，三位皇帝被废位。而随着宇文氏的“威权日盛”，“谋臣宿将”“争往附之”。 如，齐轨谓薛善曰：“军国之政，当归天子，何得犹在权门。”薛善以告晋公护，护杀齐轨 ，薛善为中外府司马出处。公卿们在随时可能被出卖的情况下，也不敢表露自己的政治主张 ，甚至当宇文护问及废孝闵帝时，“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听’”（注：以上《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一六七。），只能俯 首贴耳，唯令是从。处于如此危险的政治环境，庾信也深感惊惧不安，他说：“盖闻居兰处 鲍，在其所习；白羽素丝，随其所染。是以金性虽质，处剑即凶；水德虽平，经风即险。” （《拟连珠》）认为人逐物迁性，既然环境可变，人也应该随之而变化，权臣们对他虽好， 但一旦遇到政治风浪，自己难免没有危险。又《拟咏怀》其二十云：“在死犹可忍，为辱岂 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他虽然为屈仕敌国而面热心 寒，但还是在忍耐耻辱。这说明庾信因当时政治环境朝不保夕，为明哲保身，不得不随政治 、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由此可见出他人格之一面。
除了受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影响以外，宇文氏的政治纲领、文人政策、学术政策 、文学政策等，也直接影响了庾信在北朝的生活。宇文泰在外交上处于与东魏高氏及江左萧 氏共成鼎峙的局面，而其在物质及精神力量上，远不如东南二朝，内政上则面临着割据关陇 地区的鲜卑六镇和胡化汉族混在一起的复杂局面。故必须寻觅一条精神及物质上的途径，将 其复杂的民族成分融合成不可分离的集团，然后才能“外御强邻”（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宇文泰巧妙利用鲜卑 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民族情绪，同时推行鲜卑化和汉化，给汉民族以其文化的优越感，为鲜 卑民族灌输主体民族的自豪感，企图以此调节民族矛盾并融和两者。这可以说是多民族混成 的国家的统治者所采取的两全政策。这政策对由南入北的汉族士人庾信的影响，是使他不能 固守汉族色彩的政治社会传统。
首先看宇文泰的汉化政策。宇文泰在政治机构方面采用汉化改革政策，他要“益国利民、 便时适治”，先颁布实行“二十四条新制”，又“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奏行十二条制” （以上《周书》卷二《文帝纪》），这都是实行儒家思想的措施。因“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 国富民之道”，他还任用汉族大族苏绰，制定由“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 讼、均赋役”等六条组成的《六条诏书》（以上《周书》卷二三《苏绰传》），加强了中央集 权，巩固了封建统治。宇文泰从民族的源流找出汉化的依据，他说：“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 ”（注：《周书》卷一《文帝纪》：“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 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
，指自己是鲜卑化了的汉族后裔。由此表明鲜卑民族与汉民族是同族，两民族文化具有 同等的社会地位。这给汉族士人寻找政治上的出路、加入鲜卑民族统治集团提供了正当的理 论根据。这种观念促进了汉族和鲜卑族的融合，并将汉族士人独享汉文化的优越感分给了鲜 卑族。
鲜卑化政策表现在兵制上，是令胡化汉人模仿鲜卑部落的编制，又将魏孝文帝时改复姓为 元 姓的人，“复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 以上《资治通鉴》卷一六五）。这说明政治管理机构是汉化，继承周代的管制，政权的掌握 者还是鲜卑人。这种为恢复鲜卑原始面貌而采取的彻底鲜卑化的方法，也有效地促使北朝少 数民族摆脱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卑心理。宇文泰之所以采取鲜卑化政策，可以说是吸取 北魏末期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力求汉化的北魏孝文帝，为了加强汉化迁都洛阳。迁洛以后， 内迁贵族仕途通达，排斥守边贵族（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
。这招致了多居于边戍的鲜卑内部的分裂，终于导致六 镇起义。这段历史教训使鲜卑族统治阶级注意到，盲目地汉化，最终会导致鲜卑国家的灭亡 及其民族的消亡。因此，宇文泰以物质及精神上的胡汉混合为具体目标，认为不可忽视鲜卑 化。
宇文泰所采取的并行汉化和鲜卑化的政策，在他死后趋向于汉化。但就汉族的民族情绪而 言，终究难免在异民族统治下的屈辱感。尤其是刚入北接受异民族统治的庾信，就更难适应 与接受了，他在《拟连珠》中云“盖闻性灵屈折，郁抑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表现 入北之后因“非我族类”而产生的难以忍受的心理，反映出民族之间的隔阂。可见，宇文泰 的鲜卑化政策给入北的汉族文士带来了文化优越意识的失落感和“非类”感，加上统治集团 内部的争权夺利，也压抑着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活活力。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帝王对包括庾信在内的文人的待遇如何呢？帝王的文学观念对文人的创 作活动有深刻的影响。实际统治西魏的宇文泰不太重视文学，导致了西魏在庾信、王褒等人 入北之前文学上的空白。直至北周明帝时，由于“（明帝）善属文，词彩温丽”，文学的地位 始有上升，再至武帝的时代，“初置太子谏议员四人，文学十人”（《周书》卷一《武帝纪 》），文学才被引入朝廷，成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入北文士的地位也渐高，对他们 的蔑视很自然逐渐解除。例如，明帝时，于翼对明帝说：“萧
，梁之宗子；王褒，梁之 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尊爵之义。”（《周书》卷三○《于翼传》）可见，直至明帝 时，对由南入北的人士，才开始摆脱像对待俘虏一样的观念。又武帝保定二年，诏曰“梁汝 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圜等，梁国子孙，宜存优礼，式遗茅土，寔允旧章。大封可封晋 陵县公，大圜封始宁县公，邑各一千户。一并赐田宅、奴婢、牛马、粟帛等”（《周书》卷 四二《萧大圜传》）。再至“高祖（武帝）以与唐瑾、元伪、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 《周书》卷四二《萧传》）。至此，文学家的地位逐渐上升，入北文士的地位也逐渐巩固 ，受到了真正的礼遇和重视，“咸居禄位”了。但与南朝以世族为活动中心、文人团体众多 的情况不同，北朝文学家愈益依附于皇帝，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宫廷之内：“或挥翰凤池， 或著书麟阁”（《周书》卷三八史臣曰），将自己的文学活动范围缩小到朝政的附属。这就使 文学家不得不为适应统治者的口味改变文风。如，庾信入北后创作许多碑文志铭。这里因为 北朝统治者与南朝不同，有勒石纪功的习惯。在南朝，东晋以后对立碑有所限制。据任昉 《为范始作求立太宰碑表》说“晋氏初禁立碑”，直至宋、齐也未开禁。因此，庾信入北之 前，不注意碑文，并不长于碑文创作。北朝则不同，北魏统治者很早就有勒石纪功的习惯。 据《魏书》卷二《太祖纪》载，天兴二年北巡，“还次牛川及薄山，并刻石纪功”，又《魏 书》卷四《世祖纪》太平真君四年巡狩中山，“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所以庾 信入北后，在北周学习创作碑文，以适应北周王公贵族的趣味，声望愈高，“群公碑志，多 相托焉”。其碑文铭志的写作时间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入北之后创作的三十多篇碑文志铭 中可考写 作年代的二十七篇（注：鲁同群《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文史》第十九辑。）
，全部作于武帝保定五年(565)以后，尤以571年至575年为多。自 571年至575年之间他的任职不详，但可能专门作为文学之臣（注：按倪璠《庾子山集注》中《庾子山年谱》，“建德二年(573)——六代乐成，帝御崇信 殿，集百官以观之”。北周郊庙歌辞都是庾信之作。又按庾信《贺新乐表》作于573年。因 此，很可能这前后一段时间里庾信专门作为文学之臣，从事制作礼乐的工作。）
，创作适应统治者口味的作品 。由此可以说他入北之后的文学风格，一方面是以《拟咏怀》为代表的悲凉凄劲的风格，另 一方面是作为文学之臣，为适应北朝王公贵族口味的典雅华赡的风格。除了上面所说的碑文 铭志 以外，如看庾信的那些应酬西魏北周王公贵胄的奉和诗，就可见都是严守应制诗原本以歌功 颂德的主要风格创作的。其中奉和与其交际甚厚的赵王宇文招的作品特别明显。《庾信集》 中应制奉和宇文招的诗作最多，大约有十七首。《上益州上柱国赵王》二首是“以赵王之才 ，比于陈思”（注：倪璠《庾子山集注》。），说“风流盛儒雅，泉涌富文同。无因同子淑，暂得侍临淄”。《奉报赵王
出师在道赐诗》、《奉和赵王西京路春旦》两首是赵王出征时奉和的，歌颂赵王的勇猛，说
“哀笳吴塞曲，嘶马别离声。王子身为宝，深思不倚衡”，“谁知灞陵下，犹有故将军”。 又《奉和赵王美人春日》、《奉和赵王春日》、《和赵王看伎》三首诗，其内容和风格与南 朝宫廷诗相似，多于艳靡缘情。这几首诗都具有奉和之风，缺少真情，可以推知都是他在文 学之臣的职位下创作的应制诗。
《燕射歌辞》在形式上，由六个调曲构成，是除《宫调曲》、《商调曲》、《角调曲》、 《徵调曲》、《羽调曲》等五声调曲以外，加有《变宫调》以为六律。这是庾信继承周武王 始加“变宫”和“变徵”等二变作成七音的传统，加以《变宫调》的。对此，倪璠注说“ 时周宣帝传位于太子衍，自号天元皇帝”，“二帝并存”，此《变宫调》歌颂其事。这是庾 信将当时历史的变故艺术化的作品，是为了适应北周统治者的需要。
由此可见，庾信入北之后，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中，接受了北朝的新政治社会文 化环境，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为统治者的需要而作。这种新创作环境有的是他自愿接受的，但 绝大部分是不可避免地接受的，这是他入北以后文风改变的原因之一。
（二）“崇儒好古”、“刊校经史”的学术政策
东晋以后，玄风仍流行于南朝社会，深刻地影响着南朝士人的生活及他们的人生旨趣。北 方则不然，玄风已随士族南渡，北朝统治者在政治文化上重立儒家为其思想观念的主导。北 朝儒家复古主义思想的实践，一方面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制定各种仪礼制度，另一方面是 大力推行和学习儒学经术，都是以君主的支持为背景。宇文泰推崇儒家经术，即“及太祖受 命，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由是朝章渐 备，学者向风”（《周书》卷四五《儒林传》）。因此，西魏儒学盛行，儒家典章制度已具备 。至周明帝宇文毓时，“集公卿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周书》卷 四《明帝纪》）。可知其时凭借君主专制的政治势力，已形成一个宫廷文学集团，“内有崇 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又武帝重视讨论儒术并每每亲临，史称，“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 三老。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以上《周书》卷四五《 儒林传》）。君主热衷提倡儒术，士人自觉推行。
其中要注意的是明帝“集公卿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的史实。麟趾学 士对北周学术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周书》等史书里未记载其“八十余人”的具体名字， 但如将散见于列传中的史料萃集，就可知部分参加人员和他们“刊校经史”的情况。如，韦 教宽在“明帝初，参麟趾殿学士，考校图籍”（《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元伪“受诏 于麟趾殿刊正经籍”（《周书》卷三八《元伪传》）；颜之仪，“世宗以为麟趾学士”（《周 书》卷四○《颜之仪传》）；庾秀才“武定二年，与王褒、庾信同补麟趾学士”（《隋书》卷 八九《庾秀才传》）；萧和王褒，“世宗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 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周书》卷三○《于翼传》 ）；萧大圜，“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周书》卷四二《萧大圜传》）；宗 懔，“世宗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周书》卷四二《宗懔传》）等。还有宇 文神举，“博涉经史，性爱篇章”，而“世宗（明帝）留意翰林，而神举雅好篇什”（《周书 》卷四○《宇文神举传》），由此可以推想到宇文神举也很可能是麟趾学士。从上述《周书 》列传的记载，可知集学士于麟趾殿，网罗“有文学者”，不管是北人还是由南入北的人。 他们在皇帝的积极支持下，取得很多学术上的成果，“修五礼之缺”，“正六乐之坏”，“ 捃采众书”，又著书立说，为北朝经学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这是学术机构给予由南入 北的文人学士积极参与并接受北朝学术、文风的机会。但是，“崇儒好古”的学术思潮，产 生了重政教、轻文学的观念，使魏晋以来文人在创作上重抒情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了 。
麟趾学士虽然以“刊定经史”为主，但他们是“有文学者”，不难推知他们之间会有文学 上的交流。庾信、王褒等一大批文人来到长安，他们带来的南朝文风风靡于长安文坛，学士 们纷纷摹仿，赵王、滕王也学庾信体。麟趾殿就成为其交流和学习的场所。例如，庾信在《 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诗里和李昶“悼周明帝”（注：倪璠《庾子山集注》。），曰：“待诏还金马，儒林归石渠。……
别有昭阳殿，长悲故婕妤。”前两句是说两个人同在儒林（代指麟趾学士）奉明帝的诏命，参 与学术活动于麟趾殿，最后以班婕妤的命运比喻宇文内史和自己伤失人君的同病相怜。可见 他们在麟趾殿里已有了交流。李昶“以父在江南，身寓关右”，故“自少及终，不饮酒听乐 ”，也是一个南北断交的受害者，因此，很可能庾信与他的交流容易深入一些。现存庾信作 品中除上述《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以外，《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诗是李昶《陪驾幸 终南山诗》的唱和之作，还有《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诗，说明二人交往较多。李昶常说“ 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不重视文学的价值，“唯留心政事”。 他因为早已“修国史”（以上《周书》卷三八《李昶传》），应该注意《大诰》，很可能倾向 于创作《尚书》式的文章（参见本文（三）由《大诰》体现的文学政策）。但他也受南朝文风的 浸染，有模拟南朝文风的作品，受到梁朝宫体诗作家徐陵的称赞。徐陵在《与李那书》（李 昶“小名那”）里，仔细地评论了李昶的《陪驾终南》和《入重阳阁》等诗和碑文，曰：“ 铿锵并奏，能惊赵鞅之魂，辉焕相华。”（注：《全陈文》卷十。）
这可以证明李昶确实受到南朝文风的影响。在麟 趾殿，不但北周文人向入北的南朝文人学习南朝的文风，南朝人也向北周人主动传授南朝文 学的成果。如，“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 萧）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集，一年亦毕，识者称叹之”。梁武帝和简文帝的 个人文集可以代表当时或稍前南朝学术和文学的精髓，被北人在平梁后藏于秘阁，连由南入 北的萧大圜，也初次见到。可见麟趾殿确能给学士们提供学习南朝文学的机会。萧大圜手抄 二集，有利于梁武帝文集和简文帝文集的更广泛的流传和学习。而且他“性好学，务于著述 。撰梁旧事三十卷、寓记三卷、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二卷，并文集二十卷”（以上《周书》 卷四二《萧大圜传》），对于传播南朝文化很有贡献。萧大圜只是一个例子，其他由南入北 的人 也很可能作出类似的贡献。如此看来，北周麟趾学士在南北文化交融中的作用，不仅限于经 学方面，而且在文学方面也应予注意。这一点是为以前的研究者所忽略的。
庾信从小“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周书》卷四一《庾信传》），早已接受儒 家经世致用的观念。他十五岁就出入禁闼，作为文学之臣，与以萧纲为中心的东宫文人集团 相唱和。处于五十余年承平之际的梁朝王公贵人，沉湎于宴安之中，耽于闲适和放荡。这种 风气很自然影响到庾信本人的生活以及他的文学创作。这时期，儒家思想不那么束缚他。但 入北后有了变化，因为在北朝儒家思想弥漫于社会，庾信有意无意地接受它并适应它，诗赋 里频频露出儒家观念。如“闻音能辨俗，听曲乃思贤。感物观治乱，心恒防未然。君子得其 道，太平何有焉”（《燕射歌辞·变宫调》），“小臣欣寓目，还知奉会昌”（《从驾观讲武 》），“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拟咏怀》其五），“鼎湖去无返，苍梧悲不从”（《拟 咏怀》其二十三），“出门车轴折，吾王不复回”（《拟咏怀》其二十七），“家有直道，人 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哀江南赋》）等。这很明显地流露出他入北后接 受的北朝学术文化，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对古代文人来说，儒家思想是不可摆脱的学术、思想的轴心。庾信在梁朝也不例外，但入 北后其色彩更浓更深。特别是他参与了麟趾殿刊校经史的工作，促使他接受北周学术和文学 的思潮并扩大与北周文士交流的幅度，促使南北文化的交流，最终使他能“穷南北之胜”（注：倪璠《注释庾集题辞》，《庾子山集注》。）。
（三）由《大诰》体现的文学政策
衡量帝王对文学发展的历史作用，一要看他对文学和文学家的态度如何，二要看他的个人 好尚，如何影响社会审美情趣、文学式样以及审美风格。
关于宇文泰的文学观，据《周书》卷二三《苏绰传》云：因“自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 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乃命（苏）绰为大诰，奏行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记为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魏晋以后，南朝文学放弃儒家教义，摈弃社会功利追求， 专及个人的审美需求，将文学自身的范围限制于“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萧绎《金楼子》 卷四《立言》），而且认为“文章且须放荡”（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甚至与儒家经典 彻底区别，萧纲说：“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与湘 东王书》）。在北朝，宇文泰和苏绰等却反对江左和“洛阳后进”文学的华靡轻艳、吟咏性 情、远于明道，主张以《尚书》式的典正的文章为规范的《大诰》来代替华靡轻艳、吟咏性 情的文章。这恰好与萧纲所反对的“操笔写志，更摹酒诰”相合。但是宇文泰等改革文风的 内容不限于文学，而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泛指社会风俗之弊而言的：“惟我有魏，承乎周之 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 ，崇厥诚。”据此，表面上看，要用宣布《大诰》这种政治手段来改变文学，但，就其实质 ，还是用文章改变政治社会，即他们承认文章能改变政治社会风俗，因此就要首先排除“文 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进而实现政治社会的淳朴。这种改革文学的措施，可以说只是政 治改革政策中的一个项目。而宇文泰与苏绰为了革易时政推行儒家思想，还采取“二十四条 新制”和“十二条制”等措施，又奏《六条诏书》，企图“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同样， 推广《大诰》的措施也是要宣扬儒家思想，革除“浇伪”、“浮薄”，回复淳风的政治改革 措施之一。
然而，《大诰》所提倡的典正之体，在周明帝武成元年五月诏中被当时体取代了。其有效 时间尚不到十五年。穷其原因，与苏绰同时代的柳虬早已提出：“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 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周书》卷三八《柳虬传》），就是说他们所推行的文 风违背了文学的自然发展规律。这种看法确实有道理。再者，我认为，历史的潮流也反对文 学的逆流。宇文泰执西魏之政时，宣《大诰》，但由于他重经学轻文学，西魏的文学基础极 为薄弱，其时可称文学家的人极少，不可能很快运用它而得出成果。又因《大诰》本身是提 倡儒家思想和主张朴素典正文风，这在重经学轻文学的学术文化风气下，其影响之于文学当 然甚微。再加上，仅过近十年后，江陵陷落，一大批文人由南入北，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和文 学的素养，给当时只能间接地接受南朝文化、文学的北朝文人学者，提供了直接接触南朝文 化的极好的机会。北朝人热情地接受，入北的南朝人也力求传授，或是通过创作，或是通过 撰述。因此，此后与南朝文风显然相反的《大诰》，便不再成为文章的标准。而且，明帝对 文学的爱好，更促使《大诰》的式微。
依《大诰》为文的政令虽然短命，但它对北周实用性文章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尽管南朝已 有了文笔观念，但北周还未注意这种分别。大体说来，“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 ，则寂寥于世”（《北史》卷八三《文苑序》）。《大诰》还是以广义的文为对象。文学作品 以外，当时公家文翰，如，“军国词令”“诏册文笔”等文章，在《大诰》颁布之后，很可 能顺应掌握实权的宇文泰的嗜好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大诰》。例如，李昶是“太祖 恒欲以书记委”，“太祖世，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他的“ 诏册文笔”是“了无藁草”的（《周书》卷三八《李昶传》）。这是指他文思敏捷，也可以解 释为他所作的公文不刻意雕琢、讲究质朴。周思礼也被“太祖叹其工而且速”，太祖即位， “领著作郎”，“所为碑诔表颂，并传于世”（《周书》卷三八《周思礼传》）。太祖所叹的 “其工”即是写“碑诔表颂”之术。由此可以推知，具有实用性的文章，即所谓“笔”，容 易符合“性好朴素，不尚虚饰”的宇文泰的好尚，按太祖“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作公家 文翰，遵守《大诰》，模仿《尚书》的典正的文体。唐代的刘知几也说当时诏令等公家文翰 规举《尚书》，连史臣都受到影响：“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 尚书》。太祖敕朝廷，他问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史通·杂说》）因此， 虽然《大诰》在文学中未引起可注目的反响，但无疑成为公家文翰榜样，这对“河朔词义贞 刚，重乎气质”的特征，应有间接的影响的。
庾信入北后创作许多碑文志铭，共有三十多篇。从其制作之丰富，可见他对这一文体的态 度是积极的，尤其是“碑有伯喈之情”（《滕王絃序》），即把赋体文学的特征引入碑文之 中，这是他在接受北朝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南朝文风的明显的表征。庾信集中还有二十八篇“ 赞词”和其他许多表、启、书、教等经世致用的文章。这些作品也是按《大诰》所提倡的儒 家思想和文章标准而作出的。换句话说，庾信入北之后，在部分文章形式上，实现了《大诰 》所提供的儒家思想和典正文风，更为接近统治者的口味。从这一方面上看，庾信对北朝文 化的接受是自觉主动的。
二 从创作风格看庾信对北方文化的受容
庾信入北后，由于上述客观环境的影响，生活和心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有亡国之悲 ，移节之耻，也有离别之苦，乡关之思；思想感情，复杂而深沉。文学的风格，乃自此一变 ，形成了苍凉悲壮的意境。《拟咏怀》二十七首可为后期诗歌的代表，《哀江南赋》可为后 期辞赋的代表。下文具体谈谈其诗风的变化。
（一）胡乐入华和六言诗
北周早已采取周代典章制度，以此表明北周是继承周代的唯一国家，并由庾信创作《郊庙 歌辞》、《燕射歌辞》来完备礼乐制度，追求国家统治机构的完整。但鲜卑统治者在追求汉 化的同时，仍然爱好鲜卑族传统的文化，对传统音乐的热衷也不容易改变。例如，西魏大统 初年，“太庙初年，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周书》卷三五《崔猷传》）。北周“ 太祖发迹关陇，射安戎狄。……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情动于中，亦人心不能已也”（《 隋书》卷一三《音乐志》）。胡乐是如此受到鲜卑统治者的爱好，在朝廷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这说明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家统治，要整顿礼乐制度，但对本民族传统的嗜好，不可能 一夜之间改变。因此，庾信在北周鲜卑族统治下制定《郊庙歌辞》、《燕射歌辞》时，要注 意统治者对音乐的嗜好和其所爱好的胡乐的节奏、乐器等等。所以北周《燕射歌辞》、《郊 庙歌辞》所配的音乐，很可能是胡乐和华乐混在一起的。即“虽取诸周官声，乃杂以夷乐， 所谓升歌、笙入、间歌、合乐之节，未必一如古音”（注：倪璠《庾子山集注》。）
。又其《燕射歌辞》中《羽调曲》五 首正是六言诗。六言诗在南北朝很少见，有学者认为“一部分六言声诗与北歌有关”（注：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即 指 六言诗主要用胡乐的节奏。由此可见，庾信创作《郊庙歌辞》、《燕射歌辞》时，接受北方 音乐的可能性较大，本歌辞中使用胡乐的六言节奏，就能够作为例证。
庾信诗集中还有《怨歌行》、《舞媚娘》等两首六言诗。这乐府歌辞原本是五言诗，庾诗 之作为六言八句。如果将这种事实，与用六言四句的诗歌配合的《回波乐》曲调首先在北朝 制作的事实联系起来看，可见庾信的这两首六言八句诗明显是受《回波乐》一类胡乐制约的 结 果（注：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怨歌行》写出羁旅北方之悲，《舞媚娘》诗通过描写舞女清早对镜梳妆的情态和心 理活动，表现青春短暂、及时行乐等汉魏古诗中常见的主题，具有宫体诗的轻艳精工。这首 诗上继曹植乐府《妾薄命行》以六言诗写宫廷宴饮的歌舞场面的传统，下开唐代“六言歌辞 尤大用于艳曲及酒筵著辞两面”的先声（注：任半塘《唐声诗》。）
，起了桥梁的作用。总的说来，胡乐通过正式制定 礼乐制度的过程，很自然融入华乐。又胡乐与南朝的清乐以及各种新兴的俗乐结合起来，到 唐代形成燕乐，也导致隋唐“近代曲辞”的兴盛。庾信在接受胡乐以及创作近代曲辞方面也 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二）边塞诗和尚武题材诗
西魏北周在鲜卑民族的统治之下，游牧民族固有的生活风俗和尚武的民族性格等，一直保 留在社会中，造成“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周书》卷十九《 宇文贵传》）的崇武鄙文的民族心理。庾信早年曾感慨地说“风俗既殊阻，山河不复论”（《 将命至邺诗》）。当他入北之后，又亲自体验北方人崇尚武功的民族性格，甚至从军伐北齐 。因而写出不少射猎讲武诗和边塞诗，描写雄壮刚健的战争气氛和荒凉萧疏的边塞景色，具 有乐观豪迈的风格，为唐代边塞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北方民族爱好射猎讲武，北朝统治者在礼制上也颇为讲究射礼和蒐狩礼（注：如，据《周书》卷五《武帝纪》保定元年正月，曰：“丙子，大射于正武殿，赐百官各 有差。”武帝建德二年十一月，曰：“癸未，集诸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帝亲临 射宫，大备军容。”又《周书》卷十七《若干惠传》曰：“太祖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 。”）
。庾信后期写出 不少射猎讲武的诗，这无疑使他入北之后在诗歌题材和风格上大大扩展。《从驾观讲武》诗 说 ：“校战出长杨，兵栏入斗场。置陈横云起，开营雁翼张。……龙渊触牛斗，繁弱骇天狼。 ”“长杨宫”指代秦汉游猎之所。“龙渊”是剑名，“繁弱”是弓名。这首诗从军将登场“ 长杨宫”开始，写出军阵的威势、剑术和弓术的突出、名马奔腾疾走等多样的纵马横刀的 讲武情景。又如《上益州上柱国赵王》其二：“寂寞岁阴穷，苍茫云貌同。鹤毛飘乱雪，车 毂转飞蓬。寒沙两岸白，猎火一山红。”写许多王公贵人，在岁暮时像“乱雪”、“飞蓬” 一样纷乱地参加打猎，以白红色彩的对比烘托出打猎的盛况。《伏闻游猎》也说：“雪平寻 兔迹，林丛听雉声。马嘶山谷响，弓寒桑柘鸣。闻弦鸟自落，望火兽空惊。”主要从视觉和 听觉方面来描写游猎的风景。还有《和宇文京兆游田》、《冬狩行四韵连句应诏》、《和王 内史从驾狩》等几首诗也专门写出北朝贵人爱尚打猎的情景。可见鲜卑民族以游牧围猎为长 ，与南朝士人崇文鄙武的生活形成极端对照，促使庾信逐渐适应这种夸示勇武为荣的社会和 民族性格。他的诗风也随之由绮丽轻冶的风格转向刚健豪放，文学题材也逐趋多样化。
从军使庾信可以接触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他们在军旅中的艰苦生活，了解武将们的国家 民族意识，观看荒凉苍茫的自然景色等，从而写出不少的边塞诗。如，“上将出东平，先定 下江兵。弯弓伏石动，振鼓沸沙鸣。”（《奉报赵王出师在道赐诗》）“地中鸣鼓角，天上下 将军。……寇阵先中断，妖营即两分。连烽对岭度，嘶马隔河闻。箭飞如疾雨，城崩似坏云 。”（《周卢记室从军》）等描写出征兵士的勇猛、战争场面的激烈，风格刚健遒逸。有些诗 歌通过描写边塞风景的萧瑟壮阔表现战场的险难和悲凉，如，“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 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拟咏怀》其十七），“塞回翻榆叶，关寒落雁毛”（《侍从徐 国公殿下军行》）等。还有些诗歌通过对出征将士的鼓励、对战将尚武精神的歌颂，表现慷 慨报国的英雄气慨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如，称赞徐国公的战术，说“既得从神武，何须 念久劳”（《侍从徐国公殿下军行》），与卢记室从齐王军行时，形容齐王的勇猛说“英王于 此战，何用武安君”（《同卢记室从军》），都具有乐观豪迈的风格，已可见出盛唐边塞诗的 雏形。
总观他的边塞诗，或以对出征场面和边地风光的细致描画为主，或热情地歌颂尚武精神和 战争英雄。这是北朝边塞诗的刚直之气和南朝诗精细描绘相结合的结果，与南朝以谴责战争 灾难为主题的边塞诗大不相同，庾信无疑是在亲身体验北方边地生活的基础上，受到北方民 族尚武精神的影响和凝缩地反映这种精神的北朝民歌的影响。他的边塞诗，为初盛唐边塞诗 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初盛唐的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表达投笔从戎和建功立业的希 望，讴歌战争和战争英雄，充满积极进取精神。这无疑是唐朝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时期的时 代精神的反映。但北方的尚武精神以及北朝边塞诗刚健豪壮、积极乐观的风尚也有不小的影 响。庾信使这种尚武特色从北朝民歌进入文人创作的边塞诗，在边塞题材由魏晋发展到唐代 的 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阶段。
（三）田园诗和山水诗
田园诗由东晋发展到盛唐，庾信也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由于南朝文风趋 向华靡纤巧，陶诗淡雅古朴的风格难以得到南朝文人的推重。北朝则不同，《陶渊明集》从 南朝传到北朝，陶诗在北朝尤其北齐、北周甚为流行，形成模拟陶诗的风气，阳休之、颜之 推、庾信等都学习陶诗（注：徐尚定《初唐诗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1年。）
。庾信晚年，创作了不少以田园、酒为题材的诗歌，显示出他与陶 诗在风格上的传承关系。这是庾信入北后才有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在《暮秋野兴赋得倾壶酒 》诗里说：“刘伶正促酒，中散欲弹琴。但令逢秋菊，何须就竹林。”秋菊既是陶渊明诗中 常见的比兴形象，又是陶渊明人品的象征。诗中说虽然竹林七贤肆意酣畅，但令自己仰慕 的却是陶渊明以及他的回归自然、寻求人生之道的生活态度。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弃官归隐 、洁身自好的行为方式和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成为庾信心目中的榜样。但庾信并未真正 归田，因此诗人反复叹息自己思“未能采葛，还成食薇”的遭际。其文学也未达到陶诗的情 、景、理合一的境界。庾信田园诗以田园生活的环境描写以及细节琐事的堆砌为主，表现向 往隐居的意趣，写景也注重表现自然美。《归田》、《园庭》、《寒园即目》、《幽居值春 》等几首描写农家的田园生活、朴素的农村风景。如其《归田》诗勾勒出农家田园风景，以 及农村的闲适无欲的意趣，见情于景，具有平淡的情调。未得归隐的庾信，只能在闲居的庄 园中自我封闭，借以得到避世隐遁的慰藉。毫无疑问，这是他在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上受到 陶渊明影响的结果。
庾信山水诗的风格，也前后颇不相同。前期所作山水意象大都柔媚婉丽，到后期则转为苍 凉萧瑟，如代表前期风格的《奉和山池》是一首以对偶和琢句精工取胜的应制诗，诗曰：“ 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所描写 的是皇室庭园，刻画细致，但并无作者的情感流露。与此相比，《晚秋》一首是庾信晚年心 境的投影，诗曰：“凄清临晚景，疏索望寒阶。湿庭凝坠露，搏风卷落槐。日气斜还冷，云 峰晚更霾。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晚景、坠露、落槐、斜阳、南飞的雁阵等景物本身 形成了凄凉的氛围，将诗人晚年乡关之思的情怀渗透其中，形成景中有情的境界。《山斋》 一首也不难感到他心情的沉郁：“寂寂寻静室，蒙密就山斋。……圆珠坠晚菊，细火落空槐 。直置风云惨，弥怜心事乖。”诗人通过描写山斋周围风景，勾勒出清静幽寂的境界，最后 反衬出诗人内心不息的风波。如此，他笔下的山水已经突破了梁陈山水诗仅止于模形写态， 穷力追新的局限，将萧瑟苍茫的北方山河写入诗中，融入故国乡关之思，变绮丽缘情为苍 劲悲凉。
还应提出的是，庾信入北之后接触的北方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念也给他以影响。如，《 同会河阳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诗表现了北方人新筑造的人工庄园的水光山色，其中“暗石 疑藏虎，盘根似卧龙。沙州聚乱荻，洞口碍横松。引泉恒数派，开岩即十重”（注：全诗：“横阶仍凿涧，对户即连峰。暗石疑藏虎，盘根似卧龙。沙州聚乱荻，洞口碍横 松。引泉恒数派，开岩即十重。北阁闻吹管，南邻听击钟。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绝浓。由来 魏公子，今日始相逢。”）
，描写得雄 壮、粗直，与南朝的山水诗里所表现的秀丽幽静的美景相比，显然是奇山异水，表露出北方 人对大自然的审美标准，即更喜欢重峦叠嶂、千岩万壑的雄壮粗犷之美，不像南朝人追求清 秀柔艳之美。这也显然影响了入北后的庾信的审美趣味。
如上所述，庾信山水、田园诗是以对自然景物动态的细致的观察和精巧的摹写为长，这是 北朝的背景和南朝的技法，融汇于他深厚的文学修养的结果。特别是对闲居农村生活的描写 ，具有纯朴自然的色彩，这无疑是他所摹仿的陶诗的格调，在接受北朝文学风潮影响下的产 物。而他后期的山水诗，取景取象多具有萧瑟率野的情景气氛，抒情叙事也多表现苍劲悲哀 的心情，这无疑是北方荒凉苍茫的自然景色和一生的行路难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往的研究者在论述庾信文学成就时，一般只注意他后期风格与亡国之悲和乡关之思的关 系，本文着重考察了庾信入北后，西魏北周的政治、学术、文学政策等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 ，以及他对北方音乐、风俗、生活环境等文化背景的接受，意在指出庾信并不是一个封闭在 耻辱和忏悔的情感世界中的诗人，他的文章之所以“老更成”，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他 在北方所处的文化环境。这对于研究庾信来说，也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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