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女性之歌:阮玲玉电影解读_阮玲玉论文

悲哀的女性之歌:阮玲玉电影解读_阮玲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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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锦鹏执导、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完成于1992年,获当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及西柏林电影节银熊奖。阮玲玉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16岁从影,25岁自杀,短短9年间拍摄了29部影片,扮演过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妓女、乞丐、尼姑、女学生等性格迥异、身份不同的角色,在表演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影片《阮玲玉》截取了阮玲玉1929年加盟“联华”到1935年服毒自杀这一时期的工作、生活片段,概括了她短短二十五年的不幸人生,侧重表现她同张达民、唐季珊和蔡楚生的关系,试图作出她自杀的现代性解释。在阮玲玉的一生中,事业辉煌,而人生却极为悲怆。同传统故事片相比,影片《阮玲玉》从艺术手法到设计理念都是超越常规的。所以需要解读这部电影,从电影的基本语言入手,深入挖掘其内在含义。

一、三个暗示性的画面造型

电影由画面组成,“通过对拍摄对象在时空中运动的结构的摄录,并通过放映刺激观众视觉感官而传达涵义。”[1](P26) 造型是“现实中的可视形象变为艺术的可视形象的静止的、空间的艺术结构。”[2](P196) 而银幕上的画面造型是“不断变动的造型……在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时间的结构”“因此银幕造型是一种时空结合的、运动的造型。”[2](P196) 画面造型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支柱,是电影的直接表现手段。在《阮玲玉》这部影片中,导演安排了三个具有暗示性的画面造型来揭示阮玲玉的悲剧命运。

造型一:生命的楼梯——自我觉醒的迟缓

影片中唐季珊陪阮玲玉上楼梯,阮玲玉说:张达民同意分手,但每月要300元生活费。唐季珊喜形于色,说:要钱就好,要钱就说明他已不爱你了。正在交谈间,费穆等往楼上走,嚷“日本人就是敌人”,讨论着因日本人的高压而必须修改台词的事情。莉莉跑到阮玲玉跟前,非常惊恐,念着《小玩意》中改过的台词“敌人来了”。阮玲玉微笑着看着她。接着蔡楚生出现在楼梯上端,热情地邀请阮玲玉担任他下一部影片的女主角。继而蔡楚生被朋友拖走,唐季珊也悄悄地走了,阮玲玉独自倚着扶手站在楼梯的中间。

这是对阮玲玉的命运的隐喻:楼梯恰似阮玲玉的生命历程,她走到中间就停住了。在她朝上走的过程中,被张达民纠缠,接着又和唐季珊在一起,费穆、莉莉作为对国家、民族命运关注的进步力量影响不了她,而蔡楚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对她的召唤也仅是微笑而已,没有什么行动。最后,蔡楚生走了,唐季珊走了,她孤独地停留在生命的半途。

作为一个女人,阮玲玉需要男性的帮助与关心,但她短暂的一生在选择男性这一点上从头至尾都在犯错误。16岁的时候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阮玲玉的母亲是张达民家的佣人,张达民不可能与阮玲玉正式结婚。后来张达民的好逸恶劳与嗜赌成性也使她无法忍受。选择张达民是因为年轻,不谙世事,这一点可以理解,不幸的是遇人不淑,张达民是个毫无人格的卑鄙小人。他在阮玲玉出名后靠阮玲玉养活,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后还每月付给他生活费,在穷极无聊时甚至将阮玲玉告上法庭。阮玲玉对此苦不堪言。

阮玲玉与唐季珊的关系更多的是实际利益的问题。唐季珊是个玩弄电影女明星的阔佬,先前以金钱诱惑过张织云,对阮玲玉又故伎重演,用豪华的物质生活来引诱阮玲玉落入他的圈套。阮玲玉当时已经24岁,对唐季珊的伎俩也有所认识,但是从小困顿的生活经历及缺少关爱的感情生活使她无力抗拒唐季珊的物质诱惑和虚情假意。作为一个富有的商人,唐季珊对于他和阮玲玉的事见诸报端虽然恼火却并不害怕,他所担心的是生意上的损失。但对于阮玲玉这样一个著名演员而言,名声是至关重要的。影片中的阮玲玉是一个温文恬淡的女性,轻轻地说话,静静地笑,当她看到报纸上有关她的绯闻后却跌坐在沙发上,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阮玲玉一直在别人善意的默许中化险为夷。但是一旦这一切见诸报端时,她感到大难临头,无法应对。她与唐季珊的谈话已经很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我们穿什么都是奸夫淫妇”,唐季珊的两记耳光更是彻底粉碎了她的一丝希望。

蔡楚生与阮玲玉的关系在影片中表现得很含蓄。蔡楚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一次合影时,蔡楚生匆匆赶来,坐下时回头看了一眼,和美的音乐若有若无地飘荡在画面中,观众都知道他在看阮玲玉,音乐正是他们心中微妙的和美的情愫涌现的涟漪。还有在他们讨论表演时站着还是蹲着后,阮玲玉回到家中在镜中审视自己蹲着的形象,这是阮玲玉对蔡楚生感情的不自觉地流露。蔡楚生应该是阮玲玉艺术和精神上的理想伴侣,但是在唐季珊和蔡楚生之间阮玲玉还是选择了唐季珊。

当舆论沸沸扬扬时,阮玲玉无奈地向蔡楚生求助,遭到蔡楚生拒绝。作为演员的阮玲玉能得到蔡的欣赏,实际生活中的阮玲玉却让他望而却步。而且从影片中看来蔡楚生似乎也不是一个有决断的人。《神女》公映后,记者抗议,在电影公司老板的劝说下,蔡楚生将涉及记者的胶片剪去,阮玲玉试图阻止他:“你真的要剪?”“你不要剪!”蔡楚生的反应是将一长条的胶片乱揉一气,狠狠地摔到废纸篓中。这或多或少显示了他懦弱的一面。所以他是不可能带阮玲玉离开的,他没有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这样,阮玲玉的一生与三个男人纠缠在一起:张达民无理困扰她,最终还将她告上法庭;与唐季珊同居,只是物质上的满足,一旦发生利益冲突,两个耳光就甩了过来;蔡楚生应该是她精神上的慰藉,却是在饰演蔡楚生导演的《神女》时闹绯闻而走向绝路,其间,蔡楚生并未伸出援助之手。

造型二:蹲着还是站着——人的觉醒

有一个场景是蔡楚生导演《神女》时给阮玲玉说戏,说着说着两人到了阳台上,阮玲玉问影片中女主角的原型后来是不是沦为妓女,蔡楚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蹲下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有时很软弱,但我们都希望见到刚强的人。”接着画面转到另一个场景,蔡楚生蹲着,阮玲玉走过去,开始讨论。蔡楚生说,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习惯蹲着,不是喜欢,而是没办法。蹲着是为了等地主、资本家的鞭子。阮玲玉回答:蹲着也是为了休息。蔡楚生说:不要高高在上,蹲下来让我看看。阮玲玉回家后站到梳妆台前的凳子上,蹲下来,审视着镜中自己的形象。影片结尾祝酒时,阮玲玉说明天要在庆祝妇女节的大会上讲演,要讲:“让女人在几千年的男人社会中间站立起来。”唐季珊说:“女人站起来了,男人倒下去了。”费穆更正道:“女人站起来,男人不一定倒下去。”

这个关于“蹲着”和“站着”的意象,从影片中间开始,一直贯穿到影片结束,它至少暗示了以下几点:第一,女人,特别是像阮玲玉这样的女人,还没有真正站起来。阮玲玉作为一个电影演员站立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但她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却倒下了。第二,阮玲玉本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站着与蹲着之间的实质性的区别。蔡楚生在讲需要坚强的人时,在讲蹲着是因为没有办法时,阮玲玉微笑着静静地听,然后说:蹲着也可以是为了休息,母亲就是这样,并想到自己刚出道时就蹲在摄影棚门口等角色。蔡楚生讲的蹲与站是一种抽象的对人生状态的概括,而阮玲玉则将它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具体动作,没有自觉意识到其中包含的深意。第三,在与蔡楚生一起蹲着之后,阮玲玉回到家中审视自己蹲着的形象,这含蓄地表达了阮玲玉对蔡楚生的微妙感情。影片正是通过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笔来表现蔡、阮之间的感情的。

造型三:赴死前的盛宴——戏与人生的合一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确定,阮玲玉到张达民的住所质问未果,反被众多记者和观众围住,听到了谩骂与恶意中伤时,就存了必死之心。之后,阮玲玉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与欣赏。影片中用三个层次来表现。

其一,在为庆贺联华公司装上扩音设备的宴会上,阮玲玉端着酒杯逐个亲吻导演,假想他们面对她的尸体时各自的神态和言行。

其二,宴毕,跳舞。阮玲玉在舞池中竭尽优雅之态,独自尽情地陶醉,甚至于置唐季珊摔倒而不顾。从她回家后就自杀的结果来看,她是在享受最后的狂欢。

其三,回到家中后,她心态安详,坦然地作着死前的各种准备,“我死何足惜,不过还是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的心声一再重复,透着些许激越,但也仅限于此了。

从阮玲玉临死前的种种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她对死有一种潜意识的欣赏,有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理解。这种不同常人的心态与她对艺术的理解有关。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有好几处表现她对拍电影的认真:拍《野草闲花》时为体会母亲在冰天雪地没有食物,只能咬破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喂孩子那种饥寒交迫的绝望,阮玲玉真的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衣趴在雪地上;拍《神女》女主人公用吸烟来表示反抗的场景前在家里反复练习。这种敬业的精神发展到极致便是将戏中人生与真实人生视为同一。艺术追求美,艺术中表现的悲喜都是美的。而一旦将戏与真实混淆,对于只是艺术世界中的审美状态出现在现实中便成为一种非正常状态。

临死之前,阮玲玉问熟睡的唐季珊:“季,你爱我吗?”未等回答便一头栽倒,香消玉殒。临终前的这句话反映了阮玲玉的一生始终处在缺乏爱的状态中,也始终渴望爱的降临。作为演员,人人可以爱她,作为女人,却始终未被男人爱过。张达民因她年轻、出名、有钱,占有了她;唐季珊因为她美丽、出名与她同居;蔡楚生因为她出众的演技,萌生了爱意,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没有在完整意义上爱她。

二、时空交错中的声音造型

《阮玲玉》这部电影在结构上采用了过去(二十年代)和现在(九十年代)时空交错的方式。过去的时空表现了对阮玲玉最后时光的追忆与回顾,现在的时空则是拍摄影片《阮玲玉》的幕后花絮和对阮玲玉生活见证人的采访记录。影片不断在张曼玉扮演的阮玲玉的历史故事片段中标明失传拷贝的字幕,插入现存原拷贝的片段,插入编导和演员采访故人、讨论有关问题的片段。讨论拍摄线索主要使用黑白高调摄影,表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态度,而张曼玉扮演的阮玲玉的历史故事却带有浓厚的光影和色调;原拷贝作为历史陈迹与现代版对比强烈,影片在时空结构上把过去和现在,生活和演戏融为一体,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不断地经历着一个认同和疏离相交织的过程。除了光影和色调,声音造型在这种时空交错的结构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部影片中,声画始终是合一的,为共同的表现对象服务。

声音造型“指运用声音的物理因素(音量、音色、音调)、时间空间因素(运动、方位、距离)以及生理因素(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心理因素(情绪变化、个人兴趣、爱好等)创造丰富的、立体的声音形象来反映客观世界具体事物的过程。”[2](p515) 声音在电影中具体表现为人声、音响和音乐三种。

人声在电影中是表达和交流思想、感情、信息的重要手段,能够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深化矛盾冲突。影片《阮玲玉》在人物造型语言上颇具特色。影片中扮演阮玲玉的张曼玉,其音色低沉、轻柔、悦耳,这和阮玲玉温文尔雅的形象非常吻合。在处理台词时,其语速较慢,和低沉的音色相配合就显得很有厚度。在影片的最后,有较长一段交代阮玲玉自杀的戏。画面中只有张曼玉的中景和近景,听到的是张曼玉用低回、柔和的声音重复了两遍遗言“我死何足惜,不过还是人言可畏,人言可畏”。为观众展示了一代巨星陨落之前的无奈而非绝望、从容而非悲怆、解脱而非毁灭的心态。这样的声音造型为观众打开了一条通往阮玲玉心灵深处的路。

音响是电影中除了人声和音乐外所有的声音,包括作为背景音响、环境音响形式出现的人声和音乐,它能够使银幕形象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获得丰富的艺术效应。影片《阮玲玉》在音响设计上,遵循影片时空交错叙述方式的要求,起到辅助、解释画面的作用。表现追忆与回顾的过去时空,音响效果追求自然、平淡,戏剧性因素不突出。而表现幕后花絮与采访实录的现在时空,音响效果追求真实和生活化。现在时空的声音制作无论是在拍摄现场还是采访现场,都是采用同期录音的方式,现场录制,与该时空的纪实风格和采用的画面相协调、相统一。

电影中的音乐不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作品,而是必须融入电影画面中,起到抒情、描绘、推动剧情发展、确定电影风格等作用。影片《阮玲玉》中的音乐主要起到了抒情和点题的作用。与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相配合,该片中的音乐在不同的时空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功能。影片中过去时空的音乐篇幅短小,旋律典雅,充满忧伤,对画面造型所表现的情绪、所营造的氛围和意境起到了补充和描绘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钢琴曲和小提琴曲,以其委婉和哀伤的旋律对阮玲玉短暂而唯美的一生作出了“优美和忧伤”的音乐化概括,为影片表现人物命运和烘托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一些表现三十年代大上海的娱乐场所的画面中,使用了很多当时娱乐场所使用的靡靡之音,繁华奢靡的音乐形象表现了中国早期电影人和富商达官的奢华生活;也为“繁华之后必将走向败落”这一历史趋势作出伏笔,用来暗示了阮玲玉选择依附唐季珊,必然导致的悲剧命运。影片结尾的主题曲是整部片子的点睛之笔,随着画面上阮玲玉遗照的定格,哀婉、缠绵的主题歌《葬心》轻轻响起,带起了从人们心底涌出的对阮玲玉红颜薄命的无限的惋惜和悲叹之情。此处音乐的使用气氛凝重、感情充沛,达到了把全片的情感力量推向了高潮的艺术效果。

因为现在的时空是拍摄影片《阮玲玉》的幕后花絮和对阮玲玉生活见证人的采访记录,完全是生活化的录实,所以遵照拍片和采访现场的实际情况,没有设置音乐。这也是符合影片的整体要求的,是和画面相统一的。

声画合一最终表现的是:阮玲玉是一个无法摆脱生存悖论的女性。她的死,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性格原因。任何人都有理由宣布对她的爱,而她的权利和存在的意义就被忽略了;再加上她自身存在的中国女性惯有的容忍和忍耐,终使红颜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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