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业型大学研究的理论架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架构论文,理论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1)11-1619-06
修回日期：2011-08-01
本文所界定的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是一个西方主题，因此对这一主题的解读大多依据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立场的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视角的理解，主要作者有伯顿·克拉克、享利·埃兹科维茨、埃里克·古尔德等。相比于早期创业教育文献，1980年以来的创业型大学文献呈现出三种特点：第一，把创业而不是创造作为核心概念；概念的转换带来了更为广泛的议题，如凸显了创业与创业教育、创业科学与科学创业的关系以及学术创业的重要性。第二，创业型大学管理之类的新问题导致大学发生了组织范式的转变。第三，从重视早期的创业型大学战略转向了重视学术创业，并引入研究。
1 创业型大学在学术语境中的定位
创业型大学自出现以来，就以其不同于传统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模式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MIT等研究型大学表现出创业型大学的特征，到一些以公司方式进行创业尝试的大学的出现，甚至于高等教育集团在股票市场上的上市等等，都展现了西方高等教育领域近几十年的新现象。
对于创业的研究，历史非常悠久。早在18世纪早期，法语“entrepreneur”(企业家)第一次被用来描述“中间人”，18世纪著名济学家理查德·坎蒂伦用“企业家”这个词来指称在寻求机遇的过程中扮演积极承担风险的中间人，但这些“企业家”本身并不支付寻求创业机遇的资金，这与创业的现代含义相去甚远，但价值的创造这一功能已包含于其中。熊彼特在20世纪中期拓展了创业的概念。他提出，创业不仅仅是一个中间人，创业应该包括创新，或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更好的产品、工序、观念和企业，来替代现存的产品、工序、观念和企业。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含义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进入到新阶段后的创业特征，也进一步突出了创新在创业中的重要作用。
创业理论最先为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学术边缘位置的弱势高等教育机构所接受。这些无法获得优势地位、不被人们所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对创业精神与创业行动的认可，成功的概率相对来说要高得多。在知识经济的语境下，随着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与金钱之间的交换日趋合法与合理，拥有尖端科学知识与知识产权的大学在社会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机构在经费短缺的大背景下，集体表现出对创业精神的热情，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1996年美国的菲尼克斯教育集团成功上市之后，已无人怀疑大学可以公司的方式生存与发展。美国学者乔治·里茨尔观察美国社会生活时认为美国的大学正越来越趋向于“麦当劳化”。创业可以成为审视大学功能的新视角，创业精神成为大学所需要的精神文化组成部分，创业活动成为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之外的第四项功能。“近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撰文指出，随着国界的开放，大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突破教书育人的同时，成了国力竞争的工具”。当大学活动的核心因素—知识，在现代社会中产生如此巨大的经济价值，创业精神在“象牙塔”之中与传统学术价值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学术的创业精神(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现象。“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转变，社会将更加热衷于将基于大学的研究商业化。大学将可以从商业化的研究中学到许多经验，当然，现有大学体系中的许多因素可能会阻止这种‘学术的创业精神’，但是，至少在将学术知识商业化的过程中，学术的创业精神是一条通道，一条将大学的研究转化成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通道，大学的文化也将变得更加复杂”。
2 五个基本问题
创业大学研究领域在日益成为西方研究的热点问题的情况下，有两点需要纳入考虑：第一，围绕“创业”与“大学”争论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第二，如何界定创业型大学研究？自创业型大学研究产生以来，该领域内的争论基本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产生：(1)创业型大学的理念；(2)创业型大学的要素构成是什么；(3)创业型大学的三螺旋；(4)创业型大学的价值冲突；(5)创业型大学的生存途径与运营方式。
问题之一，创业型大学的理念。
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是一种全新的、集成的大学理念和实践模式。亨利·埃兹科维茨指出，“出现中的创业型大学接近培根式的所罗门神殿的理想，即为社会服务的、多目的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大学作为进行这种研究的重要地点，正被引向与公司和政府的更加密切的关系”。“开展创业教育的大学”与“创业型大学”是不一样的。那些仅从事专业教育、创业教育或者与企业界有某些联系的大学并不是“创业型大学”，尽管他们开发了相应的课程，也向学生教授关于创业的知识，但他们不能提供真正的商业技能，也不关注学生情感、智力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创业型大学所要做的，是让学生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学习，提高创业能力；通过训练学生创业思维来培养创业精神。它更关注学生学什么、怎样学、谁来教、怎样教、用什么方法教等问题。亨利·埃兹科维茨于1995年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及其组成人员对从知识中收获资金的兴趣日益增强，这种兴趣和愿望又加速模糊了学术机构与公司的界限……”
伯顿·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的理念是培养学术资本主义和创业文化、鼓励终身教育、将知识转化应用于实践”。欧洲背景下创业型大学积极寻找摆脱政府严格管制，在市场中寻找机会，大学正朝向财富创造的职能发展，扮演着教学、研究及创新相混合的多样化角色，这使得大学在知识创造过程中逐渐朝向跨学科及跨机构发展。大学正通过使用认知与制度化环境而改变其传统的探索知识活动的角色，即由“科学—政府环境”(或基础科学环境)转向“科学—经济环境”，原先制度化的边界变得模糊并被网络连接所取代，甚至大学对于知识产权管理及技术转移能力的内化需求将越来越强烈。
问题之二，创业型大学的要素。
“大学里哪些组织要素聚合到一起构成了创业型大学的适应性极强的特质？这些构成适应性极强的特质的要素是怎么得到发展的？大学又是如何保持这种适应性极强特质的发展的”？亨利·埃兹科维茨认为，新兴的创业型大学的主要因素有如下5个：(1)拥有研究团队；(2)建立有商业潜力的研究基础；(3)将研究作为知识产权转移出大学的组织机制；(4)在大学里组建公司的能力；(5)学术要素和商业要素整合成新的组织模式，如大学—工业研究中心。前两个要素己然存在于研究型大学的模式之中，第三个要素是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学术模式转变中的一部分，而第四和第五个要素则是创业型大学的特征。每一次连续的组织创新都和大学设立战略方向的能力的提高不可分割。克拉克从大量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大学对多样、复杂的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创业型反应”，并归纳抽象出5个大学变革的五个要素，即：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强与外界联系、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强有力的学术核心、创业型的校园文化。
问题之三，创业型大学的三螺旋。
关于创业型大学的三螺旋问题，伯顿·克拉克曾在1983年提出过经典的高等教育权力协调三角形，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代表政府权力、学术寡头和市场，政府权力代表的是社会的集体意志，包含政治及行政控制；学术寡头则是由校内资深教授组成，代表学术与专业的权威；市场代表消费者，代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各种要求与影响力量。根据克拉克的观点，从因果关系来看，创业型大学的兴起是高等教育功能为适应外部环境变革的必然反应，创业和企业精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兴起，既是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与市场间的关系转变的结果，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新的三角关系的形成。亨利·埃兹科维茨则认为，创业型大学是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发展的动因，创业型大学将传统科技政策的两方面基础转变为三方互动，在政府与产业关系的重构中起着关键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几方面表现出来：提供“知识空间”—为高技术企业的孵化提供资源；“共识空间”—领导与政府和产业的合作；“创新空间”—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大学正成为自生产机构，不再是经济上的被救济者，教师和研究生开始学会评估他们研究成果的商业和智力的潜值，并通过一系列中间步骤(出售专利、作顾问、开办公司等)将研究成果从学术实验室转换成市场产品，组织和个人以企业家的身份活动。
问题之四，创业型大学的价值冲突
在当代高等教育系统当中，已经很难感受到某种单一的文化与价值取向体系的存在了，大学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其内部的冲突也如同剧烈冲突与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一样，显示出日趋复杂的冲突与争夺状态。创业型大学的出现，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冲突。以创业精神为象征的企业文化和商业语言，正成为大学组织内部文化的第三种势力，它既与学术权力形成张力，也与行政权力构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盟，使得大学内部的文化冲突呈现出种种新的景象。这种商业语言成为了组织内部除教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的通用语言。消极的观点认为，企业精神压过学术价值之后，“大学失去了学术自治”、“象牙塔倒塌了”；积极的观点则认为“大学不能逃避市场化”、“公司文化给现代社会中最不讲效率的组织—大学，注入了强心剂”；较为折衷的观点则认为在大学拥有了企业一般的行为与外部特征的时候，大学给人的形象已经从象牙塔变为企业。
问题之五，创业型大学的生存途径与运营方式。
从传统大学到以商业方式运作的大学，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在这种内外部力量影响之下的创业型大学的范式，学术知识逐步从对商业的排斥进入到了对商业利益的联系阶段。有许多学者对创业型大学的运营方式持积极态度，如约翰·尼尔描述创业型大学时采用这样的措词，“在多彩的学术界当中，两个新的色带已经出现了不同，但还没有到了足以明确区分的程度……对这类大学(创业型大学)的操作之描述听起来像是《财富》杂志对世界500强的描述：它们在对竞争环境的分析基础上建立策略性目标；它们调查市场环境，顾客资料，同时坚持课程的融合与关联，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满意度”。与传统大学不同，创业型大学在获取经费方式上转向市场手段之后，越来越像企业一样地运作的趋势已无法避免了。斯劳特(Slaughter，S)与莱斯利(Leslie，L.L)认为创业型大学实质就是指高校在变化的情势下采取企业化的运作方式，如大学的使命和管理具有企业的特征，确立了市场化和数量化的指标；为获得外来资源而参与市场营利活动；课程设置倾向于满足企业的需要；与产业界合作成立合作研究中心，进行技术转让、开办衍生公司，通过咨询、应用研究等方式，增加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为外部资金以及留学生展开竞争，寻找新的有效方式以招收更多学生；出售教育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等等。表1不仅反映了这些情况，而且对创业型大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行了总结。
3 五种驱动力
从传统研究型大学研究演进到创业型大学研究标志着原来以知识为中心的、以教学研究为核心的大学理解转向了更广泛的“市场化生存”的大学理解。为何大学研究的理念、指涉对象、运营方式上的理解会有如此不同？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主义基础暗示着高等教育研究应该具有极大的连续性，但是为什么高等教育又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和波动？创业型大学研究的起源与演化、连续性与转变性，其中五种驱动力在理解创业型大学研究为什么演进、何时演进、如何演进时具有关键作用：即高等教育公共政策变化、技术发展、标杆性事件、学术争论和制度化。这五种核心驱动力一部分是从创业型大学研究中归纳出来的，一部分是从社会科学文献中呈现出来的。其中每一种驱动力都足以解释创业型大学研究中的主要概念动态、连续性与转变性。
3.1 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变化
创业型大学研究的最明显的驱动力来自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变化，即大学与政府权力配置的互动。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迫于公共部门间的财政竞争，高等教育从政府直接获得的财政经费在发达国家都呈递减的趋势。在英美等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导致大学的办学经费趋紧张，导致了政府、市场与大学这传统铁三角之间平衡模式的变更。变更的趋向就是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考虑更多地通过市场这一途径来获得财政保障。政府对待大学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于政府对待企业的方式，大学也为“赚钱”而从事各种研究和教学活动。政府作为大学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愿意释放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如联合教科文组织的一位官员在2002年巴黎第一次全球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审核与资格认可论坛上所写的文章之题目—《汽车，香蕉，课程，学位：高等教育与全球化的ABC》所传达出的意义一样，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之下，在市场规则无孔不入的力量作用之下，已经成为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可以进入市场并充分在市场运行的规则下进行交换与贸易。“假装高等教育不在市场当中，或者高等教育不存在贸易，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在这种条件下，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与企业及企业家们的创业活动便有着许多相同的背景。
3.2 技术发展
新技术的演进以及技术革命对大学的需要也是创业型大学研究的驱动力。“这是一种复杂微妙的状态，社会需要革命性的技术，而这种新技术的产生需要巨额的预算、多学科的合作，这只能借助于新的大学与工业的合作方式”。受到国家政策和技术转让办公室的鼓励，创业型大学里的研究者日益注重检视自己研究的技术和经济潜力。“传统上强调知识生产在前应用在后的模式，已逐渐转为生产与应用同时出现的结合，而在应用知识领域中，亦有可能同时参与知识的创造。在从事基础研究或理论性研究时，大学应将可应用性列为关注的焦点，才能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有更积极的互动”。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和经济的、社会的活动之间是双向互动的，知识的生产是多方参与互动的链环模式。
简而言之，研究者既关注在知识上的可获得进步又重视可申请专利及市场化的潜力。教师和研究生开始学会评估他们研究成果的商业和智力潜值，并通过一系列中间步骤(出售专利、作顾问、开办公司等)将研究成果从学术实验室转换成市场产品，组织和个人以企业家的身份活动。如果创业能够超越经济部门，那么技术因素也能够成为大学创业的驱动力。如果社会遇到新问题与难题，那么应对这类问题的技术以及对问题的解决就变为科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技术或科研与如何辨识问题的来源密切相关，同时，创业型大学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技术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强调技术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要接受技术决定论。技术自身受其他驱动力的影响，人为因素也决定着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得到研发。一旦技术发展在世界上对其他事物形成压力，进而就会影响高等教育及其社会发展的进程，但这是一个技术和其他驱动因素互相回应的复杂过程，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决定论。
3.3标杆性事件
没有标杆性事件的影响，创业型大学研究的诞生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种事件不仅仅是现实创业型大学发展的原动力，而且还是作为在学术界产生理论影响的事件。在事件与其他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现实事件对理论创建极有意义。事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它们不仅能改变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且能改变运用于这些关系分析中的学术范式。最令人注目的是某些特定的标杆性事件，不仅使得其自身成为了研究的对象，而且在更广泛的战略层面改变了原有的理解、关系和实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硅谷的成功。
斯坦福大学以及硅谷的成功，成了美国和全世界纷起效尤的高技术产业区楷模，进而改变了大学传统上所秉持的研究策略及其对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大学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一些新的学术机构成立了，如研究中心、孵化器、R&D联合体、技术转让中心等，一批创业型大学浮出水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已日益明朗，推动了所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多元化，带动了全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的地方政府现在把研究型大学视为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向公司提供生产新产品的机会，以及自己创办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等，创业型大学正在为地区经济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3.4 学术争论
学术知识生产的实证主义模式表明，创业型大学研究就是不断地对标杆性事件、新技术和高等教育政策做出回应。根据这些回应，假设不断被提出、修正或证实，理论不断被修改、拓展或放弃。缺乏科学的模型以及“创业”的内在本质会使得创业型大学研究与其实际发展充满冲突。包括创业型大学研究在内的高等教育文献更多地受当前事务的影响，但它也受到理论与认识方式的影响，这些认识方式有的已经与现实世界有直接联系，有的则没有。从更加系统的角度来观察学术争论的内在动力，我们可以发现学术争论具有重要意义的推动因素。
由于创业型大学所表现出的、所倡导的创业精神与创业意识还不足以引起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视，高等教育系统也只是把大学的创业活动视为一种反学术传统意识，创业型大学的现象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甚至于一些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为这些以企业模式运作的创业型大学只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渣滓”，不值得研究。但随着创业型大学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力剧增，对传统的大学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管理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创业型大学兴起背后的企业文化与创业精神对传统大学内部学术文化的改造也引起高等教育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3.5 制度化
承认制度化作为一种驱动力，是进一步强调学术争论并不是在真空中展开的，而是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紧密相关的。简言之，创业型大学研究有一套支撑性的制度和认同。任何主题的制度化不仅涉及学术资源的配置和主题可持续性的实现，而且会导致组织体系的官僚化。由于组织一经确立就难以被取缔，因此制度化也制造出一种由过去向未来的惯性(这种惯性也被视为一种动力)。虽然二战后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已经开始以科技园区的形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但那时大学参与经济活动多是自发的，大学、政府以及产业界都没有特地制定政策来推动。198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促进、规范产业与大学之间合作行为的重要法案，如1980年出台的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0年的贝尔-多耶(Bayh-Dole Act)授权大学将政府提供资金而研究所得的成果，由各大学申请专利，被认为是促进应用性研究和专利产业化的一项制度创新。1986年出台的联邦技术转移法。这些法案都是为了促进技术创新，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界之间的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政府通过这些法案将知识产权下放，促使大学的技术成果能顺利转移给产业界，减少产学合作或互动的障碍。1995年国家技术转让促进法、2000年技术转让商业化法等十几部法律，鼓励联邦政府实验室和大学进行技术转让活动。制度化进一步促进了创业型大学的发展，这使得向来清高的大学教授们和大学的管理者们考虑到他们研究成果在市场上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时，知识开始变得商品化，提供专利权与教学服务成为了一种新的专业活动。
4 结语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业型大学研究的扩展与深化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但这还不是创业型大学研究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创业型大学研究诸多发展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有些发展还源于或响应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对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创业型大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部分是由财政危机和逐渐提升的创业意识所促成的。21世纪以来，教育财政议题的式微也给创业型大学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创业型大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仍将是持续进行的，但学者们对创业的理解已经从纯粹的创业性活动考虑转向更多的大学范式转变的理解，已获得重大进展。不管学界争论与否，讨论研究型大学创业化的内涵及其过程均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标签：大学论文; 创业论文; 创业型大学论文; 技术创业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要素驱动论文; 商业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