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发展趋势及成因分析(1992/2002)_经济增长率论文

日本经济走势与原因分析(1992-200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经济论文,走势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052(2003)05-0023-05

一、无论从横向看还是从纵向看,1992-2002年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都极为缓慢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速度极为缓慢。如果与其他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作横向比较,与战后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作纵向比较,1992-2002年日本经济的衰退趋势更加明显。表1给出了日本和世界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1992-2002年的GDP增长率,表2给出了日本战后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

先看日本与世界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GDP增长率的横向比较情况。从欧美等发达国家来看,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走出衰退以来,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期(1991年3月-2001年3月),尽管2001年经济重又陷入衰退,但1992年以来的增长率仍令人羡慕,年均达3.05%。德国经济增长较为平稳,2000年达到3.0%的高峰,10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为1.45%。英国经济增长相对较快,1997年达到3.4%的高峰,年均2.42%。从日本周边国家看,1998年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都大幅下降,特别是韩国,猛降到6.7%,2001年受世界经济整体衰退的影响而再度下滑,分别为2.6%和2.9%,除这两年外,其余几年经济增长率都非常高,韩国1999年达到10.9%的高峰,新加坡1993、1994年都达到10.1%的高峰,两国10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是6.55%和6.20%。中国GDP增长率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1992-2002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4.2%、13.5%、12.6%、10.2%、9.6%、8.8%、7.8%、7.1%、8.0%、7.3%和7.8%,年均高达9.72%。反观日本近1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年均只有0.83%,其中1998、2001和2002三年为负增长。计算得出,1992-2002年日本CDP年均增长率仅为同期德国的57%、英国的34%、美国的27%、新加坡的13%、韩国的13%和中国的8.5%。横向比较表明,1992-2002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不仅大大落后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而且也明显落后于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

再看日本战后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率的纵向比较情况。1946-1970年是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在此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是1966-1970年,达10.9%,最低的是1956-1960年,为8.35%。1971-1990年是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在此阶段,最高的是1986-1990年的4.8%,最低的是1981-1985年的3.4%。1992-2002年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83%,特别是最近6年(1997-2002)更是只有0.6%。纵向比较表明,近10多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不仅与其战后最高增长时期(1966-1970)差距极大(不及其1/12),即使与最低时期(1981-1985)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只有其1/4强)。

通过以上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近10多年来日本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需要说明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各国经济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简单纵向比较主要只是表明了在此期间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动态波动趋势,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要分析日本近10多年来的经济走势,需要进一步考察其自身经济增长的特点。

表1 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GDP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1996年10月、2001年10月和2002年9月,2002年数据为预测数。

表2 战后不同时期日本经济的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1990年之前各时期的数据来源于[日]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日本的经济结构》,东洋经济新报社1997年版;1992-2002年的数据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各年度的数据计算得来。

图1:日本GDP增长率(1992-2002)

二、日本经济(1992-2002)增长的特点

近10多年(1992-2002)来,日本经济的增长表现出如下特点:

1、从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看,经济增长率趋于下滑且极不平稳

图1给出了日本(1992-2002)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曲线。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增长总体走势趋于下降,10多年来经历了两个上升期,三个下降期,特别是最近6年,只有两年比上年增速加快,其余4年都慢于上年,年均增长率只有0.83%,处于明显的“零增长”状态。日本经济增长率不仅极低,且很不稳定,6年少于1%,3年负增长,最高年份增长率(1996年3.6%)与最低年份增长率(1998年 1%)相差4.6个百分点。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未来几年经济“零增长”和不稳定的状态仍旧不会有多大改变。

2、从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看,推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缺乏强有力的需求因素支撑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曾是拉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但近10多年来日本的民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却呈萎缩不振之势。从居民消费增速看.1991-1999年年均增长率只有1.27%,1997-2000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2%、1.3%、1.5%和0%。进入2001年后,受居民实际收入减少、失业风险加大、社会保障改革等因素对民众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的影响,居民消费低迷问题更为严重。据2001年2月日本经济贸易工业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占日本GDP60%的个人消费支出在以年均0.63%的速度下降。企业设备投资90年代以来也持续不振,1992-1995年连续三年下降,1996、1997年虽有所增长,但1998、1999年又分别下降5.2%和1%,2000年略有反弹,但2001年第一、二季度又下降0.9%和2.8%。出口曾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据日本经济企划厅所提供的数据,1992-1999年净出口对其实际DDP增长率的贡献只有1997年比上年有所增长,其余年份都下降或持平,8年年均贡献率不到0.04%。2001年以后,伴随着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下滑及自身国际竞争能力的不断下降,日本出口增长愈加困难。据统计,2001年日本贸易进口额比上年增长3.6%,出口额增长5.1%,经常收支增长率为12%。

表3: 日本物价指数变动率(1992-2002)

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贸易》1992-2003年有关各期《欧、美、日等西方国家重要经济指标》。

3、从经济增长中的物价走势看,物价总水平处于较低位势,通货紧缩有所加重

如果把通货紧缩定义为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那么,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基本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1998年后通货紧缩更趋恶化。表3显示,批发物价指数1992-1995年每年都在下降,1996、1997年转为上升,但1998年以后又连续下降。消费物价指数总体上也处于下降趋势之中,特别是1998年以来,下降趋势愈加明显,1999-2002年分别比上年下降0.3%、0.3%、0.9%和1.9%,下降幅度越来越大。通货紧缩使企业销售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加重,居民消费心理恶化,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公共债务危机加重,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

4、从经济增长中的就业状况看,就业状况日趋恶化,失业人员大幅增加

伴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和物价水平的下降,日本失业人数大幅增加,失业率逐年上升。就业人数尽管从1992年的6473万人上升到1997年的6557万人,但1997年以后则呈不断减少之势,1998年比1997年减少62万人,1999年比1998年又减少40万人。失业人数从1992年到2001年一直在增加,2001年8月达到357万人,比1992年净增了211万人,增长了1.4倍。失业率呈逐年上升之势,1998年4月首次突破战后从未达到的4%的大关,随后继续攀升,2001年8月上升到了5.3%,比1992年的2.2%上升了3.1个百分点。据估计,2003年日本的失业率将达到7%左右。

5、从政府宏观调控角度看,政府刺激经济景气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缺乏连续性,政策效应甚微

从财政政策来看,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为恢复经济景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政策,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来增加公共开支,刺激经济增长。据统计,日本从1992年8月到2000年秋制定的各项刺激经济景气对策所动用的政府开支达到了130多万亿日元。从货币政策来看,日本银行持续地下调利率,试图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1992年4月,日本银行把公定贴现率降为3.75%,7月再降为3.25%,1993年2月又降为2.5%。经过几次调整,1995年9月降到了0.5%的水平。此后,日本银行又把货币政策调整目标转向了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1998年9月日本银行将隔夜拆借利率的目标水平降至0.25%,1999年3月又将其进一步降至0.03%,实行事实上的零利率政策,直到2000年8月才将其上调到0.25%。

虽然日本政府总体上采取了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经济政策变动频繁旦不连贯。1992-1995年,政府连续采取了6次刺激经济的措施,使经济出现了回升苗头,但1997年桥本内阁却不合时宜地改行紧缩政策,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并大幅度减少了公共投资的规模。小渊内阁上台后,为刺激经济复苏连续追加预算,但2001年小泉内阁又改变了经济景气刺激政策而转而推行结构改革。同时,日本的货币政策也缺乏连续性,1996年政府注入资金救助“住房专用贷款”金融公司,1997年却不再救助,1998年又分两次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

从政策效果看,日本10多年来的刺激经济景气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衰退,但其刺激效应非常有限,先后动用了近20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实施了近乎为零的利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说已经扩张得没有多大余地,但日本经济依然“跌跌不休”,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入和不断调低的利率政策作用甚微。

三、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

应该承认,日本经济近些年(1992-2002)陷入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导致日本出口不断下滑的原因,也有泡沫经济崩溃导致金融资产缩水及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的原因,更有日本政府经济政策使用不当等政策性原因。但笔者认为,如果把日本10多年来的经济衰退仅仅归结为上述原因却并不能使人信服。其他国家也同日本一样面临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一些国家也同日本一样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的痛苦过程,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却为何没有像日本这样陷入长期衰退的深渊呢?尽管日本政府调节景气政策有不当之处,但从总体上也是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因此,要解释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必须进一步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日本传统经济体制以及近些年体制改革的不力才是其根本所在。

日本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在战后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赶超战略、出口导向和劳资协调等四方面。不可否认,这套经济体制在战后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从总体上说,这套经济体制是适应工业社会、赶超过程和冷战时代的经济体制,其适应性和合理性是暂时的。随着日本经济追赶步伐的结束、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式经济体制”正在总体上丧失其有效功能。日本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消极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导致“金权政治”和寻租行为日益猖獗。日本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极为广泛。仅就规制而言,其范围就涉及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据统计,1990年日本政府对矿业、建筑业、金融业、保险业、证券业、煤气、电力、自来水、供暖等行业的规制达100%,对运输、通讯行业达97.3%,对农林水产业达87.1%,对文教、医疗卫生、福利事业等达55.6%,在当年的全部附加值总额中,受规制的部分占41.8%。在如此广泛而过度的干预下,市场规则常常让位于官僚机构意志,市场机制作用受到了人为地破坏和扭曲?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了政官财三方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铁三角”关系。政客和官僚向财界、企业界索要钱财,谋取自身利益,获取政治资金;财界、企业界依仗政客和官僚的庇护,获得各种优惠和关照,谋取超额利润,三方相互勾结、沆瀣一气,“金权政治”和寻租行为日益猖獗。其二,“护送舰队式”的金融体制导致了金融机构效率的低下,抑制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日本式金融体制也是为适应日本追赶型经济模式而设计的,因而也呈现出政府干预过度和关系型融资的制度性特征。这种金融体制在市场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可以较好地解决市场缺陷造成的低效率问题,保证经济追赶所需的低成本额资金的供给,促进资本的有效形成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这种金融体制的弊端也明显暴露出来。首先,它抑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利于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导致企业对信贷资金的过度需求;其次,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多保护削弱了各种金融机构自负其责的意识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导致其效率低下,并由此造成大量不良债权的恶性堆积;最后,这种金融体制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需要具备良好风险判断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金融资本的强力支持。日本风险投资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的金融机制,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其三,法人相互持股和劳资协调型的企业制度抑制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的发挥,阻碍了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企业制度作为企业如何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国经济体制在微观层面上的体现。日本传统企业制度具有法人相互持股、企业主银行制以及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特点。企业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效率低的企业,扼杀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发展,同时由于企业相当大部分的股票为法人股份,使股票市场通过“用脚投票”方式对企业形成的监督功能丧失;由于主银行不仅是企业的大股东,而且与企业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与外部市场隔离开来,导致企业的经营效率下降;而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仅导致了管理者官僚化倾向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衰减,也导致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以上分析表明,随着国内经济追赶步伐的结束、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传统经济体制已呈现出明显的“制度疲劳”,不仅其有效性大大减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但应该说,任何国家的经济体制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有其局限性,都面临着不断的调整和改革。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证明,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能够革除其旧有体制的弊端和痼疾,使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而且改革过程本身也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那么日本为何没能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摆脱经济衰退呢?笔者认为,其原因除了其传统体制的弊端过多过重、积重难返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力所致。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旧有体制的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认识、当权者和民众改革的愿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以及改革措施的力度等诸多因素。近些年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力也是由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首先,日本政府和民众对自身体制的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认识迟缓。日本战后形成的经济体制,虽为其奋力追赶欧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支持,但在运行中也积累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制度疲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然而,长期以来,日本陶醉于在这种体制下所取得的成绩,对这种体制的作用产生了过剩的自信和偏爱,对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战时“总力战”思想的体制疏于改革,以至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其次,当前日本当权者和民众改革的愿望和决心不足。一系列事实表明,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再是二战后到70年代前那个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怀有强烈“民族危机感”和“奋力赶超”的日本。今天的日本民众大多安于现状,患得患失,没有危机感,缺乏促进社会变革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而当政者尽管多是打着改革图新的旗帜竞选上台的,他们可以喊出改革图新的口号,但却难以将其口号付诸实施,多数最后也成为“金权政治”的牺牲品。要使经济焕发生机,日本必须进行大手术式的制度创新,医治长期积累下来的诸多病灶,但很显然,由于缺乏足够的愿望和决心,缺乏劳动大众普遍的动力支持,因此日本对自身病症不仅没有彻底根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讳疾忌医,自欺欺人。再次,日本的体制改革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冷战后世界形势急剧变化和国内传统宏观经济政策连连失灵使日本开始认识到,必须对其原有体制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1996年上台的桥本内阁提出了经济结构、财政结构、行政、金融体制、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六大改革措施,2002年小泉首相发出了“不改革就不会有发展”的口号。这些情况说明,日本政府也有制度改革的愿望,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至今其改革措施多为纸上谈兵,改革很难进行下去。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日本的体制改革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更为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打破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和财产关系结构,使一部分人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受损,从而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社会阻力。有克服这种阻力,需要有强大的改革主体和动力,有锐意革新的政权机构。然而,现在日本政官财一体化的大资产阶级集团掌握着社会政治经济大权,他们是依靠现存体制而发迹的既得利益者,势必会极力阻挠对其利益造成威胁的任何改革。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一次次地屈服于社会压力,改革力度也一次次地受到削弱。最后,日本改革措施缺乏力度,多数改革措施流于形式。在动力不足,阻力很大的情况下,日本执政者对经济体制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得过且过,被动采取的一些小幅度的改革于事无补,体制改革的不力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复苏。

四、几点启示

基于以上对1992-2002年日本经济走势和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1)要充分理解江泽民同志“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深刻含义。世界上不存在只有积极作用而无消极作用的经济体制,不存在一成不变、无需改革的经济体制。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条件的变化,一国的经济体制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和创新。成功的体制创新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僵化过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力则从深层次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2)正确认识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适时进行体制转换,努力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得到最佳的结合。日本和东亚各国的经验证明,一个后进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在本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对本国经济强有力的干预,起到弥补市场缺陷,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必须指出,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是建立在本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基础上的。随着经济的日益成熟和市场机制的日趋完善,一国应根据本国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不断减少政府干预,给市场发展创造尽可能大的空间;(3)金融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灵魂,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体。如果政府对金融业管制过度,金融制度缺乏透明度,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企业与银行关系过密,则极有可能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大量累积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如果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运行方式不规范,经营机制僵化,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则既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又难以避免经营者代理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会抑制企业的活力。为此,必须加快金融体制和企业制度改革,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4)体制创新必然涉及到原有权力关系结构的重新调整,必然会使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受损,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强烈的改革决心和民众强有力的支持是克服改革阻力、使改革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而要想获得民众支持,必须使改革符合多数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使多数民众在改革中受益。为此,必须从本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锐意创新,才能使改革进行下去并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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