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弱势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弱势群体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15)01-0058-12 1 问题的提出 社会福利制度是指国家依法为公民提供的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物品、机会和服务的制度[1]①。构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但应当综合考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而且需要明确了解民众对于政府福利责任的主观倾向。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主观诉求往往不容易被执政者所倾听，且其社会福利需要又最为迫切，因而在不了解其主观态度的前提下开展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不但在效果上未必能够做到有的放矢，而且也可能会严重损害社会福利资源的可及性，这就使得准确判断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非常关键的实践意义。 然而仅仅通过理论梳理就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进行简单研判绝非易事，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强政府”的福利供应制度与东亚福利体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一方面，按照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政府、市场、非正式组织构成了福利提供的三元主体，作为公共组织代表的政府通过其平等与安全的价值理念集中反映着或反映了行动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2-3]。由于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在福利供应中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其在掌握和分配社会福利资源方面具有较大的权限，因而这种“强政府”的福利供应体系可能会使弱势民众对于政府的福利责任具有更强的依赖感。另一方面，按照东亚福利体制的基本理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与地区均属于具有“弱保障性”、“生产主义”、“家庭中心”特点的东亚福利体制[4-6]②。同比欧美等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东亚地区的家庭在福利供应上普遍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的福利供应也往往带有发展型社会福利的基本取向，因而这种制度本身所富含的“弱保障性”特点又很可能会长期压抑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诉求。那么，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理论推导背后，弱势民众究竟是会在“强政府”的引导下对政府的福利提供角色具有更高的期待，还是在东亚福利体制的影响下弱化其主观福利意愿，抑或是两者所施加的影响具有某种形式的妥协，就都成为一种值得深入思考的模糊事实。 2 文献回顾 国外有关社会福利态度的讨论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悄然启动，并在近年来逐步呈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其中，较为传统的分析路径侧重于对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诱因予以实证性的检验。1972年，阿尔斯通(Alston)等人就率先区分了社会福利态度的群体差异，他发现男性、年轻人、良好教育者和管理者对于社会福利制度持更加保守与负面的观念[9]。叶哈斯科(Yeheske)等人1989年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于被访者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研究表明支持民主价值的经济社会群体更容易对福利国家予以政治上的宽容[10]。理查德(Richard)等人2001年的研究对社会福利态度与社会福利获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发现福利接收者对于构建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更为积极的期待[11]。韩春鹏(Han)2011年有关中国城乡居民福利期待的分析侧重于对户籍制度进行讨论，他的研究显示出户籍制度的差异使得中国农村居民的福利期待值要普遍低于城市居民[12]。丹尼尔(Daniel)等人在次年基于西欧16国的研究则着重对宗教与社会福利态度的关系进行了考量，在他们的研究中，宗教成员与世俗个体之间的区别远大于教派之间的纷争[13]。而亚历山大(Alexander)等人在2013年开展的有关研究则试图揭示移民政策与社会福利态度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当政策体系越强调移民议题之时，反移民团体对于社会福利项目的支持度越低[14]。 另一条分析路径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福利体制研究的兴起而逐步强化，其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福利体制与社会福利态度的相关性，并试图为体制分类找寻主观测度上的支持。1999年，黑恩(Heien)讨论了社会福利体制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作用，并通过自身利益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和社会保障因素等子指标的测量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向联系[15]。2003年，默顿(Merton)利用个人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双线分析讨论了24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态度，并发现社会福利体制所形成的“国家—公民”关系会显著影响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16]。杰格(Jager)2009年对欧洲15国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福利态度的综合探讨则进一步发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间的主观福利期待具有显著的区别[17]。杰森(Jason)等人2010年的研究认为社会福利态度的国别差异绝非社会福利体制所能单独左右的，其基于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儿童照顾、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和教育保障的分析发现，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过程是复杂与模糊的[18]。而库林(Kulin)2011年的研究则利用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库探讨了社会福利态度的地域差异，他发现虽然制度设计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但是其对主观意愿的约束程度却因地而异[19]。 与国外系统成熟的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围绕社会福利态度开展的讨论则相形见绌。整体来看，有关此类议题的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1)围绕特定人群福利需要展开的讨论。其中，钟莹有关女性戒毒群体社会支持与服务需求的研究发现该群体在基本生活、就业和未来生活保障方面具有强烈的诉求[20]，孙树菡等人有关残疾人康复服务的需要满足调查反映出该群体在医疗服务、器具使用、康复训练与职业教育的福利供应并不能满足其福利期待[21]；而肖萍聚焦于城市残疾居民福利需要的研究则表明残疾群体在可获得性、相关性和质量上都未能够满足其实际需要[22]。(2)着眼于特定人群福利认知的研究。张朝雄有关大学生社会福利认知的测评发现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等因素对主观福利认知具有显著影响[23]，薛君有关80后新生代福利认知的调查也进一步展现出了年轻群体既倾向于彰显个人责任又希望国家在福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矛盾局面[24]，而彭国胜有关农村居民社会福利认知的研究则认为社会福利议题在当前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话语体系中尚未处于重要位置[25]。 纵观国内外社会福利态度的相关讨论，可以发现，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在两个核心议题方面均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1)从外部体制比较层面来看，国外的诸多研究往往和社会福利体制理论进行紧密结合，对于不同国家与地区被访者之间的共性特征予以深入比较，这样就能够运用实证化的调查来观察区域民众的普遍共识，进而便于在理论上探索社会福利态度与社会福利体制之间的具体关联，剖析社会福利体制与社会福利态度的吻合程度，而国内的研究则并没有涉及到体制比较等宏观议题。(2)从内部影响因素层面来看，国外的研究多利用大样本的测量方式来探讨影响社会福利态度的主要因素，明确社会福利态度的群体性差异，观察本土性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机制，从而为更好地预测未来社会福利态度的发展方向进行理论上的准备，而国内研究则只倾向于描述社会福利态度而非剖析其背后的深度诱因。基于此，本研究希望在参考既有国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3279名被访者的实证调查来解构当前中国大陆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明确社会福利态度的体制定位，挖掘影响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诱因，从而为系统地构建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状况 本研究的境外数据主要来源于ISSP数据库，研究选取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德国、美国、瑞典等6个地区的数据进行讨论③。境内数据主要来源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与制度研究”的实证调查。该调查于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进行，被访问者为残疾人口、老年人口和流动人口。调查采取目标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来展开，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南京、天津、成都、兰州四个地区作为调查地点，对调查地点中的中等社区、中低等社区与低等社区的弱势民众展开分层选样。调查预设抽样框，采取调查员辅助下的当场回收方式来收发问卷，共计发放问卷3300份，收回有效问卷3279份，问卷回收率达到了99.363%。 从本次调查的样本状况来看，基于各项指标的分布情况基本符合了抽样框。在总体调查样本为3279人的统计中，南京地区的被调查人数为860人，其余三个城市的调查数量分别为800人、801人和818人；调查中流动人口的数量为1202人，老年人口为1232人，残疾人口数量为845人；调查中的男性人数为1848人，女性为1431人；城市户籍人口约占总数目的59.988%，农村户籍人口约占据总体数目的40.012%；汉族被调查者占据总数目的95.613%，少数民族人口大致为4.387%；年龄分布中，40岁以下的人数为975人，41岁到60岁人口为794人，61岁以上的人口为1364人。 3.2 设计基础与指标框架 作为一项广泛的国际调查项目，ISSP数据库成为本研究指标设计的基础。ISSP的数据库全称“国际社会科学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Program)，自1985年开展调查以来该项目一直旨在推动国际范围内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在参考ISSP项目的基础上将政府在医疗照顾、老人保障、失业保障、缩小贫富、就业促进、稳定物价、工业增长、教育资助、住房保障、环境保护上的责任作为主要的分析指标。在问卷提问环节的设计中，研究以“你认为下面的内容是不是政府的责任”进行提问，这与ISSP数据库中的设计保持了一致；而在回答环节的设计中，研究将“当然不应该是”、“不大应该是”、“无法选择”、“应该是”和“当然应该是”设计为回答的选项，这也与相关数据库相吻合。 作为主要针对弱势民众的国际性测量项目，ISSP数据库对于问题的设计进行了有效的安排，因而其10项社会福利项目在定量的分析中可以被包含在三项主要福利指标中：第一类是保障取向社会福利，包括医疗照顾、老人保障、教育资助和住房保障，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旨在通过直接的津贴和服务来强化弱势民众抵抗风险的能力；第二类是生产取向社会福利，主要包括工业增长、稳定物价、缩小贫富和环境保护，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旨在为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提供长期的资源支持；第三类是就业取向社会福利，包括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障，这类社会福利制度的主旨是通过提升就业机会来健全弱势民众的福祉。在KMO与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中，三类因子的解释力分别为36.284%、33.472%和18.571%，因而其总体的解释度达到了88.327%。其具体的指标设计情况如表1所示。 3.3 研究方法和变量设计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均值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式展开讨论。其中，描述性统计运用于基础数据的测算，并着重对具体的比例关系进行描述；均值分析侧重于群体数值的比较，主要对不同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进行量化测量；因子分析运用于指标设计过程，主要针对10项二级指标予以类型上的归总(见表1)；聚类分析针对体制比较而设计，主要试图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福利态度进行类型上的归纳与辨识；Logistic回归分析运用于影响因素的测量过程，主要讨论社会福利态度的分化机制。
从体制比较层面的数值处理来看，由于被访者的选项相对集中，因此在描述性统计中本研究主要通过“当然应该是”和“应该是”两个选项展示被访者的选择取向，并分别以“绝对支持度”S和“相对支持度”S′两个数值加以代替；在此基础上，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项目的支持度就可以分别平均化为
，其内部结构比例关系就可以表述为
。均值分析过程中，研究将第i个福利项目的支持度标准化为
(0≤
≤4)，其中
为0时为选项“当然不应该是”，
为4时为选项“当然应该是”，所取值越大则表明该项目的支持度越高；基于此，被调查者的10项福利项目得分就可以平均化为
，取值越大则表明该个体的社会福利态度越积极。而聚类分析在均值分析的基础上将各地区被访者的综合得分平均化为
，并利用△y进行聚类整合。 而在影响因素的测量过程中，研究将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设定为社会福利态度及其三类取向。因变量采取二分变量，研究将10项二级指标均值后的得分v进行分类，高于50%得分率的视为积极福利态度，赋值为1，低于50%得分率的视为消极福利态度，赋值为0，其公式可以表达为
。同样，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因变量设计也依照此方法。自变量参考既有研究④并结合中国本土国情进行控制变量、个体认知变量、个体资本变量和个体福利变量的综合设计，其设计公式为
(如表2)。其中，控制变量
为人口学变量，研究将性别、民族、年龄、地区等四项变量作为主要测量指标，考察人口学因素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个体认知变量
主要观察弱势民众认知倾向与社会福利态度之间的关系，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幸福感知成为待测指标；个体资本变量
主要考察个人境况与社会福利态度之间的关系，户口状态、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被纳入到了实际的测量过程中；个体福利变量
主要考察社会福利获取与社会福利态度的关系，结合中国国情将其设计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等三个子指标。研究希望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个体资本、个体认知和个体福利三个主体因素对社会福利态度的制约作用，从而对社会福利态度的深层规律进行综合判定。 4 实证分析与具体讨论 4.1 社会福利态度的体制比较研究 从既有的国际研究来看，有关社会福利态度与社会福利体制之间关系的研究业已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理路。这类研究在整体上论证了西方不同社会福利体制之下的差异化福利诉求，从实证角度证实了社会福利体制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深刻影响。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仅仅将西方社会福利体制加以讨论的研究路径忽略了东亚地区的独有特色，因而对于明确认知东亚民众社会福利态度与社会福利体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意义有限。鉴于此，研究希望将中国大陆放置在更为广阔的体制比较范畴内，通过对7个不同国家与地区被访者的比较来界定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基本特点，明确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体制定位，剖析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与东亚福利体制之间的具体关系。
从各个地区社会福利态度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见表3)，虽然不同社会福利项目受到的关注度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7个国家与地区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倾向仍然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从社会福利项目的重视程度来看，环境保护、医疗照顾和老人保障被各个地区被访者普遍视为最为重要的社会福利项目，被调查者对于上述三类政府福利行为的绝对支持度分别达到了54.157%、50.443%和50.029%，对于政府福利责任的相对支持度也分别达到了92.229%、92.186%和91.657%；而失业保障、住房保障和工业增长等比较易于市场化的社会福利项目则往往被更多地从政府责任中予以剔除，仅有23.529%、25.014%和28.329%的被调查者对这三个福利项目予以绝对性的支持，这一比例约为前三者的一半。一级指标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保障取向和生产取向的社会福利项目是弱势民众最为迫切需要的，两者受到的相对支持度分别达到了84.300%和82.686%，而就业取向的社会福利事务仅有68.329%的相对支持度。这就明确地表明，弱势民众对于自身需要的社会福利项目具有选择上的差异，7个国家与地区被调查者的社会福利期待大致是按照环境保护、医疗照顾、老人保障、稳定物价、教育资助、缩小贫富、就业机会、工业增长、住房保障和失业保障的顺序予以递减的。
图1 7个国家与地区绝对支持度和相对支持度的聚类树形图 将7个国家与地区被访者的社会福利期待水平进行聚类汇总(见表4和图1)，可以观察到中国大陆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鲜明的“强诉求性”特点，且欧美国家的福利期待值与东亚地区相比具有显著差异。绝对支持度的聚类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一起聚合为了I型地区，两个地区的被调查者对于政府福利责任的期待水平最高，其绝对支持度普遍在45%以上；Ⅱ型地区为美国、德国、瑞典等欧美国家，这些地区的社会福利期待值下降到了35%到40%的范围内，且在保障取向的福利事务上具有50%以上的期待水平；而Ⅲ型地区为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地区的整体期待水平相对有限，且对于生产性需要较为强调。相对支持度的聚类结果与此大致类似，不同之处在于韩国的得分有显著上升，并和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一起成为具有最高福利期待水平的地区；欧美三国继续坚持了其保障取向为主的福利期待特点，其高达87%的保障取向得分率体现出了被访者对于保障性事务的高度关注；而日本作为仅有的Ⅲ型地区不但在社会福利态度上的得分最低，而且在三类取向福利事务上普遍处于低水平。 进一步比较社会福利态度的内部结构，发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四个东亚地区在社会福利态度的测量中都具有“弱保障性”的特点，而欧美国家则与东亚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见图2)。在东亚地区的结构分析中，中国大陆弱势民众在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三个方面的期待比例大致为33.434%、34.312%和32.255%，而东亚其他地区在此三方面的比例关系分别为33.430%、39.717%和26.854%，尽管中国大陆的被访者同比其余三地民众在就业导向上具有小幅差异，但是东亚地区“弱保障性”的特点却非常突出。在与欧美国家的比较中，中国大陆所展现出的结构性差异则要更为明确：美国保障取向社会福利态度的得分比例达到了43.762%，生产取向的比例为36.569%，而就业取向的比例仅为19.669%；德国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在保障取向方面比中国大陆高5.442个百分点，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比例则分别低1.737个百分点和3.705个百分点；同样，瑞典虽然在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方面比中国大陆低4.193%和9.965%，但是在保障取向方面却存在着13.781%的领先优势。这显示出中国大陆的社会福利态度在具有较高诉求性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东亚地区共有的“弱保障性”特征，而与欧美国家被调查者的关注重点具有较大分化，并与东亚福利体制的“弱保障性”福利供应特点具有主观测度上的吻合。 4.2 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图2 中国大陆与其他地区社会福利期待结构的综合对比 基于社会福利态度体制比较的研究业已发现中国大陆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与欧美国家相区别的“强诉求性”与“弱保障性”二元特征，并在主观测度上证明了东亚地区内部的结构性契合，这在实践上为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体制定位寻找到了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上，研究希望进一步从另一条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理路出发，通过讨论中国大陆弱势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群体分化来认识其背后的深层次作用机理，并从个体认知变量、个体资本变量、个体福利变量等影响因素出发来比较中西方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机制。 通过表5的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呈现出了三个基本规律： (1)社会福利态度的制约指标以个体资本变量最为显著，而个体认知变量和个体福利变量的影响作用则相对有限。在
为0.188的模型分析中，个人资本变量中的户口状况、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分别呈现出了0.002、0.000和0.001的显著性水平，三项指标均具有非常明确的统计学意义。相比之下，个体认知因素的影响作用则大幅缩减，其中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幸福认知三项指标的回归显著性分别仅为0.268、0.147和0.103，三项指标均高于0.1，显示出该因素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制约作用相对有限。同样，个体福利因素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指标上，其0.038的显著性结果和-0.221的回归系数显示出社会保险的获取者更容易支持社会福利的提供，而社会救助与社会服务两项指标则分别呈现出0.848和0.173的显著性，两者均不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2)个体资本因素在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社会福利态度测量中均显示出了明确的制约力，其影响作用不但是显著的而且是广泛的。模型二的测量结果显示出，个体资本因素的三个变量在保障取向的社会福利态度测量中分别呈现出了0.038、0.000和0.000的显著性，生产取向的社会福利态度测量结果分别为0.000、0.000和0.026，而就业取向的影响显著性则分别达到了0.008、0.055和0.017，从而显示出个体资本变量在三项子指标的测量中均呈现出了广泛的影响力。而反观其余变量，除了控制变量中地区指标具有持续性的影响以外，控制变量、个体认知变量和个体福利变量中其余指标的制约力均非常有限，并不构成影响社会福利态度的普遍诱因。 (3)中国大陆境况越好的个体越具有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诉求，社会福利态度的提升并未明显根源于弱势人群的福利依赖心理。Logistic回归模型的测量结果同时显示，具有显著意义的户口状况指标、教育水平指标、阶层地位指标和社会保险指标分别具有-0.289、0.142、-0.154和-0.211的回归系数，结合各自的指标设计规则可以发现，城市户籍、教育水平越高、阶层地位越高、社会保险待遇越好的个体对于社会福利的诉求越是强烈。从具体测量结果也可以看出，城市户籍民众比农村户籍民众在社会福利态度的绝对支持度和相对支持度上分别提升了14.932%和5.522%，本科学历以上民众57.539%和92.846%的支持度状况也比未接受过教育民众的40.918%和85.169%支持度具有较大优势，而最高阶层被访者的福利诉求也比最低阶层被访者在绝对支持度和相对支持度上分别高8.665%和4.615%。
从中国大陆各个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影响因素来看，研究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虽然各个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效果仍然存在着小范围的分化，但是三个群体都较为广泛地受到了个人资本因素的显著影响(见表6)。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和残疾群体所形成的内部分化较为强烈，其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并尤其以个人资本变量的制约力量最为强烈；与此略有差异，流动群体所受到的影响指标则相对分散，个人资本变量所形成的影响力也比上述两个群体更低，这显示出三个群体之间还存在着有限但是微妙的差别。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与流动人口工作地区的广泛性与分散性有关，城市之间的社会福利认知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个体资本变量的影响。当然，从整体上看三类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均广泛受到了个体资本变量的较大影响，流动群体受到教育指标的影响显著性达到了0.007，户口状态和阶层因素的影响力度也低于0.1，并在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子模型测量中均有所体现；老年群体受到个体资本因素的影响则更为深刻，三项指标的影响力度分别达到了0.005、0.000和0.008，在子指标的测量中也有66.667%的指标具有显著性；而残疾群体的测量中户口状况、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所呈现出的整体显著性水平则分别达到了0.094、0.070、0.026，并集中体现在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子模型测量中。 因此，纵观不同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上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体资本变量的分化作用仍然是最广泛的，尤其以残疾群体和老年群体体现得最为明确。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构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但应当综合考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而且需要明确地了解弱势民众对于政府福利责任的主观期待。换言之，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进行细致的研究，不但能够有效引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而且能够最大程度提升社会福利资源的可及性，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细致的剖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尽管国外有关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发展的如火如荼，并呈现出了体制比较与影响因素的双维路径，但是国内学术界却在此议题方面依旧方兴未艾，因此有关中国大陆弱势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体制定位与影响机制等基本议题尚缺乏明确的界定。 5.1 社会福利态度的两个典型规律 基于3279位弱势群体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两个典型规律： (1)从外部体制比较来看，中国大陆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强诉求性”与“弱保障性”的二元特征，并在主观测度上与东亚福利体制的福利供应特征相吻合。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期待水平比其余国家与地区更高，这显示出中国大陆被访者对于政府发展社会福利项目具有更高的期待性与依赖感；同时，中国大陆被访者的社会福利态度与中国台湾民众在福利期待水平与福利期待结构上都最为契合，和日本与韩国民众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趋同，而与欧美各国则在期待水平与期待结构上具有双重差异。这种趋同性的社会福利态度在福利项目选择上表现为更加注重于生产功能和就业功能，而对保障取向的社会福利项目具有较低的关注度，这与东亚福利体制“弱保障性”的福利供应特点保持了高度一致。 (2)从内部影响因素来看，影响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最普遍因素在于个体资本变量，而非西方理论认为的个体福利变量或个体认知变量。研究发现，个体资本变量与社会福利态度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个体境况越好则社会福利态度越积极，户口状况越佳、教育水平越高、阶层地位越高的被访者对于社会福利项目的支持度同比其余人群具有显著提升，这一方面在实践上否定了境况不佳人群容易诱发更高福利依赖的假想，另一方面也说明长期来看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提升是一种必然现象。同时，个体福利因素与个体认知因素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作用则比较有限，前者反映出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福利期待的改变，过于担忧社会福利扩张带来的负面效果并不符合中国实践，后者则表明弱势民众的认知倾向与社会福利态度之间并未有显著关联，个体认知能力的变化也并非是引起福利观点调整的主要诱因。 5.2 典型规律在理论上的进一步解读 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两个典型规律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解读： (1)社会福利态度的二元特征反映出其既受到“强政府”福利供应体系的制约，又受到东亚福利体制供应规律的强烈影响，两者在期待水平与期待结构上形成了有效妥协。一方面，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福利期待水平与其它各地区相比具有优势，这显示出库林(Kulin)[19]“因地而异”的研究结论仍然在本土实践中得到体现，而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主要源于中国大陆被访者对于“强政府”福利供应体系的高度认可，以及政府在社会福利体系的法规建设、资源掌控、机构管理和福利服务中所具有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东亚地区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具有很高的契合，并与东亚福利体制“弱保障性”的福利供应特征相一致，这在实践中证明了黑恩(Heien)[15]、杰格(Jager)[17]等学者“地缘文化越接近则社会福利态度越接近”的研究结论与琼斯(Jones)[4]、古德曼(Goodman)[5]等学者“东亚福利体制现实存在”等研究结论的成立，并深刻反映出社会福利态度与福利供应体制往往相互促进、相互匹配和相互依赖。 (2)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机制与本土化的社会结构与福利体系具有密切的关联，欧美国家对于社会福利态度影响机制的理论解释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大陆。与叶哈斯科[10]、丹尼尔[13]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形成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分化；同时，与阿尔斯通(Alston)[9]和理查德(Richard)[11]的研究也略有差异，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中的福利依赖性同比西方各国也有大幅度的降低。这显示出，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机制与西方式的学术解释具有根本性不同，境况不佳民众在社会福利期待上并非基于积极的争取而是基于消极的等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低下容易促使他们采取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去争取权益，而社会福利提供方式中所具有的恩惠色彩也为进一步消弭福利依赖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5.3 政策建议 通过社会福利态度的实证探讨，本研究对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政策的未来路径提出了四点建议： (1)社会福利政策不但应当注重客观的制度建设目标，而且需要强化社会福利态度的主观评价，这样才能够实现社会福利资源与社会福利可及性之间的有机整合。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注重于客观的供给视角而忽视主观的需要视角，重视社会福利资源而忽视弱势民众的实际诉求，这就往往使得诸多社会福利项目不符合弱势民众的心理预期。因此，从未来的社会政策实践与理论发展路径来看，应强化基于需要的社会福利制度研究，在考虑接收方态度基础上进行更为合理的制度建设理应成为优先的发展方向。 (2)中国大陆弱势民众对于政府的社会福利诉求比其余地区更高，这既受到了传统强势政府观念的深刻影响，又与当前中国大陆保障型福利项目供应水平普遍不高的现实状况有关。因此，政府应当对当前社会福利制度的现实状况具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对于社会福利建设具有更强的压力与动力，应当积极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回应弱势民众的实际福利诉求。 (3)中国大陆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在期待水平与期待结构上均与欧美国家具有明确差异，这使得我们在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并不能照搬西方的基本框架，而要结合东亚地区的实际状况和本国国情来进行优先级的调整，侧重满足弱势民众对于生产导向与就业导向的福利诉求。未来政策中，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所具有的“强诉求性”与“弱保障性”二元特征必须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得到充分重视，政府应当结合本土化的福利需要，充分利用良好的福利信赖感来优先构建弱势民众最为迫切的社会福利项目。 (4)中国大陆弱势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依托于本土的社会结构和福利体制，因而社会福利态度在发展过程中的本土性规律仍然需要受到高度重视。由于个体资本因素构成了中国大陆社会福利态度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因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城镇化的持续开展，中国大陆弱势民众会逐步提升其社会福利态度的期待值，他们对于政府在某些方面的福利责任会有更多的诉求，这一过程虽然是渐进的但却是不可逆的，因而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当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减少对于福利依赖的过分担忧，逐步优化福利供应中的资源分配、机构管理与服务建设，逐步弱化社会福利供应过程中的恩惠色彩，积极构建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 致谢：对南京大学彭华民教授的细心指导表示感谢，对本课题组周林刚教授、刘军强教授、曹丽莉博士、高丽茹博士的实际工作表示感谢。 ①自西方“社会福利”概念引入中国以来，我国有关此概念就一直存在狭义和广义的争议，并在传统上以狭义概念为主。然而自2006年“适度普惠型”社会政策提出以来，从狭义概念向广义概念的转型趋势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都日益明显。因此本研究采取了广义概念的视角。 ②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与西方世界的福利三分法明显不同，东亚福利体制的相关理论并非得到所有学者的普遍认同，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如米什拉(Mishira)认为东亚各国文化历史传统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差异，因而将东亚福利体制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比较勉强[7]，熊跃根也认为中日韩福利范式并不是一种类型，其差异与各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相连[8]。 ③ISSP数据库并未含纳中国大陆，但其中包含“台湾”的数据，本研究将“台湾”更正为“中国台湾”。 ④主要参考文献回顾部分提及的各类设计。具体而言，控制变量中的性别、民族、年龄、地区分别参考Alston、Yeheske等人的设计[9，10]，个人认知因素中的政治参与、宗教信仰和幸福认知分别参考Yeheske、Daniel、Jason的设计[10，13，18]，个人资本因素中的户口状况、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分别参考Han、Alston、Alexander的设计[12，9，14]，而个人福利因素虽然参考Richard的设计[11]，但是转化为了中国的现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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