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政府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4年9月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最高政治要求。这个在抗日战争末期提出的口号，将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了出来。
联合政府的口号所要否定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所要争取的是，改变旧有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
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迄今，有关研究基本围绕谈判本身而展开，侧重于双方条款的具体比较。然而，与通常相反，此次谈判的主要特征在于：谈判本身并不重要，谈判的核心并不在于谈了什么、怎么谈，而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因此，背景的作用极为突出，背景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谈判的走向与进程。本文侧重于研究背景的多种构成，以及多种背景的混成所产生的政治合力，由此而论述背景与谈判的关系。
背景与谈判
1944年5月初，国共代表林伯渠、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会晤，中断近一年的国共谈判再度恢复。1938年周恩来要求八路军编为3军9师，1942年林彪提出4军12师，此次林伯渠要求是6军18师，这几个数字表明，国共合作7年来，国共谈判的基本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一切似乎表明，这又是一次周而复始的例行谈判。
然而就在西安谈判之际，中国战场的局势急剧动荡起来。3月底，日苏两国签署两项协议，一是《关于北萨哈连日本油矿和煤矿租借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一是日苏渔业协定延长议定书，萨哈连即库页岛。日苏这两项经济协议本身并不重要，然而毛泽东迅速识破其背后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判断：“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等，1993年，第505页。）。十余天后，代表日军此项战略意图的一号作战在河南发动。
与之相较，重庆统帅部的反应颇为迟钝，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也记载了日苏两项协议，说明徐的关注，然其没有做出任何判断，说明徐尚未读懂。直至5月中旬徐才写下这样一段话：“纽约时报昨日社论云，日本基于日苏库页岛协定之保证苏联继续在远东保持中立，故敢自东三省抽调精锐部队向西、南两方发攻势。”（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5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
一号作战发动近一个月后，芸芸众生这才回过头来将日苏两个经济协议读懂，仅此一点，足以展现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一号作战发动之后，重庆统帅部对于日军的作战意图与作战方向的判断屡屡失误，军令部的看法是，“本部判断，敌人之攻击：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4月24日。）汤部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这个判断表明，重庆统帅部仅将日军的进攻看做一次战术性行动。
由于事前反应迟钝，事后又判断失误，加之腐败怯战，汤部迅速崩溃。
与之相同，国民党的政治反应也是迟钝的。河南战役之际，正值国共西安谈判之时，日军已逼近洛阳，王世杰对于战事失利颇为忧虑，但仍不乏闲情逸致，游览了华山，其观感是，“山中无泉无树，兴致不甚佳”。王完全没有意识到，河南的军事溃败正在演变为国共谈判的政治背景，用不了多久，王的兴致肯定更为不佳。
王世杰游山之际，毛泽东已迅速改变谈判方针，5月16日，毛提出一个总共20条的谈判方案，其中全国性问题3项，两党问题17项，该案的要点在于，一改过去两党谈判仅涉及两党问题、并且主要是军事问题的惯例，提出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注：全国性政治问题是：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两党问题主要有：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目前至少编为5军16师，等等（《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12页）。）。将“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引入国共谈判，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
中共所以敢于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主要是基于战局的变化。5月21日，毛说：汤恩伯完全无能，“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也就是说，全国性政治要求的提出，是蒋介石的一部分主力正在“塌掉”的政治反映。
5月17日，国共代表移地重庆继续谈判。22日晚，林伯渠将中共新提20条交王世杰、张治中，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林伯渠“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似将完全撤废，如此翻覆，予与文伯均愤怒”，二人拒绝接受（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0年。张治中字文白，但王均称文伯。）。
尽管王、张愤怒，但更多的则是无奈。5月25日，洛阳失陷，日军在河南的攻势达到顶点。5月底，王、张拟出一个国民党的方案，即“中央政府提示案”，要点是允许中共编为4军10师。5月31日，王、张见蒋，认为：中共问题“即令为暂时的或局部解决亦属必要……且依予等所拟方案，如获中共大体接受，则即中共不诚意执行，政府之损失亦不过若干师之军费而已。”允许中共编为4军10师，其军费是要由政府负担的，王、张的意思是，以此将中共问题暂时解决，如不奏效，亦仅损失若干军费而已。6月3日，蒋对该案“未多更动，予以核定”（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31日、6月3日。）。
当蒋、王、张盘算着以多少师的军费解决中共问题时，中共对于国共关系的考虑已完全超出国民党的盘算范围。6月5日，中共召开城市工作专题会议，提出在抗战末期抢先进入中心城市的任务。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在这里，刘少奇提出了君与臣的问题，也就是要在抢先进入中心城市的基础上，使中共成为“君”，而使国民党成为“臣”，从而根本改变国共地位。张闻天说：提出城市工作问题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毛最后说：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注：以上均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368页。）。这表明，毛已在设计未来的政权形式，联合政府的口号呼之欲出。
一方着眼于多少师军费，另一方则着眼于谁为君、谁为臣，国共谈判在这种巨大的差异下继续进行。6月5日，两党代表在渝互换提案。由于中共原20条为王、张所拒绝，此次中共改为12条，全国性政治要求仍为原3条。对于林伯渠此次12条，王世杰表示：“此函我等不能转陈，如彼欲我等收下，亦只能留在我与文伯之处”（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5日。）。这就是说，中共此次12条王、张仍拒绝转交政府，仅以个人名义收下，半推半就，实际上就是收下了。
国共互换提案，标志着此次谈判告一段落。综上所述，以河南战役汤恩伯的溃败为背景，中共将谈判重点由要求6军18师，变为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国共谈判的内容既然因背景的转换而转换，那么，随着背景的继续转换，谈判的走向必将继续转换。
调整国共关系的两个条件
日军在河南的进攻，构成了调整国共关系的第一个条件，如果说这个条件超出中共最初的预计，那么另一个条件则在预期之内，此即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
毛泽东年初作出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时即预测：国共“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93页。）。其原因，任弼时这样说：“也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44年4月15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中共的意思是，单纯的国共谈判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必须有美国的干预，而美国出面干预的时间，预计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美国为什么不早不晚会在此时出面？因为美军有可能于此时登陆中国，美国必将出面解决国共争端，以保美军作战顺利。
由于中共的底牌放在这里，因此重庆的谈判代表姿态甚为从容。6月5日，即两党代表互换提案之前，林伯渠致电延安：“蒋目前虽极困难，但绝无解决问题诚意……具体解决问题，要在英美主力将要在远东战场行动时。所以，我们近几天并不急切去催张、王”（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中共这个预测相当准确。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渝，此行的目的之一，正是干预国共关系。在22日会谈中，“蒋先生力述中国共产党宣传之虚伪（广播述其拥护抗战、拥护统一、拥护蒋委员长等口号均绝对不可信）。蒋先生并谓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对此，“华莱士氏初不甚信，经详谈后似亦相当的相信。”国民党曾于五届十一中全会表示，对中共问题采取政治解决，蒋最后说：“美国如期望中国政府‘政治解决’的主张成功，最好在对中共问题表示冷静，或更劝中共服从中央命令，不可一味督促中国政府速求解决。”（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22日。此次会谈王在场。）蒋的意思就是不希望美国插手中共问题，以制止中共问题国际化。
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了对美宣传，重点强调国民党的政治制度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解放日报》在《欢迎华莱士先生》的社论中表示，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共区域已“见诸实施”，而国民党则是“钳制舆论、统制思想”，要求“立即废止独裁、实行民主”，希望华莱土“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注：《解放日报》1944年6月23日。）。
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制，其根据直接来自孙中山的有关学说，主要是《建国大纲》，对于国父遗教，中共不能正面反驳，提出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目的在于摆脱国父遗教的束缚，动摇国民党的训政依据。
此后，《解放日报》于美国国庆日再度发表社论，称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壁”，表示国民党拒绝民主，因此，“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注：《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0、131页。）。这些话是在传递这样一个意思：美国在中国应当另择“同伴”了。
华莱士相信何方之说姑且不论，不过美军的登陆问题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华莱士仍促使蒋同意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以此为美军登陆做侦察准备。华莱士此行，开创了美国最高当局直接过问国共关系的先例，美国的介入，将给此后的国共谈判带来新的变数。
正当汤恩伯在河南溃败之际，6月6日，欧洲盟军发动了诺曼底战役，“关于欧洲第二战场之开辟，敬之极为兴奋，逢人便道，喜不可支。”（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7日。）何应钦所以喜不可支，是指望盟军此举能够牵制日军的进攻，如同当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样，将国民党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对日军的一号作战没有明显的牵制作用，何应钦不久便不能喜不可支了。
洛阳失陷后，重庆统帅部仍未摆脱混乱状态，判断日军将继续向西，进攻西安。6月12日，蒋介石批准了军令部所拟“预防敌人进入潼关”的指导方案。然而日军却发起了湖南战役，6月18日，即华莱士抵渝前两日，日军攻陷长沙。
作为洛阳失陷的政治反应，中共提出了全国性政治要求，长沙失陷也必然产生其政治反应。7月2日，毛致电林伯渠等：“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24、525页。）要求张、王赴延，是要造成一种两党对等的态势，从而提升中共的政治地位。
7月3日，国共代表于6月5日互换提案后首次会晤，林伯渠提出放宽民主尺度，邀请张、王赴延等4项要求。7月6日，王世杰答复林：中共“断不可空空洞洞的提出‘民主化’等条件以相搪塞，因民主化必须一步一步的实现”（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7月6日。）。对于赴延一事王未答复。指责中共的民主要求“空空洞洞”，成为国民党拒绝此项要求的主要理由。谈判搁浅。
7月19日，毛向党内发出通报：国共谈判无进展……林伯渠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加更大的压力时才有希望（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0页。）。在这里，毛提出了根本调整国共关系的两个条件，即日军的进攻和美国的施压，两个“更”即两个条件，此刻，这两个条件正在“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洛阳、长沙失陷后，美国对蒋失去信心，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国、共军队全部交史迪威指挥，引发了后来的史迪威事件。蒋对此要求没有立即拒绝，因为简单的拒绝并不能解除盟国的信任危机，蒋必须通过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稳定战局，从而在盟国面前证明自己，并在史迪威指挥权问题上争得较多的商讨余地。为此，蒋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队。
7月9日，蒋在官邸会议上说：“多亏有洛阳、长沙之败，否则种种腐坏现象俱不得知”。12日，蒋下达手令，“制定连坐法，以期振刷士气，挽回颓风”。连坐法为北伐时制定，后来弃置，此时蒋重新祭出连坐法，以期收到整饬效果。21日，蒋在官邸会议上严厉地说：“外人看我们直不当人，豫湘战事失败下来，我们军事在国际上已无地位，此次如不能得到改革……则吾人真无人格、无羞耻。”讲话中，蒋“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7月9、13、21日。）。
就在蒋严加整顿之际，衡阳战役正在进行。衡阳为广西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更由于上述原因，蒋对该役寄予极大期望。在收到罗斯福要求将指挥权交史迪威来电第二日，蒋致电孔祥熙，表示：“中国战局并未如外人所观察者之危急，不久当能有事实之证明”（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3)，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36页。）。蒋所期待的这个事实证明，正是衡阳之役，蒋急需此役的胜利以向世界“证明”自己。
衡阳守军为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所率的4个师，该役从6月22日起，8月7日终，历时47天，其间有过数次极为惨烈的攻防战，8月8日，方先觉率4个师长集体投敌，衡阳陷落，人们从蒋那里得到一个相反的“事实之证明”。
衡阳失守与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衡阳之役的结果，意味着毛泽东关于根本调整国共关系的两个条件，即两个“更”，已经形成，这一点迅速反映于国共谈判。
林伯渠于7月3日提出张、王赴延谈判的要求后，未得到张、王的答复。8月2日，王向蒋进言：“延安约请予或张文伯赴延安商谈之议，纵令彼之用意在延宕或对外宣传，我不可却之。盖我如完全拒绝，林祖涵势将托词要求返延安报告请示，此一谈判在表面上将告破裂或停顿，在目前举国乃至中外注目于此一谈判时，此种破裂殊多不利……蒋先生亦以予所言为是。”（注：本段及下段引文分别出自《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2、4日。）
8月4日，王世杰约见林伯渠、董必武，通告两件事：“（一）予与文伯将给彼等所提十二条意见以书面答复，彼应促中共对中央六月五日提示案迅提切实答案；（二）如彼等有答案送来而其内容不太坏，予将提请中央派文伯或予本人偕林赴延安一商。”国共于6月5日互换提案后，双方均未做正式答复，王所说第一件事，就是敦促双方互换答复。王同意赴延谈判，这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前所未有，表明国共谈判的态势正在发生转换。
8月12日，王、张做出正式答复，关于中共提出的民主政治要求，王、张重申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之内召开国大，实施宪政，表示：“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豁，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于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有何裨益？”（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74页。）王、张屡称中共的民主要求“空空洞洞”“毫无边际”，屡以“具体”的名义与之抗衡，这无疑将促使中共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此刻衡阳战役已告失败，毛泽东迅速对国共谈判做出根本性调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加写了一句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当日，毛指示林伯渠：“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4页。）从5军16师到47万，这不是一个数字的变化，这就是政治。
8月17日，毛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这个即将推出的口号，将彻底改变国共谈判的性质，中共的民主要求不再是“毫无边际”（注：毛后来说：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8月30日，林伯渠正式答复国民党6月5日提示案。如前所述，王、张对中共提案的答复是战后召开国大、实施宪政，而林的答复是：“一切问题，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立即实行宪政，而不推在抗战之后。”（注：《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406-411页。）
当日，王世杰记载：林伯渠复函，“对于中央提示案肆意反驳……函末促请予与文伯赴延安一行。”对于中共立即实施宪政的要求，王已明白中共问题不是几军几师的军费能够打发了，为此，王向蒋建议：中共“如欲参加政府，政府可在行政院予以地位”。但蒋则对谈判颇为烦恼，接下来王说：“我对中共之政策，应预想到二、三个月后苏联参加远东战事，中共军队与苏联连（联）合时之状态。我应预采一种办法，防止苏联届时承认中共政治组织或接济其军火，使与政府对抗。”（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30日。两三个月后苏军参战，是王世杰的估计，这是抗战末期国民党高层不断估计的一个问题，雅尔塔会议才作出正式决定。）苏军入华参战，是抗战末期国民党高层极为关注的问题，将中共拉入政府，以防届时苏联承认中共为政府，此即王世杰主张继续让步的原因。
或许王世杰一番话起了作用，9月4日，蒋同意王赴延，反条件是，“彼方必须派负责代表偕返陪都。”（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4日。）如前所述，王原本提出的赴延谈判的反条件是，中共对政府提示案的答复“内容不太坏”，现在，面对这个并非“不太坏”而且“肆意反驳”的答复，国民党的反条件继续降低，表明其已经完全处于招架之势。
1944年以来，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各地反抗盛世才的活动此起彼伏，8月，盛世才下台，新疆局势动荡起来。这样，衡阳失守，史迪威的军权要求，新疆局势不稳，以及无法确定的苏军参战问题，使蒋的内忧外患骤然加剧。
9月4日，延安指示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召集国是会议，废除一党统治，指出：“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23页。）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发言中，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至此，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主张，“具体”地提到国民党面前。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势力
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头一个批示，是要求与民盟的张澜、左舜生商讨，这表明，中共是把此一构想与民盟的反应联系起来一并考虑的。联合政府就是多党制政府，因此民盟赞成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此一口号的成败。
民盟具有天然的反对一党训政制的政治本质，但也不会支持中共的武装割据，民盟“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著名口号，代表了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中共与民盟之间并未找到一种具体的政治合作方式。
民盟在抗战时期发起的政治运动，主要是宪政运动，但这面旗帜最后却被国民党接了过去。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战后一年内召开国大，实行宪政，于是，在宪政的旗帜下，民盟与国民党有所靠拢。
国民党作出宪政承诺后，张君劢、左舜生随即提议组织一个宪政筹备机构，蒋予以同意。拟定人选时，“蒋先生对左舜生、李璜等极不满，布雷亦极力反对章伯钧等等参加。”王世杰说：“以上诸人之不足恃，予固深知，但抗战以来，政府措施为社会所不满者甚多，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注：《王世杰日记》，1943年10月5日。）。意思是这些人充其量发发牢骚，不足为患。
这个机构的名称最后定为宪政实施协进会，隶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任会长，孙科、黄炎培、王世杰为召集人，1943年11月成立。决定会员名单时，“布雷对张澜之加入似极不赞同，结果彼于请示蒋先生后将张澜之名除去”（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8日。）。民盟主席被除名，此即宪政运动前途的预兆。
此时，中共由于尚未提出更具吸引力的口号，一度决定参加宪政运动。毛泽东说：“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98页。）。周恩来说：“这个运动先开端于中间党派……如黄炎培很积极。”“国民党现又提出宪政运动，是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资本来掩护党治，对付我们”。周赞成参加，以期“影响中间派”（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等，1989年，第572页。）。
显然，中共参加此项运动的着眼点是“吸引”“影响”第三方面。然而问题在于，宪政从来不是中共自己的旗帜，中共很难以这面首先由第三方面举起、后又被国民党接了过去的旗帜，将第三方面吸引过来。因此，中共在宪政运动中的作为十分有限，实际上被边缘化。
然而，宪政运动的效果使第三方面自己教育了自己。如同周恩来所说，黄炎培最初十分积极，出面办了一个《宪政月刊》，高论盈庭，黄任发行人兼编委。从黄氏日记看，仅1943年11月，黄参与此类活动便有11次。不过，这些活动大体上就是上层人士之间无休止的磋商、座谈与酬酢，与其说是宪政活动，更像是上流社会的清议。当黄炎培发现这个运动对于现实问题毫无干预之力时，不无感慨地自责道：“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注：黄炎培日记，1944年4月30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眼前如何得食，代表了第三方面对宪政运动的反思。
尽管宪政运动只是在“研究明午之菜肴”，但蒋仍对其作出政治规定。1944年6月，蒋对黄炎培等人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唯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蒋氏此言颇可玩味。所谓政府即国民党一党制政府，不能攻击政府实际上便是不能攻击一党制，如此民主潮流愈高，便愈脱离民主轨道，故而“越高越好”。
结果，宪政运动成为脱离大众、冷冷清清的贵族运动。黄炎培当面对蒋说：“宪政运动热闹限于陪都，以有领袖主持于上，敢说敢写。内地则不然，以成都之开明，而茶酒肆尚有‘莫谈国事’之禁条。”（注：以上均见黄炎培日记，1944年6月14日。）
综上所述，“研究明午之菜肴”，此即第三方面以自身的经验，对宪政运动作出的结论。
当中共将联合政府的方案与第三方面磋商之初，后者反应并不热烈。
1944年9月6日，林伯渠等致电延安，请示联合政府的提出方式，7日延安复电：“同意用我党中央的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在参政会报告机会，提出我党关于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1页。）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以表明这是一个正式的、郑重的提议。
9月14日，林将第三方面的意见报告延安：他们不赞成我用党的名义正式向参政会提出，因为这样会引起大争论，他们不便表态。他们赞成我在大会报告中顺便提出。15日毛复电：各民主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改组政府事，即请作罢。至于林在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斟酌情形决定（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2页。）。可见当年毛对第三方面态度之慎重。最后，林伯渠是在向参政会作国共谈判经过这一专题报告时，以“顺便”的方式提出了联合政府问题。
如前所述，联合政府就是多党政府，这一口号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盟的向背，蒋看出了这一点，迅即展开对民盟的分化，蒋的首选目标是投机性较强的青年党。王世杰记载：“连日蒋先生延见左舜生、李璜，告以国民党决计扶植中国青年党，并将密令各党部与之合作”（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22日。）。蒋对左、李原本“极不满”，以至不愿其加入宪政协进会，蒋所以“扶植”这个“极不满”者，是因为青年党为民盟第一大党，将青年党分化出来，便在很大程度上分化了民盟。
蒋的目光没有失准，数日后青年党开始投机。王世杰日记9月25日载：“午后李璜来谈中国青年党候选参政员入选事，意欲于第四届参政会多获三、四席。”王当即提出条件：“予告以中国青年党过去之弱点，在连〔联〕络军阀，今后当设法断绝军阀关系，则信誉可增。”“军阀”指中共以及与民盟关系较密切的龙云等实力派，王的意思很明白，只要与之脱钩，一切好商量。
但是，国民党的分化政策收效甚微。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经推出，立即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它将第三方面从毫无作为的“研究明午之菜肴”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向他们打开了“眼前如何得食”的大门。对于青年党亦如此，在参政会增加几个席位，远不及多党联合执政更具吸引力。10月10日，民盟正式发表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形成具体的统一战线。
联合政府这面旗帜的政治优势是，以民主的多党制批判独裁的一党制，而民盟的归向其意义则在于：它使这面旗帜在理论上的优势，变为具体的政治优势。
史迪威事件的政治背景
迄今，关于史迪威事件的研究基本围绕军权问题展开，笔者的研究侧重其政治背景。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提出之初，蒋的考虑是复杂的、反复的。蒋一度曾“有取辱负重之意，拟以原则同意”。为此，蒋指定何应钦、徐永昌、刘斐三人对此作具体研究，何应钦“拟飞英一察美方艾森豪威在彼指挥情形”，即参考美国将领指挥欧洲盟军的经验，而徐永昌的意见是仅将第六、九两个战区交出，“先行试办，再为决定。”（注：本段及下段引文分别出自《徐永昌日记》，1944年7月18、23日。）
众所周知，史迪威指挥权的核心问题是中共军队是否归其指挥，有趣的是，徐永昌这个部分交权的方案最初曾为蒋所否定。7月23日，蒋与徐磋商此事，“蒋先生主张完全接受，理由：（一）八路军既归其指挥，当不能如前捣乱，否则其种种恶行及虚伪宣传不辩可明；（二）将来我军进出东三省时，必与苏军接触，有美人在中间，至少能得到公道”。王世杰亦如是进言：“美国将领任此指挥之职，或可间接减少苏联加入远东战事后之困难”。王的印象也是，“蒋先生似渐赞成罗议”（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7月27日。）。
苏军问题，说到底还是中共问题。当然，上述谈话并不表明蒋已作出最后决定，但表明蒋也曾有过多角度的、有弹性的考虑，也曾有过将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全部军队交出更为有利的考虑，表明史迪威指挥权最初只是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条件、怎样的范围交出更为有利的问题。然而这种多角度的考虑，利弊的权衡一时难断，蒋需要在一种较为从容的条件下，与美方作余地较大的商讨，而这种从容的条件，则又取决于战局的稳定。
史迪威问题的尖锐化始自衡阳战役之后，军事愈是失利，磋商的余地愈小，或者干脆就没有，在此局面下，蒋的不满情绪骤然加剧。9月18日，罗斯福向蒋发出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称：“因阁下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盟军在太平洋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即积极行动，在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场之影响亦将不免有‘来不及’之叹”（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3)，第658、659页。）。意思是再不将指挥权交出，盟军的胜利也“来不及”挽救中国战场的失败。此言的确十分蔑视，十分难听，十分刺激。
学界基本认定，在此电的刺激下，蒋作出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定，却忽略了此一事件的政治背景。罗斯福来电是9月18日，而林伯渠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是9月15日，从而对蒋来说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中共压蒋交出政权，而美国则压蒋交出军权。事实上，中共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之后，周恩来立即起草了致史迪威的说帖，提出：我们坚决主张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向史迪威提出联合政府问题，事实上便将美国的军权问题与中共的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就在此刻，具有官方性质的美国新闻处广播：“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注：《周恩来年谱》，第583、584页。）。联合政府问题迅速国际化。
显然，原本相对简单的军事指挥权问题骤然复杂起来，蒋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如果接受美国的军权要求，便无法抵挡中共的政权要求。反过来，只有顶住美国，才能顶住中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史迪威问题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
9月下旬，蒋断然作出撤换史迪威的决定。正当史迪威问题尖锐化之际，9月28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演讲称：“美国虽以过分之援助给予中国，该大国仍遭受严重之军事挫败”。如果说蒋对罗斯福尚不敢公开翻脸，而对丘吉尔便没有多少顾忌了，蒋决定拿丘吉尔开刀，将其不怕决裂、单独抗战的姿态公开摆出来。
10月1日，蒋对僚属说：“外人非难我们……吾人即不顺从他们亦无甚大了不得，无论其不接济物质与金钱，我们仍抗战不屈，彼亦不能即以我为敌……今日吾苟一动摇，即要做英美之汪精卫，不亡国亦被瓜分共管”。下定决心不做“英美之汪精卫”后，蒋指示：“丘吉尔日前在其下院发表缅甸战事，离事实太远，有伤吾人，实甚应反驳，以军事发言人发出。”（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10月1日。）
10月3日，重庆军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美国的援华物资基本供给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中国东部军队所得，“自珍珠港事件以迄于今，其实际数量不足供给英美军队一个师作战力量一星期之用”。同日，《大公报》亦为此发表社论，称美国的租借法，“英国所得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中国只得百分之一二！这如何说是‘过分’？”在作出这一系列公开表态后，10月5日，蒋约五院院长谈话，“蒋先生力言，我国单独抗战时较现在好，以后还是要准备单独抗战”（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5日。）。
10月6日，罗斯福复电蒋，作出一半让步，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但要求保留其缅北战场职务。9日，王世杰向蒋进言：“不宜再拒绝罗斯福之议。”但蒋仍倾向于再拒绝。当晚王又“往晤宋子文，彼亦主张再拒绝”。王世杰9日的一番游说使蒋、宋担心夜长梦多，于是反常地采取行动。10日晨，宋子文告诉王世杰，昨晚与王谈话后，“再向蒋先生请示，蒋先生意甚坚决，命其立即发电，昨晚夜半已去电拒绝罗斯福提议矣。”（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9、10日。）9日半夜彻底拒绝史迪威之后，10日，蒋发表双十演说，公开表示：“我们抗战七年余，前四年半的单独抗战，固然是艰辛，而最近三年来与联合国共同作战的期间，我们的负担也是十分沉重。”（注：《中央日报》1944年10月11日。）至此，史迪威事件达到白热化。
此时正是美国大选投票前夜，罗斯福为避免麻烦争取连任，迅速撤换史迪威，此一事件以蒋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军权问题解决之后，蒋再回过头来解决中共问题，经过史迪威事件一番波折，国共谈判出现新的动向。
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于9月初使华，随后提出介入国共谈判的要求，未能获准，如前所述，蒋不愿美国插手中共问题，以避免中共问题国际化。自中共提出联合政府要求后，国共谈判已告停顿，形成对峙状态，为打开此僵局，于是，赫尔利走进了蒋的视线。10月13日，王世杰与蒋磋商：“宜否由赫利将军出面调解政府与中共间之纠纷。蒋先生倾向于请其出任调解。”为此，王世杰提出几点意见：“赫氏暂不赴延安（予与文伯亦暂不去延安）”，“赫氏可约在渝之林祖涵、董必武一谈”（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3日。）。蒋对此表示同意。
接下来，10月16日，邵力子出面宴请林、董、王、张以及胡霖等几位参政员，意在缓和双方代表情绪。17日，赫尔利第一次约见林、董，当日林、董致电延安：赫尔利说，他约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
综上所述，一个月来，中国政局的变化诡秘莫测，令人眼花缭乱。然所有这一切，尽在远居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的掌握中。10月19日，毛对林、董来电作出批示：“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对罗、丘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议……即其表现。”（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1、552页。）
毛这个批示既是对纷繁现象所作的一个梳理，也是对史迪威事件政治背景的说明。9月下半月至10月上旬，正是中共的政权要求与美国的军权要求对蒋形成双重压力之际，这两件事的产生过程本身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在提出过程中却构成了事实上的合力。正因为如此，蒋这才将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一并应对，对罗、丘的“硬抗”，与对中共的“硬性”相联系，此即军权与政权两个问题互为关系的反应，亦即史迪威事件的政治背景。
对美国的软，表现于蒋最终同意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对中共的软，表现于安排邵力子出面缓和情绪。同样，对一方软“随着”对另一方软，这仍然是两者互为关系的表现。那么，蒋为什么拒绝史迪威军权要求之后，又接受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的政治要求？为什么“硬抗”之后忽又“软下来”？因为，蒋的政治危机并未因史迪威的罢免而彻底消除。
赫尔利介入下的三方谈判
10月18日，赫尔利第二次约见林、董，通告其拟定的斡旋程序的安排：首先约林、童与王、张会晤，得出初步结论后他再与蒋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与毛谈。
10月19日，赫尔利就此程序与王世杰磋商，王记载：“赫利将军约余与文伯在彼之寓宅与林、董晤谈。予谓此甚不便，亦无益。”赫尔利说：“林、董表示愿求得统一，并谓中共愿拥护蒋委员长”。王不屑一顾地说：“此种表示为彼等一贯之词。”见其斡旋安排的第一步便迈不开，赫尔利打出一张牌，他说：“美军不久即将在中国海岸登陆，如届时中国仍然分裂，中共在美军登陆地区之军队不受中央政府指挥，则美军将如何应付？”不动声色的几句话，将抗战末期中国政治最为微妙的那层纸捅破。
美军登陆与苏军参战两个问题，既是赫尔利急于插手国共谈判的原因，也是蒋屡屡宣称“单独抗战”、屡作“硬抗”状之后又“软下来”的根本原因，因为美、苏两军如与中共联合，蒋便无法“单独”控制局面了。
接下来的谈话阻塞顿开，王说：“予与文伯暂不与林、董在赫氏寓宅晤见，但予将拟一解决中共问题方案，请其考虑后以彼之名义提出。”对此方案赫尔利明确要求道：“承认中共为政党及承认实行民主政治两点，似不能不列入”。当晚，王见蒋，“蒋先生谓不妨即时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任其公开。”（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9日。）蒋、王“软下来”。
由国民党拟定方案，而又以赫尔利的名义提出于中共，意在借助美方对中共施压。同时，国共谈判的方式，自此由两方变为三方。
10月21日，王世杰午前与赫尔利晤谈，出示与张治中所拟之解决方案，“彼甚赞成”（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21日。）。23日，赫尔利第三次约见林、董。翌日，林、董报告延安：赫尔利说，蒋介石21日交给他一个方案，被他拒绝。据赫尔利说，蒋的方案意思是要消灭共产党（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2页。）。一切都清楚了，赫尔利在王世杰面前称“甚赞成”，在林、董面前又称予以“拒绝”，翻云覆雨，两面邀宠，赫尔利迅速奠定了他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掮客的地位。
如前所述，蒋、王同意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有一个条件，即“赫氏暂不赴延安”。然而赫尔利为使其斡旋快速展开，则必须尽早赴延，于是，出现了下面一幕。
11月3日，赫尔利与王、张磋商中共问题。赫尔利称美国不少人反对他的调解，但他仍“决意尝试，并拟于日内赴延安与毛泽东面谈”，结果，王、张“当即赞同其前往”。王世杰一向行事谨慎，赫尔利赴延如此重大的问题竟然不经请示蒋而自行批准，看来他遇到一个难以拒绝的特殊要求。11月4日，王“晚间与蒋先生谈赫利拟赴延安事”，王称：“彼此项计划必已先征罗总统之同意，故予日昨赞成之……蒋先生亦以为然。”（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3、4日。）王的意思是，在史迪威问题上刚刚拒绝罗斯福之后，在赫尔利问题上不能再拒绝罗斯福了。其实，赫尔利赴延已得罗斯福同意，很大程度上是王的猜测，结果却是自己吓唬自己，于是不待候准“当即赞同”。蒋、王再度“软下来”，赫尔利取得赴延批准。
接下来发生的事众所周知，赫尔利于11月7日赴延，带去一个由王、张修改的五点方案，核心是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11月10日，赫尔利偕周恩来返渝，带回一个与中共签署的五点新协议，核心是改组现政府为联合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为联合军事委员会。数日内赫尔利一口气赞同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案。新方案在国民党一方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但王世杰仍向蒋进言：“不可使赫利成为史迪威尔第二。”（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11日。）意思是刚刚赶走史迪威，不能再将赫尔利赶走了。国共双方都未料到，赫尔利介入之初，竟是一把双刃剑。
11月12日，蒋、王决定提出一个修正案，13日，王与赫尔利磋商此事，王对要点作了强调：“‘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名称必须删改。”14日，王、张拟出修正案，同意中共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但是，“对于邀共产党人员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一节，拟不明白列入协定中，但拟口头向赫利及中共作此然诺。”（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13、14日。）该案的核心是变联合政府为参加政府。
11月21日，王、张将修正案交赫尔利，王记载：“彼要求将中共‘参加军事委员会’改为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予当即同意。未几，彼忽大发牢骚……力称政府不愿求得解决，而中共则希望觅得解决。”如前所述，赫尔利曾坦言他介入国共谈判的原因，即美军登陆问题，这一回他道出另一原因：“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而中国政府则藐视此危机。”意思是要国民党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尽管赫尔利大发牢骚，但如同蒋一样，出了一通气后又软下来，结果是，“彼最终谓愿将政府修正案持示周恩来，并与周恩来作更大之奋斗。”（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1日。）赫尔利再度翻云覆雨。
赫尔利主动提出予中共军委会委员资格，其本意是为中共多少争得一些地位，反映出他对异国政治的隔膜，正因为该职毫无作用，王世杰才能“当即同意”。
该修正案共三条，第二条为：中共“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94页。）。如前所述，参加政府一事仅作口头承诺，不列入条款。毛泽东对这个修正案的批示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0页。）。党治是高于政府的，党治不动，中共在政府中只能是客人的地位，主人仍是国民党。“请客”即参加政府与联合政府的区别所在。
11月22日，在赫尔利安排下，周恩来与王世杰见面，王对国民党坚持党治这样说明：“国民党如宣告结束训政或党治，则事涉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之变更，自非经过党代表大会不能决定，即蒋先生亦无自由决定之权。”（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2日。）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这一著名的政治公式，这一回国民党再次祭出国父遗教，作为坚持党治和训政，抵制联合政府的依据。
然而问题是国父遗教可以抵挡他人之口，但却不能抵挡日军的进攻。自8月衡阳失守后，广西大门洞开，日军随后发起广西战役，11月10日，即周恩来抵渝当日，桂林失陷，两日后柳州失守。与此同时，新疆地区在苏联的支持下爆发武装起义，11月12日，起义武装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样，西南、西北均呈动摇之势。此刻，中共已在考虑一项更为强硬的方案，12月7日，周恩来返延，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以失败而告结束。
赫尔利的介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世界大国的代表第一次直接斡旋国共谈判。中共问题的国际化，标志着中共政治回旋余地的扩展。自9月15日中共提出联合政府要求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赫尔利的斡旋尽管失败，然而联合政府的议案却因其介入被提上了谈判议程。问题在于：联合政府一经提上议程，国共谈判事实上便确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基点。
民盟介入下的四方谈判
周恩来重庆谈判之际，国民党的军事形势继续恶化。日军攻占桂林后，继续向西，指向贵州，11月24日，蒋在官邸会议上怒责各级机关不振作，“张文白冷笑曰：仅如此说说恐终无效。冷嘲慨叹兼而有之，蒋先生无言”（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11月24日。）。蒋已智穷力竭。11月30日，王世杰就贵州防务询问张治中，张答：“敌来则不可守，敌不来则可守。”（注：《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30日。）国民党几乎丧失抵抗能力。12月2日，日军攻占贵州独山，重庆震动，12月3日，蒋召集军政会议，布置“渝市之紧急处置与警卫”（注：《徐永昌日记》，1944年12月3日。）。如同河南、湖南战役一样，广西战役也必然产生其政治反应。11月20日，周恩来由渝致电延安：“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解放区委员会去逼求。”（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4页。）此即“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简称“解联”，这是中共作为对联合政府的配合，酝酿的另一政权形式。其性质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8页。）一句话，“解联”就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9页。）。
11月23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刘少奇说：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快点成立好（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56页。）。25日，毛致电周：“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会事……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1页。）12月7日周返延，中共当日决定：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12月8日，毛、周一同会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希望通过包瑞德这一非正式的渠道，将“解联”一事非正式地传递出去。毛说：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毛之所言，是判断日军将继续进攻，国民党将继续丧师失地，此即中共准备成立“解联”的基本考虑。
接下来包瑞德谈了几点意见，关键有三点：其一，成立“解联”将使蒋关于中共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得到证实，意思是予蒋以口实；其二，美国舆论或许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意思是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其三，如果日军被击败你们将十分难堪，意思是国民党也有获胜的可能（注：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91-98页。）。
包瑞德提出的几个问题看来引起了中共的重视，12月9日，毛说：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4页。）。尔后，刘少奇也表示：与美国交涉来往还要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不必搞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注：《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57页。）。于是决定“解联”暂缓成立。
为改变长期被动局面，蒋展开了一轮政治反攻。国民党原拟战后召开国大，1945年1月1日，蒋发表元旦公告，表示可不待战争结束即开国大，以提前行宪的名义来缓解政治压力。同时，蒋还有另一手安排，1月4日，蒋指示王世杰：“可于行政院成立一个‘战时行政会议’，即一种战时内阁，由七人至九人组成。中共及其他党外分子可参加此会议。”嘱王起草条例。显然，由于中共和其他党派可以参加，这个战时内阁在形式上也具有一种“联合政府”色彩，王当即领会到，“此一计划意在容纳中共所谓‘联合政府’之要求，而谋中共问题之解决。”（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4日。）但党治未取消，战时内阁仍然是请客式的“参加政府”性质。1月5日，王世杰迅速拟定条例，当晚，王与赫尔利商定：“由赫氏电复毛泽东，并建议请子文及予与张文伯赴延安一行。”（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5日。）由赫尔利率领宋、王、张带着战时内阁的方案赴延，是要将球踢给延安。
1月11日，毛复函赫尔利，婉拒其赴延安要求，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2页。）将国、共、美三方秘密会谈，变为有民盟参加的、公开的国是会议，不仅把球踢回重庆，蒋的政治设计与精心安排亦被打乱，王世杰称：“此一变化又为出政府预料之外。”（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1日。）毛再次胜蒋一筹。
最后，战时内阁定名为“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1月15日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其条例。战时内阁既然是在形式上模仿联合政府，因此与中共一样，国民党首先想到的也是与民盟接洽，如无民盟参加，这个机构便毫无意义。因此，条例通过后，王世杰当即提议：“暂缓对外发表，俾便先向各党派作一度接洽。”对此，“蒋先生亦赞同。”当日，王世杰“与左舜生谈战时政务委员会事”，然而“左与中共似有相当默契，颇不赞同单独参加”，王只得“严词促其采取独立的立场”（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5日。）。鱼不上钩。
如前所述，联合政府提出之后，国民党立即展开对民盟的分化，首选目标即青年党。1944年11月，蒋曾召集特种会议，决定：“对共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对各党派均可合作，对青年党更可首先表示，本党即可通饬各级党部不必与青年党冲突”（注：唐纵日记，1944年11月10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70页。）。然而国民党拿不出较之联合政府更具吸引力的口号，因此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其分化活动成效不大。
1月15日，即王世杰与左舜生谈话当日，民盟发表时局宣言，重申：“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这个宣言的起草者，正是先为蒋私下召见许以扶持，后又为王世杰严词敦促的左舜生（注：黄炎培日记，1945年1月13日。）。战时内阁条例通过当日即遭遇民盟此一宣言，国民党诞下一具死婴。
赫尔利上年11月自延安返渝后，迅速向国民党靠拢，中共提出民盟加入谈判，意在改变二比一的态势。1月19日，黄炎培、左舜生约见王世杰，“黄及左舜生均表示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对此，王世杰判断：“实则中共与左、黄等近甚接近，中共方面渐欲脱离赫利之压迫，故促左等如此表示。”（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9日。）
民盟的介入，是继赫尔利之后，国共谈判方式的又一重大变动，这种两方对阵、四方参加的方式，本身就是政治的多元化，是对一党训政制的动摇。
1月24日，周恩来抵渝，在当晚的会谈中，周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战时内阁，要求首先召集各党派会议，宣告废除党治，然后成立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民盟的赞同。这样，四方形成二比二的局面，赫尔利不再具有左右局势的地位。目睹此一局面的形成，王世杰、邵力子于1月27日约见黄炎培和李璜，王、邵“均责民主同盟不应随时附和中共”。王世杰认为：“民主同盟之分子，大都为机会主义者，故予今日垣然指摘之。”（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7日。）
此时，国民党内部也呈现分化迹象，1月28日，孙科宴请周恩来，黄炎培、章伯钧以及王世杰、邵力子等作陪。周重申中共关于党派会议、联合政府的主张，席间，“孙哲生痛斥国民党过去之错误，谓其反共而走入华西斯途径，力言国共必须合作……最后并赞成周恩来所提议之‘国是会议’”。面对孙科突如其来一番话，王世杰不无调侃地说：“孙哲生先生在党内党外如此指斥本党，足见国民党党内空气之自由”（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9日。）。
正当国共形成新一轮对峙之际，国民党的立场突然反常地松动。1月30日，王世杰、张治中向周恩来表示：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注：《周恩来年谱》，第599页。）。2月2日，王、周会谈，“对于召集若干国民党以外人员及无党无派人员，开会协商一事，彼此已大体同意。”（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2日。）当日，周报告延安：蒋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注：《周恩来年谱》，第600页。）。
2月3日，王世杰迅速拟出一个新方案，将会议名称由党派会议改称政治咨询会议，理由是便于无党派人士参加，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中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各派一人至三四人不等，并约其他无党派人士数人参加，商议结束训政，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之方案”。当日，王将该案交周，尔后，王“偕张文伯面陈蒋先生，蒋先生以为可行。”（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3日。）国民党同意将会议主题定为“商议结束训政”，这样，国共立场已大体接近。
此时，一号作战已结束，攻占独山是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最后一击，但很快便撤出，重庆局面已趋稳定。然而在这样的局面下国民党的立场却突然大角度转变，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此刻全世界的目光聚集雅尔塔，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会议即将于2月4日召开。2月3日毛致电周，判断：“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这个判断非常准确，雅尔塔会议一项重要议程，正是决定苏军入华参战，美、蒋所以急于妥协，正是要在苏军入华之前解决中共问题，以防中共与苏军联合。5日，毛指示周：“对王世杰提案不完全拒绝……请于三四天内探明各方真意后回延”（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7页。）。16日周返延。
3月1日，蒋宣布当年11月召开国大，15日，中共发出内部通知，拟于七大时建议，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这样，在国民大会与解放区大会的对立中，此次国共谈判宣告终止。
结束语
国共此次谈判从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历时近10个月。谈判的中心由最初的6军18师发展到最后的联合政府，中国政治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跳跃式发展。毛泽东充分展现出历史进程中领袖的作用。
此次谈判的背景构成主要是四个：日军的进攻，美国的干预，预测中的苏军参战，民盟的背向。其中，日军的进攻时间长、范围广，美国的干预因其实用主义而不乏弹性，苏军参战问题则是一种特殊的隐性背景，时隐时现。联合政府的谈判游移不定，正是背景的表现不确定的反应。
此次谈判是整个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抗战之初，在抗日的前提下，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联合政府的提出，原有的合作基础与方式发生动摇。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6页。）。把民主作为抗日的合作基础，也就是在抗日这个原有前提的前面，中共再加上一个前提。前提的前提，其实质就是根本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争取一个有利的抗战结果。
联合政府的性质，是对一党训政的政治否定。毛泽东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3、576页。）。
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政治主题的转换。还在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提出：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7页。）。联合政府的口号其意义便在于：它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贯通起来，从而将战时与战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主题，紧密地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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