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上市公司绩效与结构调整研究

重庆市上市公司绩效与结构调整研究

王焱[1]2003年在《重庆市上市公司绩效与结构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市公司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论文运用定量及定性分析法,对重庆市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对他们如何在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除了前言及综述外,全文共包括五章。 第一章分析了上市公司的市场行为,界定上市公司绩效的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说明。 第二章分析了上市公司绩效分析的要素,并建立上市公司绩效分析的模式。 第叁章是全文的难点。本章综合运用前两章的理论对重庆市一些主要上市公司的绩效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 第四章在第叁章的基础上对造成重庆市上市公司绩效现状的原因作了分析,并指出“入世”对他们的影响。 第五章是全文的重点。在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趋势以及上市公司进行产业转移的路径和方向的基础上,该章对重庆市上市公司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提高自身的绩效和优化其产业结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郭粤[2]2014年在《重庆市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重庆市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定位就是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中上游的经济金融中心,从而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支撑作用,对外开发以及辐射带动功能。其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也符合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导向,不少上市公司已经成为重庆市乃至全国性的行业龙头企业。本文是对重庆市上市公司重组活动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考察重庆市上市公司在进行了重组活动之后是否带来了明显的经营协同效应和公司基本面的改善。并在实证结果基础上分析原因提出相关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包括:(1)重组相关理论以及文献的回顾、评述与借鉴:(2)描述重庆市上市公司重组情况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3)用数据包络模型和事件分析法对重庆市上市公司重组绩效分别进行分析;(4)重庆市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一、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重组活动总体有利于重庆市上市公司中长期绩效改善重庆市上市公司的重组活动总体上是成功的,尤其是那些作为目标公司存在的新兴行业、高科技行业的上市公司,重组活动对重庆市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中长期是能够起到改善效果的。(2)重庆市处于不同重组地位的上市公司短期重组绩效存在很大差别事件分析法建立绩效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重庆市上市公司作为收购公司重组并不能产生稳定的超额收益来引起股东财富显着增加,资本市场对收购公司重组活动的反应不强烈;而其作为目标公司重组并能产生明显的绩效来引起股东财富显着增加,资本市场对收购公司重组活动的反应比较强烈。(3)重组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行业特征都会影响重组绩效重庆市上市公司作为收购公司存在的,短期不能提高股东财富。这是因为大部分收购公司都是传统行业之中的机械、设备、制造类公司和医药和生物制药公司。而重庆市上市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存在的,短期能显着提高股东财富。这些因为大多数目标公司都处在“高精尖”行业。(4)重组方式也会影响的重庆市上市公司的重组绩效收购公司大多采用“股权转让”和“收购兼并”,并且在少数的收购外地企业的过程中会由于行政划分以及各自为政的体制,这些都会使得重组成本上升而影响其绩效。目标公司大部分都是以“资产剥离”和“资产置换”进行重组,这让上市公司原有的与主营业务发展关联不大的资产、非经营性的闲置资产或者盈利性差的资产剥离出去,从而实现上市公司资产结构调整,提高公司的资产效率。二、政策建议如下:(1)政府应出台积极政策鼓励公司进行重组活动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了重组活动可以使得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在中长期内增长。各级政府都应着重健全完善与上市公司重组活动相关的各项法律制度,为上市公司重组活动提供优良的环境支持。(2)努力减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在上市公司重组活动中的不必要干预政府在上市公司的重组过程中,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角色,避免过多不必要的介入,而应当着重推动资本市场建设以及规范上市公司的重组行为,推动上市公司重组活动按照市场化原则去实现重组价值最大化,以促进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还应重点加强对上市公司重组活动的宏观调控。(3)打破地域及行业限制,大力推进跨地区、跨行业重组今后在重组活动中要努力打破行业的地方性保护主义,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大力地推进跨地域、跨行业的重组。尤其是针对优质资产稀缺的地方和行业的公司,如果地方政府和该行业内不存在可注入的优质资产,那么就应该积极地推动跨地域和跨行业重组活动的进行。(4)强化分类指导,实施差异化并购重组策略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针对目前重庆辖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与重庆国有资产总体规模不匹配的情况,相关部门可通过综合利用壳资源,实施分类策略,加大并购重组,全面提升辖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质量。(5)强化信息披露,严防并购重组中发生内幕交易由于并购重组涉及环节多,容易引起股价异动,在推进并购重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科学决策,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采取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制定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违法活动。

王玉平[3]2004年在《重庆上市公司重组研究》文中提出近几年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重组更是作为证券市场的热点问题,不仅受到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的关注,也受到众多证券研究机构和高校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 重庆市是我国较早发行股票和积极推进业绩优秀的公司上市的省市之一。然而十几年过去了,重庆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却令人堪忧。本文对重庆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其经营业绩现状和重组情况进行研究,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重庆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带动重庆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本文的选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本文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章简述选题背景、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阐明有关上市公司重组的几个相关概念,并简要对比中外上市公司重组的历史和理论的不同之处;第叁章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结合国内外有关上市公司重组的相关理论,选取适当的财务指标,采用对比分析法分析重庆上市公司的现状,建立财务风险模型衡量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状况,并从重庆上市公司的历史遗留问题、产业结构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分析重庆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欠佳的原因;第四章采用财务综合评分法,并利用统计分析工具对重庆上市公司的重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重组方式、重组动机、重组规模、政府引导作用等诸多因素对重组绩效欠佳的影响;第五章提出了以重组为契机发展重庆经济的相应建议,旨在维护和保持重庆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并促进重庆地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宫晓川[4]2002年在《重庆和四川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及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指出进入新世纪,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商战,适应不断加快的发展节奏,资产重组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地运用。我国资产重组的历史虽然比较短暂,但近几年在上市公司中已出现了大规模的资产重组热潮,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重庆和四川是我国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市公司在地方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其资产重组的效果如何,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对两地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情况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回顾了资产重组的起源和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对重庆和四川上市公司的现状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资产重组是否改善企业绩效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同时,还将资产重组与产业结构调整联系起来进行了研究。最后,对资产重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改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措施和建议。 本文将资产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研究,并提出了资产重组应围绕企业战略目标、着重培育核心竞争力的观点,同时还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和建议,这是论文的创新之处。相信本文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郑艳[5]2005年在《重庆市上市公司重组绩效测评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石,其规范运作和质量是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对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评价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而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作为证券市场的热点问题,一直受到管理层和投资者的关注。对重庆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其经营业绩和资产重组情况进行研究,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重庆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当今国内外所流行的企业重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对上市公司重组的绩效经营业绩进行评价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对重庆上市公司重组前后几年的指标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重组对公司综合绩效的影响特征,并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得出了重组对绩效所产生作用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对国内外上市公司重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上市公司重组绩效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相应模型,该模型通过对重庆上市公司重组的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将相应类指标数据构造矩阵,并通过求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合理地得出各指标所占比重,最后得出各类指标得分值,并分析重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特征,对重庆上市公司重组的总体绩效状况进行了分类和综合评价。

幸素园[6]2012年在《基于产业化视角的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以农业上市公司为首的农业企业,以其先进的生产力和优良的组织管理能力,带动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建设和完善农业产业链,才能不断推动农业走上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资本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换言之,作为龙头企业的农业上市公司背负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希望。但是长期以来,农业上市公司的“背农”现象一直存在,尤其近年来,进行非农领域投资的农业上市公司数量更是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非农扩张现象日益严重,部分农业上市公司淡出甚至完全退出了农业领域的生产和经营,这显然和国家扶持农业上市公司以带动我国农业的产业化发展的初衷是相背离的。因此本文以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背农投资”现象为切入点研究了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中的投向变更问题,对其现象、后果和引致动因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一、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1)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向进行归纳总结,并讨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收入构成和利润结构,指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偏离主业进行经营即“背农投资”的现象是否存在普遍性;(2)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进行实证研究,计算不同研究样本分组的效率值,并确定农业上市公司变更资金投向及程度对公司效率是否存在影响,同时将募集资金的隐性变更纳入实证研究的范畴,讨论资金闲置对公司效率的影响;(3)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对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引致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将农业上市公司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外部因素以及公司规模、股本结构等内生变量同时纳入决策影响体系进行讨论。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考虑公司治理结构对资金投向选择的影响,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行为金融学的短视损失厌恶概念引入决策层的决策行为中,从理论上探讨在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管理层的有限理性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背农投资决策行为是否存在显着影响;(4)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在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的后果和引致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现象的治理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结合农业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向对实现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的意义以及农业上市公司产业组织形式的内生矛盾,为农业上市公司的战略选择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并就构建农业纵向产业链、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模式和实现路径进行讨论。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1)从理论分析上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内在机理可以发现,由于农业投资项目往往涉及基础设施的额外投入而导致金额巨大的投资,并面临着投资回收期长,利润率较低等风险,农业上市公司这一产业组织形式在生成之初就面临尴尬的两难选择,既希望享有国家的优惠政策实现上市融资,又希望规避农业行业本身的弱质性和特殊风险,因此,资本逐利性和农业弱质性以及农业上市公司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间的冲突是导致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选择背农投资的根源。(2)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背农投资现象非常普遍,资金投向主要用于非农产业,同时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公司将筹集到的农业项目资金闲置不用。不同的公司资金投向变更的程度和比例都有所不同,但从资金投向的行业特征来看,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往往流入到其他具备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如房地产、生物制药等行业。同时,农业上市公司的隐性变更即资金闲置行为也带有群发性特征,存在闲置行为的公司数量占到全部公司数量的一半以上。(3)在经过数据包络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明显受到资金投向的影响。根据数据包络分析的结果,是否直接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或者在经营过程中将资金运用于非农的主营业务均显着影响到农业上市公司的效率值,有助于其短期效率的提高;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将公司效率解构为公司价值、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业上市公司选择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会提高当年的公司价值和盈利能力,但变更程度和这两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而从长远来看,是否变更资金投向对公司的成长能力并无显着影响,但一旦选择了变更,则变更程度越高,公司的成长能力下降就越为显着,这说明代表核心竞争力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反而会受到影响,并可能会降低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此外当农业上市公司将募集资金部分或者全部用于闲置时,对当期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等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公司寻求到更好的投资机会,则管理层会基于短期效率的考虑,选择将闲置资金用于非农产业,即偏离招股说明书载明用途进行非农投资以提高短期的公司价值和盈利能力。(4)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别在新古典财务理论和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下分析了对公司是否变更资金投向造成影响的动因,结论是:第一,资产规模与是否变更资金投向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是在两个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得出的同一结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同其他行业相比,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这也是其更易产生变更资金投向的投资决策,致使经营偏离主业的原因之一;第二,新古典财务理论的研究框架下,反映公司价值的指标和是否变更资金投向没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但风险却成为具备统计相关性的投资决策影响因素且系数为正,这代表由于农业面临更高的风险,发生募资变更的概率也就越高;第叁,反映治理结构的第一大股东、管理层和监事会持股比例等与资金投向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该结论表示代理人持股比例越高,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而大股东、管理层和监事会则可能合谋,基于短期回报的考虑罔顾公司未来成长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可能遭受的损害,选择变更募集资金的投向。在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进一步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即决策者往往存在短视损失厌恶的心理可以更好地解释农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资金投向选择行为。第四,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持股比例与是否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越不容易产生募集资金投向的变更行为。可能的原因是独立董事的存在,其非利益相关性使得独立董事可以作为独立的第叁方依据公司价值最大化和长远发展的需求进行合理的投资方向选择,而不会赞成频繁的变更资金投向、盲目进行非农产业的拓展行为。因此,适当增加独立董事的持股比例,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遏制决策层的短视心理和相应产生的投资决策非理性,从而规避农业上市公司频频变更资金投向的行为。(5)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对农业上市公司在横向多元化和纵向一体化之间的最优战略进行了分析,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的较优选择是选择纵向一体化战略而非盲目地横向扩张,因此投资构建纵向的农业产业链将是农业上市公司的较优选择。叁、政策建议(1)对于农业上市公司背农投资现象的治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的规范,从具体的政策改进上,建议在政府对农业产业进行政策扶持之时,如将财政补贴用于农业上市公司对上游产业链的投资,可以缓解投资的资金压力,也可以通过政策导向促进农业上市公司采取纵向一体化战略。(2)考虑到农业生产对象的特性和农业项目的建设周期特征,可以考虑在传统的财务分析和绩效评价体系中采用新的方法作为决策参考,用项目投资期为一个会计期间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绩效做出评价而非仅仅是一个会计年度的评价标准,或者将投资回收期和农业产品的生长周期结合起来,对收益和成本进行平滑,避免出现在农业项目投资的前期成本高而收益低从而导致投资项目亏损的情况,并规避由此为农业上市公司的短期绩效以及管理者的评价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可以从制度设计方面治理管理层的短视损失厌恶心理和由此引致的决策非理性。(3)在制度创新方面,由于农业上市公司进行产业链内投资除了受到前面所述动因的影响,还会存在资金瓶颈的约束,因此可以考虑采用一种“公司+公司”的产业链投资模式作为过渡,根据重庆的试点效果和经验,本文提出了由农业上市公司控股,组建农民参股的上游生产链主体——农民公司这一过渡模式。通过“公司+公司”模式,可以将资本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和农民的自由资本以及政府的金融支持有效结合起来,由政府和政策性银行分担农业产业化的部分社会责任,也对缓解农业上市公司的内生矛盾有所裨益。四、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体系的完善:从产业组织形式自身的缺陷阐释背农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而从现象入手全面研究了背农的后果和资金投向变更的影响因素,继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建议。(2)研究视角的创新:将行为金融理论中经理人的有限理性和短视损失厌恶引入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影响的分析中,更为深刻地揭示投资决策中决策者心理因素的作用,属于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的创新。(3)治理对策中提出的制度创新:首先在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绩效,治理其背农投资行为的对策建议上,将农业产业链的市场特征引入模型,并提出了“公司+公司”的产业组织形式;其次,在农业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增加以农业项目的投资周期或者农产品的生长周期作为判断公司和经理人绩效的会计期间的财务报告体系,以治理决策者的短视和与之对应的变更资金投向行为。五、本文的不足和后续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在分析了微观因素对农业上市公司资金投向的影响之后,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好的情况下,农业上市公司可能面临较为突出的农业行业风险而易于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反之,如果系统风险也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农业行业特有的风险会从一定程度上得到掩盖,农业上市公司反而不容易变更募集资金的投向。但是,由于观测的样本数量有限,该结论从理论上分析成立,并未通过统计学意义的检验。有待于后续研究进一步对此结论加以论证。第二,从背农投资现象治理的角度来看,在治理农业上市公司投资怪象的具体策略上未考虑融资监管制度的设计。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募集资金投资环节出现的问题不单是农业上市公司的个体选择,也应当与融资制度、监管制度有密切的联系。而制度设计是融合现代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视角之一,本文在此方面并未做充分的考虑。因此,本文拟进行的后续研究拟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农业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是否存在IPO、增发和配股的不同资金筹集环节上的显着差异;其次,在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研究中,投资于不同的非农领域是否对绩效产生影响,其变更的具体行业特征是否与变更行为和变更度有显着的相关关系;第叁,行为金融理论对农业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还有待于通过设计和完成行为金融实验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加入政府角色进行创新的管理和运作制度设计,规范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筹集资金使用,使研究在理论研究上更为完整,且具备更强的政策导向性。

汤伟[7]2014年在《债务融资对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城市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少不了政府的参与。政府具有公共职能,承担着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任务,一般来说,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跨区域、跨省市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地方政府则负责本地区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但在当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往往不相匹配,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够本地发展所需,而地方政府又不允许直接融资,于是在特定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就产生了。所谓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通过注入土地等政府资产组建的不同类型的公司,包括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等,使其达到融资标准,在融入资金后重点投向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这些公司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的能力,也起到了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引导产业发展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它也带来了债务风险问题的关注。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表明,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有10.89万亿元。虽然规模比预期要低,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仍然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无疑成为了国家治理和规范的重点。既然债务融资规模扩大使人们广为关注,我们又了解到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是有影响的,那么债务融资这种融资方式是否又能给这些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公司绩效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呢?这就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意在通过选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下的政府控股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来研究这一问题,以此探讨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通过负债融资是否会带来公司绩效的变好,如果其负债融资确实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较好的影响,那么这些公司选择多大的负债规模、选择什么期限和什么来源的债务融资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以及如何推动这些公司进行改革以使其通过负债能取得经营效果,平衡投入和产出,防止债务风险。本文选择了两个具有经营收入的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比较分析,来研究债务融资对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对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等进行了说明,也有较详细的研究内容介绍和较明晰的框架结构图;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总结了已有的研究,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设立投融资平台,已有哪些方面的研究,了解以前的学者在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上有哪些研究成果,是否确实存在影响,为下文奠定研究基础;第叁部分是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融资的情况,包括如何定义平台公司、有哪些类型的平台公司、产生的原因、重点的债务情况等,为下文案例的选择做一些说明;第四部分是理论分析,主要是为后文研究做铺垫,为案例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提供理论支持;第五部分是重点的案例分析,通过两个案例公司的比较和分析,得出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有哪些方面的影响,不同的债务规模、债务期限和债务来源影响是否会不同;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主要是通过研究过程得出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可供其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参考的建议,完成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主要的创新点:一是从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角度去考察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选题的视角比较新颖;二是采用了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方法上也做了新的尝试;叁是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研究上,不再局限于风险防控等内容,而是关注了其债务融资对平台公司绩效的影响,能够为研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融资效应提供新的资料;四是在对策建议上提出了社会资本对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的重要作用,可能对其他平台公司有所启发。由于本文写作角度较新,基本没有可供参考的论文写作思路,难免在论文写作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存在不合理之处,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王婷[8]2014年在《政府干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文中研究指明一直以来,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充足而稳定的资金来源,因而融资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资本结构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热点。然而,我国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常常会遇到融资困境。基于此,中央、地方政府等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和融资担保,这也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学者对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研究的增加,资本结构存在动态调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探讨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宏观因素等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很少有学者从政府干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理论、静态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动态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与此同时,选择155家2005-2012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最优资本结构模型、政府干预与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程度模型、政府干预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模型,采用SPSS17.0对模型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来探讨政府干预与民营上市公司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程度、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关系,并进一步通过替换资本结构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与民营上市公司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程度显着负相关;政府干预与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政府干预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政府干预越强,民营上市公司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程度越小、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即政府干预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是积极的。最后,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从公司角度和政府角度提出相关的建议,旨在促进公司的资本结构优化调整。

黄辉[9]2009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与调整路径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动态资本结构理论认为,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选择成为一个动态过程,信息不对称等市场缺陷因素的存在使得企业的实际资本结构偏离其目标资本结构,因此企业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地调整其资本结构以达到最优状态。那么,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是不是也在进行着动态调整?其调整速度是多少?调整速度由哪些因素决定?调整路径又有哪些?为什么选择这些调整路径?采用怎样的调整路径组合才能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和企业价值?这些问题都有待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拟对此进行一定的探索。利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1997~200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资本结构部分调整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1)对市场资产负债率而言,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公司成长性、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对账面资产负债率而言,公司成长性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负相关但不显着;公司声誉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没有显着影响。(2)以投资机会和偿债能力把样本区分为财务约束公司与非财务约束公司,则非财务约束公司调整其资本结构要明显快于财务约束公司。(3)以GDP增长率把样本区分为较好、较差和一般的宏观经济环境,则在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公司有着较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在较好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其账面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为0.679,公司大约需要220天的时间可弥补当前负债率与目标负债率差距的一半。利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及调整效率。基于企业资产负债表把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路径分为商业信用、短期负债、长期负债、发行股票和内部留存等五种,实证结果显示:(1)资产的有形性与长期负债调整路径显着正相关;盈利性与内部留存调整路径显着正相关;政府干预与长期借款调整路径显着正相关;企业声誉与商业信用调整路径显着正相关;企业成长性与内部留存调整路径显着负相关;高成长性且无财务约束的企业偏好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的调整路径;国有控股且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倾向于股票发行的调整路径。(2)尽管这些因素对资本结构调整路径选择有一定的偏向性,但这种偏向并不一定能提高企业融资效率。这是因为同一调整路径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设计调整路径组合,从而优化资本结构和提高企业价值。本文还从发展历程、变化趋势、行业特性、地区差异等方面系统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比较分析了中西方国家资本结构的异同,并结合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调整路径的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结构治理措施和优化对策。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企业建立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机制,其中的一些实证结果,可为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政策制定和公司治理结构设计提供建议,也可为政府等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规章提供参考。本文的改进与创新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双向的资本结构调整模型框架。在目标资本结构决定模型中,纳入了公司治理因素和制度导向因素;在资本结构调整模型中,调整速度变量具有随着时间和公司特征变化的动态属性;引入融资约束和宏观经济环境,考虑了它们对资本结构决定及调整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2)解决了部分调整模型估计的内生性和序列相关等问题。把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内化”在资本结构调整模型中,直接“一步”得出研究结论:采用了一阶差分后的GMM估计方法,有效避免了模型估计的共线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3)分析了资本结构调整路径选择(组合)的效率。在定性描述企业融资效率的基础上,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两方面度量了企业融资效率,并应用于资本结构调整路径(组合)的效率分析。

彭莹[10]2007年在《国有控股投资公司的经营项目结构调整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控股投资公司是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适应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体制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既要作为法人实体通过市场化机制进行独立经营,又要作为政府投资代表履行部分政府职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发展能否实现可持续性面临着一大挑战。重庆市CT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以经济手段追求社会效益的国有控股投资公司,经过“十五”初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成就,公司资产规模迅速扩大,资产结构渐趋合理,投融资能力逐步增强。但是,在公司的经营项目结构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直接威胁着CT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企业经营有关理论、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把CT公司作为个案研究。首先,从CT公司经营的外部环境入手,对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产业环境进行现状阐述;其次,将CT公司的经营项目分为非经营性项目、准经营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并进行结构分析;再次,综合借鉴前人对公司经营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并结合CT公司实际进行指标分析。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发现CT公司经营项目结构中存在的叁大类项目比例问题、选择问题和整合问题,既而追踪溯源挖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CT公司只有通过叁大类项目良性转换、合理选择经营项目种类、进一步拓宽经营项目融资渠道、整合公司经营项目、促进公司向产业集团格局的演变、实施品牌战略、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结论和对策建议对其他相关类国有控股投资公司也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重庆市上市公司绩效与结构调整研究[D]. 王焱. 重庆师范大学. 2003

[2]. 重庆市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D]. 郭粤. 西南大学. 2014

[3]. 重庆上市公司重组研究[D]. 王玉平. 天津工业大学. 2004

[4]. 重庆和四川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及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宫晓川. 重庆大学. 2002

[5]. 重庆市上市公司重组绩效测评的实证研究[D]. 郑艳. 西南师范大学. 2005

[6]. 基于产业化视角的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问题研究[D]. 幸素园. 西南大学. 2012

[7]. 债务融资对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D]. 汤伟.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8]. 政府干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D]. 王婷.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9].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与调整路径的实证研究[D]. 黄辉.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10]. 国有控股投资公司的经营项目结构调整及优化研究[D]. 彭莹. 重庆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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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上市公司绩效与结构调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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