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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在我国严格地说没有女子教育。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来临，资产阶级维新派渐渐地注意到女子教育问题。此后，关于女子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大，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思潮。它的发展演变，在中国近代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认识。
一、贤母良妻主义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兴办教育（特别是兴办女子教育）的要求非常强烈。梁启超在他的《变法通议》中专门写下了《论女学》一章。关于兴女学的目的，他在《倡设女学堂启》里开宗明义写道：“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 就是辅助丈夫，教育孩子，家庭和睦，传宗接代，培养好下一代，以女学造就“相夫教子”的人材，也就是使女子做个贤母良妻。贤母良妻的教育宗旨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了。当时的《女学报》、《时务报》、《湘报》等都纷纷对贤母良妻主义发表文章，阐述了这一问题。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强国保种。
强国。一个国家要国强民富，必须人人都有职业，中国二万万女子，没有一人能自己养活自己，而全靠别人养活。男子终年像犬马、奴隶一样辛勤劳动，自己都不能养活，那能再养活妻子儿女？这样民何以富？民富国才强，要实现民富，必须“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一人养数人”〔2〕。再者，西方所以强大，是由于商务之盛；商务之盛， 由于工艺之精；工艺主要是由女子操作——中国妇女坐食无能，不能广辟利源为国家创造财富，国家怎能富强？妇女要具备自养的能力，“非经学问不能达也”。“学也者，业之母也”〔3〕。通过教育， 培养女子自养的能力，使她们自谋生活，国家就转贫为富，转弱为强。
女子还可以间接地使国家富强。古语曰：“恶妇破家”。由于妇女不读书，不识字，整日居家无事，于是姑嫜姒娣之间，为琐碎小事争强弱，以致终日不安，家庭不和；从而使男子精力分散，不能一心投入到治理国家中去。中国之大，人数万万，都想寻求良好和睦的家庭。如果女子受了教育，她们就懂道理，就心胸开阔，目光远大，知“有万古，有五洲”，知“万国所以强弱之理”，知“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4〕。所以“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家道有成”〔5〕，治国平天下就不难了。
保种。要保种，首先人种必须“优”，那就要从胎儿开始。维新志士从进化论的观点论述子女受母亲遗传的重要。严复说：“母健然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6〕。孩子出生以后， 母亲担负着教育子女的神圣使命，日用饮食，歌唱嬉戏，母亲可以随机指点，因势利导，所以蒙养教育主要是母亲。如果母亲有文化，再加上教育方法适宜，那么孩子在10岁时一切学问之浅理，立志安身之道，基本上已有所知，为国家造就人才打下基础。反之，母亲没有文化，“黠如鼠，蠢如豕，悍如虎，愚钝如木石麋鹿”〔7〕，所生子女禀其胎气，习惯自然， 虽其父义方有训，但终以母亲过分溺爱而流于不才。所以“欲强国，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8〕。女子教育为保种的本源。
戊戌时期开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的宗旨就是“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法，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9〕， 就是教授普通的知识，培养女子为贤母良妻。
近代女子教育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是强国保种的根本途径之一。封建统治者对待妇女不仅戕其肢体，掩其耳目，而且还“黜其聪慧，绝其学业”，“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10〕。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使妇女受普通教育，先做“贤母”，其次才是“良妻”。
封建社会女子不能有才。认为有了才能，就不安居闺阁，就不甘心服从男子，男子就不能管束制服她了，“此实祸天下之道也”〔11〕。贤母良妻的贤与良都是要求妇女既有德行，又有才能，德才兼备，教育孩子，辅助丈夫，做个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型女性。这是对封建妇女“无才便是德”的否定。
“贤母良妻”全然不顾妇女的才能、爱好、兴趣和社会的需要，把她们紧紧束缚在家庭里，做个家庭里男人所需要的女人，“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12〕。维新派虽然也把妇女自养看成是国家富强的途径，但他们反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3〕。因此，“贤母良妻”主义又是一个不彻底的妇女解放口号。
戊戌时期，维新派把女学提到至关重要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女学的先河，提出的“贤母良妻”为社会所共识，成了戊戌时期唯一的女子教育思潮。1907年学部正式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章程，明确规定了女子教育宗旨：“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14〕，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从此，官办的女学一律把培养贤母良妻作为办学的最高目标，女学成了贤母良妻养成所。
二、女国民教育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高潮迭起。革命派不仅号召数万万人都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去，而且还认为，女子也是国民一分子，天下兴亡，匹妇也有责。以前，虽有多数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多数女国民之精神，则有民等于无民；要真正做个女国民，担负起对国家尽义务的责任，靠“贤母良妻”的教育是不行的。
妇女要对国家尽义务，首先要取得自身的解放，获得男女平等的教育。贤母良妻“为他人母，为他人妻，其名曰贤母，曰良妻”〔15〕，只对男子而言，其实还是男子奴隶；与以前不同的是用学来的一点知识，更好地为男子服务，从奴隶成为高等奴隶，最终没有跳出奴隶的圈套。
贤母良妻具有普通智慧能力，相夫教子，男子授种种专门学问，而女子则授以普通学识，所以它是男尊女卑的翻版，男女仍然不能平等平权，所以“贤母良妻”和女权没有丝毫联系。
要对国家尽义务，具有女国民之精神，就要彻底废除贤母良妻的教育方针。因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贤母良妻”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其尖锐对立的女国民教育宗旨，这是一种着重于国民义务的女子教育思潮。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大张旗鼓地宣传女国民教育思想。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发刊词中反反复复地强调：“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是这四个大字，本社新女界杂志从第一期以后，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反复地解说这四个大字”〔16〕。
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女学，都确定了女国民教育宗旨。蔡元培办的爱国女校，三易章程，但都是以“铸造国民为目的”〔17〕。开设课程也是为了造就女国民。
苏苏女校号召女学生“注重兵操，练习体魄，提倡尚武精神”〔18〕。留日女学生组织共爱会也以“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19〕为宗旨。她们又编写女国民歌，“二十世纪大汉女国民，激昂慷慨赴前程，觥觥自由魂，铁血作精神……”〔20〕向社会广泛宣传。
通过女国民教育，使妇女成为“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21〕，概括起来就是造就一位“健全体格，完全人格之女国民”〔22〕。
女国民教育思想是军国民教育在女子教育上的一个方面。通过教育手段，使妇女具有国家、民族的观念，为社会尽最大的义务责任，成为真正的英雄豪杰，使贞德再现，玛利侬重生。
20世纪初，觉醒的妇女积极投入到拒俄运动，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等运动中去。辛亥革命时期又有更多的女学生从事暗杀，运送武器活动。武昌起义后，又掀起妇女参军的高潮。
女国民教育思潮把做个国民看成是女子唯一神圣的责任，却忽视了女子独立个性的发展，忽视了女子是母、是妻的本分，这种义务在做好一个国民外，也是不能推卸的。女国民教育思潮，也不能说是完美的。
女国民教育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为了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所以随着革命成功，这种教育思潮逐渐消失。辛亥革命后，女子教育又回归到“贤母良妻”，把“贤母良妻”作为女子唯一的人生目的。
三、男女平等教育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妇女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格的解放。把贤母良妻作为女子教育的终极目标不能使妇女具有独立的人格。做母、做妻是女子的本职，但唯一的“贤母良妻”不过造成“一多知识之顺婢良仆，供男子之驱策耳”〔23〕。她们终身在家里，相夫教子，抚育儿女。生活上靠着男人，充其量不过是家庭一员，不过是男子的附属品，“缺乏人格的要素”，与独立人格没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贤母良妻的教育方针，使“专制的余毒，制裁妇女的观念，更益加甚”〔24〕，妇女将永远是男性的俘虏，家庭的傀儡，社会的赘瘤。
“贤母良妻”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五四前后，女工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些在纱厂丝厂里面做工的女子，一天工作12小时，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精神一天比一天异状，贤母良妻主义“是专替阔家小姐而设的”〔25〕，是“向时代开倒车”〔26〕。
女子是国家一分子，非家族所私有，非男子私人所有。所以胡适提出“超贤母良妻主义”。“我是一个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27〕。
超贤母良妻主义要求妇女具有“自立”的观念，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一句话：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的实现就是实行男妇平等的教育。贤母良妻的教育不是平等的教育。男女都是人，女子的教育既然是贤母良妻主义，那么男子的教育应该是“良父贤夫”，为什么男子还研究高深的学问？还参与政治？要实现独立的人格，“非打破这种女子知识不能与男子平等的教育制度不可”〔28〕。
男女平等教育，就是教育人格的平等。人格就是做人的条件。人群里的一分子，共有五条标准：①崇尚实际人格，不慕虚荣；②研究真实学术，具有世界眼光；③真诚热烈之心胸；④优美高尚之感情；⑤强健活泼之体格。这五条可概括为德育、智育、体育。首在体育，去掉缠足、穿耳恶习，注意卫生，参加体育锻炼，女子身体健康，人种就强健，国家也就随之富强。次在智育，包括一切知识学问，智能健全，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整理家务的能力。最后为德育，意志的自由，本能的发展，彻底废除依赖性。男子应有的权利，女子共有之，男子应尽的义务，女子共尽之，把女子培养成具有外而就业，内而治家的双重能力。女子教育，重在培养独立完全的人格，以体育为先，智育为能，德育为本，直接造成身心健全的女性，间接增进民族的素质，实现妇女的自身解放，最终使国家富强。同时把男女平等的教育方针归结为培养女性的独立人格，表明社会对妇女问题的意识及女性自身的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男女平等教育高潮到来之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生。这是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嚆矢，是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接着，其他学校也开始男女同校，全国教育机关一概为妇女开放。
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从戊戌时期的“贤母良妻”主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国民”以至发展到五四时期“男女平等”的教育，这也就是国民之母——女国民——人的教育，经过三次大的社会变革，最终完成了对女子教育的探索。人的教育是一种比较完美的教育，这个演变过程是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完成的。
注释：
〔1〕《时务报》第45册，1897年11月15日。
〔2〕《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3〕《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4〕《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5〕《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
〔6〕《严复集》第28页。
〔7〕《经元善集》第209页。
〔8〕《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
〔9〕《女学报》第9期。
〔10〕《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11〕《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12〕林纾：《闽中新乐府，兴女学》。
〔1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5—186页。
〔1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803页。
〔1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483页。
〔16〕《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42页。
〔17〕张玉法、李又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007页。
〔18〕《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306页。
〔19〕《江苏》第2期。
〔20〕《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
〔21〕金一：《女界钟》。
〔22〕张玉法、李又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577页。
〔23〕《新青年》3卷3号。
〔24〕《邵力子文集》上册，第191页。
〔25〕《星期评论》8号。
〔26〕《妇女杂志》10卷4号。
〔27〕《新青年》5卷3号。
〔28〕《妇女问题讨论集》，第17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