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由之路”：期刊评价价值取向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期刊论文,评价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所有的行为举止，只要不是盲目的仅凭情感冲动行事或只是机械地例行公事的话，似乎都包含评价。”①评价本质上是一种比较，它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因此，评价主体从什么角度比较评价客体（即被评价的对象）是所有评价行为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为什么评价主体会从这一角度而不是从其他角度对评价客体进行比较？当评价主体从多角度综合地比较评价客体时，为什么评价主体更着重强调某些角度，而忽视评价客体在其他角度上的巨大差异？评价主体在角度选择和权重赋予中隐含了自身的价值取向。
价值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重要性，它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②。在评价学术期刊时，评价主体必须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学术期刊究竟满足了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何种需要？这一问题就是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它是期刊评价研究的逻辑起点。无论评价主体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期刊评价的概念框架和方法都隐喻了他们既定的价值取向。只有明确了评价的价值取向，我们才能真正回答鲍伦斯基提出的长久以来被期刊评价主体所忽视的问题：“当我们评价期刊时，我们究竟要测量期刊的什么属性或特征？”③
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评价的切入角度，左右着评价者对各种期刊评价指标的取舍和构建，同样也左右着对数据的取舍和数据特征的阐释。从人类演化角度审视，越是在演化的初期，人类越可能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价值的客观尺度就越占有主导位置。当人类逐渐摆脱初期的物质约束，走向有意识的精神演化阶段时，价值的主观尺度就将日益占据主导位置。换句话说，“长期而言，人类活动所遵行的价值原则，是从客观价值论逐渐转变为主观价值论的演化过程。”④在期刊评价的历程中，是否也存在同样的价值取向演化的过程，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信息密度：客观价值取向
1934年，布拉德福在《工程》期刊上发表了他的经典论文，开期刊评价研究之先河。论文以地球物理学和润滑两个领域的期刊为例，把期刊按登载论文的多少依次排列，这些期刊就可能被分成对该领域有显著贡献的核心区，以及与该区论文数量相等的几个区；此时，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种数呈1∶n∶n[2]……的关系。这就是图书情报学领域最早的经典经验定律——布拉德福定律。这篇文献是期刊评价的开山之作，从它所使用的期刊分区方法可见，依据布拉德福定律进行期刊评价主要是从“信息密度”——期刊论文的集中与分散程度来评价期刊的。这一指标具有明显的客观主义色彩，期刊载文量的大小及其在本学科所有期刊中所占的比例不会受到评价主体主观感知的影响。
布拉德福提出这个结论后，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直到1948年，布拉德福的专著《文献工作》出版，该文被略作修改作为此书的第四章，名为“文献紊乱”(Documentary Chaos)，这才引起图书情报学界的广泛关注。同年，文献学家维克利撰文高度评价布拉德福的研究成果，并将此结论定名为“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
我国研究人员对期刊评价的最早立足点也是“信息密度”，即以载文量的大小作为衡量期刊的标准。1980年，王津生撰文对布拉德福定律及核心期刊的测定做了详细全面的介绍⑦。1981年，陈光祚撰文指出了布拉德福定律偏袒载文量大的期刊，忽视载文量小的期刊；并建议将布拉德福定律和百分比分布的计算方法结合起来，以改进对核心期刊的测定方法⑧。在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载文量是三个评价指标之一⑨。
由此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信息密度”都是期刊评价最早的价值取向。它以载文量大小作为测量手段，是不受评价主体主观影响的客观指标。为什么“信息密度”是期刊评价主体最早关注的价值取向呢？这与特定历史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初期刊的种数相对有限决定人们以“信息密度”为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满足自身对信息交流的需要。1977年美国各学科的期刊共为8915种，在1960年至1975年间，期刊平均年增长率约为2.7%；根据国际科联理事会(ICSU)的统计，1910年至1960年间自然科学期刊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2%⑩。虽然这些数据不能直接证明布拉德福时代英国的期刊种数，但是也足以佐证那一时期的研究人员的期刊选择范围十分有限，对信息传播平台的强烈需求导致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自然地落到了“信息密度”身上。而这一特点在我国的期刊发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根据叶继元的研究1977年到1987年为我国期刊事业的“再恢复阶段”(11)，1978年时，我国期刊仅有930种左右(12)；1988年开始，进入“激增阶段”，到1995年，我国期刊总数就突破了8000种(13)。在这种传播平台紧缺和信息饥渴的状态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信息密度”何以成为期刊评价最早的价值取向，“载文量”为何会成为北大版核心期刊评价的三大指标之一。
二、影响力或重要性：客观对主观的让渡
二战以后，科技文献量激增、学科交叉研究日益频繁。科技文献和法律判案一样需要吸收借鉴以前的成果，因此文献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连续性，而传统的索引工具却无法显示这种连续性。此外，由于专业术语的多样化表达和快速演化，使得传统的主题索引无法有效地进行主题分析以显示学科的交叉与渗透，无法帮助人们追踪同一研究主题的延续性，特别是发现对某一主题的发展历史具有关键性拓展的文献(14)。为了帮助人们检索某一主题文献的历史发展轨迹，1955年，加菲尔德在谢泼德索引(Shepard's Citations)的启发下开始设计科学引文索引(SCI)，接着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下，进行遗传学引文索引的实验，继而于1961年出版了科学引文索引(SCI)(15)。
在SCI的孕育和实施之初，布拉德福定律、齐普夫定律、“二八”规律等反映事物集中与分散现象的经验定律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加菲尔德设计SCI时认为，来源期刊的范围可以在某些传统著名索引的收录范围（如《化学文摘》之类）之内进行再选择，这样既能保证比较全面的信息覆盖率，同时也较为经济(16)。因此，从“信息密度”和专家评议两方面考虑，1961年的SCI选择了1961年出版的613种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然而，在SCI出版不久之后，加菲尔德就发现过度依赖“信息密度”选取的来源期刊，无法有效地覆盖那些载文量很小，但是却被广泛引用和认可的期刊，这势必会影响到SCI的检索效果和权威性。因此，加氏在1964年撰文指出SCI的当务之急是增加期刊的覆盖范围(17)。在此背景下，为了能够覆盖那些载文量较小却被学者普遍认可的期刊、补充SCI的覆盖范围，ISI使用影响因子作为遴选来源期刊的一个重要指标(18)。
首次提出影响因子的概念是在1955年，然而，那时的“影响因子”是指一篇文献的总被引次数(19)，并非今天被普遍理解的影响因子的定义。而且，加氏在该文中明确指出，在评估某篇文献的重要性或它在特定时期对其他文献或思想的影响时，“影响因子”比累计一个科学家的发文数量更为有效。这为以后SCI作为科研评价工具埋下了伏笔。
对于SCI来说，1972年是其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是年，加氏发表经典论文从引文的角度证明被引文献也存在集中与分散的现象，那些刊登大量被引文献的期刊自然成为“好期刊”，因此得出引文分析和引文索引是期刊评价的重要工具的结论(20)。在知识界，期刊“首先评价知识，其次传播知识”的社会功能定位在20世纪50年代后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一篇经过严格评审的期刊论文，“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知识声明，宣布它已经得到了科学家同行的评议和承认”(21)。因此，以引文分析为基础的SCI是对评价者（即期刊）的再评价，作为评价期刊的工具，自然也具有了学术评价的合法性。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科研管理部门将SCI作为科研绩效评价(Research Performance)的主要工具，并与终生教职的任职、晋升和科研奖励等挂钩(22)。科研管理部门的这种做法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长期以来，知识界的评价方式主要依赖于同行评议，以引文工具为基础的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褫夺了学术共同体长期拥有的自我评价权。学术评价权的旁落，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其他社会机构和集团对学术共同体的操作和控制，威胁到学术自由这一长期以来备受推崇的精神本质。因此，Gustafson认为基于引文分析的期刊评价是对同行评议的反动(23)。
尽管有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引文评价的结果和同行评议的结果具有相关性(24)，“文献计量方法是监测科学发展和科研表现的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25)；但是更多的研究显示这种相关性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科尔(S.Cole)对生物化学、化学、物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5个学科的实证研究显示(26)，这种相关性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生物化学高达0.70，而物理学仅为0.53。Frank的研究显示(27)，在自然科学中一些学科（如生理学等），影响因子在评价期刊或者作者的水平时并不是一项有效的指标；A.van Raan承认文献计量方法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特别是上文学科。因而，Seglen等学者认为引文评价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假设之上，应该被立即叫停(28)。为了回应学术界对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的批评，加菲尔德在1979年发文明确表示：尽管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引文评价和同行评议的结果高度相关，引文分析只能比较客观地测量科研成果的有用性或影响力。Yanovosky支持加菲尔德的观点，认为引文分析是评价期刊影响力和重要性的有效工具(30)。
时至今日，大部分的文献计量学家仍然在引文评价和同行评价的一致性问题上，做着琐碎的细枝末节的实证和完善，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但是，使用引文分析方法评价期刊的影响力或重要性（常用的概念工具如impact,usefulness,importance,utility等）却隐喻了一种理论的进步。“信息密度”仅仅是测量期刊本身“量”的特征，在本质上这种评价方法停留在对客体的物理描述层面；相对来说，“影响力”或“有用性”突破了对客体孤立的物理性特征的描述，体现了通过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它具有社会互动的属性。因此，以“影响力”或“有用性”代替“信息密度”作为期刊评价的指归，体现了期刊评价价值取向从物理视角向社会视角的转变，同时也表明信息饥渴时代的终结。
三、质量或学术水平：主观价值取向的回归
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引文分析研究的深入，知识界对基于引文分析的期刊评价和学术评价展开了激烈的反思和批判。这不仅源于知识分子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同时也由于引文分析在用于学术评价时自身固有的一些缺陷。比如很多著名学者都承认这样一种现象，即自己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成果往往不是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进而验证了一个广为认可的结论，引文分析仅仅是评价“影响力”或“有用性”的工具——SCI创始人加菲尔德等早已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评价“质量”（研究成果对知识积累的贡献程度）的工具。
在大科学时代，学术资源分配的迫切需求使得学术评价不可或缺。学术共同体的悠久传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学术水平获取同行的承认和科研奖励系统的奖励(31)，而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恰恰是通过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来衡量。在传统的科技哲学观中，“质量”是表示学术水平的概念工具，它表现为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理”、正确地反映和解释客观现象。可是，“论文的重要性不一定由它的正确性来决定。”(32)因此在逻辑上，对“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评价当然无法代替对表现为“质量”的“学术水平”的评价，因而SCI作为期刊评价和学术评价的工具不能满足学术共同体根据对知识的贡献分配承认和奖励的普遍性社会要求。
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界对期刊“质量”进行评价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点可以从SSCI中收录的研究“期刊质量”的论文数量的变化得到验证。在1995年以前，每年收录的关于“期刊质量”的研究论文一直没有突破5篇；2000年，同主题的研究论文增长到每年10篇左右；2005年以来，同主题的研究论文一直保持在每年15篇以上(33)。然而，纵观这些文献，测量期刊质量的方法仍未脱离引文分析和同行评议的窠臼。虽然有少数学者使用引文分析作为测量期刊“质量”的工具(34)，更多的期刊质量评价研究采用了传统的同行评议方法，如Lineback对哲学期刊的评价(35)，Coe和Benjamin对会计学期刊质量的评价，Nederhof、Catling、Parameswaran等的期刊评价研究(36)。
期刊“质量”评价的兴起和同行评议的复兴，不仅弥补了引文分析的内在缺陷，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为了争取学术评价权和自主权的一次集体努力。通过对同行评议方法的广泛使用，学术共同体在展开期刊评价和学术评价时，对引文分析工具的“物质依赖”大大降低，这势必削弱了引文索引生产机构（ISI等）的学术评价权，使得科研行政管理者在进行学术评价和分配学术资源时，由“工具依赖”回归到对学术共同体的“人的依赖”，这无疑捍卫了学术自由和学术的独立精神。因此，“质量”作为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回归。此外，“质量”作为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也表明了期刊数量的增加扩大了科研人员交流平台的选择范围。“饥饿已经迅速转化为消化不良。对获取信息的关心，已让位于对如何妥善处理我们已获取的大量信息的关心。”(37)面对众多的选择，我们可能感到无从选择。因此，以“质量”作为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是科研人员解决信息焦虑的必然诉求。
四、学术地位：主客观结合的新途径
“质量”是否真正能够成为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和指归呢？统计质量控制之父沃特·休哈特(Walter A.Shewhart)认为“质量”存在客观和主观两个侧面，客观一面是指产品可测量的物理特性，是独立存在于人们感觉之外的，所以从控制观点看必须建立量化的标准；主观一面是指人们对产品的感觉、体验之类的判断，困难在于它既与产品的物理特性紧密相连，又与个人需求的人性因素相关，所以要尽可能把消费者这种需求转化成产品的特性(38)。质量的这种复杂性和感知模糊性使得对期刊质量的评价充满了不确定性。
首先，基于引文分析的“期刊质量”评价虽然把握了期刊的物理特征，但却忽视了“质量”主观内涵的一面。同样，基于同行评议的“期刊质量”评价强调了人们对期刊的感知和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却会因为评价主体的需求不同，而强调期刊的某些特性，忽视与评价主体需求不一致的其他特性。这使得评价客体的“质量”在不同评价主体之间产生了不可通约性。
例如Diaz Ⅲ等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的实践人员和教学科研人员对本领域期刊质量的评价存在显著的差异，(39)这种职业取向和学术取向的质量感知不一致在其他学科的期刊中同样存在(40)。传统的科学史观认为，“那些把科学真理具体表现出来，并使我们能更加了解经验现象的论文是高质量的论文” (41)。因此，同一知识产品的质量应该是确定而唯一的。同行评议产生的不一致性与科技史观中“质量”唯一性的背离，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使用“质量”作为期刊评价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那么，期刊评价合理而可信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
当人们热衷于评价期刊的影响力和质量时，一些敏锐的研究人员开始将“学术地位”作为期刊评价的价值指归(42)。“地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它为何能够胜任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呢？
默顿说：“荣誉性承认不但会为获得者带来荣誉，也会为提供者带来荣誉。从这个意义上说，授予荣誉比获得它更为神圣。”(43)因此，期刊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投稿人和用稿人之间的互相博弈。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形成了对期刊的基本认知和定位。研究人员希望自己的论文发表在被学术界高度认可的期刊上，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期刊编辑们也千方百计地吸引著名学者或学术新星的论文，提升学术共同体对刊物的认可和承认(44)。因此，期刊本身就成为一种社会互动的产物和媒介，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解释期刊之间的等级现象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从期刊评价的方法模式来看，引文分析是针对期刊“影响力”的评价，同行评议并非是针对“质量”的评价。在学术共同体中广受推崇的同行评议实质是强调知识分子对评价客体的感知。这种感知和认同既有根据期刊以往的学术表现做出的理性判断，同时也隐含了由于时代局限性和个体的盲从所造成的非理性判断。质量的最终判定权只能留给历史。试想，16世纪之前有谁会怀疑托勒密理论体系的“质量”和托勒密本人的崇高地位呢！因此，通过同行评议产生的学术共同体的感知和认同虽然融合了期刊客观属性和评价主体的主观判断，但是它并非是一种“质量”判定；而以往期刊评价的概念工具又无法涵盖和融合客体属性和主体感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剩下“学术地位”。
最后，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看，当前学术评价最基本、最直接的社会动因是高效地分配学术资源。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评价包涵了学术批评、学术争鸣等内容，它起源于知识分子对人类认知（或知识）本身的反思和辩论。而现今意义上的学术评价主要是指以学术资源分配为直接目的、为学术行政管理部门服务的学术评比活动，是狭义的学术评价。但是，这种狭义且庸俗化的学术评价却广为盛行，左右着学术资源的分配、吸引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球。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资源分配的基本规则是根据成员的社会地位(45)。“基于荣誉和声望的地位体系和基于不同生活机会的等级体系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这决定了科学家在科学的机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46)在“科学场”中，知识分子通过发表对知识体系有所贡献的专著和论文来获取同行的承认，从而建立自己的荣誉和声望，并以此确定自己在“科学场”中的地位，进而进行社会交换获得相应的生活机会和资源。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期刊已经成为知识交流系统的主要平台，是知识分子累积个人学术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在高学术地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科研人员获得同行承认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意味着研究人员可能获得较高的学术地位。学术地位的高低又是社会系统对知识分子分配生活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只有“学术地位”能够合理地解释期刊之间等级结构的起因和维持；同时以“学术地位”作为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符合社会分配资源的普遍规律，能够实现“学术场域”和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效对接。
五、结语
期刊评价本质上是学术共同体基于自身的现实需求对期刊各种属性的一种比较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自身也产生了诸多的变化，因此从微观上看，评价活动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之间动态匹配的过程。这一动态的匹配过程体现了评价主体价值取向的演变。在二战之前，期刊种数有限制约了学术交流的空间和平台，对发表平台的渴求促使学术共同体将“信息密度”作为评价期刊的指归。战后，随着科技文献量和期刊种数的激增，发表平台的稀缺性问题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和解决，因此对发表平台的渴求逐渐淡出了学术共同体的主要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影响力”逐渐成为期刊评价的主要焦点。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由于人类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固有限制，学术共同体需要的是可靠信息源，而不是海量的信息。为了解决集体性的信息焦虑问题，“质量”逐渐成为学术共同体最为关心的期刊属性。然后，由于“质量”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及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对学术界的不断渗透(47)，“质量”在解释学术界的社会分层、学术资源配置以及期刊之间的等级结构时，效力非常有限。因此，“学术地位”开始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最为有力的解释工具。由于我国的历史特殊性，虽然学术界和期刊的发展历史在时间点上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及源于后发优势导致的在某些阶段呈现出了跳跃式的发展，但是其发展进程基本上遵循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由于作为评价客体的期刊的种数的增加，学术共同体对期刊属性的关注也发生了演变，即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由初期的严格依赖于期刊物理特征——信息密度，逐步转变到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感知和认同——学术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价值和人的需求得到不断的突显，物的约束逐渐退居到次要位置。学术共同体的期刊评价活动逐渐摆脱了初始期对期刊物质属性的依赖，演化到对通过期刊之间的关系得到间接展示的人的社会关系的依赖，遵循了人类活动中价值原则演化过程的基本原理。因此，期刊评价价值取向的演化过程体现了人类意志性活动演化过程的基本趋势，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
注释：
①杜威：《评价理论》，冯平、余泽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②赵守运、邵希梅：《论哲学“价值”的本质属性——对“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的反思》，《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③M.J.Polonsky & P.Whitelaw,"What Are We Measuring When We Evaluate Journals?"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27(2),2005,pp.189-201.
④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
⑤S.C.Bradford,"Classic Paper: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 Collection Management,1 (3),1976,pp.95-104.
⑥钱荣贵：《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⑦王津生：《浅谈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及其应用》，《情报科学》1980年第2期。
⑧陈光祚：《布拉德福定律在测定核心期刊中的局限性》，《情报科学》1981年第1期。
⑨朱强、戴龙基、蔡蓉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研究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⑩黄忠晶、胡启文：《国外期刊发展大趋势》，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期刊处，社会科学动态编辑部，http://pds.sslibrary.com/fenlei.jsp?sm=simple&username=ssgpshdxx.
(11)叶继元：《从学术期刊的发展看当代学术的发展》，《云梦学刊》2006年第4期。
(12)周凤琴：《从期刊发展的历史看期刊的社会功能》，《河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3)宋培元：《我国科技期刊现状分析》，《编辑学报》1996年第2期。
(14)E.Garfield & IH Sher,"Genetics Citation Index," http://www.garfield.library,upenn.edu/essays/v7p515y19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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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Garfield,"Science Citation Index:A New Dimension in Inde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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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Garfield,"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
(20)E.Garfield,"Citation Analysis as a Tool in Journal Evaluation," Science,178(4060) ,1972,pp.471 -479.
(21)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刘珺珺、顾昕、王德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08-113页。
(22)N.Wade," Citation Analysis:A New Tool for Science Administrators," Science,188 (4187),1975,p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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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J.科尔、S.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赵佳苓、顾昕、黄绍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33)检索时间2010年11月5日，检索式：标题=(journal quality)。
(34)Somnath Saha,"Impact Factor:A Valid Measure of Journal Quality?"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91 (1),2003,pp.42-46; Giovanni Abramo,Ciriaco D' Angelo & Flavia Di Costa,"Citations Versus Journal Impact Factor as Proxy of Quality:Could the Latter Ever Be Preferable ?" Scientometrics,84 (3),2010,pp.82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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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布朗、杜奎德：《信息的社会层面》，王铁生、葛立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页。
(38)高风华：《基于质量导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研究》，南京：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10年，第23页。
(39)Julian Diaz III,Roy T. Black & Joseph Rabianski,"A Note on Ranking Real Estate Research Journals," Real Estate Economics,24(4),1996,pp.551-563.
(40)Benjamin & Brenner,"Perceptions of Journal Quality"; T.E.Nisonger,"JASIS an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Rankings: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Last Half-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50 (11),1999,pp.1004-1019.
(41)J.科尔、S.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第25页。
(42)P.Ball,"Prestige Is Factored into Journal Ratings," Nature,439 (7078),2006,pp.770-771; Prototyping Team & Los Alamos,"Journal Status," Scientometrics,69 (3),2006,pp.669-687; P.Doreian,"A Measure of Standing of Journals in Stratified Networks," Scientometrics,8 (5-6),1985,pp.341-363; P.Doreian,"A Revised Measure of Standing of Journals in Stratified Networks," Scientometrics,11 (1-2),1987,pp.71-80.
(43)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第582页。
(44)P.Ball," Prestige Is Factored into Journal Ratings," Nature,439 (7078),2006,pp.770-771.
(45)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1期；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46)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第610页。
(47)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