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冷战论文,状况论文,结束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引起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进步力量和左翼人士的反思。在英国，就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一切关系着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全新的思考，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见解。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诞生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如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本的全球化和福利国家的出现等。英国不少学者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科学性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再认识。
1.关于“活着的”与“死去的”马克思主义。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教授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英国《月刊》1991年第4期发表的《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哪些还有活力和哪些没有了活力》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仍有活力的三个方面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用以考察社会和政治思想根源的方法及对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包含着一些改变社会不公正的要素。而“没有了生命力”的部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向来被苏联说教并被变成无数俗套的教科书来宣讲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以为指令性经济、高度集中和严格计划的经济观念能够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空洞的承诺。他认为，苏联东欧剧变，证明马克思主义中既有“死去的”部分也有“活着的”部分。如果用“死去的”部分指导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而用“活着的”部分指导社会主义就有前途。[1]
2.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英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托尼·克利夫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核心范畴的阶级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仍然是分析当代西方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理论。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是出现了一个占社会成员总数15％～20％的“中间阶级”；二是工人阶级本身似乎根据性别、民族或种族而分解为不同集团，以至于工人阶级不被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来谈论。这就需要人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对此进行研究和说明。英国《社会主义者评论》月刊主编琳西·杰尔曼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和“中间阶级”所固有的两重性或矛盾地位，“中间阶级”并非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带有中间性质的流动性阶层。[2]
另一方面，在苏东剧变以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大肆扩张和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左翼人士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立场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科技奇迹使它充满了生机，所以在这个体制所允许的社会条件下做些适当的调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西方著名左翼学者佩里·安德森（Peiry Anderson）宣称：“我们到了应该进行彻底反省的时候了”，要“重新设计形象，以作为对一个变化时代到来的反映”。他认为，当前惟一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均衡状态的革命力量来自于科技进步，即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进行变革的动力将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新陈代谢。安德森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出发，认为既然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并且希望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有利于变革的条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只能自己推动自己。[3]
3.对马克思主义信奉而不恭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科亨（G.A.Cohen）是公认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者之一。科亨一直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97年他在英国《标志》杂志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继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的论证之后，又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科亨强调，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按照规律行为的整体，而不是描述为构成它们的个人的行为的功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所说的分析的方法的信奉是绝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赞同在程度上并不像对分析的方法的赞同那样绝对。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作为探究对象的总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分析的方法，而分析的方法则被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但却保留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保留了它的价值取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通过了分析方法的严格检验，所保留下来的观点比以前更有力了，而被抛弃的观点从理智上将是不能再保留了。
二、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的探讨
如果说在苏联东欧剧变前，西方世界还有一批所谓的“经院的马克思主义”者，关在高楼深院里啃马克思的著作，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据式的研究而远离现实生活，那么，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已很少能找到此类学者了。他们大多走出书斋，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戴维·麦克莱伦1999年发表的《历史与现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一文，全面分析了多年来西方研究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他认为，西方诠释马克思的历史过程，就是将它不断容纳甚至融合于西方主流思潮的过程。[4]
1.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代西方学者研究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市场总是同资本主义相伴随，因而市场不能同社会主义“联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在于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在于实现公正、民主、自由等价值目标，他们并没有将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必然，而是发现了市场许多肯定性的特征，尤其是市场使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能力。
牛津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力图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新路，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能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理想结合起来的第三种选择”。米勒认为，资本主义虽然依赖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不是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为社会主义服务。英国的经济学家索尔·埃斯特林（Saul Estrin）和尤里安·勒·格兰德（Julian Le Grand）进而认为， 市场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连而是与工业制度相连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混合型制度，只要是工业制度就必定会运用市场。[5]也就是说，市场本身是中性的，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市场可以鼓励生产技术和商品自身的创新，并使经济权力分散，能为人以符合社会需要的方式行动提供刺激。这就进一步论证了市场可以与社会主义“联姻”。
米勒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比市场资本主义更能保障私人消费选择自由、就业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时，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的作用受到限制，企业享有自主权，因而市场还可以促进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是忠实并且力求巩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企业治理的模式，米勒和埃斯特林都认为合作社的观点是“最适宜的”。[6]
西方学者在普遍肯定市场对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具有激励功能的同时，对市场所利用和激发起来的卑微动机持道德上的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瓦解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米勒指出，市场机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培育了自私的动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物欲与金钱腐蚀了。针对市场机制的这种负面效应，麦克莱伦教授讲过一段值得人们深思的话：“资本主义社会，更概括地来说市场经济，从人们的生活意义上来看，它不能够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满足；从人们的价值观上来看，它不能带来良好的道德风尚。但是，从经济体制上来说，在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确实在继续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延续下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不会作为一种替代品被人们所接受。只有资本主义社会不再能够继续发展它的生产力了，人们才会去寻找另外的出路。”[7]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在克服资本与劳动力的背离这一点上是社会主义的，但却很少注重经济的平等。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市场社会主义或许是目前可能达到的最好（或比最好更好）的社会，但它对于人类的动机和潜能的构想方面仍然是幼稚的。
总之，这些学者力求论证能否在保留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的同时，又抑制其卑微的动机，使该机制不仅促使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且促进对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事业的关注和追求。
2.关于生态危机和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当代全球性问题空前凸显的大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检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试图以社会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生态危机，从而为人类生存危机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出路，建构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英国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佩珀（Pepper David）在其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持续削弱生态系统，制造社会不公，是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社会公正才能解救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超越无政府主义的根本方面就在于社会公正。佩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的，要以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辩证法为指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己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该放弃人类的尺度。[8]
英国学者劳伦斯·威尔德（Lawrence Wilde）在其著作《现代欧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中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制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出路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含义和目的，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指，在市场逻辑、竞争和利润功能阻碍个人实现自主和满足的领域实现个人的解放，摆脱制度束缚的支配和异化关系的控制，是一种关于解放的理论和理想。他指出，资本竞争导致越来越多的居民处于社会的边缘，造成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恶化。资本的技术设备不仅剥夺了个人的劳动力，而且剥夺了他们的生存关系。在这方面，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是替代资本主义的办法。[9]
生态社会主义试图以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来改造科学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他们提不出可行的、有号召力的具体社会政策，缺乏社会理想和解决社会冲突的具体手段。因此，尽管生态社会主义较生态主义有着更清晰的政治轮廓和特征，但它仍然不能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还不能说为解救全球生态危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3.关于文学评论和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当代英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mond Williams）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眼光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作品，讨论文化霸权主义，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如何用文化霸权控制人民大众，这种霸权怎样导致了人的异化。
继威廉姆斯之后，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就旗帜鲜明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特征。伊格尔顿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文学反映现实”的提法实际上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被动和机械适应的关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在他看来，不顾文学创作的规律，一味在文学作品中搜索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表明了一种对文学的幼稚态度。这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批评实践的正确态度，而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方法。他主张把结构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糅合进马克思主义中，从而创立一种新的综合“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用于文学研究，则可吸收当代各种批评理论的积极方面，以便对文学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考察研究。对于当今风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但在承认其合法性的同时，则从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角度作了冷静的分析。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伊格尔顿指出，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10]
由于伊格尔顿的努力，英国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带有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色彩，并在某种程度上仍未远离文学研究的精英立场。
三、对苏东剧变的反思及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命运的展望
苏东演变曾经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它促使人们去分析社会主义遭遇挫折的深层原因及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命运展望。
1.对苏联解体性质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苏东剧变是一场结束革命时代的革命，它抛弃了从法国大革命以来200年间理性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恐怖。 而另一些学者从追溯俄国十月革命是否应该爆发以及这次革命的性质，据此来判断苏联解体的性质。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德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实际上，俄国革命的成就就连它的敌人也不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多民族国家之所以没有如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那样垮台，归功于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11]十月革命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发展的中断， 而是前一阶段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苏维埃制度、苏联并非注定要垮台。所以，并不能讲苏联的解体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或者倒退。
2.对苏东剧变的反思。不少英国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自从列宁逝世后就逐渐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因而苏联的解体恰恰意味着资本主义道路在苏联最终是行不通的。也有人认为，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放弃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2]霍布斯鲍姆则把苏联的垮台看作是指令性计划的失败，其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
英国学者蒙蒂·约翰斯通认为，把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差异，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提上当今日程。他指出，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已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这一观点，至少忽略了以下因素：其一，正是依靠若干有利的历史条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才极大地维持住了自身的经济优势。其二，在所谓“共产主义崩溃”之前，资本主义强国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做出让步，其部分目的是要抵消来自东方的政治挑战。其三，资本主义固有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和环境。其四，在前苏联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当今人们看到的生产与生活水平的灾难性下降。[13]从此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失败，而是苏联所采取的种种政策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3.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展望。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7年第2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概述》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历史发展、理论争论、结论和展望作了简要的概述，特别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挑战。他认为苏联的垮台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毁灭，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和历史的终结。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处在危机中，必须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思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受到的挑战，在经济学方面主要是劳动价值论和对经济危机机制的论述；在政治理论方面是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的观点；在哲学方面是对认识论的研究。肖恩·塞耶斯提出，第三世界中把民族解放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作为目标的各种运动表明了一种现象，对此现象马克思主义一直难以做出解释。不过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挑战恐怕还是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迫使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迫使一切社会主义者重新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14]
英国学者拉尔夫·密利邦德（Ralph Miliband ）在回答面对社会主义未来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时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保持着持久的活力，尽管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权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消亡中，因为“社会主义确实代表对资本主义的惟一合理和人道的另一种选择”[15]。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没有理由因在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曲折就妄自菲薄。
与此相反，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改变了信仰，成为悲观论者。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94）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中持续最长、对人类和后世影响最深远、对反观理性最有直接理论意义的过程就是共产主义的兴起和衰亡。他认为柏林墙的倒塌让他感到很轻松，但觉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形势简直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经济灾难”。但他相信马克思的观察仍然准确：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革命的力量，它改造一切残存的社会关系。在今天的世界里，它不但改造前资本主义，并且也演变后社会主义。当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它不相信这个制度能无限延续下去。但是，他认为新千年如果建立在现存历史危机的基础之上，前途将是一片黑暗。在世纪的门槛上，他承认我们只能试图理解过去，却无法预见未来。[16]
由上可知，苏东剧变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那样简单。他们对资本主义现状及其未来进行认真的思考，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相反，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民主及文化和道德的危机，无不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正因为有这样的深刻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才激励他们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替代方案进行有益的探索。当然，他们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身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近年来在英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恰好印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段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7]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冷战”之后逐渐地“热”起来，并且会不断地“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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