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肃戏剧的奠基人——尤金#183;奥尼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奠基人论文,美国论文,戏剧论文,奥尼论文,严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戏剧的历史较短。从殖民地时代起到19世纪初，戏剧在成就上远逊于同时期的散文诗歌和小说。直到20世纪初，它才渐趋成熟，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赶上了世界水平而进入黄金时代；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当属剧作家尤金·奥尼尔。
奥尼尔先后获得四次普利策戏剧奖，193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获此殊荣唯一的美国剧作家。他一生以深沉的感情反映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思想、迷惘和追求，又对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做了广泛的探索和实践，大大丰富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
在戏剧领域中，他成绩卓著，不愧为美国严肃戏剧的奠基人。
坎坷一生 不为耻辱与贪欲服务
尤金·奥尼尔1888年12月26日诞生在纽约一个笃信天主教的爱尔兰裔演员家庭。父亲詹姆斯·奥尼尔因饰演情节剧中的基督山伯爵赚钱而断送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前途。母亲出身于富裕商人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原想做一名钢琴家或修女，婚后随同丈夫巡回演出到处奔波，无一定居之处，再加当时演员身份低下，好友均与她断绝来往，使她逐渐感到孤独；她在生养尤金时难产，丈夫生性吝啬，请了庸医，导致她终生染上嗜毒恶习，经常处在自责和悔恨的心态中。奥尼尔的大哥杰米在父亲剧团中充当小配角，酗酒狎妓，一生潦倒。二哥埃德蒙幼时得不到父母精心照顾而夭折。尤金·奥尼尔在童年时代也一直过着颠沛不定、困惑不安的生活，很少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少年时曾祈祷上帝让母亲戒毒成功，却未奏效，从此对宗教失去信仰，不再同父亲前去教堂做弥撒。
成年后，19岁的奥尼尔只进了一年普林斯顿大学便中途辍学，走向社会，从事各种职业。他先在一家邮购商行任小职员，后去洪都拉斯开采金矿，嗣后在杰克·伦敦和康拉德的作品影响下，又去当海员，浪迹天涯，先后到过南美、非洲和欧洲等地。他深深陷入社会底层，结交的朋友大都是码头工人、水手、流浪汉、妓女和被社会遗弃的失意人，亲眼目睹了人间的不平，饱尝了世态炎凉，从不同角度洞察到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这一切为他后来从事戏剧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1912年，奥尼尔回到纽约，住在河滨区下等的“吉米神父”酒店内，潦倒不堪，一度轻生，自杀未遂，后回到父亲剧团里混了一阵，去康涅狄格州，在《新伦敦电讯报》社当一名记者，又因患肺病，住进盖洛德农场疗养院。在休养期间，他对以往的生活经历做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博览群书，认真阅读了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人的剧作，决心成为一名剧作家。
病愈后，他进入哈佛大学英语系乔治·贝克教授讲授的课程编号为47的戏剧讲习班，刻苦学习写作技巧，并试写独幕剧。1915年他离开哈佛，住进纽约附近的格林尼治村，接近了一些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会员，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还同一些黑人和意大利侨民交往。1916年起，他参加普罗温斯顿剧社和华盛顿广场剧社，积极投身那场以提高戏剧质量并揭示生活本质来反对商业的庸俗戏剧为宗旨的小剧场实验运动，提供他写的《东航卡迪夫》、《谒》、《雾》、《画十字的地方》和《加勒比海之月》等剧作，1920年终以一出描写美国一户农家的悲剧《天边外》获得普利策戏剧奖，从此奠定了他在美国剧坛的地位。
20年代，他不断推出新作。两部表现主义作品《琼斯皇》和《毛猿》使他赢得国际声誉，《安娜·克里斯蒂》获1921年度普利策奖。接着，他写出《喷泉》、《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榆树下的欲望》《马可百万》、《大神布朗》、《拉撒路笑了》和《奇异的插曲》等剧，其中《奇异的插曲》又获1928年度普利策戏剧奖。《喷泉》和《马可百万》是两出历史剧，前者写西班牙探险家庞塞·德·莱昂[1]开发新世界的冒险经历，后者写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东方的冒险经历，奥尼尔把马可·波罗写成一个贪婪而无良心的实利主义者，着眼点显然并非在于历史而在于人性。《拉撒路笑了》则是一出根据《圣经》中拉撒路死而复生的传说来强调永生的观念的夸张的宗教剧。1926年，耶鲁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指出这是“由于他在赋予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以新颖动人的形式上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由于他是在欧洲舞台上得到既广泛而又认真的承认的第一个美国剧作家”。
进入30年代，他的《悲悼》三部曲上演，赢得西方评论界一致好评，认为是他艺术上的重大成就。随后，他完成一部自传性喜剧《啊，荒野！》和一部探讨宗教和善与恶斗争的《无穷的岁月》，后一剧上演后遭到失败。1936年，瑞典科学院“由于他那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创作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感情”而颁发给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自1934年起，奥尼尔因一贯反对美国戏剧事业商业化而毅然脱离百老汇长达12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尽管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却一直在勤奋写作，曾计划写一组包括11个独立作品的戏剧，总称为《占有者自我剥夺的故事》，主要描写一个美国资产阶级家族的发家史。遗憾的是奥尼尔由于健康日趋恶化而没能完成这个他曾说要像《战争与和平》或《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宏伟的写作计划。1943年和1953年，他两次把这组戏的初稿焚毁，仅有完成的《诗人的气质》和未定稿《更庄严的大厦》侥幸被保存了下来。
奥尼尔常把自己家庭的四名成员作为原型，通过各种变化出现在他的剧作中，像《天边外》中的梅约一家，《榆树下的欲望》中的凯勃特一家，《大神布朗》中的布朗和安东尼，《悲悼》中的曼侬一家，《啊，荒野！》中的梅勒一家等，都可以说有他们的身影。到了创作后期，奥尼尔那种想要更加忠实地描述自己家庭和朋友的愿望越发强烈，于是他放下《占有者自我剥夺的故事》那组戏，转而写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休吉》、《送冰的人来了》和《月照不幸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在他逝世后荣获1957年度普利策戏剧奖。《休吉》是他一直打算为怀念旧友而写的一组总题为《作为祭奠》的系列独幕剧之一，他原计划写8出戏，仅完成了《休吉》。《送冰的人来了》也是一出怀念他当年在“杰米神父”和“地狱之洞”两家酒店所结交的苦难朋友的悲剧。《月照不幸人》是奥尼尔所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他借此剧谅解和宽恕了他那孤独潦倒一生的长兄杰米，西方评论界认为这是奥尼尔所写的一出最富爱尔兰人气质的戏，充分显示了爱尔兰人欢快和沉郁的双重性格，称它为一出“古怪结合的悲喜剧。”
二战初期，奥尼尔对纳粹的兴起深感忧虑，认为这是一场人类的善与恶的殊死斗争，他觉得全人类的自由和民主越来越受到威胁，计划写一个反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三部曲，试图说明正是由于人们的自身软弱和自身缺陷才使帝国主义能够得逞。遗憾的是他也因健康恶化而未能完成夙愿。
奥尼尔一生结过三次婚。1909年他跟已怀上孕的凯思琳·詹金斯勉强结婚，生子小尤金，1912年离婚。1918年同小说家艾格妮丝·博尔顿结合，生子沙恩和女乌娜（乌娜长大后嫁给年长的影星卓别林，奥尼尔对她深感不满，从此断绝来往）。1926年，奥尼尔结识女演员卡洛塔·蒙特雷，1928年同赴法国，又到新加坡、西贡和上海旅游。次年，艾格妮丝同意离婚，他便与卡洛塔正式结为夫妇。1944年，奥尼尔身患帕金森症，双手颤抖，不能继续写作，售出他在加里福尼亚州丹威尔市建造的“道舍”寓所，迁往旧金山，后又移居马萨诸塞州一个海港小城大理石岬，其间与卡洛塔感情不和，一度决裂，后因身体衰弱不堪，需要她的照顾，又言归于好。
奥尼尔晚年遭到美国剧坛的冷落，1934年到1945年没有一家剧院上演他的剧本。1948年，次子沙恩因吸毒被警方拘留，奥尼尔不肯交付保释金并与子决裂。1951年，长子小尤金因酗酒未能当上电视记者而失望自杀。这两起家庭悲剧也增添了他的愁伤。他在生前最后两年半时间里，一直住在波士顿市谢尔登旅馆内，卡洛塔又隔离了他跟旧友的来往，使他心情沮丧，深切向往了却此生。在去世前一个月，他感伤地向卡洛塔吟诵英国诗人奥斯丁·多布森的诗作《在我身后的日子里》，着重重复了其中一句：“他一生忠实于艺术创作，从未为耻辱或贪欲服务”。1953年11月27日，这位美国戏剧大师病逝，12月2日葬于波士顿森林公墓。按照他本人的愿望，葬礼十分简单，墓碑上只镌上“奥尼尔”，而他在病榻上低吟的那句诗倒确实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
爱憎分明 批判资本主义弊端
奥尼尔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随着生产的大规模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劳动者却越来越处于被奴役的境地，人们成为自己生产的机器的奴隶，并不能在劳动中获得真正的幸福，另外，在那金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性被严重压抑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无情，传统的道德观念近乎崩溃，物质主义的侈糜之风则风行一时，难以遏制，从而出现了暴力、凶杀、吸毒、种族矛盾、权力角逐等等社会问题，再加上战争威胁，人们在心灵中普遍存在不稳定不安全感、孤独隔离感、异化感、沉沦感，以致精神苦闷、迷惘徬徨，无所适从。贪婪的物质主义只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空虚。奥尼尔曾预见到上述现象的危害性，在他的创作，尤其是后期的创作中一再深有感触地对此做出了反映。
奥尼尔是个世界观比较复杂的剧作家。他曾经从克鲁泡特金、叔本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荣格、老子等思想家的著作中汲取了养料以丰富他的创作的哲理性。但是，奥尼尔却从来也没有成为任何哲学思想的奴隶，他总是不断地探索人生意义，企图从各种思潮中求得正确的解答。他一生自始至终爱憎分明，对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一直怀有真挚的同情，而对聚敛财富的资本家则一向加以蔑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无疑是持怀疑态度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曾写过一首抨击资本主义的诗，题名为《谋杀兄弟的人》(1917)，其中提出一个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年轻人是否应该为了维护美国财阀的利益而到战场上去卖命？同时暗示穷人队伍应该反对那样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诗中写道：|“还有什么比你们所干的事更愚蠢，|你们这些淌满鲜血的劳苦奴隶；|你们在烈日下经受烘烤的煎熬，|你们所做的庄严的英勇行动，|不是在为古根海姆家族[2]流血而呻吟吗？|不是在为美孚石油公司白白牺牲性命吗？”[3]
30年后，奥尼尔在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月照不幸人》里借剧中人佃农霍根之口再一次对石油财阀做出了辛辣的嘲讽。霍根对飞扬跋扈的邻居哈德愤恨地说：“你这个血腥的暴君。我不愿玷污了我的脚，踏上你那片用美孚石油公司的肮脏的钱买下来的土地，那些钱都是你们从死在它那脏蹄子下的劳苦人手中偷盗来的——那是用饥寒交迫的孤儿寡妇的眼泪浇灌出来的土地。”[4]
相反，奥尼尔对受剥削的赤贫者都寄予无限的同情。早期在《毛猿》一剧中，通过司炉工扬克的悲惨遭遇，象征性地提出了普通劳动者在西方现代化工业社会里无所归属这一重要社会问题，同时吹响了社会性反抗的号角。晚期又在《送冰的人来了》和《休吉》两剧中以深切怀念的心情描绘了他在青年落魄流浪时期所结交的底层的苦难人，强调人与人之间需要有爱，需要有友谊。
当代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曾把奥尼尔和另一位激进的美国剧作家奥德茨作了比较，中肯而恰当地评论道：
“1946年，《送冰的人来了》和我的《全是我的儿子》在同一季度上演，奥尼尔那出戏尽管首演时极不理想，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奥尼尔对资产阶级文化那种彻底而激进的敌视，真是远远超过了奥德茨的任何表现。奥德茨的人物具有疏离感，是因为他们——一旦落魄到了那般地步——想挤进那个制度却挤不进去；奥尼尔的人物则是恨不得马上摆脱那个制度，急需把它连同它那沾沾自喜和虚伪矫饰的精神价值统统抛弃，因为那个制度实际上只产生毫无远见而受到难以名状的失望所窒息的精神空虚的人。如果说，以内容而不是以报刊上主观添加的什么‘天主教的’、‘犹太的’、‘悲剧性的’和‘具有阶级觉悟’之类的标签来作为衡量激进思想的尺度，那么奥尼尔想必会首先给冠以反资本主义的作家这个称号。奥德茨毕竟只想利用一剂社会主义良药来改良资本主义，奥尼尔却对资本主义不存任何幻想；可他又跟奥德茨不同，没有参加任何政治运动，至少在他青年时信仰过一阵子社会主义之后便没有参加什么活动。然而，正是奥尼尔写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写了妓女和被社会遗弃的人，甚至也写了白人世界中的黑人；但是，由于他本人不再跟马克思主义有所联系，他的剧本从来没有被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客观上倒的的确确是。”[5]
深刻表现人生 关注人的灵魂
奥尼尔在3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孜孜不倦地完成了50部剧作。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913—1919)倾向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作品大都是独幕剧，题材选自他亲身经历过的航海生活。中期(1920—1934)广泛运用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各种流派风格的表现形式，试验种种舞台表现手段，诸如面具、合唱队、内外景混合布景以及内心独白和旁白等等，题材也不再局限于海洋生活，而从各个角度展示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反映了人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的矛盾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人的无所寄托和无所归属的精神状态，种族歧视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创伤等。后期(1939—1943)是奥尼尔创作最成熟的阶段，他又回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且在思想深度上超越早期的写实作品，宗教意识有所复新，同时在创作技巧上也不再追求新颖手法和曲折的情节而着重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但也由此而产生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奥尼尔第一次获普利策奖的剧本《天边外》集中了他早期一些剧本的主题：梦想对鼓舞人心的必要性，理想主义的诗人和实利主义的商人之间对立价值观的矛盾，父子冲突，夫妻冲突，兄弟冲突，人被不可知的命运的播弄，大海和土地的魅力之争，等等。奥尼尔在这出戏里无疑是想说明人们都希望获得自由和幸福，有个美好的前途，却往往事与愿违，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
第二次获普利策奖的剧本《安娜·克里斯蒂》是一部以大海为背景的剧作。剧中始终笼罩的雾象征着人生旅途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碍，前途渺茫，无法测定，人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剧以没有结局作为结尾曾引起评论家的争论，奥尼尔本人对近似大团圆的结局也感到不满意，曾想把它“稍加删节并重写以加强大海——浓雾——命运那种捉摸不定的气氛”。[6]也就是说，剧中人那沦为妓女的安娜和海员马特婚后的生活和命运依然是个未知的因素，从而使这出戏更近似一出社会问题剧。
第三次获普利策奖的剧本《奇异的插曲》则是描述一个经过女儿、妻子和母亲三个不同人生阶段的女人的境遇，刻画出一个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和情欲的女性的精神面貌。这部作品成功之处在于奥尼尔大量运用内心独白来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深处潜在的阴暗面，把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那部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巧妙地使用到戏剧领域中，突破了传统剧作的创作规范。
第四次获普利策奖的剧本《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是奥尼尔在后期以自己家庭四名成员为原型所写的据他说是用泪和血完成的一出戏。全剧体现了他终生不变的信念：家人之间的爱和友情是个人在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支柱。由于此剧自传性极为浓厚，奥尼尔曾立下遗言，在他死后25年方可上演，但后来在他逝世两年半后，经他的妻子卡洛塔的同意，瑞典皇家剧院于1956年便把它搬上舞台，同年也在百老汇公演，轰动一时。西方评论界把它誉为奥尼尔最伟大的创作之一。
灵魂，在奥尼尔的剧本里一直是个反复强调的主题，也就是说人需要有精神支柱，需要有正确的信仰，需要有美好的向往。奥尼尔在中期的《大神布朗》中采取戴面具的手法，通过商人和艺术家两个相对的人物揭示了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个人内心中所展开的激烈冲突以及人所具有的分裂的双重人格。戴着面具和扯下面具时有着两副迥然不同的面貌和心态。这种双重性不但欺骗着别人，最后也毁灭了自己。奥尼尔旨在强调人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和利己主义的社会里需要维护自己的个性和尊严，他在后期的札记中写道：“灵魂是触摸不到和看不到的，而贪欲和权势却是现实。”[7]因此，他针对这种现实决定写一组总称为《占有者自我剥夺的故事》的剧本，以探讨人为了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灵魂（精神）以及金钱对人的腐蚀等问题。全剧包括11个独立作品，主要描述一个虚构的资产阶级家族——哈福德一家五代人的发展史。主人公包括企业家西蒙·哈福德和他的妻子萨拉以及他们的四个儿子。长子埃森继承父业出任家族海运公司海洋部经理，次子沃尔夫成为银行家（以财阀摩根为原型），三子乔纳森通过不正当手段暴发为铁路大王（以杰伊·古尔德[8]为原型），四子汉尼投身政界，显赫一时；他们相互勾结，投机取巧，发财致富。如前所述，由于奥尼尔的健康原因，这个组剧没有完成。
从全剧的总名也可看出奥尼尔旨在揭示贪婪和物质主义对人们的毒害。他曾预言美国人由于过度追求物质生活而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他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
“我们像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走过一段自私而贪婪的道路。我们谈论美国梦，而且要向世界宣讲美国梦，但是什么是美国梦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外乎是追求物质享受之梦罢了。为此我有时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迄今所见到的最失败的国家。我们过去在这个国家能为自己的灵魂争取到良好的价值——也许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你会认为人们经过了这么多年，历经千辛万苦，现在我们人人都会有足够的理智懂得人的幸福的整个奥秘就概括在那句连孩子都懂得的话里吗？一个人即使赢得了全世界，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9]
这末一句话摘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句，正是奥尼尔要在这组戏中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组剧中被保存下来的《诗人的气质》一剧，其情节发生在1828年。爱尔兰裔移民梅洛迪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一家小酒店的老板，他佯装自己过去是英国绅士的儿子，蓄养一匹贵重的红鬃马，每逢节日必定穿上他那套当年在英国惠灵顿公爵的部队里服役时的红色旧军装（犹如奥尼尔以前剧作中使用的面具）招摇过市，嘴中还时常背诵拜伦的诗句，瞧不起当地的新英格兰人，惹得他们十分反感。他的女儿萨拉爱上了邻居北方佬哈福德家族的儿子、诗人气质的西蒙，并在他患病期间把他接到店中养病，服侍他，希望他能向她求婚。西蒙的母亲黛博拉反对这桩婚事，愿出三千块钱请梅洛迪一家迁走。梅洛迪受此侮辱便去哈福德家问罪，并要与西蒙的父亲决斗。结果却遭到后者的仆人和警察的殴打与驱逐。梅洛迪回到家中，军装被拆得稀烂，认识到了自己卑微的身份，遂用枪把那匹象征他往昔的荣耀和虚荣心的爱马打死，正视自己受人歧视的现状。但是，萨拉决意使用北方佬那种欺诈手段嫁给西蒙，以牙还牙，等待时机报复。
剧中梅洛迪那种佯装的诗人气质，有时显得荒诞徒劳，可悲可笑，却体现了人在精神上竭力维护自尊的企望。萨拉向往北方佬的阔绰生活，则代表人在追求物质生活上的贪婪。精神对抗物质，结果是萨拉的贪婪毁灭了她父亲的诗人气质，萨拉本人走向了占有者的道路。奥尼尔在此剧中明显地批判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实利主义。在《更庄严的大厦》一剧中，萨拉也进一步腐蚀了西蒙，毁灭了他内心的诗人气质。
组剧中被侥幸保留下来的另一个剧本《更庄严的大厦》，其情节发生在《诗人的气质》结尾后的第四年——1832年，着重描述西蒙同他的妻子萨拉和母亲黛博拉之间的纠葛。西蒙这时已不再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两个女人各自通过母子之爱和夫妻之爱争夺西蒙，爱转变成一种占有欲，却并未获得成功，反而给他们内心带来空虚和烦恼。老哈福德因搞地产投机买卖经营失败而死，遗愿是让长子西蒙接管家业，以免破产。西蒙兼并了父亲的海运公司，从而使萨拉掌管了哈福德家的产业，报了当年父亲受辱之仇，挫败了婆母黛博拉。黛博拉也有诗人气质，喜爱朗诵拜伦的诗句，只好充当老奶奶照顾四个孙儿。她为了逃避现实，经常疯疯颠颠地躲进宅邸花园的一座凉亭里做些浪漫幻想的痴梦。
西蒙受妻子摆布，抛弃了他原想致力于著述乌托邦之类的作品以清除世界上贫富不均的现象而使人人丰衣足食，和睦相处，没有嫉妒和贪婪的那种理想。黛博拉希望儿子不要受贪求实利的萨拉的影响而失去诗人气质。西蒙也表示对经商感到厌倦，成天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计算开支，估计利润，还要策划怎样智胜对手，“在这种生活里，财神是上帝，金钱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这不是我本来要选择的事业……有时我感到心灵堕落了，成了自己的叛徒。”可他又转而感叹道：“我们都经过这样一个幼稚的阶段——那时候我们的虚荣心促使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成为诗人，或者哲学家，或者人类的救星——那时候我们梦想着心灵美，梦想着一个没有贪婪的世界。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不得不生存在一个贪婪而讲究实际的人间，只能痛苦地力求不被它那贪得无厌的大胃口吞噬掉，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要么也跟着吞噬，要么就被吞噬掉；一两肉的价值毕竟抵得过一吨精神呐。”[10]西蒙对母亲越来越痴迷于阅读法国历史回忆录，迷恋法国宫廷浪漫生活而不禁失声发笑。他还对自己以前景仰的卢梭改变了看法，认为卢梭“只是一个软弱而有道德的感伤主义者——一名懦夫，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生活在一个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来接受人的本性这一明显的实际状况——那就是说，人是十分之一的精神和十分之九的自私贪婪的肉体合成的……卢梭只是逃避自己而躲藏在一个高傲脱俗的、理想主义的梦里罢了，就跟妈妈一向以另一种方式那样做一样。”[11]但是，西蒙尽管成为富商，心中的诗人气质并未完全泯灭，他凝视着萨拉设计的宅邸大厦的蓝图，脱口朗诵出美国后期浪漫主义诗人奥里弗·霍姆斯的《带壳的鹦鹉螺》中的诗句：“悠悠岁月飞快消逝，／抛却往昔那穹顶低矮的陋室，／在我心灵中建立更庄严的大厦吧！”（奥尼尔在这里无疑是想说明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比物质文明的建设尤为重要，点出此剧剧名的寓意。）
西蒙在母亲和妻子对他的这场争夺战中要进行选择，神经接近失常，最后要求母亲带他进入那座阴森森的凉亭永远逃避现实生活，萨拉深知母子进入凉亭的最终后果就是她俩一齐被送进疯人院，她因此宁愿毁弃自己占有的一切资产，带着西蒙和四个儿子去乡间农场生活，以使西蒙心灵上得以平静，恢复诗人气质。全剧结尾是萨拉和因摔倒而失去记忆的西蒙及孩子们在乡间自力更生地生活。她鼓励西蒙康复后写他想写的书，可她又想四个儿子长大后不一定会留在乡间，也许会走向西蒙早给他们安排好的经商发展道路，弃父母而去。
这两出幸存下来的戏，表面上反映的是爱尔兰裔移民和早已定居的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而蕴含的实质却是剧中男主人公心灵中所展开的激烈冲突，理想主义的诗人和实利主义的商人之间的较量。从这两出戏也可看出全组戏剧发展的趋势：萨拉和她的四个儿子尽管在追求物质利益上显得得心应手，而整个家族在精神世界上却陷入空虚、迷惘和幻灭。
戏剧应激励人心 一位正视人生的勇士
奥尼尔一生写的大都是悲剧。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幸福，他回答说如果有机会碰到这份殊荣，是会动手写的。他还解释道：“一部真正的悲剧里的幸福，比古今一切皆大欢喜结局的戏剧里的幸福还要多，把悲剧看成不幸无非是当代人的看法而已！古希腊人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则更懂得其中的涵义……悲剧在精神上鼓舞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生意义。”[12]
在谈到戏剧功能时，奥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颇有见地的话：
“戏剧应是一种激励人心的源泉，这种源泉把我们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自我认知的水平，驱使我们探索心灵深处的奥秘。戏剧应向我们展示人生真实的面貌……举起这面镜子以映出一个民族的灵魂；现在该是回到这种做法的时刻了，哪怕只是为了证实戏剧仍然具有一颗未被世间表面现象所玷污的心灵。”[13]
这位美国严肃戏剧奠基人一生在戏剧创作中确实以身作则地遵循这一准则，真实地反映美国人民的现实生活，细腻地剖析他们的心灵，同时激励人们要探索真正的生存意义，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我国自30年代初即开始上演奥尼尔的剧作，最早的是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由熊佛西执导演出的《鲸油》。此后他的《在交战区》、《东航卡迪夫》、《天边外》、《琼斯皇》、《早餐之前》、《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悲悼》三部曲中的《归家》等都先后上演过。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我国就有专家学者开始研究并翻译他的作品。[14]1985年，奥尼尔研究中心在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廖可兑教授任主任。
我国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生前曾给予奥尼尔以如下公允的评价，就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奥尼尔一生反对商业性戏剧。他严肃地致力于对戏剧的探索与创造。他深深地感到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但又寻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失望、烦闷、痛苦，如同易卜生，他只摆出了病态的社会现状，却开不出药方。有人说他是悲观的，有人说他有神秘色彩。我以为他确实是一个正视人生的勇士，一个正直、有理想的大艺术家。[15]
注释：
[1]庞塞·德·莱昂(1460—1521)，西班牙探险家，最早在波多黎各创建了殖民地，后来发现了佛罗里达，1493年参加了哥伦布第二次赴美洲的远航。
[2]古根海姆家族是美国19世纪以来的一个财阀家族，曾左右美国冶金企业达20年之久。
[3]转引自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作——一种新的评价》昂格尔出版社，1985年，第568页。
[4]奥尼尔：《月照不幸人》第一幕，见《奥尼尔集》，三联书店，1995年，下册，第1141—1142页。
[5]见阿瑟·密勒：《时移世变》（自传），格罗夫出版社，1987年，第228—229页。
[6]转引自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作——一种新的评价》昂格尔出版社，1985年，第201页。
[7]见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在工作》，昂格尔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8]杰伊·古尔德(1836—1892)，美国铁路大王和金融家，1869年曾投机买卖黄金，造成“黑色星期五”事件。
[9]参见汉弥尔顿·巴索：《悲剧的意识——Ⅲ》一文，载《纽约客》1946年3月13日号，第40页。
[10]奥尼尔：《更庄严的大厦》第一幕第二场，见《奥尼尔集》，三联书店，1995年，上册，第429—430页。
[11]奥尼尔：《更庄严的大厦》第一幕第二场，见《奥尼尔集》，三联书店，1995年，上册，第468页。
[12]转引自巴莱特·克拉克：《尤金·奥尼尔和他的创作》，道威尔出版社，1947年第86页。
[13]转引自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在工作》，昂格尔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14]详见岳小燕：《奥尼尔研究在中国》一文，载《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250—266页。
[15]见曹禺：《我所知道的奥尼尔》一文，载《外国当代剧作选》（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