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研究的文献综述
仝冉冉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 随着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探究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网络谣言形成与传播的研究成果与进展极具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综述。该议题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概念界定、成因、传播过程规律、影响以及消解策略等方面，总的来说，目前这一议题的系统性研究开始出现，研究方法愈加多样，然而研究成果较少，主题零散、实用性差，对流行病学等相关学科的借鉴以及细化研究是未来研究的可行方向。
关键词： 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消解
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从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再到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事件以及去年蔓延全国的非洲猪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量谣言信息在危机情境中蜂拥而至。公共卫生事件除了具有突发事件的破坏性和突发性，更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更复杂的危害，加之涉及公众的切身健康安全，因而在其中酝酿而生的谣言极易加剧公众恐慌，误导公众舆论，产生一系列后果，让已经遭遇冲击的社会秩序更加脆弱，研究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生成与传播机制，应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知网上以“谣言”为主题进行搜索，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检索到7369条结果，鉴于所选议题的研究内容灵活，某几条单一的词汇搜索并不全面，如“网络”一词就会有“新媒体” “社交媒体”甚至“微博” “朋友圈”等诸如此类的同义转换，与此同时，某些针对特定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案例分析虽未指明主题但因指向明确也应归于研究范围，因此，采用人工剔除的方式对结果进一步筛选，最终得到23篇相关期刊文献和硕博士论文。所得研究梳理如下：
一、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研究概况
经筛选发现，直接概述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文献仅3篇，其余研究多以个案分析为主，跟随某个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后产生，最终得到文献总计23篇，约占谣言研究文献总数的3.1‰，由此可见此类议题研究成果较为稀缺。
（一）研究进展
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研究始于2003年流行的“非典型肺炎”，李金莲的《社会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网际传播现象透视—“非典型肺炎”事件引发的思考》是第一篇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文献，该文随后被频繁引用和讨论[1]，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引发的抢盐事件使得网络谣言的研究得到高度重视，总体来说，高致病性疫情事件在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研究中最受关注，而微博传谣则是渠道研究的热点，从研究数量和质量看，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二）研究方向概述
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概念界定、谣言成因、传播过程、影响和消解，经梳理发现，谣言生成成因和消解策略是研究重点，文献中不乏有来自各种视角的阐述，对概念界定和传播模式的提及多集中于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而谣言的影响则常充当研究中的铺垫或补充。
二、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研究
（一）公共卫生事件和网络谣言的界定
有关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研究可概括为宏观和具象研究两种，宏观研究包括横向的传播模式和纵向的发展阶段，具象研究则是指分析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特征，包括时空分布、传播渠道、谣言内容等。在相关文献中，具象分析的比重较大。
（1） 传播过程的宏观研究。从传播模式来看，目前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研究依然是基于谣言传播传受结构角度的四种基本模式，即链状模式、树状模式、放射状模式以及复合模式。就传播阶段而言，有学者从公众心理视角出发，将谣言的形成过程分为造谣、信谣、传谣三个层面，但多数研究以酝酿期、爆发期、蔓延期和平息期来概括网络谣言的发展过程。传播阶段的划分给谣言预防与消解提供了有利思路。
2.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界定
文献在界定公共卫生事件时均参考了《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的概念：“即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事件”[2]。突发性和对健康可能的损害性是公共卫生事件的两个显著特征。
（二）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生成成因研究
成因研究较为丰富，引入社会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学、政治学等诸多视角，学者们从事件特性、公众、媒介特性、政府、社会等层面进行了分析，综合归纳如下：
（1） 事件特性。谣言往往寄生于特定事件，这在谣言研究中似乎达成了共识，奥尔波特曾指出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是谣言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成为国内学者研究谣言成因的基础。针对公共卫生事件，李明洁进一步指出此类事件本身涉及知识的专业程度以及危害的复杂化就极易导致信息的模糊，因此其特殊性不容小觑。
政府本位的政治传统在该研究中被充分体现，综合近15年相关文献，对于网络谣言的消解，学者们基本秉承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媒介引导、公众自觉的思路，综合前人研究将这些策略归纳如下：①政府：健全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为谣言治理提供法律保障。②行业：加强互联网行业内规范；利用技术手段打通信息管理壁垒协作治理谣言。③媒体：主流媒体把握主动权，及时报道引导网络舆情；创新制定防控谣言策略，例如采用分众化传播、尝试培养意见领袖构建信任网络。④公众：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培育理性公民。
（2） 传播过程的具象研究。研究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特征对于化解危机同样具有价值。学者们对其做了一系列的量化分析，几个重要特征归纳如下：①时空分布：谣言事件数波动与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进展高度一致，谣言发生具有地域接近性，多集中于事件爆发地周边；②传播渠道：微博和微信往往是疫情谣言的网络首发平台，经多个平台间分享和互动，谣言的社会效应大大增强[7]；③内容特点：在疫情事件期间，我国出现的网络谣言主题集中在区域感染、食物感染以及医生感染等方面，谣言内容中最抓取受众眼球的要素是地点和疫情，具体来说，地点的贴近性和疫情的严重程度是引发公众恐慌的关键，具备这类要素的谣言信息极易进一步传播开来[8]。
（3） 媒介特性。在媒介层面，学者们侧重强调手机媒体和微博平台对于谣言传播的强大作用。路鹃在研究中指出，手机在抢盐事件中充当了强有力的传谣工具。作为目前社会中广泛普及的移动终端，手机因其收发便捷的特性成为谣言瞬时传播的利器[6]。与此同时，微博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网络社交平台，微博空间具有低门槛、匿名性和碎片化传播等特征，更是谣言滋生的温床，温世洪等学者均对微博传谣进行了专门探讨。
（4） 政府。政府作为舆情管控的主导者，是谣言研究的重点涉及对象。多数学者强调了政府的信息公开不完善对谣言盛行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分析了政府监管上的原因，包括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把关机制薄弱以及对于造谣者的惩罚力度不够。
（5） 社会。李明洁在对谣言成因剖析中对风险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作了描述，他引用不同学者的观点，论述现在中国正步入“风险社会”，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令公众对风险的感知更加真切，近年来的禽流感疫情事件、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等接连引发人们对于社会风险的担忧，给公众心灵积淀下了焦虑心态[2]。这种从社会大环境层面的阐述与心理学视角公众的“心理铺垫”理论不谋而合。
最后，会议的筹备与组织也是展示中国数学教育实力的重要因素．如此规模的会议对中国数学教育界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当地组织委员会（LOC）的组成，责任的分担与落实，IPC会议的召开，资助委员会的组建与会议，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等等．还有会议网站的建设与维护，信息发布；参会人员报名、提交论文、审稿、资助申请与注册程序的适时启动；落实会议申办书所列的各种硬件条件，包括会场安排、交通组织、食宿设施落实．
（三）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研究
1.关于网络谣言的界定
奶奶戴凤莲是典型的封建家族的产物，但她却是一个典型的反封建主义形象，她以泼辣、果断、丰腴的女性美来反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文中写道：“我奶奶甚至说：‘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对谣言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主要争论点在于真实性问题，刘建明认为谣言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虚假消息”，丁海燕等人的文章则多沿用苗军芙关于“谣言是未经证实的信息”这一观点，尽管对网络谣言的界定同样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学者们对于“网络谣言的本质是谣言”较为统一，对于网络谣言的概念界定均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素：①网络谣言的传播依托于互联网新型网络；②谣言内容受关注性强且容易产生影响；③形式上表现为信息的大范围流通与变形[2]。
（2） 公众。公众层面探究谣言成因多侧重于心理学视角，学者们强调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产生是为了获取心理平衡。李丹指出，当真实的来源断绝时，谣言成为人们消减恐惧与紧张的手段[3]。也有学者从群体动力学角度，通过群体极化、信息流瀑等观点剖析公众作为群体成员时传谣造谣信谣的心理[4]，阐释学范式则将谣言与人的社会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刘海龙等人认为谣言的产生与公众的集体记忆契合，社会上的诸多风险体验为人们的认知做了心理铺垫[5]。此外，刘国恒和付红安等人的研究均发现公众的媒介素养同样是谣言盛行的重要原因。
（四）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影响研究
大多数学者侧重陈述谣言的危害，主要包括：①影响公众的信息辨别能力；②影响社会群体心态，产生社会隐患；③损害政府公信力；④影响网络环境的健康有序。也有学者提及谣言的正面影响，比如李丹在2004年的非典危机研究中提出谣言在消除恐惧和紧张方面的作用[3]，但是截至目前，此类阐述寥寥无几，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公众对风险的主动应对，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研究谣言给公众带来了怎样的效应可以为探究谣言生成规律并消解谣言提供新视角。
（五）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消解研究
DEA方法是用于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DMU)相对有效性的一种非参数方法，其中CCR模型和BCC模型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两个DEA模型[17]。假设有n家高新技术企业，对于第p家企业(DMUp)来说，有m个投入指标和s个产出指标，记Xp为企业的投入指标集Xp=(x1p,x2p,…,xmp)，Yp为企业的产出指标集 Yp=(y1p,y2p,…,yrp)。由此，CCR模型可以表示为：
在金属餐具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制作工艺的限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出现缺陷无法避免。金属勺子缺陷如图2所示。一般而言，缺陷分为边缘缺陷和表面缺陷。边缘缺陷是指边缘有凸起和凹陷，表面缺陷是指表面光洁度不够，有划痕。
倡导低碳出行的措施,合理组织慢行路线,连接形成南山片区乡村旅游公路风景道、慢行骑行道两级道路系统(图10)。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游憩功能,统筹标识系统,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节约旅客旅游时间空间成本(图11)。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网络谣言治理，有学者强调政府应从根本上树立现代化治理思维，摆脱对强力手段的传统路径依赖，促进政府与社会互动。也有文章提出媒介的功能需要被正视，媒体虽是信息传达与意见引导的强有力的中介，但其角色定位在公共卫生事件的谣言防控中不宜过分夸大，将消解谣言的责任归揽于媒体的想法应该慎重，与此同时，在非典事件中，刘海龙认为涉及危害自身安全的紧急事件，即使是理性的判断也会存在偏差，公众自身去控制未证实信息的传播不现实也不合理[5]。显然，公众自觉是一个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公众自觉，更多是建立在政府培养的基础上。
孩子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意识，如时间观念—课间10分钟能做哪些事情，我要如何安排好课间时间？上学路上用时要多久？每天要几点出门能保证不迟到；任务意识—回忆今天老师是否有布置任务，我完成的情况怎样？这些基本意识的培养需要渗透在日常点滴中进行培养。
三、总结
综合相关文献，我们发现，系统性研究开始陆续出现，2014年知网出现第一篇以“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演变”为主题的文献，2018年又出现一篇针对此类议题谣言治理的硕士论文，尽管目前研究成果稀缺，但是公共卫生事件谣言传播这一议题的重要研究价值逐渐得到学界重视。与此同时，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虽然案例分析法仍然是主流，但实验法、谈话法等实证研究方法有所应用，定量模型研究也开始在国内出现，比如苏国强等人就借助“传染病模型”来研究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的防控可行性[8]。
作为一项实用性研究，在认识谣言传播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之道以减轻社会危害是网络谣言课题最重要的任务。目前的研究中虽然提出了一系列常规性的策略建议，但是得到的有效路径依然太少，独辟蹊径，找小切口，做够力度、够深度的研究，这是未来研究的可行方向。此外，虽然对于谣言已经涉及诸多跨学科研究，如心理学、政治学等，但仍然没有改善研究成果雷同的现状，针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现象不妨去借鉴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卫生学的知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这都可以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李金莲.社会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网际传播现象透视——“非典型肺炎”事件引发的思考[J].忻州师范学院报，2003(6).
[2]李明洁.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1-79.
[3]李丹.SARS危机中的谣言与恐慌[D].四川:四川大学，2004:1-47.
[4]崔逾瑜，匡志达，吕诗杰.全媒体时代谣言传播及应对策略[J].新闻前哨，2012:86-87.
[5]刘海龙.从广州肺炎事件看流言的传播与控制[J].国际新闻界，2003(2):40-46.
[6]路鹃.手机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传谣机制与监管思路——以“抢盐潮”为例分析[J].当代传播，2012(5):89-91.
[7]易杰.疫情类网络谣言的传播及治理研究[D].湖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7:1-40.
[8]苏国强，兰月新.基于SIR的突发事件网络谣言扩散模型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3，29(4):90-92.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079 （2019） 20-0159-02
作者简介： 仝冉冉，女，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健康传播。
标签：公共卫生事件论文; 网络谣言论文; 消解论文;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