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主持人：赵新峰（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具有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大示范意义，必须努力把雄安新区建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本专题三篇文章分别从雄安新区低碳发展战略选择、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雄安新区康养体系协同构建的角度，对“未来之城”进行了整体性建构：一是从不同视角总结分析了低碳城市发展的国际化经验，探讨了全球治理体系下如何整合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力量，推动中国低碳城市建设走向善治发展的未来，力图为推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二是从打破城乡分割，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角度出发，指出雄安新区应依托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的三维联动，发挥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双重竞争优势，从而形成政府主导与市场建构双向互补、乡村振兴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新模式；三是基于合作网络理论视角，结合雄安新区的规划和优势，对该体系结构、功能及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雄安新区特色的康养体系。
全球治理视角下雄安新区低碳发展战略的整体性选择
文／赵新峰
摘要： 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低碳城市日趋成为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大城市病”等城市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单纯依靠政府权威来推动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的做法日趋乏力。2017年4月雄安新区设立，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破题之作，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试验田，雄安新区建设突出强调了“国际一流”绿色低碳智慧新城的任务要求。雄安新区低碳城市整体性发展战略框架涵盖顶层设计、合作网络、部门协同、特色集聚、多元主体合作等五个方面。同时，雄安新区低碳发展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强调多种治理功能以及构成要件的融合，主张系统观念、合作意识、善治精神的凝聚。这一富有协同意蕴的整体性治理图式把雄安新区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主基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 全球治理；整体性治理；低碳发展；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对雄安新区的建设，突出了“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任务，强调了“国际一流”绿色智慧新城的要求，力图“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如何避免“大城市病”，如何防止陷入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高碳锁定”，如何建设低碳雄安新城成为建设伊始就应当思考的问题。
在全球化治理进程中，许多国家出台了富有成效的战略举措，通过加强低碳城市建设来优化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借助“全球治理”分析框架，力求从不同维度总结分析低碳城市发展国际化实践经验，探讨全球治理体系下如何整合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力量，切实推动雄安新区整体性低碳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
一 整体性视角下的低碳城市发展战略
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低碳发展成为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准。随着“大城市病”“垃圾围城”等城市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单纯依靠政府权威号令来推动环境保护已日趋乏力。城市低碳化问题提上日程，政府治理模式亟待转变，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由此，“整体性治理”理念逐步发展为未来城市治理的方向。“整体性”是在城市公共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共同命运日益休戚相关的背景下生发出的诉求，它要求整合各类组织机构、多元主体力量，在共同使命下协力推进自然环境、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城市的有机融合。
二级学院的财务管理目标不明确 很多高职院校在实施二级管理过程中，一些二级学院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其财务管理的目标不是很明确。财务管理目标是高职院校财务活动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健康发展的保障。由于我国高职院校二级财务管理还处于初期阶段，很多二级学院不能很好地分配和使用资金。此外，很多高职院校具有财权和物权，但是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使得二级学院财务管理非常混乱。
关于向日葵的籽粒灌浆方面的研究，前人做了有益的探索，研究主要集中在肥料[4]、水分胁迫[5]等方面。陈晨等[6]研究发现，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产量会有所增加，灌浆速率上升。本研究中采取不同耕作方式处理，研究了向日葵地上部籽粒干物质的积累与产量的关系，旨在揭示在不同深松措施、密度对食用向日葵生长发育及籽粒建成的机制，明确食用向日葵的耕作方式、密度，为有效降低食用向日葵空壳率，获得高产提供理论支持。
首先是顶层设计体现系统整体性。顶层设计上要大处着眼，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战略决策设计。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任何一个城市发展都在整体性的环境中，牵一发动全身。低碳城市建设应当放眼全球，从城市所在的自然环境和治理环境入手，进行整体设计和布局，才能够使得低碳城市建设得到可持续发展。
其次，区域城市间形成合作网络。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区域城市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在区域城市间应当形成更加紧密有效的诸如城市群、都市圈等，进行区域整体治理，实现区域一体化。例如京津冀区域尽管协同发展遭遇瓶颈，但在低碳城市建设中，三地城市互相影响互为支撑，都无法脱离彼此环境单独发展，因此，区域合作网络成为低碳城市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
第三，参与部门间形成整体协同。在顶层设计和区域一体化基础上，建设低碳城市过程中，还应该注重相关参与部门间的协同合作。低碳城市是一个综合的大工程，涉及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在整体性低碳城市规划下面，还需要诸如能源、大气、建筑等方面相关部门的参与共同完成。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书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由此可见，在阅读教学中，读是学习语文的一扇窗口，也是感受语言、形成语感的基本方式。
第四，特色发展体现增量效应。整体性并不代表同质化，反而更加强调了特色发展。全球视野下，各个低碳城市的自然资源不同、文化禀赋各异、基础条件参差不齐，所建设的低碳城市也各具特色。在建设低碳城市过程中，需要秉持共同的低碳绿色理念，但在具体做法上要尽量避免千篇一律、完全雷同。需要做好各自城市的优势定位，最终形成互补互动、相互增进的协同效应，最大化释放低碳城市效能。
最后，多元、广泛的参与主体。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有整体性的参与主体，这种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参与主体的单一性，而是要求参与主体尽可能具有多元性、广泛性和整体性。包括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企业、媒体、专家智库等在内的主体要各自发力，并形成合力。一是发挥政府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促进治理权力从政府独揽向多元持有变革。为多元主体自主治理创造机会，使之广泛性地参与到低碳城市建设中；二是要倡导节能减排、绿色经营的企业社会责任，调动排污企业探索绿色发展模式的积极性；三是提升低碳城市建设进程中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和参与能力。践行低碳生活、低碳交通、低碳办公、低碳社区等方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低碳城市建设能动性的整体性释放。
二 西方国家低碳城市发展战略的整体性态势
（一）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低碳城市整体性发展态势
发达国家在推动低碳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从国家层面为全国低碳城市发展搭建整体性战略框架，提供法律制度支撑，并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系统且长远的行动计划和减排目标。[3]
1.低碳城市的发展战略和整体规划。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如弗莱堡、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在推进低碳、循环和绿色发展过程中，首先从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制定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德国的弗莱堡市享有“绿色之都”的美誉，该城市把自然风光、高新技术、文化艺术、低碳生活、绿色生活、品质生活融为一体。纽约低碳发展战略规划主要体现在《纽约规划2030气候变化专项规划》中，该战略规划对于纽约市2020年和2050年气温、年降水量、海平面上升以及热浪、特大暴雨以及沿海地区洪水等可能出现的情况均做了预判。英国伦敦公布了《市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详细勾勒了未来伦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策略，并把战略实施重点集中在发展再生能源、推广低碳技术、倡导低碳生活、推广低碳建筑、发展低碳交通以及强化公众参与等领域。东京市政府发布了《东京气候变化战略——低碳东京十年计划的基本政策》，包括交通减排、政府节能以及居民生活节约等多个方面。
式中,Io(t)为初始光强度,α(ν)为频率ν处介质的光吸收系数,L为气体吸收路径长度,C为气体浓度。
希克斯把整体性治理概括为信任、信息系统、责任感和预算等四个功能性要素。其理论优势在于对跨域复杂公共问题应对，实现跨边界、跨地区、跨组织、跨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1]俞可平把善治归结为以下基本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责任性、回应、有效性、参与、稳定性、廉洁公正。[2]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顶层设计、区域城市合作网络、部门整体协同、特色效应集聚、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等方面展开分析。基于以上核心要素，本文构建了一个低碳城市整体性发展战略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2.低碳城市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英国和日本均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法律和制度建构，为其绿色低碳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法律和制度基础。2003年，英国率先在《我们能源的未来》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强调提高生活质量应该从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入手，降低资源消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4]2008年英国通过《气候变化法案》，在全球率先出台了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低碳发展的战略规划，形成了完备的法律体系。该法案设定了到2050年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8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建立了碳预算制度，成立了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法定独立机构，并对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碳交易、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等作出规定。[5]日本的《节能法》早在1979年生效，经多次修改后已覆盖工厂、运输、建筑、机械器具等四大主要能源使用领域，并推出了领跑者制度。此外，《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绿色采购法》等本世纪初确立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带动了日本节能性法律体系的形成。[6]
在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进程中，“数字城市”“科技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绿色城市”“人文城市”等中观层面的设计层出不穷，涉及多个主题，呈现出碎片化和孤岛化的发展态势。对雄安新区未来新城的建构设计，需要强化整体思维、系统部署，“多规合一”、协同发展，站在绿色化、智慧化生态标准的层次，优化生态功能，摒弃粗放型的投资扩张模式，以先进适用技术、循环经济技术、低碳技术等，推进现代金融服务业、前沿信息产业、高端技术研究院、绿色生态等战略新型产业的发展融合。致力于疏密有度、绿色低碳、返璞归真的自然生态城市空间打造，突出“绿色、生态、宜居、智慧”发展理念，实现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共生和谐发展，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绿色低碳城市，打造成智慧与生态并举的现代化国际化智慧生态新城。
3.低碳城市发展的行动计划和减排目标。在低碳城市发展的具体规划和目标设定上，英国、德国和日本作出积极示范。2009年英国出台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成为当时发达国家中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系统全面的政府白皮书，与该计划相匹配的还有《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低碳交通战略》等发展战略；德国联邦政府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国家可持续战略，规划出低碳发展的总体框架，并指明了政策方向，主要关注气候和能源、原材料的可持续管理等方面。[7]德国政府为了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制定了三个政府中长期规划，分别是欧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ECCP）、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EEAP）及能源与气候一揽子计划（IECP）。[8]日本于2004年推出《日本2050低碳社会远景》的研究计划。并于2008年发布了《实现低碳社会的行动计划》，选取横滨、九州、带广市、富山市、熊本县水俣、北海道下川町等六个城市作为“环境模范城市”试点。
4.疫情报告：推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检测，对发现的HIV/AIDS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时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疫情，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区域城市间协同的低碳城市整体性发展态势
区域城市间协同的主要体现形式是区域城市群。这些世界级城市群同样遇到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单独某一个城市无法脱离区域环境，无法脱离周边城市群落的生态而独立发展，因此，除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具体到某一座城市的低碳建设，都依托于其所在区域以及城市群整体性的生态治理和改善，世界级的城市群在高级阶段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低碳转型实现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如日本政府对都市圈进行了全方位的统一规划，东京城市群采取多项节能环保举措，如将信息技术充分运用于写字楼、办公室等办公空间，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造就了绿色的办公环境促进绿色城市发展；纽约城市群普遍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借助智慧城市大数据实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首尔致力开展绿色项目，构筑环境友好型都市圈，通过设计建造城市花园增加碳汇，通过实施智能计量项目，为家庭、办公机构、企业主提供其水电气消费量实时报告，报告以货币单位形式给出，辅以具体的消费模式，以及如何调整这些模式以便节约能源消费的方法，致力于实现城市总能源消耗降低10%的目标。[9]
（三）部门协同合作形成合力的低碳城市整体性发展态势
各个国家在完成低碳城市顶层设计后，不仅需要展开区域城市群层面的协同共建，也需要低碳城市建设相关部门间的协同。因为低碳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综合过程，涉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城市建设的各相关部门，如能源、建筑、交通、社区、产业等。如上文提到的首尔绿色项目，就涉及到了对水电气消费量的计量，涉及到了水电气各个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形成整体的消耗情况报告，进而找到从根本上进行综合节能的措施；又如千叶县的整体性节能项目，也是通过对建筑进行减排，有关新能源部门和企业共同加入，才得以形成合力，最终达到理想效果。
（四）突出特色增量效应的低碳城市整体性发展态势
区位资源、经济水平和人口素质等因城而异，低碳城市建设自然也需要因城施策，选择契合自身实际的建设领域。突出低碳特色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自行车之城哥本哈根结合自身实际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倡导市民低碳出行，提出到2015年全市85%的机动车为电动或氢气动力汽车。除此之外，哥本哈根还大力提倡“自行车代步”，建设自行车城。斯德哥尔摩则把提升城市机动车清洁能源使用率作为战略重点，向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拥堵费。城市交通的市政车辆需要通过环保认证，并采用可再生燃料，机动车必须是绿色车辆。斯德哥尔摩的哈默比湖城已发展成为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样板，其目标体系涵盖到能源使用、交通体系、垃圾分类、废水处理、建筑材料、空间利用、土壤净化等多个方面。此外加拿大的多伦多通过《气候变化：清洁空气和可持续能源行动计划》，积极开展城市森林项目，植树扩林，规划通过专项基金等基础设施项目来着力推广可持续能源。德国柏林则依托热电联产来实现能源节约，以期达到减排目标，业已成为世界上区域供热网络最大的城市之一。
（五）发挥多元主体能动性的低碳城市发展态势
基于锡石多金属硫化矿主要矿石矿物的吸波能力差异，通过几种主要矿石矿物的吸波升温效果测试，首先验证了锡石多金属硫化矿的微波选择性加热事实，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主要矿石矿物因选择性加热而导致矿石内部出现集中应力强化磨矿效果的机理。
三 雄安新区低碳发展战略的整体性建构
基于整体性的发展愿景和治理图式，借鉴世界各国低碳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可从国家顶层设计、区域城市合作网络、特色增量效应、治理主体、部门协同几个方面着手，建构雄安新区低碳战略整体性发展框架如下。
（一）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催生雄安新区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协同效应
整体性治理致力于构筑多元主体之间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注重制定事业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融合性、一体化战略规划。这方面发达国家成功的做法既强化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权威性，又促使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在各个领域得以广泛推行。借鉴国外低碳城市发展经验，中国低碳发展战略的拟定需要考虑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基于城市资源禀赋、特色优势，因地制宜加以制定，最终形成整体性的一体化方略。如美国在国家层面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宏观发展战略，各个城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均确立了各自行动标准，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气候行动计划》。联邦制国家基于国家层面低碳发展宏观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带动了全国性低碳城市发展战略的协同。对于单一制的中国来说，在推进低碳城市发展战略方面，行政权力主导的推动力需要和目标导向的引导力加强协同进而形成合力。需要在既定目标驱使下，向城市政府充分放权，在确保国家低碳战略协调化、整体化的基础上，破解政府层级、部门职责同构的困境，激励引导低碳城市建设自主创新。雄安新区所在的京津冀城市群，未来可以打造成全国低碳整体协同发展的标杆。
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世界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许多翻译学者逐渐摆脱翻译研究的局限性，开始对翻译进行多角度宏观研究，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操控理论便是在此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光靶是机器视觉导航定位方法中用于强化目标几何特征的装置。文献[7]中视觉导航利用视觉系统标定的思路，光靶各特征点分布在同一平面内且均匀分布，光靶平面朝向摄像机，考虑到掘进机从后端出料的影响，光靶只能布置在机身上部，而机身上部到巷道顶板之间空间极为有限，有时仅为0.5～1.0 m，因此光靶尺寸被限制在0.5 m×0.5 m内。
（二）强化雄安新区所在京津冀区域城市间低碳合作治理网络的整体性构建
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区域政府间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大城市群、都市圈、高科技园区日益把诸多原本碎片化的城市联系起来。低碳城市发展不再是单一城市的发展，而是区域共同体之间的融合协同发展。区域整体性发展背景下低碳城市建设不单单取决于个别城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单打独斗，而是有赖于共同体的集体行动，需要依托跨域城市间互动治理网络的建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诸多城市均面临着从各自为政走向合作协同的任务。整体性治理理念引领下，京津冀区域间低碳城市建设网络需要在协商对话、使命共担、信息平台搭建、资源配置、权责划分等方面进行制度框架的创新与重构，整体性的治理架构成为必然的发展态势，建设中的雄安新区在低碳城市发展战略方面更是要在京津冀区域整体协同的语境下加以设定。
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将成为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的汇集地，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必将成为区域网络治理体系的重要空间载体。京津冀区域城市间低碳合作治理网络的整体性构建需要以雄安新区建设为突破口，建构京津雄新三角城市空间联系，整合协同区域城市间低碳人才、低碳资本、低碳信息、低碳技术等要素资源，实现合作网络间资源高效配置和低碳发展深度融合，进而形成“低碳发展共同体”的城市群。雄安新区未来分散型、网络化的空间一体化治理架构，都市复合中心和核心区的打造，有利于低碳发展的空间拓展，实现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理念等整体效应向城市群外围延伸，进而根治京津冀大城市病，拓展城市群发展的低碳绿色空间。
（三）注重各领域各部门协同的雄安新区整体性低碳城市发展战略
[2]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雄安新区城市低碳规划涉及诸多领域，涵盖众多部门，具有显著的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特征，需要整体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因素，通过跨部门机构统筹规划实现协同推进，使低碳城市发展战略更具科学性、操作性和可行性。雄安新区未来整体性城市低碳战略规划需要将能源部门、交通部门、建筑行业、绿化组织、垃圾回收利用单位、污水处理部门、大气污染治理机构、公共服务等诸多相互关联的部门领域统筹考虑，把非传统水源、地热、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整体考量，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新能源研发、清洁能源应用等示范工程，把各个部门和领域看做整体规划下的子系统，打破各个部门之间的割裂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壁垒，综合考虑各子系统的协同性、可承受能力、可推进程度，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甚至相互冲突和掣肘，共同推动生态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低碳城市的一体化建设方略。
（四）突出雄安新区特色的整体性绿色低碳发展体系
雄安新区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应避免整体趋同、全国一盘棋的做法，充分挖掘自身特色，形成科学标准，鼓励百花齐放，协同京津冀城市群形成增量效应，并辐射带动其他领域践行低碳发展。例如，哥本哈根和芝加哥市把自身优势定位在能源更新方面，丰富的风力资源对城市低碳发展形成了强大助力。伦敦、柏林和弗莱堡等城市把新能源的使用纳入城市低碳发展体系，大大提升了城市的环境品质。在低碳交通领域，纽约、哥本哈根、东京、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西雅图等城市均着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的汽车及BRT等环保交通方式，诸多城市还着力推进自行车专用道建设，使绿色出行成为居民崇尚的生活方式。伦敦、纽约和斯德哥尔摩推出了对市中心交通拥堵区车辆征收费用的制度。建筑减排方面，纽约、东京、哥本哈根、奥斯汀、斯德哥尔摩、西雅图等城市均根据各自城市所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不同，制定了相应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推广低碳建筑。多伦多和阿姆斯特丹还充分发挥湖泊资源丰富的特点，利用抽取深层湖水减低建筑室内空气温度来取代传统空调制冷，节省了大量能源，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11]不同城市在推进低碳战略方面匠心独具、各显神通，同时把发展特色纳入到城市低碳发展指标体系中来，最终收到了整体性效果，这些独特的做法为雄安新区寻求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雄安新区致力于打造国际上最先进标准的低碳新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全球范围内典型城市在低碳发展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但真正意义的低碳新城，国内外并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样板。雄安新区的低碳城市建设发展之路，注定要高起点、高标准，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道路，注定要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结合中国特色和风范，结合雄安新区未来之城的功能定位，整合创新、做好顶层设计，从无到有建设一座低碳新城。
围绕“低碳雄安”发展主题，雄安新区低碳战略布局重点应该聚焦在环境修复治理、清洁能源、绿色智能电网、生态空间、绿色建筑、海绵城市等几个方面，站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制高点上挖掘特色。
在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方面，综合运用搬迁、清淤、治河、补水等手段对白洋淀进行整体性治理，着手打造雄安新区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白洋淀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估体系等。在清洁能源方面，雄安新区具有丰富的地热资源，拥有三个温度高、储量大、水质优、易回灌的大中型地热田，可以充分利用地源热泵技术开发浅层地温能，满足新区建筑物供暖、制冷的需要。在绿色智能电网方面，着力推进雄安新区再电气化，建设高度电气化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供应侧外来电力百分百清洁化。致力于雄安新区当地风电、太阳能发电的全额开发利用，消费侧方面实现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深度替代，推进分布式光伏、储能的灵活接入，让新区内居民既成为能源的供给者又成为能源的消费者。通过构建“无处不在”的电动汽车充电体系、构建友好互动的智慧车联网平台来支撑雄安新区绿色交通体系。在生态空间的规划方面，跳出就城建城的模式，秉承生态优先的思路，结合生态特点，植根原生水体和湿地生态系统优势，把河流、淀泊、树林、农田和新城作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加以规划，致力于打造一个整体性的生态格局。基于这一生态格局，未来城市的布局，按照最先进的低碳理念和最严格的低碳标准，对工作、生活、休闲、娱乐、教育、医疗、消费等方面加以城市组团的统筹规划，依托“秀林、绿谷、淀湾”打造整体性、复合性的城市生态空间。在海绵城市建设方面，构建集约高效可靠的供排水系统，把植草沟、透水砖、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绿色”设施及先进的海绵城市技术纳入到规划建设中来，致力打造可自由呼吸的城市生态水循环系统，使未来的雄安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洪涝灾害等方面收放自如，具有良好的“弹性”。在低碳建筑方面，雄安新区具备在建设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加以全方位创新的优势，具有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系统领域注入节能降耗基因的优势，同时具有数字城市与物理城市同生共长的智能化优势，未来雄安新区可以在广泛吸纳国际上著名低碳城市低能耗建筑经验的基础上，推动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开创出一条未来城市低碳发展的全新路径。
（五）打造雄安新区多元主体共谋低碳发展的整体性治理格局
雄安新区低碳城市发展的生动局面，需要政府把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纳入到低碳治理体系中来，充分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协同作用，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同发力。政府在低碳发展的运行向度上，要逐步改变单一管制、单打独斗的局面，承担起统筹协调低碳城市发展的组织引导功能，通过财政补贴、税收、搭建碳交易平台等手段，引导居民成为低碳消费和低碳生活的践行者，力求让每个置身低碳事业的公民发挥优势形成团队力量，让企业主动致力于低碳产业发展和低碳产品生产，在政府政策引导下担当起更多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同时为环保社会组织营造广阔的发展空间、创设友好的发展环境，把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和柔性治理融入到城市低碳发展规划中来，使之能够专业化可持续地投入到雄安新区的低碳城市建设中去。
1.注重激励市场主体参与低碳城市的建设。雄安新区在激发市场主体低碳发展方面，一是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德国在落实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定时，将温室气体排放减排量限额有序分配给企业，企业可以对相关配额额度进行市场交易。此外还推出了“能效改造计划”和“可再生能源投资扶持计划”，通过投资补贴、低息贷款和返还性补贴等手段助力可再生能源建设，着力扶植发展低碳企业。二是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日本在低碳城市交通领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购买补贴、燃油经济性指标和环境税等方式，助力城市绿色出行。三是可以借鉴英国经验。英国政府设立了独立公司运营机构——碳信托基金会，通过与各方组织合作，降低碳排放，发展低碳技术。碳信托基金会通过有效的经济刺激和激励机制，把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起来，成为城市低碳发展的中坚力量。
2.多措并举引导公众参与，建设以公众为依托的低碳社区。公众是推进低碳活动的核心驱动力。雄安新区城市建设中应着力强化低碳发展中的公民参与度，提升公民低碳意识，拓展公众参与渠道，促使新区尽快形成系统化、整体性、全方位、多层次的低碳发展体系。一方面建设以公众为依托的低碳社区。社区承担着管理区内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多种功能，内容包罗了诸如人口控制、环境绿化、垃圾回收、能源节约、绿色出行、简约消费等低碳发展的各个方面。雄安新区在规划社区公共空间配置时，设计方案应前瞻性地将诸如公共教育、文化艺术、休闲娱乐、健身中心、社区诊所等公共设施与公共场所纳入考量范围，打造低碳社区生活圈，让所有住户都能步行抵达这些场所，减少交通运输产生的碳排放。社区生活圈采用节能建筑，优先选用环保建筑材料，安装具有分散式能源特点的风能、太阳能、综合供暖、供电装备等环保装置材料。另一方面要提升雄安新区低碳发展中的公民参与度。要通过宣传引导把低碳生活、低碳交通、低碳办公、低碳社区、低碳饮食、低碳休闲等方面的低碳行为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强化居民在吃、穿、住、行、用等生活方面的低碳教育，普及低碳知识，使之掌握低碳生活的具体技能。同时着力提升低碳发展中的公民参与能力，使公民从“要我低碳”变为“我要低碳”并实现“我能低碳”。
3.培育社会组织使其在低碳领域发挥作用。雄安新区在发挥低碳建设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大胆放手，赋予社会组织更宽松的发展空间，让社会组织在低碳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支持其在低碳城市建设宣传、教育、培训、监督等领域发挥作用，在植树造林、动物保护、白洋淀湿地保护、江河湖泊保护、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等方面普及低碳知识，传播低碳理念，唤醒公众意识。要充分发挥环保社会组织民间性、实践性、专业性的优势，吸纳组织成员开展实地调研和民意调研，促进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针对雄安新区社会组织刚刚起步的现状，政府在积极培育扶植社会组织的同时，要从资金、政策、人才等多个方面加强环境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确保环境公益组织真正担负起聚合公众环境利益、推进低碳发展的使命。
低碳城市建设和发展涉及到建筑、能源、交通等多个领域，历经规划、执行、评估等各个环节，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协同合作、集体行动。国外低碳城市建设中，政府不仅注重统筹协调，整体协同推进，还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志愿机制，着力促进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广泛参与，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在推进低碳城市建设方面形成集体行动：美国的波特兰市在制定《气候行动计划》进程中，充分发动公众参与，聚合民智民力。在行动计划内容设定上，该市把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增长点，旨在产生低碳效益更好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尤其弱势群体。旧金山市在推出电力资源计划和可持续发展计划过程中，呼吁公众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推进政府协同公众、企业和社区共同实现城市减排目标的核心战略。波士顿市成立了集当地企业、机构和民间领袖的非政府组织——波士顿绿带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制定弹性城市与减少碳排放方面的规划来对抗气候变暖。《阿姆斯特丹2040年远景规划》确立了阿姆斯特丹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转型战略目标与框架，倡导利益相关方的集体行动，鼓励协商对话、公民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其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纲领致力于重塑城市生产、消费与生活方式，追求城市发展品质与居民生活质量，阿姆斯特丹已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最具竞争力和代表性的绿色城市。
注释：
这场展会的焦点，还是会被那些知名大牌腕表抢走，因为位置最好的1号展馆1楼，被LVMH集团和斯沃琪集团的钟表品牌，以及劳力士和帝舵、百达翡丽、宝齐莱、百年灵、香奈儿等品牌所占据，这也是该展览经常被简称为“巴塞尔表展”的原因。
[1]黄滔：《整体性治理制度化策略研究》，《行政与法》2010年第2期。
国际上低碳城市建设内容一般包括基底低碳、结构低碳、形态低碳、支撑低碳、行为低碳五个方面，其具体实践手段涉及能源更新、产业转型、推行循环经济、构建紧凑城市、优化城市生态网络、发展绿色交通、推广低碳技术和鼓励节能行为等诸多内容。[10]上述规划内容相互支撑，彼此契合，所组合而成的结构系统性、协同性、互补性强，进而达成了错落有致的低碳发展体系。德国在推广新能源方面对涉及的诸多领域进行整体规划，制定了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向电网供电法》《生物质能条例》《能源保护条例》《建筑节能法》《供暖设备条例》《供暖成本条例》《能源节约条例》等在内一系列相互协同支撑的法规条例，对可再生能源的销售配额、补贴价格、建筑物节能标准等环节均做了一体化设计，这些整体性发战略规划和举措成为低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这些内容在我国的低碳城市战略设计中往往表现为碎片化、不完整或是彼此割裂，需要对城市低碳领域进行整体规划，科学布局，统筹协调，破解条块分割和单打独斗的格局。
设计意图：对新问题的探究，我们一般都会引导学生将其向已学习知识靠拢、转化．在平行判定法后面安排这则探究，我们就应该引导学生用“平行判定法”来证明他们发现“相似”的结论．为此，在引导学生探究“能否通过构造相似、全等三角形”得到证明思路的同时，引导学生用好刚刚获得的“平行判定法”及获得这一结论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当然，这一探究的结论发现与证明过程，既是对已有知识的深度应用，由定理2延伸形成定理3，又为下节课的几个判定方法的证明提供了思路，积累了经验．如此“承上启下”的好“活动”，在教材中得以充分体现，不失为一件“壮举”．
让秦川再找一个女人的想法是她提出来的。但是她提出来，与秦川真去做了，是两回事情。她提出来，她不想让秦川伤心。秦川真做了，秦川将她的心，撕成碎片。
[3]程厚德、李春：《善治视野下的国外低碳城市发展经验及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1期。
[4]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DTI），UK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London： TSO，2003.
1）在煤炭资源调查中，对空白区和以往工作程度低的区域，摆脱了以往钻探勘查的单一模式。“地震先行，钻探验证”的综合勘探技术，节约了勘探资金，减少了布孔的盲目性，降低了勘探风险。
[5]彭博：《英国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经济研究参考》2013年第44期。
[6]李昂：《日本推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7月4日，第5版。
[7]赵新峰：《德国低碳发展的“善治”实践及其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2期。
[8]杨圣勤、李彬：《德国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的启示》，《对外经贸》2014年第6期。
[9]Hyun-Kil Jo， Jin-Young Kim， Hye-Mi Park，Carbon Reduction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Urban Parks in Seoul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vol.41， 2019， pp.48-54.
[10]林姚宇、吴佳明：《低碳城市的国际实践解析》，《国际城市规划》2010年第1期。
[11]李超骕、马振邦、郑憩、邵天然、曾辉：《中外低碳城市建设案例比较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6-0013-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架构研究”（18VSJ066）
作者简介： 赵新峰，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089。
责任编辑 余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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