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到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63周年了。今天来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有两个比较。第一个是纵向比较，这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比较。在中国大陆执政，国民党是共产党的前任。蒋介石的国民党执政了22年，失败了，被人民抛弃了，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执政。共产党接收国民党的是一副烂摊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经济，战争破坏，民不聊生。人民对国民党统治极度痛恨，对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寄予厚望。当时西方一些政客曾预言，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但不能坐天下，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执政的寿命是不会长的。但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人们会问，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继承孙中山的遗产，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面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从执政的舞台上滚落下来。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的基础上，从执政一开始就遇到国际上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的封锁和破坏，在执政的征途上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两相比较，成功与失败原因何在，有什么规律可循?第二个是横向比较，是中苏两党执政的比较。同是共产党执政，苏联是由改革而失败，国家解体，苏共像雪崩一样垮掉了，西方预言家又在预言，中国共产党会步苏共的后尘，中国社会主义也会垮掉。这是白日呓语。实践已经向全世界证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巨大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人们又会问:都是共产党执政，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苏联社会主义历史长，影响大，综合国力强，为什么这样一个执政大党说垮就垮，另一个党却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生命力，原因何在?对这两个比较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63年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经验中得出明确的结论。
一、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成功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坚持人民主体，强调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执政合法性的深刻基础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毛泽东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的宝贵的优秀遗产。邓小平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开放和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前两个“代表”的出发点和归宿。
执政就意味着掌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贯彻执政为民宗旨的关键。所谓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是真正懂得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如何才能根据人民的意愿用好权。共产党执政是人民的选择，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执政，并不只是因为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交给他们行使，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在任何时候不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如果长期执政以后我们的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气，而变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以至滥用权力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最后必然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历史兴亡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是有清醒认识的。权力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所有者与运用者往往是相互分离的，但是在权力使用的同时，又必须充分体现权力所有者的意志、要求，这是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充分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尊重他们的要求，同时又必须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力使用势必导致以权谋私，造成权力害民，权力腐败。只有在察民情、体民意、顺民心、解民难的过程中使用权力，在人民的监督和法律规范的约束下使用权力，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执政为民，必须对“人民”这一概念有全面正确的把握。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这一概念，就无法将“执政为民”落到实处，甚至会误入歧途。“人民”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毛泽东早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曾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人民”被现实赋予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内容，一切赞成、拥护祖国统一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或者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所有公民，都属于人民的范围，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同时必须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现阶段我国的社会阶层及其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远非计划经济年代所能比拟。大量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这些人员、阶层或社会集团，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属于人民的范围。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从法律上规定了工人阶级在人民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工农联盟在我国人民群众中的基础地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任何时候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的主体。执政为民，首先是为这个主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首先是代表这个主体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个主体利益，就谈不上执政为民，就谈不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只有坚持广泛性和主体性的统一，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含义。
世界上所有的政党执政都会宣布自己执政宗旨为民，但许多是为了拉选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为民宗旨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党制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为实现目标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1]为了真正贯彻“宗旨”意识，我们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党的各项实践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群众路线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总的目的是为了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二、从国情出发，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这一问题是否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就，所遭受的每一个重大挫折，无不与是否能够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和要解决的任务是非常困难复杂的。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又十分迫切地摆在了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在经历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我们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成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宝贵财富。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苏联东欧已经建立并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模式”已经形成并在东欧各国得以推广，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当然应该加以借鉴。而且，中国和苏联同样属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同样的也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成功的，这一背景客观上使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的特征必然地也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体现。
建国初期，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思想，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
首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的理论，指导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转变。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之一。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的说法，“过渡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高级阶段，“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2]304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3]64马克思、列宁这里讲的“过渡时期”，都是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转变时期。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毛泽东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又不能理解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转变时期，而应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在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他认为，“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要求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思想。
其次，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并对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在考虑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时，不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的论述，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作出判断。1956年1月，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4]214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与“建成”两个表征过程起点与终端的概念，从而反映了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从“建立”到“建成”的转变阶段的客观现实。后来又提出我国处在“一穷二白”的发展阶段，虽然已进入社会主义，但经济、文化仍很落后，虽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实际描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最后，对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从1956年春起，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创造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的思想。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宝贵结晶。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列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4]42他还指出，对于苏联的经验，不能不加以分析地一概排斥，但也不能一概照搬。“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23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后来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毛泽东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多方面的，既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鲜的观点，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起到了启航开道的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客观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的反映。这一过程的真正开端，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时曾这样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展开，我们在实践中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开始了一条艰难而意义伟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在下面几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上取得新的认识，对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个公式有它的合理性，但这个公式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没有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并不明确，甚至把阶级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实践证明，这样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是片面的、有害的。1992年底，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科学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372这一论述的重要特点，是侧重从社会发展目的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的的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的观点，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面临着解放生产力这一历史任务。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才决心进行社会主义改革。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道路的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党逐步确立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理论。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事业，就其性质来说，只能是而且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一点是丝毫不能动摇的。邓小平的思想十分明确: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同时，针对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这一现实，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初级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立足的基本国情，这是为何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文化还不发达，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还有明显的区别。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集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党的十四大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三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的历史功绩，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
第四，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处和优点，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所有制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在经济体制上，改变了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实行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上，坚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相结合的原则，废除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拉开一定的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全方位的开放，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既引进来，又走出去，积极参与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内实行“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国际上实行和平发展方针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由于改革开放，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1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基本上达到小康，中国的崛起令全世界刮目。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的是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道路”、“制度”的正确性，这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信任党继续执政的根本原因。
三、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执政兴国的根本前提。多少年来，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论是高潮还是低谷时期，始终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是科学的，具有普遍适用性，它的基本立场、核心观点与根本方法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揭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和历史任务，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就会陷入迷途。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又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好的坚持；同时，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面对新的实践，解决新的实践课题。
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体上采取了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突破性的发展。这种突破与原来的逻辑体系不同，在理论上表现为巨大的跳跃性。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同时胜利论的突破;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列宁“城市中心论”的突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展开和运用。它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理论体系有较强的继承性，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和深化。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中国具体化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形态；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先后表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国后的革命统一战线和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同形态。应当说，这两种形态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必需的，都是我们所应追求的目标。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中，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中，出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一次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一次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前者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者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提出，我们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句话，就是要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是强调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实践不止，创新不止，我们突破前人，后人也会突破我们，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党的十八大又强调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执政业绩的重要原因。
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宝贵经验和一贯方针。我们党从建党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现在拥有82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并成功地执政了60多年，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和贯彻了从严治党的方针。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虽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的党的中心任务和党的建设的主题不同，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党是在推翻了国民党腐朽统治后走上执政舞台的。可以说我们党是在缺乏物质基础，外部环境不利，没有执政经验，人民期望值很高的特殊环境下执政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要迅速站稳脚跟并迅速提高执政能力，就首先必须从严治党，必须时刻注意党的形象，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领导人民顺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党能否顺利地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改革开放中抵御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水平、组织水平和业务水平的又一严峻考验，为此必须从严治党，锻造一支能够胜任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又红又专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队伍。进人21世纪，我们党又面临着新的执政环境，必须进一步从严治党，才能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才能解决我们党面临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从严治党关键在严。从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来看，我们党紧紧围绕党的根本宗旨、思想路线、党风廉政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从严治党，牢牢把握住了从严治党的关键。
首先，党强调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穿于党的一切活动中，在革命和建设发展的每一阶段，把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是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党确立了一条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路线，领导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最大的利益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文化水平，我们党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现在我们党带领人民正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也是现阶段我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所在。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老祖宗不能丢”，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党的十六大强调共产党员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当然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保证。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必须始终注意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
第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主题和宝贵经验。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十分注意通过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大会的报告中，根据中国共产党就要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的现实，谆谆教导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1438－1439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如果我们党不严加注意，党和国家可能因此而改变面貌，指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反腐败问题上，邓小平旗帜鲜明，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方针。这个“两手抓”的方针，有效地控制和打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现象的产生。
第四，从制度入手，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这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又一特点。在党的历史上，党的一大就明确规定，党员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党的二大以后，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纪律和保证纪律贯彻执行的制度措施。在延安时期，党果断地处理了“黄克功”事件，1952年，严厉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显示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加强了组织、制度建设。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开创了从严治党的新途径，党的十三大突出强调了加强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并提出四项措施。对于违反党纪，邓小平指出:“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7]332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从严治党纳入了制度化、法律化轨道，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有约束力的机制。江泽民说:“从严治党，严肃党纪，最根本的就是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做到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内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章办事。”[8]615对于违法乱纪的则“必须用重典”。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机制。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从严治党的主题、具体内容和措施不尽相同，我们党针对不同情况从严治党，胜利完成了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在世纪之交，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l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党从严治党一贯方针的时代回应。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全面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方针，这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因此，自从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就把执政方针定位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基于自己的力量制定执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条件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发展。我们党始终强调要重视国情研究，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在强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了解了现实的国情之后才能办好中国的事情，而且只有我们自己才会真实地了解和真正了解我国的国情。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才有可能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走自己的路。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卑躬屈膝的表现。所以，在执政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党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方针，也是我们党根据自身状况和力量作出的正确选择。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中国人民确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奔向现代化。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这种先进性就是执政力量的源泉，决定了它总能拥有充足的力量，总能在实践中丰富完善自身，因而任何时候不会依赖他人，成为别人的附庸。再次，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断创新的品格。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有机地整合中国社会的各种发展资源，批判吸收别党别国的经验，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推进党的各项事业。最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成熟的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方针，是党的鲜明个性，是党创造今日中国辉煌局面的基本经验，也是党探索新的道路、研究和解决新的问题的根本思路。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一直贯彻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根据建国初我国的国情和外部条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在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道路时把握住了以下几点:一是国家主权原则。中国的主权只能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们。二是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尽可能争取外援，但不能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更不能全盘照搬而最终处处依赖别人。第三，坚持自力更生，就必须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克服困难，奋斗到底。实践证明，以上原则非常适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客观环境。因而，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强调中国选择什么道路、什么方式，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外国人不得干涉，我们也决不拿主权做交易。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3第二，坚持自力更生，但不能搞闭关锁国政策，要搞改革开放，积极争取外资、外援。这从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坚持自力更生、又要实行对外开放争取一些外资的问题，把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有机地统一起来。他认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5]78－79第三，在作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5]265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提出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之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谋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快更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重大挫折。在这个重要关头，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不但成功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而且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需要用这种精神迎接新的挑战。能够始终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能够始终具备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我们党继续走向成熟、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的标志。在21世纪，我们党的各项事业拥有全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在挑战面前，党一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更显重要。
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更加需要大力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不断冲击着世界各国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面前，我们党采取了积极应对的办法，一方面投身到国际经济竞争的洪流之中，加入WTO，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竞争和技术合作之中，在竞争和合作中找出差距，取长补短;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才优势，苦练内功，努力缩小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量扩大自己在个别领域的比较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关键还在于能否保持我国自主的发展能力。
应对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冲击更加需要大力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两种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而只是改变了样式。资本主义国家基于他们的各种优势条件，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加紧实施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战略。因此，我们只有发展自己，通过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创造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获得主动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加需要大力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我们党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定为今后10年的发展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今后十年建成小康，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凭什么向全国人民保证?凭过去艰苦奋斗所打下的基础，凭今后十年继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小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之时，在改革开放壮大综合国力之时，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之时，主要靠的是自己和人民的力量进行艰苦的创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里，我们党还是得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去战胜困难、谋求发展。
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是彻底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是光明磊落的党。中国共产党也会犯错误，甚至会犯大错误。但中国共产党始终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公开揭露错误，分析错误的产生原因，总结教训，改正错误，坚持勇于克服错误的好党风，始终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时，曾风趣地打比喻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去，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60多年来的执政确实是一场大考试。我们党在这场考试中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也有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党始终处于执政的地位。这里除了因为党在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群众相信我们党，即使在党犯错误的时候，群众也寄希望于我们党，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敢于和善于为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敢于和善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并且能够自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无产阶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正确方针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领导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到1952年底，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不仅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任务，而且使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又创造性地领导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56—196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党和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逐渐发展，致使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未能在实践中实施下去，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过重大失误，包括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和斗争的错误、1962年的“反右倾”错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等。在此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虽曾努力纠正错误，希望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而且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出现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时期。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使社会主义陷入困境之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头两年，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使党的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经济工作中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的失误。敢不敢正视我们党自己犯过的错误，敢不敢正视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善不善于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错误及其产生原因，敢不敢在揭露错误以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既是对我们党政治勇气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我们党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的一种考验。我们党经受住了这个考验。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此外，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得到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历史证明，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保证我们党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作了科学的总结，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作了恰如其分的估量，从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由于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党的领导不会总是那么四平八稳，没有错误。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勇敢地正视和自觉地纠正自己的失误。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艰苦奋斗教育没抓紧，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失误的措施不力，出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的论断和“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努力纠正实际工作中“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重申和强调我们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由于我们党敢于正视和自觉纠正自己的失误，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不断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总之，我们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是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我们治党治国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过去，我们党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但是每次错误都是由党自己纠正的。在深刻总结犯错误的教训之后，又得到了新的重大发展，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同过去一样，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我们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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