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时空词语的文化意蕴
滕 华 英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 语言中的词汇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汉语中的时间词语、空间词语为例，探讨蕴涵在时空词语中的汉民族文化。文章认为：汉语中的时空词语，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刻度符号，一开始就没有脱离过事物的发生、成长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始终与生命、人生、心理态度、经验感受、历史事实和生活事件等因素密切联系，并因此而具有汉民族的农耕文化、政治文化、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特色。
关键词: 时间词语；空间词语；文化
一、探讨汉语时空词语文化意蕴的可能性
社会语言学认为，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者词汇上。基于这个理论，本文以汉语中的时间词语和空间词语为例，探讨汉语时空词语的文化意蕴。
以时间词语和空间词语作为探讨的对象，原因在于时空观是人类基本的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谈到人类的时空观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这也就是说，人类的意识结构、精神活动，全部都建立在时间——空间这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上，离开了时间——空间范畴，也就无所谓意识，无所谓精神活动。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他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社会的一分子，拥有一种文化，那么，他意识到的时间和空间，就绝非赤裸裸的物质世界的物理形式，而是物理——文化心理结构。如爱因斯坦所说:“对于个人，存在着一种我的时间，即主观的时间。”唯心主义或神学时空观的形成，恰恰说明了人类时空观形成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即文化心理特征。于是，物理世界的时间与空间问题，经过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观能动作用，便转化为人类的存在与本质、暂存与永恒、现在和将来、有限与无限等问题，并且构成了人类学的永恒课题。确如卡希尔所说:“设若文化确是人类的‘第二自然’，那么，同样毫无疑问，不曾研究从属于相应文化的时间感觉(包括空间、原因等)和知觉模型，也就不可能理解人类人格结构的某种特殊历史型式。”
而人类时空观的形成，与语言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我们获得一种语言描述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我们自身的经验之前，如果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对世界和对自身的经验与什么相像，那么，我们就可能倾向于设想这种原始的经验是无结构的、千变万化的领域，其中充满了颜色、声音和感觉的变化着的种种性质，这些纯知觉的性质既没有形式，也没有定义。随着我们确定对象在精心制成的关于“这里”“现在”和“那里”“那时”的空间—时间框架中的位置，我们也就指出、命名和论及超出我们自身的事情，并把这和那区别开来了。语言使经验形成为思想而产生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抽象概念。人类的时空观的形成作为一种历史的进程，就这样地与语言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这样，作为人类时空意识的物质形式的语言——时空词语，其概念意义就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而且也是文化和心理的。每一个时空词语里面不仅烙印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概念意义，而且也嵌入或者说凝铸着人类社会实践，或者说文化构建中的文化心理意义。这样，语言作为思维、认识、感知、体悟的工具或媒介，反过来又对人们的社会实践起着“导向”或“启示”作用。尽管时间的长河不舍昼夜，川流不息，尽管不论在哪里，人们面前的宇宙图景总是三维的空间，但是，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的不同，也就是文化心理的不同，人们的时间、空间观念也不会完全一样，语言的意义和意义的感知也不可能一样。由此，探讨一种语言时空词语的文化意蕴，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新技术革命是从粗放式创新转变为可持续创新，以往的技术革命是人类对物质、能量、信息的利用与控制能力的跃升，技术创新大多也是粗放式创新，粗放式创新是指只考虑或只主要考虑经济收益的创新，不考虑或不优先考虑创新风险和创新负面效应(考虑的也是投资的财务风险)，不考虑外部性，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创新[4]238。即将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则体现为对技术本身的控制能力的跃升，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创新。受控技术主要指技术种类、技术进程、技术应用是受控的，利用上述的科技总体安全观和科技底线伦理为指导。
二、时间词语的文化意蕴
可以看到，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时间名词，不仅仅是客观世界流动的顺序的代名词，它还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符号。在时间词中，渗透并移入了人类在文化创造活动中的意识、情感、想象，融入了人类在历史的沧海桑田跋涉途中的喜怒哀乐，积淀着人类文化心灵的感性与理性。因此，如果人们掌握了一个社会所通行的时间词语，实质也就不仅掌握了这种文化所拥有的时间观，而且也拥有了这个世界的文化。
软件首先需要从焊膏印刷机中提取出其制造数据，并将数据以一定的格式存放在服务器中。当对焊膏印刷机运行状态进行离线分析时，软件向服务器发送请求获取制造数据，通过分析数据格式将焊膏印刷机的关键参数存入数据库，同时将其以动态曲线的形式显示给用户。
让我们看看时间词语和人类时间观念之间的关系。
检验组患者56例,血清胆红素水平为(9.34±2.64)、尿酸水平(356.49±25.72);对照组健康人数48例,血清胆红素水平为(15.77±2.98)、尿酸水平(274.36±20.64);血清胆红素水平为(t=11.667,P=0.000)、尿酸水平(t=17.756,P=0.000)两组经过比较检验组血清蛋白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检验组尿酸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均存在统计学意义。
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建立在春、夏、秋、冬这样的季节变化的基础上的。春、夏、秋，冬是客观世界周而复始的时间流逝规律，它本来并不具备什么文化意义，只不过是一种物理变化现象而已。可是，由于古代中国人在社会实践中，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中对春、夏、秋、冬进行了经验的移入，使其积淀了文化的内涵。
和时间一样，人类的空间观念也并非全是物理世界三维结构的移入。在人类空间观念的形成时，它同样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跟人们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息息相关。许多原始社会时期的壁画，有的绘于终年不见阳关的北面，有的则对着正南的烈日，有的迎着初升的旭日，有的则朝向西下的斜阳。这种将不同内容绘于不同方向的做法表明在原始人心中空间方位具有某些神秘的含义。直至今日，空间仍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坐东坐西，葬南葬北，都有种种讲究。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一下汉语的空间名词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汉语中最具特色的时间词语“立春”“雨水”“惊蛰”“春分”等，更是中国独特农耕文化的集中体现。为了保证公共和私人生活与农耕的节律相符合，中国人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四季，把它编成二十四节气歌。到了什么季节，节气歌的语言会告诉人们自然有什么变化，应该去做些什么。“立春天气晴，百事好收成”“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春晴一日，耕田不费力”“早春晚播田”……不论客观的时间如何变化，中国人宁肯相信节气歌的信息，也不会顺从客观世界的信息。中国人的时间观完全通过语言形式化了、模式化了，时间经验的知觉是与气候和农业生活分不开的，它们通常隐藏在俗语谚语和象征性的传统中，影响人们的生活。
甲骨文关于时节的记述，只有春秋，没有冬夏，所以春秋成了年岁的代名词。《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意思是蟪蛄的生命不到一年。史官所记的史料在上古也称春秋，因为史料都是记年体的。《春秋序·孔颖达疏》:“旧说春秋犹言四时也。错举春秋以包春夏秋冬四时。”后来历法日趋周密，春秋二时再分冬夏二时，大概是到了西周末期，人们才有了关于四时的明确划分。
PEMFC电池主要由质子交换膜、双极板和电极（阴极和阳极）组成。其中质子交换膜、阳极和阴极组合成膜电极装置（MEA），它是PEMFC的关键部件。此外，PEMFC还包括催化层、气体扩散层和气体通道等结构[6]，冷启动过程中可能会造成MEA损伤和催化层结构改变等问题[7]，致使燃料电池冷启动失败，PEMFC的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
汉语中的“过去”“现在”“未来”，往往都带有一些形而上的哲学烙印，人们对它们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感受，这是因为大量的文化信息熔铸在这些时间名词中，使它们能够向人们传达大量的文化信息。儒家强调“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相比较过去，儒家更重视“未来”，它积淀着儒家那种社会责任感的情操。与儒家相反，庄子选择做一只“生而拽尾涂中”的乌龟，表明道家更注重“现实”。在道家看来，“现在”就是超越，就是解脱，就是人的解放。于是，在道家的形而上的时间语汇中，历史不再有意义，“未来”也失去了庄重静穆的色彩，而变得十分虚幻；只有强烈地拥抱“现在”，把握住眼前的感性生活，逍遥天地，才是生命的真谛。如果说儒家重于历史，要成为“圣人”，那么道家则要把握现实，成为“真人”“仙人”。“令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陶潜《酬刘柴桑》) “今夕不尽杯，留欢更邀谁？”（李白《宴郑参卿山池》)而中国的佛教禅宗既不重历史，也不重现实，因此，禅宗的时间表中没有儒家的“未来”，也没有道家的“现在”，而只有一种破除我执、水流花开、超逸生灭的“永恒”。在禅看来，超越、克己是荒谬的，“圣人”“真人”也都是虚妄，只有于万物生死无所住心，如同花开叶落一样自然，才是生命的真谛，才是永恒的存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平生何所忧，此世随缘过。日月如逝川，光阴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坐。”(寒山诗)然而，在老百姓看来，现在与过去是同一的。如果一个人现实是痛苦的，那么，证明一个人的过去也没有好的行为。中国人口中常有的一句话是，“上辈子造孽，这辈子遭罪”；而现在做好事，将来便可有福可享，“今生卖花，来生如花”。这里已经明显地受到佛教“转世轮回”观念的影响。佛教的时间名词，全都是由因果构成的循环的链条，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将来。在时间上，因果遍于过去、现在、未来三时，因果相应，如环无端。
“秋”，甲骨文字形从秋虫，从山，整个字形以秋虫由山中转入房屋的图景，表示秋凉，进而表示秋天。正如《诗经·七月》中所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字形在战国时始作“秋”。《说文》:“秋，禾谷孰也。”本义是禾谷成熟、收获。《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月令·章句》:“百谷名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秋季是成熟收获的季节，作物的颜色呈现金黄色，恰如火灼，这就是“秋”字以火禾为表意符号的原因之所在。作为一种季节的名称，“秋”字又可在火、禾之外增日为表意字素，可见，与“秋”这一季节概念发生牢固联系的乃是农作物成熟收获的景观。
各平台较强的资源建设与数据加工能力保障了内容的更新速度与内容的有效持续供给，同方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平台资源情况如表8-表10。
作为以农为本的民族，中国人对季节的认识直接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到收获然后又播种、生长、收获的循环过程的影响，直接发出“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的感慨。然而在循环的时间观外，中国人还有一种线性的运动的时间观。把时间比喻成永不回头的河流或者旅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的意象。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影响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俗语中，类似的表达非常多，“年难留，时易损”“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日月既往，不可复追”……这表明人们对时间有着清醒的认识。当人们以线性的时间观观照生命时，惜时和超脱便成为生命的主题：一方面人们发出惜时的呼喊，珍惜时光，抓住时机，教导人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及时相勉励，岁月不等人”……另一方面，古人对生死又非常淡然，“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我命由天不由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将生死交与上天，以坦然和超脱的态度，笑面人生。
不同的时间词语的使用，体现出不同的人群对于时间感知的文化差异。乡村人凭借着描述日月星辰的空间位置移动的语言来感知时间，来安排他的工作和休息。比如，在白昼里，“日头红的时候”，代表出工或开始工作；“日头当午的时候”，代表上午劳动的结束，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日头卡山的时候”，表示全天劳动的结束，吃晚饭的时间到了。所谓“顶着红日出来，踏着夕阳归去”，是最好不过的描述了，它反映了传统乡村生活宁静、安详的格调和缓慢的生活节奏的文化特色。而城市人对时间的感知是通过机械的具体数字来进行的。“朝九晚五”“朝九晚九”则是城里人的时间刻度，他根据钟表上的阿拉伯数字安排他的工作和休息。
也许我们更要注意到各行各业不同的时间代名词。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他的时间名词大都是从他的农事生活中概括提取出来的。他们称某一段时间，不是说“几小时”，而是说“一袋烟的功夫”“一顿饭的功夫”，或者“铲一个来回的功夫”“割一捆草的功夫”，而一个牧民则会说“挤瓶牛奶的时间”“套两匹马的功夫”。把某段时间干什么去回来也说成“在打麦前回来”“打羊毛的时候回来”。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他习惯用“一节课”“课间操”这样的语言来构成他的时间世界。
随着我国畜牧业惠农政策的普及，具有生产专业化、品种专一化的养殖合作社日渐增加，山地牧场逐步被广大养殖户利用，云南省文山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自治州，平均海拔1470米，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区，拥有丰富的草山资源，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逐步落实，养殖合作社在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出栏率的生产过程中，如何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才能产出优质合格的产品，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
比较椭球拟合法前后的初始误差数据可以发现,使用椭球拟合法可以将加速度计初始误差由0.2 m/s2降低到0.05 m/s2以内,说明该算法可以有效对加速度计测量数据进行误差补偿,提高了加速度计测量数据的初始精度。
无论是含蓄的还是明晰的时间观，都与词的出现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语言中这些时空概念，帮助人们把生活划分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古有俗语“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告诉人们在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从而使生活变得井井有条，秩序井然。大地回春，万物复苏，阳气上升，土地湿润，正是播种的大好时光；夏季到了，气温升高，雨水充沛，应抓紧时间加强田间管理；秋风送爽，北雁南飞，五谷成熟，呼唤着人们挥镰收割；寒冬降临，天气变冷，农事已完，人们开始从事其他副业和文化生活。古人在长期的对客观世界季节交替的观察中和社会实践中获得了春、夏、秋、冬四个时间概念，并用符号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很显然，春、夏、秋、冬已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的时间了，而是移入并积淀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以农为本，构成了亚细亚式的农耕文化。因此，中国人对文化的感知与体验，也必然带着这种痕迹。对时间的超物理感知正是这样，它赋予了春、夏、秋、冬这四个时间名词以浓郁的农耕文化色彩。
正因为人类的时间观及对时间的感知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哲学行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斯宾格勒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他说：“‘时间’这个词眼，有一种魅力，它可以使我们唤起强烈的个人意识，以一种内在的确定，来对抗充斥感觉生命的混乱印象中那种‘陌生疏离’的事物。‘人性’‘命运’‘时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词眼。”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人类的时空观和语言的意义是十分密切的。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在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基础上进行的。而且，由这种社会实践抽象出来的认识，或者说某种意识，也离不开语言的介入。语言把这种认识成果巩固下来，然后又把它传播出去，从而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导向或参照系。
三、空间名词的文化意蕴
春、秋两个时间名词的产生，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密不可分。在商代和西周前期，人们根据农事活动，把一年划分为春秋二时，春季是一年的开始，秋季是一年的终结。“春”，甲骨文写作
，左边的上下部分是“木”字的两半，木的中间是“日”，表示太阳的升起；字形的右边是“屯”，表示种子的扎根发芽。《说文》:“春，推也。从艸，从日，屯声。”“春之从屯，形声而会意也。屯下曰: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难者，难出也。阳气未舒，阴气尚强，故艸欲生而不能出，屯然而屈。及春阳舒畅，于是屯然艸生出也。”显然，“春”字的本义是太阳升起草木初生的时候。《公羊传·隐公元年》:“春者何，岁之始也。”何休注:“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这就是说，草木初萌，乃是生死轮回的一次重新开始，是一次新生命的开端。
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东、西、南、北、上、中、下等方位词，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它体现出了古人的方位空间观。《说文》:“东，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甲骨文金文作 ，与篆文相同，像太阳处于树木中间之形。可见，许慎以“日在木中”来解释“东”的含义，把太阳的升起（动）作为东方的标志，认为“东”的方位意义与太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西”的产生也是如此。《说文》：“西，鸟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西或从木妻。”也就是说，西本是栖息之栖的初文，日落而鸟栖于巢，故栖息之栖引申出了西方之义。在先民眼里，太阳本是一只鸟，早晨从扶桑木出发，晚上栖息于若木之下。太阳既栖息于西极的若木，就用它的栖息来说明西方的方位，这样人们就明白了。太阳是人类最直观而稳固的参照物，日出日落就成了绝大多数原始民族用来确定东西两向的标准。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得到证实。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谈到初民的方位观念时说：“他们往往拿日头的出没做标准。因此对于东方，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做‘日出地’，福贡的栗粟叫做‘日出洞’，对于西方，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做‘日落地’，福贡的栗粟叫做‘日落洞’……英语的orient的本义也是‘日出’，实际上全是从这共同的出发点来的。”
“东”“西”两个空间名词，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紧密相连。中国古代的“东”“西”这两个空间名词，分别代表着劳动和休息。这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赋子“东”“西”这两个空间名词的特殊含义。因此，中国人对“东”“西”这两个空间名词的感知，就不仅仅是获得纯粹抽象的物理空间概念，而且是获得了古代中国农耕文化的特征，获得古人生活的节律。对此，宗白华先生曾说了一段颇为精妙的话：“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从屋宇中得到空间的观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由宇中出入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是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南西北。……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
因而，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既不是抽象的物理维度，也不是无限的宇宙空间，而是呈现出往复潆洄的结构。东、南、西、北不是驰于无限，而是回归有限。东和西是联系着的，南和北也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有出必有入一样。这和游牧文化有很大差别。游牧民族的东与西是没有联系的，因为他们就是这种漫游，无所谓出与入。因此，中国人体悟“东西南北”或“上下左右”这些空间(方位)名词，不会有西洋人无限的感觉和立体空间的感受，而是一种“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的盘桓流连、往返绸缪的感觉。在西洋人看来，“上”这样的空间观念意味着上天，升入庄严的天国，就像哥特式教堂的塔尖直刺青天，而给人一种出世、无限、永恒的感觉一样。而中国人对于“上”却没有这种感受。在中国人的感觉中，“上”也就是“下”。所以中国诗中常有“俯降千仞，仰登天阻”（曹植《朔风诗》）、“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之句。也正因为如此，汉语中常用一组反义的空间名词构成一个合成词，如:“上下”“左右”“东西”。汉语语句的组织也不像西洋语句那样驰于无限和独立的空间节奏和结构，而是珠璧相联，互映增辉的浑然空间节奏和结构，诗词曲文无不尽然。
从“东”“西”“南”“北”等空间名词的基本方位意义出发，引申出建筑、地位、座次等的尊卑贵贱，这也是汉语空间名词的一大文化内涵。不仅古代社会中存在尚东、尚南、尚中的情况，现代社会中也如此。在中国传统的家族生活中，东西南北各有不同的意义，人们的居住、排座都是按这些空间词划定的界限对号入座的。居住空间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的构图，充分地显示了生活的社会性质。总之，不同的文化生活赋与空间名词以不同的含义，而通过这些语言单位所发出的信息调整指导人们的生活。生活中的空间词语作为生活文化的符号，体现了人类对一种文化的感知和体验。它告诉我们，生活世界的空间构成以及与世界的相对的位置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象征的表现之上。这种空间中的生活，可以使人们感受到不但在非日常之中，就是在日常当中也存在着全部生活要素的统一状况，也可以使人们感受到生活得以进行的世界观图景
一个社群或民族的政治文化，也会赋予空间名词以不同的含义，从而给人以特殊的感受。如中国的“东”和“西”，“左”和“右”，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毛泽东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赋予了“东”、“西”不同的政治背景。东，象征着正义；西，象征着非正义。而“反右”和“文革”期间产生的“右派”和“左派”，则为“左”、“右”这两个空间名词增添了“革命”和“反革命”的色彩。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某一个人如果被冠以“左”或“右”的空间名词，就会在心理上形成安全与得意、恐惧和悲观的感受。一个“右”字所产生的血腥的残暴不知断送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空间词语中也积淀着丰富的民俗、宗教、迷信的内容。如人死了说成是“归西”，“西”成了死人去的地方，为死者引路也要呼“西南大路”。因此，一般人是忌讳这个字眼的。而在佛教徒的心目中，“西”则意味着到了极乐世界，回归于阿弥陀佛。净土宗所着力宣扬的就是这个世界——弥勒净土，是个美妙的极乐世界，它在西方，故称“西方极乐世界”。谁到了这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因此，净土宗以专念“阿弥陀佛”，进入西天极乐世界为目的。在佛教中，东、南、北也各具其意。佛教提出三个大千世界之说，宣传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量无边的，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交织成无限的宇宙。在其他宗教和信仰中，也可以见到这种神圣的“空间名词”。
四、结语
上面我们分别探讨了时间词语和空间词语的文化意蕴，实际上，在汉语中时间词语和空间词语并没有绝对的划分。很多名词，既可用于表示时间，也可以用于表示空间，有时候水乳交织，不可分割。最典型的莫过于“宇宙”。先秦典籍中“宇宙”常见，而庄子是集大成者。庄子曰：“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剿者，宙也。”（《庄子·庚桑楚》）这就是说，有实体存在但并无固定处所的谓“宇”；有长度存在但并无本末终极的谓“宙”。在庄子眼里，“宇”是上下四方之空间，空间实有而无定位，说明空间是无限的，是广延性的；“宙”是往古来今之时间，时间不断流逝而无本末之终极，说明时间是无限的，是绵延性的。由此可见在庄子看来，永恒的时间观与无限的宇宙观几乎是一个完全一统的命题。
时间与空间交织而成的多维生存场景，是地球上一切生命体生存的基本方式。然而，唯有人，能够创造语言符号、运用语言符号并在语言符号行为中创造文化、塑造自我、彰显存在；唯有人，能够创建文化、享用文化并在文化性活动中创造语言、塑造自我、拓展生存空间。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知：汉语中的时空词语，似乎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精确的空间和时间的刻度符号，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过事物的发生、成长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始终与生命、人生、心理态度、经验感受、历史事实和生活事件等因素密切联系，并因此而具有汉民族的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全三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丁晓,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4]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5]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Chinese Space-Time Words
TENG Hua-ying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Xuzhou,Jiangsu 221008）
Abstract: The vocabulary in language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a nation's culture. Taking time and space words in Chinese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inese culture embodied in time and space words.It believes that the space-time words in Chinese have never been purely scale symbols, and they have not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occurrenc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ings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linked with factors such as life, psychological attitude, experience, historical facts, and life events, and thu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n nationality's farming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folk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s.
Key words: time words; space words; culture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717（2019）10-0075-05
收稿日期: 2019-04-20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平山堂话本》方俗词语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463）
作者简介: 滕华英（1979-），女，湖北宜昌人，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语史词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