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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2—0062—04
规范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在中国的诞生，只有10多年的时间①。从这些年主要论著与文章的关注主题来看，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等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以及对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的译介与讨论。这些研究，固然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总体上却隐含着重要的缺失。
一、政治哲学的研究层次
在说明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现状之前，我将首先简要说明政治哲学的研究层次，从而好让读者对中国政治哲学的学科现状有个基本的定位。大致说来，政治哲学存在四个研究层次：
第一，政治价值的研究，比如自由、正义、公平等等。许多政治理论家往往以某个政治价值的范畴为中心，构建起一个系统的理论，并且还包括一整套的现实判断与政策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论体系便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义”，比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平等主义、社群主义等等。每个“主义”者都坚持自己的主张，批评其他“主义”的观点，构成政治哲学上似乎永远都无歇止的“战斗”场面。还有一些学者也颇关注这个领域，但述而不作，以叙述、阐释和评论某个“主义”为己任，如此则成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第二，政治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政治哲学应当关注方法论，这也不难理解。有学者甚至认为，“政治哲学就是政治认识论和政治方法论”。②
第三，对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的设计。对良序社会的设计属于政治哲学中最具特色的研究主题，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近代以来，对良序社会的设计主要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以莫尔的《乌托邦》为代表的乌托邦传统，包括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思想；一个是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代表的契约论传统。其中乌托邦传统往往借描述理想社会而宣扬某种政治价值，而契约论传统则往往侧重于推导现实社会存在的逻辑。在当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与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都堪称良序社会设计的博大精深之作。
第四，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政治问题，对这些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不是政治科学的专利。政治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每个时代或每个社会所关注的政治问题并不尽相同，或者虽然属同类概念，但问题的实质以及可行的办法往往存在差异。
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也是自有政治哲学体系之后就有。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在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涉及到许多战争、和平、民主等等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政治问题包括仁政、战争、法治、个人的政治操守等等政治问题。至当代，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政治问题更是极其广泛，比如投票、代际正义、全球正义、堕胎、计划生育、民族自决权、集体行动、局部正义（local justice）、再分配、人权与主权、移民等等，议题极其广泛。政治生活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存在政治哲学介入讨论的可能。
政治哲学的这四个层次彼此关联，任何一个层次上的研究都必然隐含着其他数个层次的因素或隐含的判断，这意味着许多讨论都是彼此相通的。但应看到，这四次层次仍然存在着基本区别。决不可以某个方面的研究取代或包纳其他各个层次的研究。但观国内政治哲学的论述，大抵侧重于前两者，至于后面两个方面，在当前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
二、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政治哲学现在已经沦为一种玄学。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概言之，不过是只做了三件事而已。
第一，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原有的领地，它与政治哲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施特劳斯，一个有名的政治哲学家，便以思想史的研究而著称。在国内，许多学者也是通过思想史研究而进入政治哲学。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两块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对各种主义的研究，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等等；一个是对罗尔斯、诺齐克的研究。但观中国政治哲学的经历可知，中国政治哲学实质上起源于这两块，它的功绩就在于，让中国的读者知道了还有政治哲学的存在，并引发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趣。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学者只知有“主义”的研究，却忘了还有现实问题的探讨。
第二，平等、自由、正义等等价值研究。这些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中永远谈不完的话题，自然有许多学者去讨论。目前国内的讨论总体来说，形式不够严格，论证不够严密，也不存在真正的创新。当然，在政治哲学的初创阶段，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真正的问题是，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往往忘记还有各种现实政治问题。
第三，政治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在政治哲学方法上存在着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传统，我国研究政治哲学几乎都遵从大陆哲学，而对于英美政治哲学传统几乎是视而不见。虽然在译介方面，对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代表的英美政治哲学的译介较为充分，方法上探讨这一传统也有了起步，但在身体力行地应用这一方法方面尚显缺失。
以上三件事基本上可以概括中国政治哲学所做的全部事情。我们只要看看国内所出版的有关政治哲学的书籍，便可明白这一点。一本较早出版的《政治哲学》主要以权力论、民主论、自由论、契约论、公平论、人权论为内容③。一本2004年出版的《中外政治哲学研究》分为四个专题：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哲学范畴研究、政治哲学史研究、政治哲学与政治学④。最有代表性的数俞可平的《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一书。尽管俞先生并未断言它包括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其所列四个部分的名目已经代表了目下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全部精力所在：方法论（包括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功能分析等等）、基本范畴（人权、治理与善治、程序民主等等）、主要流派（精英主义、多元主义等等）、重要人物（帕雷托、布莱斯等等）⑤。
在国内，政治哲学出版物中真正有影响的，除了几部译介作品之外，恐怕就属三联书店在过去十年所编辑的《公共论丛》，这套文丛给中国学习政治哲学的人带来了市场、国家、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宪政、民主等等一大堆政治价值观念。我们应该感谢这套丛书，正是它，给我们进行了政治哲学的启蒙。但是十年过去了，回头再看，我们不可以仍然停留在这种玄学的层面上。否则，我们永远都处于那种谈玄的境地，永远只能向国外借来概念，然后对所谓的中国问题空发议论。我们看韩水法先生2000年编辑的《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与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对话中的政治哲学》，觉得这种情形仍然没有改变。⑥
做这三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对错，但如果整个政治哲学界只做这三件事情，那就有问题，会导致恶果。至少有两个恶果，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所以出现目前这种情势，这与中国学者的思辨传统存在着密切关联。韩水法先生指出，政治哲学主要有两大流派：社会—历史视野下的政治哲学与分析的政治哲学。中国当代的政治哲学似乎与欧洲大陆传统的政治哲学更具亲和力，分析的传统在中国始终曲高和寡，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中国思想的多数发言人无法脱离这种宏观而华丽的社会—历史模式而自如清楚地吐属。不过，另一方面，并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历史的差异，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因而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至少在当代有其充分的理由。”⑦ 韩先生的理由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过去一直熟悉社会—历史模式（亦即思辨传统），所以我们今天也应采用社会—历史模式。这样的论证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思辨传统往往更多诉诸于基本政治价值，而不大顾及论证的具体环节。以政府推行再分配政策的讨论为例。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趋于两个极端，即依据某种政治价值直接发言。或者从公平出发，诉诸读者的感情，认为政府应推行再分配政策；或者依据自由意志论的理论，认为援助应当由私人自愿实施，政府推行将导致腐败与效率低下。在这种富有感情色彩的激辩中，双方压根不会考虑该问题论证上的种种具体环节：（1）富人的动机，如果富人不想帮助穷人，那无话可说。但是如果富人具有利他主义动机，同时又想搭便车，即将成本推给他人，在此情况下，政府强制性地实施再分配将是最佳解决之道。此外，还涉及到的因素有：（2）信息条件，私人自愿的帮助可能无法照顾到每个角落；（3）受益者的动机，穷人觉得通过政府来剥夺富人一部分收入理所当然，而不好意思直接受私人的恩惠，A·Downs甚至认为，民主的最大好处就是穷人可以合法地借此向富人敛财；（4）成本问题，不管要不要实行再分配，反正都有个政府，利用政府机构来推行再分配，成本较低，私人若建立援助机构，要想做到政府援助的规模，需要另建机构，总成本将高出很多；（5）自尊，罗尔斯就倾向于认为，最低收入构成社会成员的自尊基础；……如此种种，一个细致而周到的证明将是相当细致而与现实息息相关。但显然，中国政治哲学目前仍然缺乏这种作风。因此，中国政治哲学必须走上另一条道路，那就是英美政治哲学传统，也就是韩水法先生所说的分析传统。
三、以问题为中心，开创中国政治哲学的新局面
英美政治哲学传统，一如法律中的普通法传统，将政治问题而不是抽象的观念作为主要的研究主题。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向英美政治哲学传统学习这一点，这将有助于改变政治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谈玄与空议风气。但以问题为中心，并不是仅仅关注问题即可，而是一系列的研究方法。要实现这一点，中国政治哲学应当在下面几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以问题为中心，不以主义为诉求。中国政治哲学界对“主义”实在是太关切了，尽管对“主义”的表达也必然包含对问题的关切，而对问题的探讨也将涉及“主义”的旨归，但两者仍然有着实质区别。“主义”倾向的特征是以某种价值为中心，建立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而在叙述目的上往往抱有试图说服读者，改变读者观念的意向。相反，以问题为中心的叙述不强求在各个问题上取得价值观的一致，而在叙述上更多地是引导读者思考该问题上各种彼此冲突的论据与证明。比如，一位平等主义者从自己的观念出发，往往倡导再分配，但即使他针对国内提出激进的政策主张，也很少想到将同等程度的再分配推行于全球。而从问题出发的学者注意到这种情形时，将有理由指责从主义出发的学者在价值逻辑上不彻底，并实事求是地将它看成两个问题来探讨。
前面说过，目下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缺乏两个层次：良序社会设计与政治问题研究。这里强调对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不是良序社会设计不重要，而是担心直接从政治价值出发来探讨良序社会，终究不免空中楼阁，比如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构想，纵或详尽完备，终究于事无补。而若对实际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无论澄清条件，分析其逻辑关系，抑或审时度势，提出政策建议，都积累了有用的知识，此时再去设计良序社会，必定能够做出影响广泛的成就。毕竟学术研究不是文学表达，依凭美好理想去杜撰乌托邦的做法不能称之为学术。
第二，以假言判断作为基本叙述策略。古典哲学将应然与实然截然划开，认为科学研究实然，以直言判断为主要形式，而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则研究应然，以绝对命令为主要表述手段。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哲学都以绝对命令作为基本的叙述形式，这一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许多政治哲学以此认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以实然的政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而政治哲学则以应然的政治行为作研究对象。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我们把握政治学说史上的一些问题，但今天已经不能适应政治哲学研究的现实。
当代政治哲学明确提出，以假言判断作为基本形式，不说“你应当如何去做”，而是说“如果你想怎么样，就应如何去做”，或者“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就可怎么去做。”假言判断的提出，给当代政治哲学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可能，即在“你应当”的陈述中加入“你是”的成份，让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相结合，在政治哲学中吸取政治科学、经济学等实证学科的因素。从政治哲学的发展来看，当代英美政治哲学所以能够获得广泛关注，这与其深入探讨各种相当具体的问题，比如堕胎、移民等等，并采用假言判断的叙述策略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第三，以具体制度作为讨论的重点。从问题的方面来看，政治哲学涉及到原则、心理、制度、行为等等各个方面，它们构成政治哲学的问题结构。其中制度可以视为参与人之间比较稳定的行为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对参与人各种权利的规定，是权利关系的凝固化。在问题的结构中，制度处于枢纽地位，是连接政治原则、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中比较稳定的环节。
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偶然的、不存在重大后果的政治现象或行为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其表述的代表性终究不如制度研究。⑧ 另一方面，政治价值虽然具有恒久的讨论意义，但若不落实到制度，仅仅是玄之又玄的讨论，并无助于读者理解政治现实。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将制度安排放在重点位置，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分析上，也以吸取政治价值、政治心理以及政治现象等多方面的思想与知识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机地实现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
4.在学科资源上，大大方方地借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政治哲学是政治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采用哲学的方法来证明政治哲学的命题乃是必然。哲学论证的优点是具有反思特征，较易于辨析性质上存在差别的事物或条件。不过完全依赖哲学论证的弊端是容易推导出二元对立的判断，难以对那种性质未变，而存在重要数量关系的条件予以清晰地说明。相比较之下，经济学在阐述数量关系，尤其是具有各种均衡性质的条件上显然具有确定的优势。此外，由于当代经济学应用上已经扩展到法、组织、家庭、心理等等极其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借鉴与吸收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也有助于政治哲学拓展其应用疆域。
学习经济学，在政治哲学中已经有相当深厚的传统。我们看罗尔斯在其著作中就大量引用了经济学著作。《正义论》中引用次数最多的人，同时代中，就是阿马蒂亚·森，一位经常在《哲学》《哲学与公共事务》等国际顶尖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经济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学一块，中国政治哲学应当更多地吸收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而不是激进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追本溯源，经济学也出自于哲学。然而主流经济学源于英美哲学，而大陆哲学所衍生出的是，只是激进经济学，这其中的关系，很值得深思。激进经济学更多强调宏大叙事与历史判断，而主流经济学则强调细致的分析。在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上，主流经济学的工具更贴近实际一些。
注释：
① 本文所指称的政治哲学，指一种规范意义上的狭义政治哲学研究。广义的政治哲学，远可以包括孔孟之道，近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些都不包含本文所说的政治哲学在内。比如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哲学》的专著，其主要内容是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政党、政治和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与当前所指称的政治哲学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狭义的政治哲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很难以哪一年作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伊始，但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何怀宏先生对罗尔斯的研究算得上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较早先驱，而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版的公共论丛则是政治哲学扩大影响的重要事件。
② 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1页。张实际上并未否定对政治价值的研究， 而是强调政治哲学在研究政治价值上所具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
③ 万斌：《政治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王岩主编：《中外政治哲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⑤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⑥ 韩水法主编：《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广州出版社，2000年；李鹏程、单继刚、孙晶主编：《对话中的政治哲学》， 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⑦ 韩水法：《政治哲学在中国》，载《读书》2000年第9期。如果认为韩先生反对分析传统，那是不公平的。书的原序承认“专业性的，或者说，技术性的训练将是中国政治哲学走上成熟学科之路的不可或缺一步。”但仍然为社会—历史模式辩护。也许韩先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所编辑的这本书全都属思辨性质，即带有“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
⑧ 有时，我们也可以举出某件极其特殊的事件，但在这一罕见的事件恰恰说明制度的重要性。在此，研究旨归不在于它的特殊性，而在于它所体现或反衬出来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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