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1-0183-10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指因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推动而发 端于19世纪末，又因为“五四新文学革命”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并在此后的一个多 世纪中居于文坛正宗，以白话文为主导，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的文学形态。
上篇：从文体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诉求
一、从文言文学到白话文学：文学的平民化。
语言是人的标志，也是民族的标志，汉语语言标志了汉民族的文化以及思想传统，它 是汉民族共通、共同的习得性文化遗产。与此对立，言语是个性的，是个人的自我表现 。如果说语言是民族说话方式，是“我们”说，言语则是个人说话方式，是“我”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基础是语言，这种语言的典型范本是四书五经，当一个作家准备 用这种语言写作时，他便首先进入了文言的“书”、“经”道统，事实上这种“书”、 “经”道统一直深深地统治着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基础是言语，它立足 于个人性的口语——白话。言语是生活化、个人化的口语，“五四”作家用这种言语写 作，在文体上就直接亲近了生活，亲近了生活中的原生态感受、也接受了生命的本源。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文学外部语言形态的区别，它还意味着文学内在精 神的平民化。梁启超早在1896年的《论幼学》、《沈氏音书序》以及1897年的《蒙学报 、演义报合叙》中就指出：中国民智未开、国势衰弱，其原因在于言文分离，知识不易 普及，欲开民智，必须文言合一。可见，文言合一的主张在背里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平 民主义文学的价值追求在支撑着。“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创 造白话文的活文字”，实质是希望将文学从知识分子的手中解放出来变成平民的国语的 文学，陈独秀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胡适的知音，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推倒雕琢的 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 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等三大平民文学主张，在陈独秀看来文言到白话的区别同时也是“贵族”到“国民” 的区别。此一方面，还有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周作人(《平民文学》)等的文章助 陈，平民文学主张一时竟成潮流。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诞生之日就是中国平民文学产生之时。胡适、刘半农、鲁迅等“五 四”一代文学家，是自觉地实践着现代新文学的平民主义价值追求的。在他们笔下的人 力车夫、流浪儿、农民、下层佣妇等成了文学的主角，他们痛平民之所痛，喜平民之所 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平民主义新传统。此后，这个传统得到 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继承和发展，如20世纪末，中国文坛掀起了新写实主义文学潮流，他 们以方方、刘震云等为代表，对生活的状态进行还原，写出了《一地鸡毛》、《风景》 、《塔铺》等优秀作品，深切地揭示平民的生活境遇，让平民残酷而本能的生存真实突 现在读者的面前，深深地流露出作者的平民主义价值立场。
二、从以善中心到以真、美为中心：文学的个体化。
人类文学审美史可以分为这样三个时期。(一)“善”中心时期，文学创作以惩恶扬善 的伦理学目的为核心，主导主题是道德规则，主流故事是善恶报应。(二)“真”中心时 期。人类相信通过真实地认识自然就可以主宰自然，文学被看成是一门“科学”，反映 社会生活的真实程度被看成是作品成功和失败的最重要标准。(三)“情”中心时期，文 学创作以审美为目的，它既不是从人对客体世界的敬畏(传统的善)也不是从人对客体的 追索(传统的真)出发的，它是个体的人、感性的人意识到自己作为感情存在物进而自我 肯定的产物，对“情”的表现成了文学的中心。任何一种真正的情感都是个人体验的结 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情”中心作为实现了的文学精神一定是个体论的；感情是感情 生命的外化，因而“情”中心作为实现了文学精神又是感性论的。
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主神有两个，一个是真，一个是情，而托起这两个主神的则是“人 ”——感性的个体的人。它和“善”的说教无缘，它所着意的是给读者提供真实世界图 景，是“真”的文学，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并不单指传统哲学认识上的反映的“ 真”(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基本上坚持这种“真”)，它还包括了个体存在论意义上 的感情的“真”，它的揭示是通过诸如孤独、焦虑、悲愤等等(中国现代作家的郁达夫 、丁玲、庐隐等的中心情绪)感情体验来实现的。从某个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文学是以 道统为基础的，但是现代文学却是以个体化的抒情为基础的。这一点周作人在《自己的 园地》中的说法很有意思：“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沈雁冰说的“诗中 (新文学)多抒个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读后，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①，也是如此 。
三、从封闭到开放：文学的创新化。
中国古代文学史衍变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内部比较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而中国 现代文学史衍变则是在世界文学的开放背景中发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散文等都 是在对西方的“拿来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现代作家 崇尚“怎么说就怎么写”(胡适语)。现代文学的文体是创造的、自由的、个人化的，而 不是像中国古典文学所表现的那样是继承的、习得的、程式的。现代文学家们首先考虑 的是如何使文体以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方式出现，这种文体是情感型构架的，充分体现个 人性和感情性的。散文方面出现了抒情散文、生活散文、美文、随笔等新文体，小说方 面出现了心理分析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抒情小说等等一系列新的小说体式 ，它们都是文体创新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相比较于中国古典小说可以说是文体大解放，新文体的大爆 发的文学时代。胡适1919年8月在他的《尝试集》自序中明确指出：“先要做到文字体 材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后来他又在《谈新诗》中说： “新诗除了‘新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
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现代叙事文体：文学的人本化。
小说这种文学体式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不入流的，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却是主流和正 宗，20世纪20年代短短10年里，中国小说出现了10余种新文体，心理分析小说、日记体 小说、对话体小说、传记体小说、意境体小说等等，由此可见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地位了。现代小说在叙述上和中国古代小说之间也表现了巨大的不同，而这“不同”在 深层反映的是文学精神由以外在世界的事件本位向内在世界的人性本位过渡。
首先，由传统的时间型文体向现代的空间型文体转化。中国传统小说基本是以时间为 线索，取纵向结构来组织小说的，故事时间的顺序决定小说叙述时间的顺序，所以说中 国传统的小说是时间型的。现代小说不再重视事件的完整性，特别是事件在时间上的完 整性，而是重视事件在空间上的某个特定的富于意义的展开，选取事件在某一个时间上 的横段面，这种横段面一般是空间的，如鲁迅的《示众》、《离婚》，王统照的《湖畔 儿语》等。现代小说不再是以事件为叙述的目的，而是以“经济的手段，描写事实最精 采的一段”②。“将人物及事件写出其片段”③。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时间就等于必然 ，因果、必然、规律、逻辑借助时间而得到演译，中国古代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特别重 视时间，果报、轮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可能，而现代文学之所以要反对时间叙事， 其目的在于突破传统文学对人的存在自由性、自我选择性的盲视，将人物从时间的必然 、规律、逻辑、因果性中解放出来，而重视人在当下空间向度上的偶然、主观、冲动、 情绪性。其次，由故事型向人物型的转化。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基本上是故事型的，这 些小说首先强调的是故事的起承转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完整性，大故事套着 小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要在时间上完整，进而构成大的叙事链条，组合成对事件的叙述 ，人物只是作为故事中的一个元素而存在的，《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都是扁平的， 小说叙述者的兴趣不在人物的塑造与刻划上，作者并没有着力于分析人物的性格，透析 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困惑、分裂，展现人性的丰富性、矛盾性、深刻性。而中国现代 文学则恰恰相反，它将这个顺序颠倒了过来，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已 经放到了后台，成了刻划人物的手段。例如，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小说对情节 的曲折、完整已经不大在意，而是将笔墨的重点放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人物的精神状 态上，小说突现的是潘先生作为以小家庭为中心，麻木、虚伪、逃避的小知识分子形象 。这种由故事型向人物型的转变，暗含着中国现代文学在价值诉求上的人本思路，人不 仅是文学叙述的手段，更是文学的目的，反映人、塑造人成了文学的常青主题。因此， 中国现代文学才会给我们留下丰富的人物肖像画廊，从鲁迅的阿贵、祥林嫂到张爱玲的 曹七巧、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人物典型。再次，由全知 型叙述到限制型叙述。现代美学原则的确立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学的表现内容方面超 越了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公共经验、群体意识的重视，将过去为社会道德、伦理理性所遮 蔽的私人经验，那种特别个人化的体验，特别是性恋、自恋等理性视角中被视为“异常 ”而遭到压抑、排斥的经验、心理展示了出现，如王蒙的《春之声》、刘索拉的《你别 无选择》等。这无疑是丰富了文学的表现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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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什么是新文学》，参见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9月 版。
②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③参见王统照《小说月报》创刊号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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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从价值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分野
我们使用意识形态文学、意志形态文学以及意象形态文学三个概念来界定中国现代文 学的价值追求。
意识形态文学 意识形态文学是在主流政治形态的支持、提倡、推广之下，一个时代 居于主导地位的，广泛地影响了人们的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的文学样态。对于中国现代 文学来说，主要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学，从30年代左翼文 学、解放区文学到1949年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等等，其中也有类似文革文学这样的 涡流，但总的说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左右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国人民翻身解放， 为无产阶级获得国家政权，为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支持 ，为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巨大贡献。如杜鹏程的《保 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源》、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 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等等都是其中较好的作品。《保卫 延安》以西北战场为背景，通过描写沙家店等著名战役，真实再现了我军击溃围剿我陕 北解放区的数十万敌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形势；《红日》以莱芜战役、孟良 崮战役为中心，反映了华东战场我军由弱到强、反守为攻的战略转折；这些小说歌颂了 我军在争取人民政权中的伟大功绩，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息，以极大的革命豪情鼓舞了人 民。梁斌的《红旗谱》反映了从上世纪初开始的中国三代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革命的 历史途径和必然命运，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塑造了我国新文学史 上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谱系。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反腐文学等获得了可 喜的收获。中国现代文学之意识形态写作的最基本的母题是革命和爱国，它曾为激励华 夏同胞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国家之富强、民族之兴盛和社会的文明而撒热血、 建功业。
意志形态文学 意志形态文学指知识分子站立在精英立场上，以思想上的前锋性、技 术上的探索性、审美上的前卫性，突现知识分子精英意志的文学样态。它区别于意识形 态写作的载道、意象形态写作的消闲，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它突现知识分子独特 的文化操守、思想立场、审美趣味以及永不妥协、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从第二个方面 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品位。古往今来，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是由知识分子创作 的，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作品都可以称为意志形态文学的，只有那种突现了知识分子 作为文化传承者、批判者、建设者的独立品格的文学才能叫意志形态文学。知识分子在 社会精神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他们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当一个时代因战火 或暴政而陷于不义之时，知识分子就会首先站出来奔走呼号，为正义，为自由，为民主 鼓呼；当一个时代处于势利与庸碌之时，知识分子常常是那种抵抗世俗化的侵袭，充当 守望者的人。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位卑不敢忘忧国”、“社会脊梁”、“铁肩担道义 ”的传统，也正因如此，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志形态写作诞生了丰富多彩的作品 ，如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巴金的《随想录》、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余华 的《活着》、张承志的《心灵史》等，另外还有海子、北村、王小波、史铁生、张炜等 等的作品，它们共同合唱了一首气势恢宏的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志形态写作的进 行曲。
意象形态文学 意象形态文学意识形态有规范的严格的理论形式，有国家强力作为它 的实现手段；知识分子意志形态则有着它独到的精英立场和学理方式；意象形态是无意 的、自发的、感性的、快感化、消闲性的。意象形态文学是以大众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 ，以迎合大众来吸引读者、占据市场的商业化写作的结果。但是，这不等于说意志形态 文学没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虽然它在大多数时候表现得缺乏精神立场、审美 操守，催生了当代人阅读中的快感化、表现化、浮泛化等倾向，但它的存在丰富了人们 的阅读层面，提高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对意识形态化文学的卫道、宣道写作是一种反拨 ，对意志形态文学的孤高、不群是一种挑战，中国现代意象形态写作延续了中国古代民 间文学精神的正面传统，诞生了自己的历史形态，例如，20世纪上半叶的鸳鸯蝴蝶派写 作，如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程小青等等，20世纪晚期掀起的都市小说热、言情小 说热、生活散文热、武侠小说热、商战小说热、金融小说热等等，产生了自己的文学“ 英雄”，如琼瑶、金庸、王朔、三毛等等。
下篇：从题材域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归趋
一、以个体、人性、自由为内核的启蒙文学精神
启蒙文学思潮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思潮，启蒙文学思想成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在 思想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启蒙的真正目的是还个人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决定个人行为 的自由和权力，启蒙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 ，在社会上要求的是自由。启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 ，这个思路相信理性，坚持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类可以整体地 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自身，通过把握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获得自由，主 张人类通过总体革命获得解放，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发展和遵循联系起 来；“五四”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派”(如鲁迅)以及80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 了这一思路。另一种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人本主义思潮，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者忽 略个体价值、感情存在，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报以 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 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派”(如郁达夫) 以及8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生代作家走上历史舞台以来的写作思潮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理路 。“人的觉醒”却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统一而一贯的主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 的作家那里，对于“人”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辛亥革命时期“人”的觉醒是以“国民 意识”的获得作为开端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启蒙文学作品特别重视社会问题，“清末的 改造社会小说”特别热行①，如程善之的《机关枪》，这一脉后来发展为“社会问题小 说”。启蒙文学在“五四”时代，主张“爱人的运动远比爱国的运动更重”②，表现为 “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③的个体解放运动，如周作人《人的文学》 中所说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本义”，在这里人的价值不是在“天地君亲师”中 界定的，也不是在“国民”的意义上界定的，而是在“个体”本身的独立、自由和幸福 的意义上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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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我们考察20世纪前2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成就，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清末 )的改造社会小说和后期(民初)的消闲人生小说。”钱乃荣：《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 集》第1卷《前言》。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 日。
③鲁迅小说《伤逝》主人公子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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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启蒙思想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是因为中 国社会尚处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低级阶段，中国社会并没有一个发达的自由经 济来支撑它，它无从扎根。直接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成为时代的最 主要的矛盾，一切都要让位给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启蒙的命题自然必须让位给救亡的 命题。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步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中国当代社会的关注焦点转变为 现代化以追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和落后的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启蒙命题几被遗 忘。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呐喊终于在世纪末得到了自己的回声。随 着1977年《班主任》的发表，一个启蒙主义文学的新时代终于来临了，最初作家们走的 是近代启蒙主义以及“五四”问题小说的思路。如《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小说都以敏 锐地触及社会问题为己任，在精神气质上类似于“五四”问题小说。与此同时，顾城、 载厚英、王小波所重视的是人作为独立个体所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伸张的是民主、自由 、平等方面，更多的是从正面延续着启蒙主义的经典价值观。90年代以来，一拨更年轻 的新生代作家登上了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 身体性、当下性的新启蒙主义写作潮流。他们以感性欲望的书写颠覆传统中国文学的道 德中心主义，自动地完成了一场由知识分子而自我放逐为民间写作者的过程，当然，这 其中也有“狂欢化”的倾向，这是值得警惕的。
二、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文学。
爱国主义是指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的思想感情，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人们对祖国的 山河、人民、文化、语言，以及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的深厚感情。中国封建时代，人们 的爱国感情主要表现为忠君以及反对异族入侵；中国现代，人们的爱国感情主要表现为 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殖民统治；中国当代，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了反对霸权主 义，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以及建设国家的热情。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这 个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相应地得到了发扬和广大。近百年来，爱国主义一直是涌动在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强音，进而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就是爱国主义产物。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是与他追求国家 强盛、人民觉醒的爱国诉求联系起来的。“五四”时期，中国白话文学的前驱者同样也 是如此，如郁达夫，《沉沦》中一方面是“名誉、知识都不要”，“只要爱情”的个人 主义宣言，另一方面是“祖国啊!你为什么不强盛起来”的呼声。冰心的《斯人独憔悴 》就正面描写学生的爱国运动，批判父辈束缚青年人爱国义举的丑行，郭沫若在《炉中 煤》中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怀着炽热的心唱出了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中国现代，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然而对于一个生性 刚强的民族，这也正是激发其民族凝聚力、战斗力，展示爱国主义情怀的时刻。从芦沟 桥事变到抗战结束，中国现代文学英勇地担负起了民族救亡的使命，无论是国民党统治 地区(国统区)，共产党统治地区(解放区)，还是日伪统治地区(沦陷区)、上海的孤岛( 特殊租借区)，在“爱国救亡”这个旗帜下人们的文学热情完全是一致的。1938年3月， 由郭沫若、茅盾等任理事，由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由老舍主持日常工作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文协”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分会，出版会刊《 抗战文艺》。文协成立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 实生活，得到了作家们的拥护，作家们纷纷走出书斋，分散到各地，或投笔从戎，或参 加各个战地的群众动员工作，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广场诗歌、街头剧非常发达，多 人合作形式也非常盛行，如《保卫芦沟桥》、《台儿庄》、《全民总动员》等等都是当 时出色的合作作品。抗战时期以救亡为中心的爱国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如在大众化方面就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爱国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获得了另外的表现 形式。共和国诞生之初，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立状态，因此许多作家将 爱国主义和反美反蒋结合起来，以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为代表，产生了一系列优 秀的鼓舞了一代人的斗志的好作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平、发展成了世界政治局势 的主流，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文学的主导面也发生了转化，转化到呼唤祖国统一、歌 颂祖国历史、赞美祖国河山、宣扬中华文化方面来。如台湾著名散文家余光中，他就写 了大量的抒写祖国分裂给孤悬海外的台湾人民造成的痛苦，表达对祖国大陆的思念，渴 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散文；贾平凹虽然不是专治散文的，但是，他写商州、静虚村等陕南 风景、风土人情、文化、生活情态，流露出浓郁的文化内涵；这方面张承志也有突出的 表现，他的《荒芜英雄路》、《情节的精神》、《无缘的思想》等等就是这样的佳篇巨 制。在《清洁的精神》中，他以浓墨重彩勾勒了中国文化源头处先秦时代的典范人格的 意义，歌颂一种清洁的“士”的精神，他以深沉的笔调描述了荆轲、许由、高渐离等心 灵“清洁”之士，表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独到的理解与缅怀。
三、以休闲、感觉、性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精神
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中国城市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的主导 思想意识逐渐地转化到都市精神上来。及至20世纪末，中国作家基本上都生活在都市中 ，他们即使是出生于乡村，也都是在城市完成了大学学业，进而在城市中获得自己的职 业，成了都市人。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分量正在逐渐地减轻，文学对乡 村生活的关注，文学对农民生活的反映，不仅从量上说在减少，同时从质上说也在减弱 ，真正身体力行地体验着农民生活的作家正在减少。相比较而言，表现都市生活，展现 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人心理，反映中国社会都市化进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状况的小说、 散文、诗歌却层出不穷。
辛亥革命之后，上海等地城区迅速扩展，城市经济文化发展迅速，随着现代都市的形 成，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代表都市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阶层闲适主义文学趣味、 快节奏的文学阅读要求、感伤主义的感情取向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随着中国文学传 播形式的现代化，现代杂志报刊业崛起，中国第一批依靠稿费生存的职业作家诞生了，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等，他们的作品以反映都市恋爱生活及其情 景为主，极尽小说写情之能事，有人曾经将他们的作品中的“情”进行了分类，竟然有 “怨情”、“哀情”、“苦情”、“痴情”、“绝情”、“艳情”、“奇情”、“恨情 ”、“幻情”等近10种。这类作品关心的大多是都市人情感生活中爱情生活这一部分， 而且在对都市人爱情生活的反映上又常常是夹杂着消闲和娱乐的因子，《礼拜六》发刊 词中就对刊物的宗旨如是说：“一编在手，万虚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矣快哉 !”这是一种典型的市民刊物，只有现代都市市民，特别是上班族，他们才有一周工作 、周日休息的时间要求，第7天休息的欲望是都市人才会有的欲望，第7天看休闲小说过 休闲的一天也是都市人才会有的阅读要求。
随着上海都市消费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形成，成熟形态的都市小说是由上海一拨在审美 趣味上向市民读者倾斜的新文学作家来完成的。他们继承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商业性传 统、消闲主义美学趣味、言情谈爱的题材域限，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近代的鸳鸯蝴蝶 派在中国现代的最好的传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上海老派读者的 旧小说市场已经萎缩，新兴的、文化程度略高的雇员阶层正在形成，白话小说渡过了它 单纯的“先锋”时期，已经成为大众文学形式。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依托书店和刊物， 有的甚至进行商业炒作，从事都市文学创作，“从中国旧文人的角度来理解享乐主义的 、反对道德束缚的、提倡纯粹的艺术美的都会风格”①。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自 己的美学追求和独特的创作成就，他们在文学上首次提出了“都市男女”这一具有海派 风格的都市文学常写常青的主题，性爱题材被他们进行了唯美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完全 新式的对待欲望的思维，他们在小说的形式方面也有较多的探索，特别是在借鉴西方象 征主义、唯美主义小说方面，他们“改变叙事切入的角度，尝试心理的、象征的、新鲜 的小说用语和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这派人物中，以张资平最有代表性。张资平“五 四”时期原是创造社的元老作家，早期的他在创作上嗜好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推崇 自然主义写实。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在“五四”时期受到解构，但是也只是形成了中国现 代浪漫爱的新的传统，过去的情爱观念并没有受到彻底的解构，到此时上海的张资平等 敢于大胆在描写男女之事，敢于言必称性，其性爱小说突破了旧言情体，丰富了人们对 感官、狂喜等身体性因素的认识，这在中国——一个礼教传统非常重的国度应当说是有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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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华文学通史》第7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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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完成都市文学的版图，将都市文学推上现代文学之顶峰的是紧随其后同样风行于 上海的“新感觉派”。他们的成型和上海租界内的南京路、霞飞路林立的百货广场、酒 吧、电影院、跳舞厅息息相关，没有活动其间的白领阶层，也就没有了新感觉派的表现 对象和消费对象。新感觉派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他们所写的都市街景是过去的中国小说中所没有的：“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 街……强烈的色调化妆着都市啊!霓红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 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鞋。”①他们把色 彩声光感觉化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疯狂的都市之类。他们所写的都市人生、都市 心态也是过去的小说中所缺乏的，他们给中国都市小说带来了新的审美元素：一种迷醉 的、疯狂的、快速的、心理的语言和叙事风格。但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也经历过巨大 的曲折。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解体，都市发展受到限制，例如上海，解 放以后经济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失去了她国际金融中心、东亚第一大城市的地位，文化上 也没有能保持它那独特的都市品格，城市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独立性消失不再，都 市文学的消费群体都市白领阶层也消失了；都市白领阶层其存在的典型环境，如自由经 济，如舞厅、酒吧、爵士乐、跑马场等等都因其资本主义性质而被割除，都市文学特殊 的题材域消失。这段时间，即使有描写都市生活的，从题材上看似乎是发生在都市中， 但是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只能算是工业文学，而不能算是都市文学。都市文学的复活 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80年代末，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市 场经济之主导地位在中国重新确立，特别是在南方，比如广东，出现了深圳、珠海等新 兴都市，在这些城市中都市生活的性质和内地农村、城市生活的性质相比渐渐地发生了 质的变化。这一点也首先在深圳的文学创作中表现了出来。因此中国都市文学的复兴是 从中国南方的深圳开始的，《深圳文学》1994年左右提出“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在珠 海等地连续召开创作会、理论研讨会，王蒙、余秋雨等著名作家、理论家都发表对记者 谈话，或者写文章对这一现象发表了正面的看法，一时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久违 了的“都市文学”再度出现在中国文坛上。90年代末，上海出现了新新人类写作，这种 写作表现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和感伤主义的都市症，焦虑、错乱、失态、虚弱的时代意识 ，以冲动的、情欲的语言风格，加上迷乱、颤栗的意象，突现一种昏暗的、感官的、无 法自持的都市空间和时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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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参见《公墓》，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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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都市文学是一种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反映现代都市精神状况的文学形 式，它有深入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核心、理解现代人精神品格的一面；也有以消闲的感官 化的文学形式弥补现代都市人紧张的生活节奏，重视性、爱主题的一面。换而言之，城 市的压抑和绝望是它们的对立面同时又是盟友，现代生活的紧张和焦虑在这里成了审美 的对象也成了反对的对象。
四、以猎奇、有趣、娱乐为核心的通俗文学精神
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雅、智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在骨子里就是平民的、大众的、朴 素的，这不仅是指它的白话的形式，还指它的民间化的价值追求。但是，文学作为一种 艺术，它依然是相对技能和趣味的产物，现代文学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与最广的阅读 者获得和解。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在通俗化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有的在形式上追求传统化，长篇小说采用章回体，诗歌采用民歌、打油诗体例，如解放 区的赵树理等追求的故事型叙述，金庸、梁羽生等的章回体武侠小说；有的追求思想观 念上和大众同一，向大众的价值观靠拢，向工农兵看齐，深入工农兵生活，接受思想改 造的观念；有的则走言情的路子，比如30年代海派作家叶灵凤，80年代以来台湾作家琼 瑶以及她的一大批大陆的模仿者，这些都是对文学通俗化的探索。总的看来，上述几个 方面的通俗化探索在争取读者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文学的通俗化，有的时候是 以损害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为代价的，比如，文学的大众化、工农兵化则可能损害其启蒙 价值立场，再比如言情文学，从鸳鸯蝴蝶派，到30年代上海的海派言情文学，到90年代 以来的港台言情小说，常常是以浪漫爱的幻觉以及在爱的方面向旧道德退却为代价(从 一而终、至死不渝、男权主义等等)，有的时候又陷于肤浅的炫情，“言情”小说大多 是模式化的，有才子佳人模式(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和世纪末的琼瑶采取的都是这个思 路)、三角性爱模式(张资平)、变态性爱模式(叶灵风、张爱玲等)等等，之所以言情需 要模式是因为通俗文学作家需要更多地考虑一个时期大众的阅读趣味，向大众口味妥协 。
因此，通俗化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为人们关心，但是还没有完全处理好的 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界围绕文艺大众化、文艺的民族形式所发生的争论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2年，上海文坛发生过一场有关“通俗文学”的讨论，反映出这一时期创作在“灌 输合乎时代思潮的进步的思想意识”，形式上具有“中国老百姓熟悉的中国气派和中国 作风”的通俗文学方面的分歧。当然在通俗化方面，也有做得相当出色的。例如张爱玲 ，她特别能处理“雅俗”关系，在上海文学家中独树一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 同时能在大众和专家间同时获得欢迎的作家。这可能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俗人 俗世的参悟与渗透，它自己曾经解释小说集取名《传奇》的目的在于“在传奇里面寻找 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小说技巧如对《红楼梦》、《金瓶 梅》、《海上花列传》的借鉴，这些都使张爱玲获得了大量的读者；再如，张爱玲在《 不了情·前记》中自言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因而她是中国现代严肃 作家中少有的那种具有通俗意识的作家。从上述三个方面看，张爱玲的成功就相当容易 理解了。张爱玲的小说常常一方面着力于人物品格精神的世俗性和行为的平淡性描写， 另一方面又在言情中散发出强烈的人生意韵，《金锁记》曾经被傅雷认为是上海文坛“ 最美的收获之一”①，便是由此而来。有论者认为张爱玲继承了海派作家张资平、叶灵 凤在描写性欲以及表态心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将它们作为流行小说的元素引进文学，这 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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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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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金庸在港台、大陆以及海外华 人读者中都获得了广泛的影响。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伟大方面 有它独到的贡献，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是章回体，人物也基本上是类型化，但是他在技术 上达到了传统武侠以及其他通俗小说所不能达到的水准，它使中国通俗小说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收稿日期：200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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